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15年7月20日

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是一个假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也是一个假如，戏剧或者爱情，以这样一种假如的方式出现，充满了梦幻色彩，也变成了对于现实的一声叹息，假如之外，艾琳是一个工厂的打字员，是不情愿削土豆的女人，是一个在熨衣板面前皱着眉头的妻子，是一个质疑”你能负责什么”的爱人，从戏剧的世界里被拖出来，当爱变成了“不喜欢”，理由被简单地说成是“我们不是理想得一对”。

是那个叫比尔·格罗夫的“我”说的，一个父母离婚的男人说的，一个错过了“大兵权利法案”机会的退伍士兵说的，一个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的小职员说的，一个认为“结婚时太年轻”而生活在假如里的爱人说的，其实，男人和女人，艾琳和我，也几乎在一种同病相怜中“谈情说爱”，一样的父母离婚，一样的没上过大学，一样的在艰难谋生，可是为什么分手而结婚，结婚而隔阂会成为两个人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九四九年春天，这是纽约，这是迷宫般的十一楼，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在这个从爱到不喜欢转变的世界里，永远不是两个人简单的爱与不爱是的矛盾，不是简单的现实与梦幻的冲突，还有我靠离婚赡养费生活的母亲，还有和我一样在玻璃格子间工作的丹。

母亲一直对艺术有着不懈的追求，在童年阶段，在我看来是一种鄙视金钱的勇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立，但是在家庭的变故，婚姻的解体，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艺术变成了一种遥遥无期的梦想，在喝酒的醉态中，在牙痛的折磨中，她变成了“艺术游民”，用艾琳讽刺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很难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这就是艺术的尴尬，也是梦想的尴尬，但是说出这些嘲讽的是自己的媳妇，对于一个叫母亲的人来说，也只有无奈的喟叹，虽然之后开始自力更生，开始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但是这样一种尴尬似乎从来没有可以真正解决的办法。而对于我来说，在母亲那种尴尬之外，也有着婚姻的无奈，爱变成了不喜欢，艺术变成了争吵，甚至艾琳开始对于自己最好的朋友“丹”有了那么一种暧昧，那么生活在游民状态的就不止母亲一个人，失去了“美国大兵权利法案”的机会，是一种战争游民，在婚姻中只看到假如是一种爱情游民。那么那个和气的丹呢，他生活在怎样一种游民状态中？“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即使有过那么一种暧昧，也只是另一种虚幻，而且丹似乎也不会知道，所以在我决定去巴黎的时候，和丹分开走向不同的路口，也是走向不同的人生，“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重重阴影并不是只投射到丹的身上，当然也投射到我的身上，投射到母亲、艾琳身上，投射到大萧条时期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艺术游民，是战争游民，是爱情游民，是政治游民，总是在现实的底层，总是在尴尬的生活里，看见微弱的梦想和爱，最后却总是被阴影覆盖。在《哦，约瑟夫，我很累》中，艺术游民的母亲形象更具体呈现出来，“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离婚后开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母亲海伦从何我父亲离婚之后从事雕塑，对于她来说，艺术代表着高贵，代表着神圣，代表着不同流合污，但是这仅仅是她自己可怜的想法，他希望自己的雕塑作品能够装点别人的园林式花园，希望和那些品位高雅有贵族气的人做朋友，甚至她想给刚当上侯任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塑像。但是她只是一个从俄亥俄州铺主的女儿，只是听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的女人，只是遭受了婚姻失败而贫穷生活的女人，住的房子天花板很低，厨房里蟑螂肆虐，离婚的丈夫也拒绝了支付子女上私立学校的费用，所以现实对她来说，不是艺术，不是贵族气，“我崇尚贵族！”，崇尚上帝，崇尚长相英俊的埃里克 ·尼科尔森并自称是自己的情人的海伦只能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中生活。

自欺的生活总会遇到谎言破灭的那一刻，四十一岁的她青春已经逝去，“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所以那个为总统制作雕像的伟大计划变成了一个笑话，通过邻居和教师，她将头像送进了白宫，可是没有记者采访，没有高贵地接见，“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而且在白宫的查理·海因斯说来，那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甚至就是自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可是看出来又如何？反抗又如何？在艺术游民的状态中，被定义的身份已经无法摆脱，就像她的好友斯隆·卡伯特一样，始终生活在一种假如的生活里，一个私人秘书，一个离婚的女人，却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则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命名是为了自救，却也是一种自欺，那些金鱼不是被重新命名，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名字，可是最后不是也死了？尴尬的现实总是可以找到隐喻的源头，斯隆将的那个耶稣出生的故事，不是一种命名的开始，而是一种结束，玛利亚知道孩子快要生了，但却感觉到极度的疲劳，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对于她来说，未来无期，“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我很累”就是游民的生活写照，这样一句喟叹从宗教故事里走出来，一定会走进现实里，《本色女孩》的苏珊就在和曾经离了婚又和她结婚的戴维争吵之后说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一个曾经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说成是发烧时做的梦的女孩，曾经在照片面前问“我知道我是谁”的女孩，一个“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的女孩，是观点鲜明、独立思考的本色女孩，甚至会在父亲面前告诉他她不再爱他的女孩，却找不到自己，爱上离过婚的历史老师，离开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对于苏珊来说，这种种的选择似乎是义无反顾的，可是她依然成为一个爱情游民，一个恳求着“上床睡觉”的女人，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丈夫戴维在现实中成为了一个政治游民。“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一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是完整的句子，是一个破折号，也是政治生活无法完整的注解，他想从政，却没有机会，而在不如意的政治生活中，戴维只有愤怒：“这个世界差不多好得像屎一样。这个世界是争斗、强奸、屈辱和死亡。”而这种愤怒最终成为婚姻死亡的导火索，“这个世界他妈的极不适合一个从圣路易来的爱做梦的富家小女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回家吧，岂有此理。如果你想找到‘挺好’，你就得离开这儿，回家，回到你操蛋的爸爸那儿。’”苏珊说她累了，也就把婚姻拉向了终结，离开戴维时，她说的一句话是：“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的为什么。大多数聪明的人不是都能明白吗？”

爱上有时候并不一定有原因，而不爱一定有诸多的理由，这就是在爱情游民状态中的无奈，而他们，不论是政治游民，艺术游民，其实最后都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都在自欺中构筑一个虚幻的梦。离开了妻子和女儿的沃伦·马修斯似乎在离开美国来到英国的生活中摆脱那一种游民状态，但是最终得到结果是妻子卡罗尔在忍无可忍中离开了他回到了纽约。对于沃伦来说，英国是一个避风港，但是酒吧女人对他身为美国人的鄙视，似乎又让他回到了游民的尴尬状态中，“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所以到皮卡迪利广场去寻找妓女，成为他宣泄的一个出口，也是游民的克里斯汀似乎爱上了沃伦，但是这种爱渗透着欺骗和自欺，渗透着调情甚至欲望，格雷丝和丈夫阿尔弗雷德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似乎是一个反面的背景，但是在慢慢趋向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爱情”中，沃伦最后发现这也是一个谎言，不管是克里斯汀，还是艾米，似乎都在这样一种寻找爱情的自欺生活中，而对于沃伦来说，不管是想占有艾米的欲望，还是和克里斯汀的缠绵，所抵达的终点依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不拒绝求婚，他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而阿尔弗雷德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千万别太相信女人的话。”

无论怎样的爱，肉体还是灵魂，对于游民来说，永远不是归宿，甚至在沃伦的世界里，克里斯汀永远无法摆脱妓女的身份，“毕竟，她只是个愚蠢的的伦敦街头小妓女而已。”再重新打算回到纽约，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艾伦听到了克里斯汀那个小音乐盒的声音，它唤起的情景是：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喃喃地说：“哦，我爱你”。我爱你是动听还是刺耳，对于一个要离开的男人来说，对于一个恋爱中的骗子来说，记住其实就是遗忘，“然后他松开手，让音乐盒掉进垃圾堆。”

美妙的音乐响在垃圾堆里，这是一种抛弃还是自救？离开而抵达，是一种告别还是回归？到至少沃伦是放弃了自欺的生活，而在《探亲假》里，19岁的一等兵保罗·科尔比在巴黎街头就完全是一种战争游民的游离状态，因为战争而离开美国，因为战争似乎也在讨厌美国，就像科尔比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战争没有结束，他只是在申请探亲假的时候在巴黎街头生活了四天，这四天里他遇见了俄罗斯姑娘，在缠绵中他只是以一种姿势和她保持着身体的接触，“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但仅仅限于此，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情欲，六个避孕套，5分钟20元钱的费用，似乎都发生在皮嘉尔广场一带，发生在灯红酒绿的世界深处，对于科尔比来说，只有那一张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最后一张床，也是在唯一的一张床，当全欧洲只剩下他一个“在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的男人，对于科尔比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其实也像是一个自欺的故事，在探亲回来之后，他看见了离婚的母亲又有了自己的丈夫，有了另外的孩子，而曾经的妹妹玛西娅向他展示了追她的军人照片，却跟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一个二十三岁的轰炸机腰部机枪手，一个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的男人，却是一个神经出了点毛病的人，所以这样的说法自然只是一种谎言，而在谎言面前，科尔比的想法是：“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对爱情充满了遐想，却也是在自欺中生活，在大萧条的现实里，在隔阂的生活中，在各种艺术游民、战争游民、政治游民、爱情游民的世界里，谁能够把假如变成希望，谁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切？悲观或者讽喻，叹息或者无奈，在这“我很累”非圣经故事里，他们似乎都活在重重的阴影里。可是，这自欺之外，还是能看见一些温情，我和丹分手的时候，他腼腆地对我说“嗯，问家人好。”只是当我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向他回应得时候，其实对于来说是充满自责的，而在《哦，约瑟夫，我很累》里，海伦被嘲讽之后，至少我们还能把妈妈当成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而苏珊的父亲在苏珊失败的婚姻面前，只说了一句话：“听着，保持联系，好吗？”苏珊说，“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而其实，在不爱面前，爱有更多的为什么——爱可以抵达梦境，爱可以结束游离，爱可以问家人好，爱可以说出“保重，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