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 著 丁聪 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草和诗歌，牺牲和死亡，个人生活会如何选择？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死存亡，小羊圈胡同住户的荣辱浮沉，都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里，广大平民陷入战争和动荡的悲惨遭遇中，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也有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不管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是民族气节，都将整个中华民族的那段灰色记忆，浓缩在了一个大杂院十几户居民的悲惨遭遇与忍辱负重之中，但，也有信心：“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四世同堂》：没有反抗精神自然会堕落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 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老舍：我听到了最后的风声

他说，只要有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不太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他不能容忍孙子瑞丰和胖菊子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在不得不离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而当瑞丰在那一次敢骂嫂子、瞪祖父的时候，他要求瑞丰下跪”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拚命！”浑身哆嗦的祁老爷就是要维护这样一种伦理和权威。但是这四世同堂的结构却并一直如此稳定，儿子老实，媳妇多病，所以为了不破坏家规，他和长孙长孙媳妇来商议家中的大事，而这仿佛也是一个隐喻，在四世同堂这个看起来牢固的序列里，其实隐藏着病患，隐藏着不安，甚至隐藏着矛盾，实际上，祁天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已经不具备承担家族事业的重担，开设一家店铺是为了生计，而在整个激变的过程中，祁天佑或者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依靠的是一种非人力的安排，是传统却虚幻的“天”，所以和患病的妻子组成的第二代明显缺少权威，也面临着脆弱的死亡危险。

在偷生的年代，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运不来货，猪肉铺连一块肉也没有，当自己的店铺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买卖的货物时，对于天佑来说，那个“天”已经面临着崩坍的危险，而日本人让他们填的那张表，其实就是“奉旨抄家”。因为没有实行日本人所谓的“平价”，所以最后被他们拖了出去，一块白布坎肩上写着的大红“奸商”对于祁天佑来说，是一种对伦理的颠覆，是一种道德的耻辱，所以在这种已经幻灭的现实里，他选择了自死，他看见了一个世界的灭亡，而这个世界就是四世同堂应有的稳定：“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祁天佑之死，对于祁老爷来说，“四世同堂中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而这种中间式的破坏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失衡的一种象征。当日本侵略者杀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四世同堂一样的秩序和文化，必定遭受一种破坏。日本人要求中国人办理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这是人格的丧失；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这是一种气节的沦陷，“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而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来说，这种人格和气节的丧失，最大的痛苦却落在了祁瑞宣身上。

瑞宣是长孙，祁天佑的老实，使得家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瑞宣本身的性格是软弱的，是不争强好胜的，他甚至宁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家族的安稳，而这一代人又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有限地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在新旧交替中，在长幼秩序中，瑞宣的矛盾体现在多重上，在自我生活里，他为了替家里人着想，甘愿放弃恋爱神圣和结婚自由的思想，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女人，“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成全的是大家的“满意”。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观念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当弟弟瑞全提出要出去抗争的时候，他是鼓励他的，因为在弟弟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但是在成全弟弟出去不做亡国奴的同时，却把自己放在了自我痛苦的中心，“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尽孝是一种关于家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却是一种妥协，和他接受婚姻一样，是一种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瑞宣的常态，当战事不断发生变化，当小羊圈发生变故，当整个形势发生扭转，在瑞宣那里，也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见证了钱默吟的被捕，见证了小崔的冤杀，见证了冠晓荷的谄媚，见证了弟弟瑞丰的羞耻，瑞宣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不想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出卖国家，不想学生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在钱默吟的斗争论的影响下，他也开始从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因为活在传统里，所以更容易看见传统的危害，看见自身所带的那种错误的基因，所以在自己被捕、在父亲被害之后，作为四世同堂顶梁柱的瑞宣彻底的决裂，“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抗争，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为了另一个四世同堂，所以正像钱默吟所说：“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所以在四世同堂的第三代身上，其实隐射这整个民族的三种方向，瑞宣代表着维护传统却最后觉醒的群体，瑞全代表着一开始就抗争的青年群体，而瑞丰则是那种出卖利益换取自身安危的耻辱群体，瑞宣的矛盾和仇恨，瑞全的出走和抵抗，对应着瑞丰的软弱的死亡，就如钱默吟所说，是需要在赶走敌人的同时清除自己的垃圾。那些垃圾是冠晓荷，是大赤包，是蓝东阳，是李空山，是高亦陀，甚至是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者，是不敢反抗的学生，是不知羞耻的野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为日本人卖命，如何做一个汉奸，冠晓荷的告密，大赤包的勾结，蓝东阳的粉饰，李空山的钻营，高亦陀的奴性，绘制出一幅卖国的群像图，“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在外患到来的时候，真正可耻的除了这些垃圾，还有曾经封闭在自我世界里没有骨气的人，“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当这样人生观的牛教授最后会被日本人培养成新汉奸的时候，他的不抵抗也是人格的沦陷，“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

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某重种程度上也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诗画可以变成买通官职的商品，报刊文章可以成为粉饰侵略野心的工具，而冠晓荷制作的那本记录日本人、伪组织的高官、声望高的汉奸和地方有头脸的人的信息的名册，就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是一种讽刺，一种隐喻，而其实，与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反抗的基因，甚至也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小文夫妇、尤桐芳就是利用游艺会而刺杀日本军官，虽然最后被击毙，但是也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而一心要复仇的钱默吟，在告别了士大夫的习气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首新诗：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一种是奴隶，一种是战士，而当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被捕而处死，蓝东阳逃离日本而尸首全无，这些奴隶也在“伴君如伴虎”的乱世中品尝到了覆灭的滋味，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生有时只是一种苟活，所谓的死，却可能是一种救赎，“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死亡埋下的是仇恨，仇恨带来的是斗争，而斗争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在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陷落、太平洋战争、日军投降之后，乱世带来的死是一种悲痛，生却是一种希望，四世同堂的最新一代妞子最后因为饥饿，死在了日军投降前，这是黎明前的悲痛，而当迎来最后曙光的时候，瑞全也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族，“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而祁老爷最后的那句“到底回来了”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悲痛，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失落，最后却归于无语，这杂陈的感受也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乱世之后所表现出的复杂感情——“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样板戏史记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96·2150725·1200
作者：师永刚 张凡 主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59.80元现价25.00元
ISBN：9787506348881
页数：397页

样板戏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的公共回忆以及中国国剧史上的某种文化遗迹与经典，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而且确实曾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这种全民性的普及始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群体性京剧革命时代。八个样板戏主导了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重张，甚至生活的戏剧化形态，或者说彻底的“文娱京剧化”。而样板戏，也成为一个时代以京剧为形态的重要的悲喜剧。不仅仅是国家的，它甚至是私立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来说，样板戏正在成为一段历史的背景。这一部样板戏传记，首度披露了江青与样板戏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真实内幕，与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的恩怨情史与结局，是官方审定的首本集中讲述样板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文献。

《样板戏史记》：妖魔化的革命美学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红灯记》

延续还是重生 改革还是嫁接？在栽树撒种的孕育中，在结果开花的收获里，时间分列出前传、正传、外传和后传，而当一个时代断裂在权力的统治里，就只剩下几乎封闭的舞台，没有咿咿呀呀的唱词，没有风花雪月的情调，没有才子佳人的故事，不管栽什么树撒什么种子，不管结什么果开什么花，所有的颜色都是红色，所有的人物都是英雄，这个时代叫“革命年代”，这个舞台叫“革命样板戏”。

而当时间翻过这一页，重新变成记忆里的“史记”的时候，记忆所要的是恢复那个时代，还是在反思那种过往？是要消弭那种鸿沟，还是要改变那些命运？“本书仅供40岁以上人士‘收藏记忆’”，可是那耀目的红色记忆真的可以收藏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履历中？或者对于我这样一个处在“40岁以上”边缘的人，对于“样板戏史记”从来没有过记忆，它在我出生之前发生，在我懵懂之后终结，所以对于革命样板戏的史记，只有旁观，只有探寻，只有听说，10年前买过的盒带，书库里保存的唱词，以及隐约而不完整听过的京戏，似乎都将“革命样板戏”这个词组带向一个纯私人的记忆中，在不具备公共评判的片段解读中，它们其实远离我的生活，远离一种经历，远离好恶的感性判断，是揭秘也罢，是好奇也好，它只是开在别处的一种红色风景。

可是，它毕竟活跃于历史舞台，毕竟盛开于革命时代，毕竟普及于公共空间，“谁记得，红灯闪闪里的青春，谁忘了，茫茫雪原中的暗号。样板戏在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远不止是戏，它如此深入地凝固了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公共娱乐方式。”那段历史里提出过“审定旧剧目，分清好坏”的戏曲改革目标，写下过“艺术服从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坚持政治挂帅”、“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的批示，也命名过被标注的“红灯年”，而当革命和样板，革命和京剧，革命和艺术联姻而成为这个舞台的主题的时候，它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十年磨一戏的《红灯记》由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编导、一流的作曲而架构成一流的作品；八大样板戏在全国掀起了红色风暴，场场爆满，被看戏的人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这是京剧化的一个出色样板。”十年之后，样板戏在数量上由8个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样板戏”变成了更具覆盖面的样板作品。

从1963年毛泽东批示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而开始改革，到1964年29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从1965京剧《红灯记》在上海大剧场连演40天掀起第一个高潮，到1966年北京召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最后定名“革命样板戏”，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戏改”将中国的文艺政治化带向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终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所以那舞台上的声音是：“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期盼；是“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激昂；是“莫以为码上无风无浪，上海港从来是激烈战场”的战斗；是“心潮汹涌如浪翻。春夏秋冬来复去，报仇雪恨志更坚，狼嚎虎啸何所惧”的革命。而舞台上的颜色则完全一抹革命的红色：《红灯记》中的红灯，杜鹃山上的红花，李铁梅身上的红花袄，江水英、吴清华的红衣，拥戴柯湘的自卫军扎的红腰带，在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连码头工人用的杠棒也饰以红缎……

红色，是革命的颜色，英雄是革命的人物，此为“样板”。样板是凝固而为永恒的规则，样板，是定型而不变的秩序，样板，甚至是遵从而不能议论的风格。所以，杨子荣的形象必须年轻、机智、挺拔、庄重、高大、整洁，李玉和不能像原型一样好喝上两口、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有时还挨母亲的训；所以，“只能让座山雕围着杨子荣转，不能让杨子荣围着座山雕转”，即便是在打斗中，杨子荣也要正面示人，而座山雕只能背对观众；所以，《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必须完全一样；所以《海港》全剧的演出便控制在1小时54分钟到58分钟之间，仅有4分钟的误差，《智取威虎山》更是把误差控制在两分钟以内，演出时间始终在1小时56分钟到58分钟之间。按照样板板严格统一复制，不许创新不许差异，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而这样的脸谱化、模式化、样板化的戏剧在“八亿人民八大戏”的时代，才被冠上“经典”之名。

作为文艺形式，京剧在2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似乎也在走着一条样板化之路，和唐诗、宋词、元曲的格律一样，当徽班进京最终变成国剧之后，京剧似乎也一直在走着样板化之路，慈禧太后亲自改造编订的一百零五出本变成“御制品”，是京戏的第一次样板化，乃至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以及各大门派林立，似乎都在一种模式化之路上行进。样板戏似乎以这样一种方式演绎它的前传，而在正传发生时，对于样板的理解完全变成了一种艺术和政治联姻的产物，“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是京剧的革命标准，所以从电影到京剧，李玉和的形象高于生活，从普通铁路工人变成了高大、刚健、挺拔，没有一丝缺点的李玉和；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阿庆嫂退居次席而郭建光成为主要英雄人物，结尾新四军乔装吹鼓手混入婚礼也改为直接用武力冲进去。英雄没有缺点，英雄是完美，而在这样的人物塑造上，样板戏甚至完成了一代人的好恶定义，在《红灯记》里，王连举是汉奸的代名词，表叔、李玉和则代称中共地下党员，“李奶奶或者铁梅，红灯与铁路，这些物象联合组成中国第一样板戏《红灯记》的地位与形象符号。”

样板戏，革命样板戏，革命和样板，在京戏前面的修饰语都变成了时代的标签，“戏之为戏，在其源头为狂欢时刻的表演；样板则望文而知其凝固于瞬间的机器味道。一为凭空而起的虚拟世界，一则为浇铸模型的现实世界，样板与戏，命名之初的冲突或已预示了其后的命运。”对于样板戏来说，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代表着当时的一个高峰，《红灯记》没有咿咿呀呀的声音只有铿锵有力的“仇恨入心要发芽”，《智取威虎山》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经典绝唱”，《红色娘子军》里短裤可军装相结合对于“革命+艺术”的突破，《奇袭白虎团》里的“云漫”舞蹈，以及《白毛女》中芭蕾舞、《东方红》中的交响乐，都创造了一个时代音乐剧的高峰，“尽管样板戏充满了善与恶简单化了的表演，配乐也是为纯粹的艺术家所反对的柴可夫斯基式的，道具和灯光效果过于精致，但它还是产生了短暂的戏剧性的光彩，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然而由于一再重复表演而削弱了它的影响。”《剑桥中国史》如此评价革命样板戏，其实，这些样板戏只是在一个特殊年代确定了一种艺术样式，固定了一种演出规则，而当其最终成为最高要求和唯一标准的时候，它扼杀的是另外的创新，缺席的是必需的改革，毁灭的是真正的艺术。

甚至，在这个光耀的舞台之下，在红色的戏剧之外，那些演员、编剧的命运，却并未像剧中人物一样，迎来喜悦、激动、胜利的红色岁月，最终走向光明的革命征途，戏里是一个世界，戏外是另一部人生，虽然同样有考验，有斗争，有诬陷，有反叛，却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1964年6月，江青对张春桥说：“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耻辱！”童芷苓正是杨子荣扮演者童祥苓的姐姐，因此，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下了台却接着受批判；沪剧李玉和的扮演者袁滨忠被打成“黑五类”，遭到造反派的严刑拷打，1967年12月被迫自尽时只有35岁；“阿庆嫂”赵燕侠因为顶撞江青，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被诬陷为“破坏现代戏的反单命分子”的阿甲，被划为“封建文人”的翁偶虹，成为被批判活教材的刘长瑜，因“破坏革命样板戏”后来被《上海地方志》称为“破坏样板戏的三大冤案”……如此众多的人生，在这一个革命年代里沉浮，而其实，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不光是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甚至在革命年代走向权力巅峰的那些人，在时代巨涛中也无法如戏里一样成为不变的样板，因接替李少春而出演李玉和的钱浩亮，在舞台上大放光芒，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他出席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中国京剧院，他成立了一个“红灯记战斗兵团”，对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和老师进行批斗，但是，当“四人帮”被粉碎后，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钱浩梁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曾经公开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的于会泳，1975年1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走向了自己的权力巅峰，但是当时代翻开新的一页，在“十一大”会上被点名之后，于会泳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已被“终身判决”，那年8月底，他喝下了160毫升左右来苏水自杀身亡。

台上台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这出与时代有关的人生之戏中，每个人都在曲折变化中走向不同的命运，“旗手”江青入狱多年后自杀身亡，“李铁梅”看破红尘，“李玉和”退居幕后，“洪常青”锒铛入狱，“阿庆嫂”遭遇车祸……似乎只有在戏外，他们才是具体的人，真实的人，才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个体，而革命、样板对于个体生活来说，似乎永远是一扇不曾真正打开的门，或者就是在那个虚幻的舞台上失去了自我。所以人生的悲喜剧也映射着一个时代的悲喜剧，“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这是巴金对于样板戏的一种“恐惧”，而其实当历史翻过了那革命的一页，走向“后传”的时候，一部分是观望和“记忆的复苏”，有90年代《红灯记》复演时的满座，有《红色娘子军》全国巡演时的热闹，有“红色经典现代京剧之夜”的回顾和欣赏，但是更多的是怀疑、颠覆，甚至否定。薛荣的小说《沙家浜》里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是她的公开情人，胡传魁这个江湖人却“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而2004年翻拍的《林海雪原》和《红色娘子军》纷纷走上了言情路线，甚至这里没有红色经典，只有历史的垃圾，这里没有英雄人物，只有被嘲讽的对象，“什么是现代？革命？样板？”丰江舟在《革命样板戏》的唱片里这样发问。

而这也成为革命时代之外，样板戏之外的一种群体性声音，当样板戏成为普波艺术的一个题材，实际上也变成了对于那个时代最大的嘲讽，而嘲讽或者还在反思，在红色记忆逐渐被商业浪潮吞没的时候，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消费的时代，1990年，是《红灯记》复演在北京的那一年，而在这一年，麦当劳大叔刚刚来到中国，青春无敌的少年们喜欢的是格言式的汪国真诗歌，大街小巷传唱的是中国第一部肥皂剧《渴望》，还有那些逐步走进卡拉OK的红色歌曲……

八大样板戏

·《红灯记》（京剧）
·《沙家浜》（京剧）
·《智取威虎山》（京剧）
·《海港》（京剧）
·《奇袭白虎团》（京剧）
·《白毛女》（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
·《沙家浜》（交响音乐）

 

中国时代1900-2000（上、下）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96·2150725·1199
作者：师永刚 邹明 主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77.00元现价23.00元
ISBN：9787506350808
页数：802页
副标题：《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这里有《纽约时报》上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献，有《时代》版韩战中美交战记录，有《华盛顿邮报》版的中美建交秘史，有《纽约客》上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有《新闻周刊》版的蒋介石兴衰故事，也有英国研究中国的方法等……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中国时代1900～2000》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是偏见还是洞见，是真知还是误读？那是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8年，6本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中国时代，是历史的“他者”文献，是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

《中国时代》：历史进行时的“美国目光”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蒋介石的大溃败1948-1949年》

这是“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时代，这是“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的时代，这是蒋介石说出“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的局面，这是“一个共产党的远东”正在形成的局面，1948-1949年的故事里有着矛盾和冲突，有着进攻和防守，也有着胜利和溃败，而在这个关键年代，在美国的主流报刊里，有“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介绍，有国共人物胡宗南与陈毅的素描，有关于陈毅的诗的译介，有美国“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更多的是关于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蒋介石在局势面前的抉择，当“国民党每况愈下”的时候，有“蒋介石的无奈”，有“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有阎锡山丢失太原后“国民党大撤退”，也有“令人震惊的历时性的一周”：“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1949年，4月，一周，当时间的段落被不断缩小，宏大叙事其实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微观叙事，不管是国民党400公里的防线被击溃，还是共产党“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历史事件正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中发生，这是对于历史现场的返回，这是对于行进时代的记录，而这种微观化的报道也正是深入历史瞬间寻找历史线索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哪里发生？历史被记在何处？当我们以陌生的眼光回望甚至围观中国的时候，却恰恰在这扇被打开的大门里，窥见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

但是，当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个人，看见另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亲历者，在解读这一段历史？或者说，被记录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异同，有没有距离，甚至有没有鸿沟？就像这一章节里所叙述的那样，在中国之外站着一个“西方”：“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低估和错误似乎是一种西方从来就有的误解，而在西方视野中的这个中国和中国事件，“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毁灭性的错误，建设性的重构，在这双重效应面前，中国最终必定也是一个“他者”。

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一本关于“他者”的书，“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书写者是美国主流报刊，所以“中国百年现代史”就变成了“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中国时间的起点是1900年，终点是2000年，在这个一百年的时间段落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人物，构筑了太多的线索，“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而在这本厚重的历史书里，中国本身就已经从自身出发记载了巨变，记载了灾难，记载了奇迹，但是对于历史具有的阶级意识而言，这样的历史尽管耳熟能详，但是却只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或者说，我们看见的历史，只写在教科书般的文本里。

并非这样的文本是不真实的，也并非这样的记录是有选择的，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说，谁都无法真实还原，谁都无法站在高处俯视，所以当“中国时代”被美国的目光触及，当中国历史被西方媒体记录，那扇打开的门里面也只是一个片段和有限的中国，这里有《时代》周刊的背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有《纽约客》的注视，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也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但是，“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并非只有打量和好奇，甚至吗，“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所以重要的并不是重重地关上大门，已拒绝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这样一种打量、好奇和误解中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维度，而这种维度，却也恰好让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观望，这几乎就是一种目光的回望和审视，它以逆向的方式重新回到正在发生的时间里，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的打量，反过来，另一种文明对于一种文明的观望，在这样的双重路径里，或者也具有“毁灭性和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历史，总之是一段被看见的时间，它发生着事件，它活跃着人物，它改变着历程，它被叫做“时代”——在时间轴线上，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每一条线索都是其中的一个点，这些点不是用来切割时间本身，而是用点组成线，用线变成面，用面合成立体。所以在变动、立体的时间里，人物和事件呈现出丰富、复杂、多元的一面。“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是对于1948年蒋介石的一次评价，而当这个时代被细分成不同阶段的时候，他的故事也在多面中被呈现出来。在1930-1934年“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里，“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而在1939年“战争下的人物百态”里，“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1945-1946年“在胜利与内战之间”，“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而在台湾的徘徊和叹息中，“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

上台、抗战、内战、溃败，直至最后在台湾逝世，蒋介石的个人故事已经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个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和利益的中国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而在这一个狂热、矛盾和战争的时代里，更多的人在这段历史里被书写，被评价，被记录。比如对于张作霖的描述是：“张作霖：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对于吴佩孚的评述是：“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作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对于林森的描述是：“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而在中国政权更替过程中，美国媒体也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其中的主要人物和关键人物，他们说的革命时代的林彪是这样的：“林彪无疑拥有毛泽东崇尚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纯洁性。这个年轻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小业主的儿子，上了广东有名的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然而年轻的林彪，很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影响。林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22岁的军官，他投奔共产党，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红军第一团，参加了长征，来到了延安。”他们说改革时代的邓小平是这样的：“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而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件中，也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毛泽东：“而对于毛泽东的叙述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如美国国务院所称），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者’（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而在混乱时代，“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泽东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而当1979年毛逝世的时候，“伟大舵手与世长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他被称为是伟大的革命者：“只有列宁才堪与毛泽东一起称为本世纪最成功的革命者。20年代，游击战士、伟大的战略家。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曾辉煌一时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赢弱、绝望，是外国殖民者和地方割据统治者的牺牲品。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统一，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并在新中国建立的20年间，称为一种典范：“ 从1949年解放至今已20年，毛拒绝把他的住处重新刷新。毛是个无私的典范，而这也是他脑海中所要重建的中国社会的样子。”

人物或者都存在于历史事件中，所以在美国媒体的关注中，百年中国发生的那些斗争、战争、改革都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走向。在“日本制造的侵略战争”里，报道引用日本的说法：“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 “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而对于这场侵略战争，蒋介石的说法是：“中国不会被征服……我们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证人民的和平，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战斗，继续战斗下去……中国人将战斗到底，即使最后只剩下一寸土地、一个中国人。”而在苏联方面来说，则是：“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其中的共产党的作用，则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而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20多年“围观”中，美国媒体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大跃进、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解读，1952-1954年是“在革命的阵痛中”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一个劣势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另一个劣势则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而在反右倾与整风运动的1957年，“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淮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对于大跃进的1959年，“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错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小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而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称作是“一场噩梦”：“大规模的动乱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日复一日，当红色中国最近的动乱席卷全国时，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红旗，狂热的群众就失去了理智。毫无疑问，红色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乱。”
 
实际上，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历史行进的“现在时”，总是有主观臆断，有偏颇和误解，有站在现场的迷失，而在这一个“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的辑录中，这样的迷失也无可避免。“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其实这种指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打开了一扇有限的门，甚至是一扇虚幻的门，据统计，《时代》周刊一共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宇。”如此众多的记录对于中国时代的书写是丰富的，也有重复，有赘言，不仅如此，也还有偏见误读，甚至攻击和谩骂，所以辑录的意义就在于留下有限的报道，一年一篇的编年体形式，连缀成中国的现代历史，而这种连缀方式无可避免地具有主观判断，甚至是一种选择性存录。“这是一本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什么是“中国式”的编辑方法，其意义也就是在窥见门内的片段之后，又从那里折身，回到中国的现实里，所以对于很多敏感事件，都没有记录，而1900-2000年的时间段也只是一种虚设，起始的一章是《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1930-1934年》，也就是被报道的中国时代从1930年开始，而1900-1930年的重要历史则变成了正文前面的几帧历史图片，这里有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大报恩延寿寺、1871 -1872北京总理衙门的三位满族大臣，有广州街头赌博和北京街头拉洋片，有晚清旧臣的庭院与和尚的交谈，有1872年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有中日甲午战争等，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报道，“1900-1929年间，是我习惯的画传，里面是收集的这些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影象回忆。他们稀见而珍贵。用这种方式概括20世纪初始至30年代，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也许我们会重新纪录这段历史。”虽如此，也是一种记录的缺失。而分成上下两册的《中国时代》，下册的最后部分显然有一些凑足篇幅的嫌疑，1999年分成ABC三辑，2000年也分成AB两辑，甚至关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使馆事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分列在不同的篇章里，显得有些轻重不当。

无论是片段，还是节选，无论是主观，还是无奈，在百年中国行进的故事里，美国目光提供了历史的另一个文本，中国或者美国，差异或者对立，在相同的人物和事件里，记录其实形成了一种互文，一种文化打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反过来又评述一种文化，在目光相碰的那一刻，历史也许早已不是曾经的历史，真相也无非是被记载的言说。

清代学术概论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58·2150725·1198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原价35.00元现价12.00元
ISBN：9787506046985
页数：236页
1920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由于梁文史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完序后篇幅几与蒋书相等，限于序文体例，遂独立成书，起名《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是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 作为清代学术发展的总特征，不仅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重新论列，更是其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

《清代学术概论》：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旧有思想深蒂固，是现实，外来新思想来源浅觳，也是现实，站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梁启超审视“梁启超之辈”，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淡然，而自审的态度中也隐含着深深的遗憾，遗憾是“未尝参与此运动”，是保守性与进取性的矛盾，是建设之粗率浅薄，甚至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但最为遗憾的是环境使然的被排斥被异化，所以在梁启超的自审中，亦有批判，亦有怀疑，亦有求真，亦有创新，而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看清了精神之意义，站在现实之上，才可以从时间轴线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视方式，一种是回溯，一种是展望，一种是纵向，一种是横向，纵向回溯的视野中，梁启超肯定的是怀疑精神，“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而在横向对比的展望中，梁启超发现的则是一种创新意义：“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为什么在清代学术中会出现此种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什么会在现实之后会有“无穷希望”？为什么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中国学术在清代走向的是一种“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的环境论，就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中，体现了最可贵的进步思想，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从戴震到段玉裁，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人格”，这种人格以学问为目的，而不是以学问为手段，不仅接近学问的本质，也体现了学问的终极意义，“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在指向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克服浅显与功利，克服“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学术不是个体的研究，而是一种有思而成潮的运动，“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摆脱了个体精英主义的书斋式研究，梁启超将思潮的基础定义为一种“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分“谁主动、谁被动”，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其历史的内在需求，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也才有“文化昂进”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思潮的有四种：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和清朝的考证学，而对于清之考证，梁启超借用佛说的“生、住、异、灭”，将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

清代思潮的启蒙人物，不管是颜元、李塨一派“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还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推之于当世之务”，还是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就是以“复古”为职志，虽然梁启超将这种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实际上也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晚明理学“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所以在清初，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观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理学？虽然以经学代替理学有一种“推翻一偶像而别供另一种偶像”的嫌疑，但是顾炎武提出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设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贵创”，在于“博证”，在于“致用”。

梁启超：审视“梁启超辈”

贵创、博证、致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蹈古人的求实精神，“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而《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中也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而在启蒙各派中，这种求实精神也一脉相承：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是针对东晋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他们皆伪书；黄宗羲提出了”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的观点，并以《明儒学案》开创中国“学术史”的先河；王夫之的“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开创了科学治学的方法；颜元的“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盖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则提出了学问应当从日常行事中求得的观点；在启蒙期，还有以天文算法、地理学等著作，这些自然学科的发达也是体现了科学精神，“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谈论，考核异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种实践论的体现。

所以，在反对宋明理学的过程中，清代学术在启蒙期已经取得了“极复杂而极绚烂”的成绩，而究其原因，梁启超着重提到了“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也就是在这种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术思想在还没有规则建立之前，是有着极大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自由空间在启蒙时期只是“一部分势力”，到了全盛期，则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力，他们对准的矛头就是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戴震。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记载，戴震在十岁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当问及关于《大学章句》里“右经一章”中，戴震问塾师，“周去宋几何时？”塾师说：“几二千年。”那么朱子在二千多年后“何以知其然？”这是一种怀疑论，而在戴震看来，种种学问最可怕的是“蔽”，蔽就是保守，就是闭塞，就是尊贵而不怀疑，所以他提出了“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观点，所以梁启超说：“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戴震就是以这双重的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戴氏哲学”，而其集大成的著作便是《孟子字义疏证》。“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提出的“情欲论”就是“情感哲学”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已经具有了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本质，也就是唤醒人的欲望和本性，就是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当清代学术进入蜕分期之后，却有了某种分裂，这种分裂的导火线是“今古文之争”，而其争论的中心就是《公羊》，“‘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一种是尊古，一种是疑古，而不管是尊古还是疑古，都容易跌入专制的窠臼，而这种专制，无非是对于实学的误解：“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在今文学的运动中心是康有为，其在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中，直指西汉末刘歆所注的“《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其实不管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还是《大同书》，康有为对于清代学术蜕分期的影响主要在于怀疑态度，梁启超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而怀疑的目的是建设，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欲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身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同样有一种质疑：“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对于社会道德，对于政治问题，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在小康和大同的理想世界里欲建立一种规则，但是即使之后转向社会改良，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甚至是极不彻底的，所以审视另一个梁启超，在自审中却也闪现了一种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认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然批评时政，虽然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观点，虽然发表“民权论”，但是总处在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阶段，“未敢昌言”的背后是一种保守和进取的矛盾。“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梁启超大胆质疑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却走向一种妥协，“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而之后甚至绝口不谈“伪经”，不谈“改制”，所以他认为，这是他在思想界的一种罪过：“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敢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现实，也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精神，而他对谭嗣同的推崇，就在于他在“冲决罗网”中有一种可贵的探索和献身精神，甚至将这种精神和西方的“打破偶像”相提并论。实际上从蜕分期走向衰落期，清代学术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也就是说在中西流转影响中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最终出路，梁启超看到了社会的变革，看到了西学的渐进，看到了新思想的欲求，但是现实来说，仍是一种“学问饥荒”，甚至走向一种“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歧路中，而这正是中国学术可能遇到的最大失败。

其实无论是启蒙，还是全盛，无论是蜕变还是衰落，在梁启超看来，最可贵的是存在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怀疑品质，而这些精神和品质就是“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方法，对于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站在“现在”的节点上，梁启超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在乐观中，他预言：“用科学精神，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未来的中国，是“佛教哲学必复活”的中国，是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国计民生”最好体现的中国，是“文学美术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的中国，“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

社会进化史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51·2150725·1197
作者：蔡和森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33.00元现价10.00元
ISBN：9787506049245
页数：233页
《社会进化史》是蔡和森在20世纪20年代初任上海大学教授讲授课程时的讲义，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全书3篇35章，约14万字，1924年5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运用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联系当时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在大量引证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之剖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结论。此外，这本书还多次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原始时代群婚和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道德问题，阐明了阶级斗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社会进化史》：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械，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
        ——《氏族与国家之兴替》

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国家？国家如何产生？阶级会不会灭亡？站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上，蔡和森似乎是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不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不是“理性的实现与想象”，而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保护有产阶级以对付无产阶级的机关，是随着阶级消灭而消亡的一种政治制度。这里有进化论，有唯物史观，有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有阶级斗争观点，可以说，蔡和森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开创意义。

但是很明显，在当时的时代，对于相关著作的译介显得比较单一，蔡和森提及的摩尔根的《太古社会》还没有中译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仅有主要章节的翻译稿件，所以对于人类演进之程序，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摩尔根的《太古社会》等三部著作，是19世纪学术界“空前的大杰作”，但是限于译介和研究所限，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蔡和森对于这些著作观点的引用也只是一鳞半爪，而用这些观点写成的《社会进化史》在当时具有一种开创意义，但是实际上只是对于观点的简单梳理，甚至是罗列，而它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意义也在于编订一本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蔡和森整本书的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关于家族的起源和演化，第二部分是关于财产的起源和进化，第三部分则是国家的起源和进化，从起源到进化，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就是体现了社会的进化，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从群到家族到国家，也体现了一种进化，而这种进化在摩尔根的“太古社会”中得到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中获取物质，并进行简单生产的是野蛮时代，而开始用劳动的方式将自然生产变成“获得积极的创造方法”，这便是半开化的时代，最后，随着工业与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为生产的开展，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

在社会形态的分野中可以明确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量，从获取到劳动再到生产，人类慢慢脱离动物性，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文明的人类，所以考察这种进化，其动因有两个，一是生产，二是生殖，生产是为了改造自然，是为了制造工具，是为了适应生活，而生殖则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前者造就了劳动的发达程序，而后者则演进了家和族的发展。原始家族是怎样形成的，它和生产程度的发达与否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借用摩尔根对于“伊洛葛的亲族体系”的研究提出的观点，家族是在生存和经济发展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动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程度的提高，次第形成了四种家庭形式：血统家族、伙伴家族、对偶家族和一夫一妻家族。

蔡和森：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

和人类发展一样，家族也是能动的发展要素，是有低到高进行演进的，血统家族当然注重的是和血统有关的群体分配，这是告别乱伦式的原始交配方式的一种进步，从祖辈到父辈，到孙辈再到曾孙辈，家族形成了一个界线清楚的结构形式；而当旧家族在分裂之后，形成新的“共产家庭”，当一个或几个姊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中心，家族便进入了伙伴家族阶段，伙伴家族特点便是母权的统治力异常突出，而在相互间不通婚的母系血缘分子组成的家族便发展为氏族。在氏族社会里，随着“兄弟”和“姊妹”阶级增多。当这两者的通婚变得不可能，便发生了对偶婚姻，“对偶家族的出现，恰好划分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的界限。对偶家族的发生，通常总在野蛮时代的高期。”而当女权颓废，男权确立之后，一夫一妻的家族便也慢慢产生。

考察一夫一妻，“它是母系制度覆灭而父系制度勃兴的新产物”，所以它的出现标志着宗法家族的出现，“宗法家族是个一定数目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组织；全组织在家长式的父权统治之下。”而在父权之下，则必有奴隶的产生，必有共有的土地，而追究“一夫一妻之实质”，则是群体婚姻给文明带来的双重遗产的一个侧面，“正面为一夫一妻，反面为卖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夫一妻的特性，只是妇女过一个丈夫的生活，而男子并无所谓一妻，要以满足自己的权力，反而滋生出嫖妓这种行为，而妇女在丧失了母权之后，仿佛是对男权的报复，遂有了私通的行为，“夫的方面有娼妓，妻的方面有情人；妓女与奸夫，成为一夫一妻的补足品。这就是文明初启以来一夫一妻制存在的真相。”所以从这个真相出发，一夫一妻并非是自然条件之上产生的，而是和社会条件相关，特别是个人财产的出现，替代了原始的自然的共产制，一夫一妻制固然是历史上一个大进步，但同时她在奴隶制与私有财产制之旁，开始了一个维持到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

一夫一妻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甚至是一种压迫，而这种模式也变成阶级的结构特点，所以对于阶级的产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财产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私有财产出现，解构了共产制度。所以蔡和森对于社会进化的考察，便着眼于个人财产的起源和进化。按照一般经济学家的观点，财产似乎是自然界的演进规律，而且是和天地一样，是“永远不灭的存在物”。这是一种机械论，蔡和森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鸠胸前饵囊里的豆子是它的私有财产，牛类食道大囊里的牧草也是牛群的私有财产，“这样推论下去，即各种植物亦莫不有私有财产了！因为植物在地下的根茎莫不是吸收或贮藏养料的。”所以他结合摩尔根的观点，包括氏族共产社会里，都没有个人财产的概念，因为在氏族里，一切属于全体，而且获得物也是共同消费的。

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土地的分配有关，只有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各种族之间由于猎地和牧场的分配，“又进而为农地的分配。”由于氏族之间产生分裂，是的集合财产解体，变成了个人的财产，继而有了动产，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是动产发达的标志，通过掠夺，通过战争，一些动产开始归个人所有，而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劳动工具和改进，耕种方法的进步，都产生了孤立劳动者，而这些孤立劳动者慢慢有了贫富分化，便有了所谓的占有，所谓的抢掠，所谓的奴隶。而最后发展为商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交换出现，市场出现，城市出现，而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新大陆的发现、新市场的发展、大机器与蒸汽机发明，使得世界市场不断开拓，最终使生产发展到极点。

私有财产的出现，就为阶级的分化创造了条件，而从阶级的意义上来说，他必定需要一个用以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蔡和森也从摩尔根的观点触犯，认为国家也并非是从天上掉落下来的，而是和社会发展进化有关，在摩尔根考察的“伊洛葛人”氏族社会中，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永久同盟”：一切内部的事务，充分独立平等的原则；永久同盟的机关有一个联合会议；联合会议的各萨响，同时又是相关各种族的萨响，在种族会议中有他的地位与表决权；联合会议的一切决议应一致通过才发生效力……这是伊洛葛建立的社会组织，而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是“一切民族未建立国家以前的社会模型”。

在氏族废墟上建立国家，蔡和森考察了三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雅典的国家，直接由氏族社会产生，其中就有内部的阶级抵抗，所以这种国家形式是最完全、最古典的形式；而在罗马，氏族社会已经发展为贵族政体，而平民被排除于各种权利之外，所以当平民推翻这种制度，最终建立国家的时候，氏族的那些贵族与平民便开始混合；另外一种形式则出现在战胜罗马帝国的日尔曼民族里，“他们的国家是直接由于征服外国广大的领土而其原来的氏族制度不足以资统驭产生的。”这是由征服开始的国家形式，所以这种形式是并没有打破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在某几个时期，氏族的面目反觉返老回童。”

所以，从三种形式的国家来看，都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所为，它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的产物，当社会分裂为阶级，当阶级在经济上发生利益冲突，而社会自身又不能医治这些冲突，不能回避这些抵抗，所以当“社会无穷的罹受这些无益的争斗”的时候，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种力量来维持秩序，“这种势力是由社会产生的，但是建立在社会上面，并且渐渐与社会隔离。这种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国家产生的条件，一是产生了不同利益的阶级，第二则是需要维护公共势力的组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的出现，产生国家，而国家有反过来变成阶级压迫的工具。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斗争则和私有财产的分配有关，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决定政治的进化结构，按照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限观点，蔡和森提出经济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四个时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具有连带性质，所以相应的政治组织也具有共同形态；到了奴隶制时代，自由人提出的政治连带，只限于富人阶级，而到了封建时代，政治组织“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所以在经济和政治的这种连带性质中，蔡和森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又会指向什么方向？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但是有限的资源使得他们走上了武力掠夺之路，但问题是，“新的征服事业愈多，即勃新的经济恐慌愈益严厉；而资本国家之间的战争，势非使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不止。”所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要求“人类的历史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了”。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它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掘墓，也是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因为按照国家理论，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必将被消灭，而这种国家灭亡论自由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做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为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而从近世社会的种种现象来看，资本主义正陷入崩溃的边缘，蔡和森将这种崩溃的预兆归结为六点：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国际的分工破坏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信用制度崩坏了。也就是说，政治上的演进完全和经济有关，因为经济埋葬了崩溃的隐患，所以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政治形态的改变也会成为必然，所以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蔡和森看见了未来将出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也看见了人类演进程序的最终版本：“由此可知社会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成熟：不仅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大都会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725·1196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22.00元现价13.00元
ISBN：9787020081783
页数：191页
不是译林版的“德里罗作品集”，所以封面不再是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的设计师Noma Bar的封面，简洁线条和丰富的寓意被一种杂乱和过于饱满的画面所取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的单行本。像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一样，唐·德里罗描写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故事。主人公埃里克?帕克是一个28岁的亿万富翁，生活在纽约。他的天性就是要在世界上不断攫取新的东西。2000年4月的一天，他打算乘车穿过纽约市去理发。路上，他不停和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日币的涨跌情况；他遇到一场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后来这场示威变成了一场骚乱；他的车子穿过一支送葬的队伍；安全主管向他报告：有个精神错乱的前雇员正伺机杀他；他造访了一家电影院；他还设法发生了三次性行为……

《大都会》：我的前列腺不对称

然而，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
       ——《本诺·列文的自白》

那个时候，他是不死的，“我”也是活着的，活着和死去在《本诺·列文的自白》里变成一种现实和想象，变成一个早晨和晚上，它仿佛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闭合系统的起点和终点，可是，死去的反面是活着，而活着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死去，它可能是另一种活着，一种行尸走肉的活着，一种财富崩溃的活着，以及一种等待枪响的活着——那把枪是本诺征购的而手枪，活着是那个晚上两个人对立着的房间里放着的Mk.23军用手枪。枪和枪是不同的，就像活着和另一种活着一样是不同的，但是每一把枪都指向实在的身体，指向命运的死亡，指向最后夜晚的呻吟。

“我最终决心动手。只有暴力行动才能改变历史，改变过去的一切。”在本诺早晨的自白里，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才会产生意义，而在“我”之外的他，那个叫埃里克的富豪似乎还没有拿着那把枪闯进“我”的现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和我永远不是对立的，永远在数千页之多的精神自传里成为一种虚构的力量，一个曾经为他服务的“我”需要的是一种尊严，还是一种财富？是获得一种存在还是破坏一种规则？“我”遭受伤害，被辞退，跌入贫穷，是产生暴力的一种必然条件，所以“我”要用那个叫本诺的假名，用征购的二手枪，用数千页的自传，为自己的暴力世界寻找一个进入的进口，以及一个逃避的出口，就像早晨和晚上一样，在一个闭合的世界里才能将自己置身在整个故事之外，也只有他的死，才能在自我的活着的状态中找到存在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早晨是“我最终决定动手”，夜晚是“他死了”，早晨是“我内心想伤害某个人”，夜晚是“我用这些钞票蹭我的脸，好提醒我为什么要杀他”，早晨是“我将用铅笔书写这一切”，夜晚是“这样我的自白才能尽情表达”。所有的东西都闭合了，包括活着和死亡。可是当夜晚真的降临，当枪声真的响起，当文章真的完成，当他真的死去当“我”真的活着，那个叫本诺的假名背后真的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叫理查德·希茨的“我”？“在我的内心，我从不对自己说的话当真。每个不必要的谎言都是锻造一个人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我”叫本诺，“我研究我自己。它使我感到厌倦。但是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除此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要以别人的死来让自己活着，但这只是一个自我虚构的谎言，“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自白里的人，我只是精神自传里的我，我只是扣动扳机消灭一个神话的我，我只是在写作中衍生的我，在被连接的早晨和夜晚里，我以时间闭合的方式“溅入到光年之中”——“我不知道这个人还是不是我。”

在自白里，“我”只能是一个虚设的自己，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对立没有对话的我，“有一些死去的星星依然闪耀，因为它们的光被时间困住了。在这种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的光照下，我又身在何处呢？”而在死亡里，那个活着也是一种虚设的状态，只是在用钞票蹭着脸的时候，只有在他被反过来的时候，才是真切的，“我”只是将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将早晨和夜晚两个时间，以自白的方式，以本诺的名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就像是在死亡之前埃里克嗓子里的最后声音和希望讲出的话，就像那面镜子和最后的形象，就像与不同女人之间的性和结婚只有22天却不在一起的妻子埃莉斯的爱一样，“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们却糟糕地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

强制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晨和夜晚的故事或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死去和活着的情节就像没有展开一样，结局可能只是悬置在那里：“他在手表的水晶屏幕上已经死去，但在原来的空间里还活着，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枪响。”等待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是无限可能的机会，在两个人最后的房间里，在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的对峙中，“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在自白里的声音：“如果我不杀你，我就没法活下去。”变换的场景，变换的人称，变换的故事，以及变换的自我，只有在一个允许两个人你死我活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所以本诺或者就是埃里克，二手枪或者就是Mk.23军用手枪，而埃里克用子弹击穿自己手掌也是体验到了像本诺一样的痛苦——“埃里克通过疼痛开始了解自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失去或者破坏，对于本诺和埃里克来说，都在这样一种折磨和暴力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我”。

埃里克就是在用子弹书写自己的自白，用疼痛书写一份数千页的精神自传，甚至两个人也都是拥有不对称的前列腺，在病态中选择谎言，却又在痛苦中虚设自我。只不过在自白之外，埃里克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构筑了一个被保护的财富帝国，安保主管托沃尔、技术主管希纳、锡克教徒司机、货币分析师迈克尔·钦、财务主管简·梅尔曼、理论顾问维娅·金斯基以及检查后给他前列腺不对称结论的英格拉姆医生，他们组成了埃里克的财富王国，在一个高级桥车、高档别墅、89层最高住宅楼的世界里活着，他的生活里是数字和图标，是对于时间超越的庞大金钱等级，是一天损失好几千万的投机生意，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巨大贪欲，是在充满物欲的城市里依靠自我狂热、工业主张、商业和人群创造出每个时刻的奇闻逸事活着的现实。

这是一个和早晨、夜晚闭合有关的整体，那些数字和图表制造着冷酷的力量，但是却总是用渴望和汗水换算成金融市场清晰的货币单位，甚至那些数据本身就是热情的、强烈的，构成了生命进程中生机勃勃的一面，“完全了解在电子表格和由0和1构成的电脑世界中数字指令决定每一行星上亿万生命体的呼吸，就是对字母和数字系统强有力的辩护。这就是生物圈的起伏。我们的身体和海洋，都是可知的，是整体的。”是整体，是世界，是宇宙，是生命，是自白。所以对于埃里克代表的财富人士来说，在数据里可以发现美丽和精确，可以感受特定货币波动中潜在的节奏，可以用金钱创造的时间里加速资本主义的崛起。

但是，数据并不能支撑起真正的高度，就如屏幕上的曲线，它可以摸高，也可以探底，它制造神话，也破灭神话。埃里克站在九百英尺的高楼，感受到的是一种“人和摩天大厦共享着”的边缘边界，最高的住宅楼却永远不是通向无限，而是指向一种空，“它们是最后的高层建筑，是空的，是用来加快未来的脚步的。”它们是外部世界的镜头，指向的未来却是一个超越地理、超越可触及的金钱以及把这些金钱摞起来的人们的那个时代。埃里克似乎只有在感到小心翼翼、昏昏欲睡、虚虚幻幻的时候，才能依靠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空，这样的边界，来感受自己存在的意义。

甚至，对于埃里克来说，金钱也制造了一场婚姻。结婚二十二天的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拥有欧洲以及世界巨大银行财富的希夫林家族的血亲成员，她的身价总数是七亿三干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十七个邮政员工分享一个彩票大奖。”而这场婚姻也是在金钱帝国之上的联姻而已，两大富豪的结合，只不过是旧欧洲包办婚姻一样，“她富有，他也富有；她是财产继承人，他白手起家；她有教养，他很严酷；她纤弱，他强壮；她有天赋，他十分聪明；她长得漂亮。”他虚构了她的美丽，他们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也在婚姻里隐藏着这种约定。

但是，婚姻不仅对于埃里克，还是埃莉斯来说，都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而已，“但我是个拥有一对纽约睾丸的世界公民。”埃里克的婚姻里没有荷尔蒙的味道，没有性激素的刺激，对于埃莉斯来说，她热爱诗歌，在一半地下的书店里感觉被隐藏的乐趣，在出租车里了解国家和城市的混乱。而埃里克，在偶然的碰面中，只是有些可笑地说一句：“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做爱了。”虚构的美丽只是一个摆设，对于爱情来说，永远是一个破败的躯壳，所以埃里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寻找乐趣，在不同的性体验中抚慰那一对纽约的睾丸，“性揭穿了我们。性看透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性如此厉害。它剥光了我们的外表。我看到了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疲倦而又充满需求，抚摸着夹在双腿之间的塑料瓶。”想象却是虚空，裤子落到脚踝，屁股向后撅着，性却是一个行为艺术，甚至连疼痛都是虚假的，在埃里克那里，婚姻带来的只有“他想把她带出去，带到小巷里与她发生性关系”，只有身上“被他自己的睾丸和精囊以及其他各种腺体所产生的分泌物弄馊了”的那块手帕。

而且，性变成了另一种工具。当那种盲目的投机最后带给埃里克最后的失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妻子制造另一个神话，伪造埃莉斯的国外投资账户，伪造她的名义然后转账，“几乎是同时，他在围绕他手表底座的一圈微型键盘上按下一些数字，为她在自己的公司开了一个新账户。”然后，他开始损失钱，开始在市场的硝烟中系统地展开他的计划，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埃里克来说，只是在拒绝一种财富的救赎，“她的姿态感动了他，但拒绝当然是必要的。”他不是拒绝重新崛起的机会，不是拒绝财富神话的诱惑，而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制造另一个神话，一个比失败更大的破坏神话。

“毁灭的欲望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镜子和形象之间没有联系，性和爱之间没有联系，而强硬将它们拖入到一种关系之中，对于埃里克来说，意味着一种概念，就像他喜欢汽车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对于他来说，所有的车都是柏拉图式的复制品，所有车的规格无关紧要，“与亏其说它是一件物品，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市场不是全部，婚姻不是全部，性爱不是全部，他们都是概念，都是生活本身，“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疯狂和混乱，而我们无法掌控的思想机器又不断推波助澜。这种疯狂状态通常善很难发现。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埃里克来说，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概念，不对称的前列腺是概念，老鼠变成货币单位是概念，他只是在不断毁灭中不断创造，“他可以制造历史，但那都是在股票市场马变得平庸和疲软之前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寻找新的发展动向。”

残酷的不是图表，冷漠的不是数据，失败的不是投资，当“金钱只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埃里克却要制造另一个有自己存在的历史，“生意的延伸就是谋杀。这是符合逻辑的。”当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阿瑟·推普被人刺杀在耐克北朝鲜公司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振作，当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巨头卡冈诺维奇死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兴奋，当那些示威者在街上制造混乱甚至有人在广场自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破坏或者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自己为代表的财富的损失和毁灭，而是一种更刺激的疯狂，一种失去理性的理性报复，“殴打、毒气、爆炸、袭击、泡沫塑料老鼠、电子显示屏上股票行情和诗句、卡尔·马克思的语录，这一切都让埃里克感到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戏剧性。”这样的戏剧性就如维娅·金斯基所说“你的天才和你的敌意总是息息相关”，也只有在敌意的死亡中，他才能获得力量，获得机会，获得自我的认同。

是的，他们死了，而他活着，就如本诺所说的那样：“他死了，你就可以活着了。”活着就是在自己破产的愉悦里得到尊重和认可，活着就是在看见自己的葬礼时可以发出嘲笑声，活着就是用一句别人的密码杀死保护自己的托沃尔：“托沃尔是他的敌人，对的自尊是个威胁。当你付钱给别人让你能活下去，他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优势。这是一个具有确实威胁的职务。埃里克失去了自已的公司、自己的财富，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发泄。托沃尔的死消除了今夜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失败是财富世界里的一种法则，而埃里克既是受害者，也是实施者，他以同样的方式制造破坏的规则，也只有在这种规则里他才能够活着，才能够看见自我，才能够认可和自我尊重。
 
但是已经再没有走回来的可能了，再没有真正的平静和淡泊了，从早晨开始的一天，从理头发开始的一天，毕竟会走向那个黑暗的夜晚，毕竟会留下只理了一半的发型，丢掉那把有声音识别装置的枪，在大街上和电影演员一样裸体装死，甚至回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怀旧地方，对于埃里克来说，都没有了安全，都没有了真实，都没有了自我。在赤裸的人群中和栗色头发的女人性爱，就是在自己妻子身上获得最后的满足，“顿时，他明白自己深爱着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却悄悄从他身体上滑下来，挣脱了他的双臂。”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把Mk.23军用手枪，只剩下从早晨决定杀人的自白中走出来的本诺，就只有用子弹射穿手掌带来的真正的疼痛，就只有那不对称的前列腺。

一个带着假名的本诺，一个带着虚构的埃里克，一个要活着，另一个似乎也要活着，“甚至当你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你想要更多的失败，失去更多的东西，比别人死更多次，发出的臭味比别人更强。在古老的部落里，如果哪个首领损失的个人财富比别的首领多，那么他就是最强大的。”这是本诺对于对面的埃里克的解读，也是对于自己的解读，不对称的前列腺，不对称的地位，不对称的金钱，不对称的社会，“那就是不对称的重要性，或者说偏斜的重要性。”试图寻找平衡，却变成了轻微的扭曲，“或者说畸形。”前列腺是畸形，疼痛的手是畸形，从早晨到夜晚的一天是畸形，“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肮脏，而是每一种活着的可悲，而这种可悲并非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自白来消除，也并非用一声枪响带来的死亡来救赎，世界其实远没有闭合，“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这并没有结束。”

法国大革命史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42·2150725·1195
作者：【俄】克鲁泡特金 著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6年09月第1版
定价：原价38.00元现价12.00元
ISBN：756174727
页数：564页
190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流亡英国期间完成的，所以在书中，克鲁泡特金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剖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是和它以前的文艺复兴，以后的产业革命一样的重要；所以，倘然没有法国革命,我们的世界也要不同。本书旨在让我们认清楚法国革命，让我们不要忘却法国革命的两大个特点：一、法国革命是由真正的纯粹的民众热狂而生，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有他们的灵魂；他们不要领袖来宰制，不要凭着政客的阴谋来进行。他们是赤裸的，纯洁的革命份子。二、法国革命时的人物，固然各有弱点；但他们都是赤心以全生命来从事革命。

《法国大革命史》：革命应注意于全民幸福

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
        ——《结论》

“已结了果子”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意义，而“还结更好的果子”是它的历史意义，当1789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的政变而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四年的革命不仅产生了一个新法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革命，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都具有了启示意义，而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精神的时候，它的最积极意义便是“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人民是革命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所以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革命的人民化是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不仅在于新法国的出现，使得“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更重要的是在对抗王权、废除封建体制，甚至建立巴黎公社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站在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才使得革命逐渐走向彻底，才使得封建王权一步步解体，才使得“已结了果子”和“还结更好的果子”对于各国的革命提供了一种借鉴。

此为“革命之两大潮流”。克鲁泡特金在开篇就说到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就是“由两大潮流准备起来并完成起来的”，一股潮流是观念的潮流，来自于资产阶级，它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的政治，而另一股潮流是行为的潮流，来自于人民，他们更侧重于经济的改良，政治革命和经济改良，观念潮流和行为潮流，共同目标，便是革命。而革命并不是最终的意义，革命是一种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必须服从代表国民意志的法律；自由，便是一种契约自由，就是废除封建的赋税和服役制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博爱的意义就是不要暴力，不要镇压，不要反抗，在全民的国家体制内创造和享有成果。

自由、平等、博爱，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就是革命的一种彻底形式，“革命的意思，就是倾覆关于人群复杂制度及关系之已有的观念与既得的概念。”革命的目标是根深蒂固的制度，革命的形式是短期内将“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及经济的生命要素之一切”，根本倾毁。也就是说，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摧毁旧的一切，建立新的：“总之，革命就是关于人民各方面完全新的观念之产生，——其口号，问题，科学及经济的政治的与道德的发展之线索遗于后世。”一切旧的东西根本倾毁，一切性的短期内建立，而且要留给后世“更好的果子”，这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有着乌托邦的影子，而克鲁泡特金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样本研究，也很明显看见了这种革命的局限性。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两种选择，实际上是对于两种潮流是否合一的疑问，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发自人民的革命行为一定要与发自知识阶级的革命思想一致才行。”但是很明显，无论从大革命之前的现状，还是大革命进行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定要有个结合”更像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在1789年之前，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反对的是王权的压迫，无论是国家税收的征收，还是领主的地租及献物，以及僧侣的什一税，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以第三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他们更想要的是在封建王权的废墟上建立政府的殿堂，这种“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观念”就是要把国王的权力压缩，就是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工商业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意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无由结合。”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是为了推翻旧有制度，另一方面却对工人形成了新的压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甚至为了对人类劳动实行新的统治，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压榨式的自由铺平道路。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是“更好的果子”

但是，资产阶级和人民，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封建王权。所以从1789年之前的骚动开始，一直到攻占巴士底狱，两者的力量有一次较好地结合，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和任何革命一样，是由于希望能达到确定的重要结果而激起的。”这一革命被称为“英雄时期”的革命，其中有人民在各地发动的骚乱，其中有资产阶级组成的三级会议，其中有“自由万岁”的呼声，当1789年4月28日，巴黎人民冲进勒维阳工厂，和军队发生激战，似乎拉开了革命的序幕，“接近王宫的地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焦点，郊外便是人民暴动的中心。此后巴黎便成了革命的焦点。”这是巴黎人民对于废除特权的第一步，随着第三级代表成立国民会议，对于王权的反抗也正式进入了实质阶段。

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人民的民众运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结合，“在大革命伟大的时代中到了相当的时期，这两个运动要暂时携手，他们才能够征服旧统治，而得到大的胜利。”但是只是暂时的结合，当民众开始武力集合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反而开始了镇压，“在狡猾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是这样地开始了背叛革命的组织”，当7月14日人民喊着“到巴士底去”的时候，当王权的宫廷政变失败的时候，当人民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的时候，革命却最终变成了斗争——一方面是宫廷寻找的外国援兵来抵抗国内的革命，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把“拿着武器的人民”镇压到贫民窟去，甚至国民会议在8月4日讨论是压迫农民的方法。

实际上，7月14日革命成果是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而特权阶级还保持着封建的权力，“这时的国民议会，既没有勇气把所有的封建权利废除，又不能订出一个赎回的方法，使农民可以接受；因之而造成暧昧的情状，以引起全国的内乱。”资产阶级通过的人权宣言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自由，但是当封建王权并没有被彻底推翻的时候，这样的自由甚至也只是一种理想，所以在这个阶段，只不过是“神意的国王”变成了“市民的国王”。所以很明显，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凸显出来，使得革命带有很大的妥协性，所以在革命道路上，克鲁泡特金强调的是人民的力量，强调的民众的革命：“法国的运动不仅是要获得宗教自由，或个人之商务与产业自由的暴动，也不是争得自治权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动。它是一个农民的暴动，是人民的运动，是要再来取得土地而脱离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其中固然有一个有力量的个人原素——各个人占有土地之欲望；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的原素，要全人民领有土地权。”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就是要人民去行动，而不是研究国民会议的立法工作。

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纲领被国王批准，是人民革命的推动而逼迫取得的成果；巴黎暴动再次闯入王国倾覆王权，是人民发动暴动高喊“面包！面包！”而建立的巴黎公社，也是民众的思想而建立的——当法国大革命从“英雄时期”走向“公社时期”的时候，人民在中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也使得革命慢慢奠定了“社会的组织之基础”。但是革命并非是顺利进行的，从1790年夏季至1792年夏季足足有两年时间，整个的革命工作停顿了，人民在怀疑，“这是革命占胜利呢，这是反革命占胜利。”1792年6月人民终于又开始了暴乱，而资产阶级开始阻挠革命，“防止人民去攻击极神圣的财产原则”，甚至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所组反成的雅各宾俱乐部，宣言要维持一个立宪的君主制。

随着和国外的战争爆发，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随着人民对于王权扫荡的彻底，“在1792年，国家之全部情形，人民之整个的精神，语言，礼俗，观念，通因革命而改变了。一个新民族产生了，在它政治的及社会的概念看来，和将近十二个月以前的是完全不同。”通过暴乱的公社，随着山岳党对于革命的行动，法国封建王权才彻底倾毁，“革命现在可以在平等的方向开一条新路”，但是民众，只不过是革命中的一颗炮弹，当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它仍然要被推向对立面，无论是山岳派还是吉伦特党，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害怕革命，害怕人民，他们拥护自由，却反对平等。

克鲁泡特金对于在这样时期“何种政府之建立或打倒”的问题，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实际上他是借助于布里索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布里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着有各种不同的原质，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相信革命业已完结，他们还要依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不是一种过程，恰恰是一种理想，“法律不见诸实行，权威没有势力而被轻视，罪犯无处罚，财产受攻击，个人之安全受破坏，人民之道德腐败，无宪法，无政府，无司法，这就是无政府状态！”革命的继续进行，革命的不断递进，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化、平等化的自由世界，“无政府主义要使人人一切平等，无论智愚，贤不肖，以及官职，薪金，与服务。”而这远比推翻封建王朝获取自身利益的目标来说，更长远，更透彻，也更本质。

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行进过程，当大众的力量不断被镇压，当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克鲁泡特金希望在这样一种模式中看见无政府主义的影子，那就是在1793年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奢格·罗克斯、勒克勒、发尔勒、布瓦色、巴布这样一种思想的序列，经过法国各个时期革命的实践，克鲁泡特金认为当时的生存需要和土地问题上，已经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在土地共产主义、实业共产主义、商务及信用共产主义方面，提出了“土地被视为全国民之承继物，人人应有土地的权利，各人之生活要素要有保障，谁也不能因受冻饿之驱使被迫去作工”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就具有了无政府主义的雏形，而在这一系列革命过程中，卡鲁泡特金也认为有人可以将法国带向无政府主义状态，他就是马拉。

马拉，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有着不一样的革命精神，他反对封建王权，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政府，而最可贵的是马拉身上具有强烈的公众意识，和伴侣爱夫拉一样“只爱人民”，但是他却被人刺死，成为政治党派之间利益的牺牲者，而在他被刺之后，“人民之友”身上只有一张二十五利华的钞票，这也印证了他的无私性，克鲁泡特金说，：他们的爱“比任何特出的革命家所有有的还要深刻，而且他始终对于这个爱是忠实的。”而在共产主义理想上，马拉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完全而广大的形式，以资领导；这是很百可惋惜的。倘使马拉不死，他或者能担任；但是他在7月13日被刺了。”

共产主义理想的覆灭，无政府主义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在之后经历了吉伦特党的被逐、反赫伯尔派的争斗，以及罗伯斯庇尔以及山岳党议员派被处死和监禁，其实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直到最后拿破仑实行政变，终于将议会完全推翻，法国历史又走向了另一个全新阶段。但是不管如何，对于这场持续四年的大革命来说，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平等需求，也站上了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潮流和民众行动之间的潮流也有了合作，使得革命不仅是一种国家革命，集团革命，甚至成为个人进化和人类进化的一种样本，而其中的共产主义原则，也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展示了其“伟大的企图”，所以克鲁泡特金坚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终会成为“更好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