2015-10-25 《黄衫客传奇》：“西方化”的改写与译介
“可是，不要以为你能逃过惩罚。你的一生都要遭到报应，但你很快就会得到宽恕，当你我在坟墓中相会的时候，你将永远忠诚于我。”
本应有的惩罚和报应，变成了梦中的宽恕，变成了死亡的相会，也变成了死后的忠诚。小玉托梦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情境，以一种解脱的方式得到了某种西方式的救赎，小玉之死并非是要对软弱而负心的李益付出代价，反而在梦中让他找到了一个归宿，这种归宿是对于现实的反抗，身为政府官员的李益放弃公务，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这种归宿也是对于自身悲剧命运的解救，“通过幸运地与死亡亲吻，李益最终从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只有死亡，可以永久治愈人世间的所有苦难。”
这是人世间苦难造成的悲剧，对于李益来说，完全改变了自身软弱的悲剧命运，而对于陈季同来说，也完成了中国古老传奇的一次西方式嫁接，李益的痛苦，李益的无奈，李益的恐惧，在梦中的小玉看来，“证明你的罪恶是出于懦弱，并非出于故意”，他为她操办了隆重的葬礼，选择了富贵的墓地，这一些所做作为得到了小玉的理解的宽恕，所以最后的李益看见小玉拉住了自己的手，“温情款款”地将他带离痛苦的现实，“我现在原谅你了，我还是爱你的，我来带你一同去那无尽的乐土。来吧，我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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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26·2150420·1160 |
报仇和算账，黄衫客永远站在家族的这一边，也站在弱者的面前，所以当小玉被黄衫客拉着手来到挣扎在死亡中的李益面前的时候，他也把李益拉入到家族之中，以真正解脱的方式给了这两人的爱情悲剧另一个归宿。而其实，这种解救明显带有西方式的信仰救赎的意义，这是陈季同对于西方文化的借用，也是对于中国传奇的一次改写。这个脱胎于《霍小玉传》的故事在陈季同的笔下，已经有了很多西方语境，虽然《霍小玉传》里也有小玉梦中所见的那双鞋，“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但是，使小玉脱鞋的却不是黄衫客，而是“黄衫丈夫”：“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霍小玉传》中只此一处提及黄衫丈夫，抱着李益而来，又为小玉脱鞋，是一种相见，也是一种别离，而仅仅在于一种中国式的托梦意义，不是报复者，当然也不是解救者，而当最后小玉撒手人寰，对于李益来说，并非是自陷在痛苦中而难以自拔，反而开始了对于另外女性的报复，游广陵而得名姬营十一娘，李益对营十一娘说的不是忏悔，不是认错，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告知她：“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让她害怕自己，为的是肃清闺房内淫乱之事，而对于营十一娘的态度，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变态的行为：出门时用浴盆把她倒扣在床上，周围加封条，回家后要详细查看，然后才揭开，而且又准备了一把短剑，对着那些侍婢说：“这是信州葛溪出产的钢铁，专门斩断犯有罪过的人的头！”因为李益在这一场悲剧中完全失神失态，所以他对所见到的妇女，每一个都要猜忌，最后娶妻三次，也都是用这样的表态方式处罚那些无辜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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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季同：站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 |
所以，《霍小玉传》的悲剧是中国男权社会中的一出女性悲剧，李益的出身、功名似乎都在强化他的统治力，他的男权意识。他“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而在功名获取之后，“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而鲍十一娘给他介绍的小玉也完全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女色”：“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风流和色母，只是为了满足李益的欲求，也是和他男性的风流之性形成了对应，所以李益感谢鲍十一娘时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两好相映，才貌相兼”似乎是中国古代婚姻观的一种理想，而小玉作为霍王的后代，与母亲被赶出家门，实际上也是男权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在小玉身上，处处有着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但是李益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命运，自然也轻易对她许下誓言：“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但是别离之后，却也在母亲的安排下与表妹卢氏结婚，“逡巡不敢辞让”的李益怕的是母亲的“严毅”，而实际上也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妥协，因为“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所以，“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这是自陷在家贫现实里屈从的门当户对，而自从和卢氏结婚之后，李益又不能向小玉交代，所以以回避的方式远离小玉的思念，所以李益作为一种薄情郎的身份而造人唾弃，但是即使如此，在最后相见小玉气绝之后，李益也并未感觉到痛苦，而是用男性特有的权力对女性实施变态的报复。
这是中国式的传奇，而在《霍小玉传》问世近千年之后，身为外交官的陈季同在选择这一蓝本进行创作时，自然糅合了更多的西方情景，西方元素，以及西方的观念。李益和小玉的相识是鲍夫人的撮合，一个有着地位的状元，是社会上层人物，另一个则是教养一流的美貌而女子，虽然小玉的身份也和原著相差无几，但是这一份爱情似乎比原著更纯粹，“他看到迷人的樱唇，微露出如孩子一样小巧而洁白的贝齿。秀发垂额，一双大眼睛望穿秋水一般，抬起来看着他。这一双秀目顾盼生情，纯洁无暇，李益觉得那么美好，禁不住报以最深情的凝视。”他对鲍妇夫人说：“我爱她，而且我肯定她也爱我。这就够了。您说她很富有，很好。但即便她很贫穷，我也一样爱她。”似乎只有纯真的爱情，和地位无关，和男权无关，甚至，在李益身上，没有那种追求功名的权力意识，甚至他讨厌这一切，“布满尘土的书卷，考试，彷徨，甚至录取，所有这一切都像遥远的过去一样烟消云散。”所以他看见小玉并立下誓言，是为了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而他的爱情所遭遇的也是母亲的阴谋，回家之后告诉母亲的这个爱情瞬间遭遇了打击，“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李益的母亲拉着利益，对着宗祠的牌位对他一番教训，也就是说，在母亲的观念里，小玉是没有父亲的人，和李益不可能门当户对，甚至还是对家族的羞辱，“是的，你心存疯狂的幻想，认为我能接受这种亵渎。因为你的疯狂，我为你感到脸红，我也为我自己、为所有的祖宗感到羞耻。”而在痛斥之后，李益又迅速被母亲拉到婚礼现场，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益就和卢小姐结为秦晋之好。
李益完全是被拖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中，他没有反抗，没有争论，“所有能向一个沮丧的妈妈说的和做的，都没有实现！这种夹杂着可怕诅咒的狂怒、神秘的场所、对亡灵和家中守护神的召唤；这种戏剧性场景，伤害每个人的言辞，这种仇恨，而且是在他满怀着爱回来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针对着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他心痛欲碎，大脑停止转动。”所以在陈季同的笔下，李益是一个懦弱的书生，听命于母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他把卢小姐也设置成一个这场婚姻的牺牲品，是家族式欺骗的承受者。所以在这个软弱的爱情中，李益陷在一种恍惚、恐惧的状态中，梦境成为他生活中的全部，在梦中他看见一个不认识的自己，他看见一个无法触摸的小玉，他看见凶神恶煞的母亲，这种极具西方意境的心理描写让李益的形象更为生动丰富，也更为立体多元，他想要和小玉的爱情，却又屈服于母亲的安排，他想要进行反抗，却无法走出自己的软弱，“他从癫狂中走出来，那曾使他一时陷入疯狂、羞愧和绝望的境地。他严厉地审视自己的行为，最后认为自己有罪。在他眼中，自己已经堕落了。”
软弱而有一种罪恶感，完全超脱了《霍小玉传》中那个负心郎和变态者的形象，也颠覆了男权统治者的身份，而这种性格在李益自己看来，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早在和崔允明讨论中就说起过自己的这一性格，崔允明认为李益有着双重性格：“生活中常陷人与自我的斗争之中。……我一直这样评价你：你总是想要而又放弃。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而李益自己也觉得陷在这一双重性格之中，“但我对此也无可奈何，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双重人格，命运的安排，所以在这样一种宿命论面前，李益才会和小玉永远分开，才会进入不想要的婚姻殿堂，才会在噩梦中无法自拔。但是李益的双重人格并非是遵从命运，在他身上终于成长期一种反抗精神，他离开母亲，告别家乡，毅然决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内心深藏压抑之后的爆发，其实这种反抗并非完全可信，也违背其屈从的性格特点，但是却给他双重性格一种富有张力的表现，也正是着一种冲破家庭藩篱的大胆举动，使得最后小玉宽恕了他，使得最后两个人在死亡中得到了解脱。
从惩罚到宽恕，从宿命到反抗，从变态的男权到死亡的解脱，这是陈季同对于《霍小玉传》的一次西方式改写，就像黄衫客一样，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极富西方元素的符号。这部1890年11月由巴黎Charpentier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距离《霍小玉传》近千年，实际上是陈季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清末外交官，他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洋务教育，精通法文，而在青壮年时期，他在欧洲生活十余年，接触了欧洲外交界和文化沙龙，所以站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陈季同，自然需要用文字向西方人讲述一个中国传奇，在《黄衫客传奇》问世前，陈季同就曾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快乐》四本书，这四种著作，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充满清茶芳香的“文化中国”，以期抵御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的偏见和不良印象。
而《黄衫客传奇》的法文标题是“Le Roman de I，Homme Jaune”，法国读者会把它理解成“黄种人的小说”，黄种人小说对黄衫客传奇，其实是另一种解读，标题似乎是一种陈季同式的双关语，而其实，这种设计让人看见了一个被改写的中国传奇，更让人看见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陈季同的改写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西方情境，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用一种推介的方式架起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所以在其中，更多的是表面上的介绍和横向意义的对比。
建于公元四世纪的琉璃塔、彩色砖木结构的寺院、三年一次的会试、聚会场所的各种中国式陈设，以及菜肴、鲍夫人的首饰、月老故事，还有发放皇榜的仪式、和卢小姐结婚时的仪式、小玉死去之后的葬礼，种种的文化，种种的仪式，陈季同用了大量笔墨不厌其烦进行描写。同时，他也多次提到中西方的不同，“接着，女仆又端上一道香菇蒸乳鸽，与之一起食用的是美味的燕窝汤，现在欧洲人也开始喜欢这道菜了。”“上菜的间歇，客人要猜拳行令，这种游戏很像意大利人的‘划拳’。输者要罚酒一杯，幸运的是中国人用的是小杯。”在写到那一座寺庙时，更指出了和西方修道院的不同：“寺庙本身是一所雄伟的建筑，从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死亡的悲伤情绪，这种情绪我们是要藏在心底的。而一旦我们走近欧洲的修道院，却感到一种阴郁、沉寂的气氛，它们是那么缺少建筑特点，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监狱。”对中国元素的生动描写，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具体的对比，很容易看出陈季同改写这个中国传奇故事的另一种目的，而在这种改写中，他甚至把大历时期的中国都城改在了自己熟悉的南京，“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近日来处于某种特别的骚动之中。”
这是一种虚构，对于陈季同来说，其意义就在于向西方打开一个中国之门，借鉴西方的宽恕、救赎和归宿等观念来给《霍小玉传》一个更符合西方人阅读的文本框架，是陈季同的突破，但是用文化的硬推介使之“西方化”，则有点本末倒置，就如最后那个附录里的《英勇的爱》，将中国落后的伦理道德崇高化和喜剧化，完全是一种译介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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