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志·裴铏传奇

编号:C21·2171218·1449
作者:[唐]张读 裴铏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10.20元
ISBN:9787532563272
页数:140页

《宣室志》传奇小说集。张读撰《宣室志》,受其祖辈影响,集中纂录仙鬼灵异之事,往往宣扬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佛家思想,但部分篇章描叙较为细致,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问询鬼神之事,故取以为书名。《裴铏传奇》,唐裴铏撰,田松青校点。裴铏著有《传奇》三卷,本书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


《宣室志·裴铏传奇》:无以异类见阻

古丈夫曰: “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犹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
——《传奇·陶尹二君》

跨越生与死,跨越俗与仙,当与鸟兽为邻,当与猿犹同乐,当飞腾自在,当云气相随,当忘形而得形,当无性而无情,是不是对于人的一种超越?但是当古丈夫和女子提供了这一种得道之法,去除了金丹大药的物性,为何在和陶尹二君对话中,要形体改易为被二君接受的形貌,这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融于人世的妥协?

当世者为陶太白、尹子虚两位老人,他们是存于现实中的人,即使游历嵩山华山之巅,以松脂茯苓为业,即使寻觅异境以喝茶为好,但终究是俗世之人,终究是要面临生死之别,所以讨要金丹大药成为他们摆脱俗世的一种方法,而在松树之下偶遇的古时丈夫和女子,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另类的窗, “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欎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这当然是超越了陶太白、尹子虚两人的境界,几乎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没有彼与此的区别,没有生与死的概念,也就消除了俗与仙的界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丈夫所言 “余本凡人”更是拉进了和两位老人的距离,似乎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两人融于自然忘形得形的方法,亦可以超越生死。

而且,两位老人也的确在实践意义上走上了仙人之路: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但是这并非只是简单讲述了一种得道之法,当陶尹二君以古丈夫和女子为样本,而实现了没有金丹大药的超脱,实际上在另一个层面上却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样本。当初他们在松树之下喝茶的时候,古丈夫和女子就翩然而至,但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世外之人,如果对话必须让自己成为和陶尹二君一样的当世之人, “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这可以看成是他们最便捷的改易之法,就是用在世的标准让自己进入现实。

所以神仙变为凡人,这是一种潜在的妥协,而当两人向陶尹二君说起自己身世时,那现实的桎梏似乎又成为一种束缚,古丈夫说自己是秦之役夫,而女子则为秦之宫人,现世是唐大中年间,而他们生活的历史则是秦代,当时间被超越,其实进入的是另一个时间轴线,而在这个时间轴线中,他们当然不是神仙,而真的是凡人一个。丈夫说起小时候自己就是秦始皇派徐福求不死之药的童子,只不过在出海之后自己 “遂出奇计,因脱斯祸”;但是归来之后,成为一个儒生,不想秦始皇焚书坑儒,自己在危惧之时再一次 “出奇计,乃脱苦”;后来成为了板筑夫,却不想秦始皇正好开始修筑长城,于是成为役夫之后 “又出奇计,得脱斯难”;不想又不是一次彻底的逃脱,成为业工之后又遇秦始皇驾崩,于是开始 “穿凿骊山,大修茔域”,最后又出奇谋,再一次得以逃脱。

从求长生不老的童子,到儒生,再到板筑夫,再到业工,丈夫的四个阶段似乎就对应秦始皇的四次大事件,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随着秦朝最后灭亡,丈夫也终于挣脱俗世, “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而那个宫女,本来也是殉葬者,最后也是逃脱,一起藏匿于此,所以当秦朝已远,当朝代已更替,他们并非真的远离尘世,丈夫问陶尹二君的是: “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而当陶尹二君回答说: “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从秦到唐,历经千余年,历经兴亡事,在这时间和朝代的转变中,其实陶尹二君和丈夫、女子一样,希望能逃脱俗世的束缚,所以在金丹大药无力延缓年寿,他们便选择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得道之法,最终也现实了 “忘形得形,无性无情”的境界。

从丈夫和宫女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到偶遇陶尹二君而 “形体改易”成为对话者,他们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摆脱俗世,为陶尹二君提供得道之法看上去也只是为了躲避当世的纷扰,所以在这个俗与仙的故事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逻辑是:即使抛弃了金丹大药的物性束缚,在得道的终极终究中,一样存在着某种隔阂,或者在心理归向上,他们依然是俗世之人,也就是俗世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影子——无论是《宣室志》还是《传奇》,在鬼神和人世的纠葛中,那些休咎故事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一种挣脱与融入的方法,在双重道路上架设超越的通道。

《宣室志》里有各种和动物有关的灵幻之事,李揆看见月中天使的蛤蟆,石宪梦见变成僧人的蛙,农民王叟身上的蚯蚓,韦君夫人梦见的白蜘蛛,都是在俗世之外的存在,而怪异之物似乎也不仅是动物,不仅有 “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的夜叉,有堕臂变成树枝的巨人,更有见血成沼的血树、古杉之魅、人手蒲萄怪、水银精、黑衣猿怪、无尾白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 “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的清水珠,碧瑶杯、红蕤枕、紫玉函的三宝, “南人用之,能化银液”的玉龙膏,也都纳入到了其中,而唐玄宗游梦中遇见能奏《紫云曲》的神人、丰乐里开业寺的神人、修祠宇的赤水神,他们也以神人的身份成为人世秩序之外的一种存在。

但是种种怪异,种种灵幻,甚至种种邪恶,却无法脱离现世的存在,成为俗世关照的一种影子,和所谓的凡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有怪异而现的征兆,跋扈的李师道,曾经起兵叛乱,在不断获胜之后 “益骄”,于是一日坐于堂前,听到塌前的银鼎发出鼓声,然后一鼎 “耳足皆坠”,这是一种坠亡的征兆, “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左丞相王涯掌邦赋、主簿盐铁,其儿子仲翔有一天在山亭避暑的时候,看见数十个家童都成为无头之人, “被血来仲翔前”,儿子告诉王涯这件事,希望他解去权位,但是王涯不听,于是这一征兆便成真: “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

与凶兆不同的是善报,有一个老人每次得到食物总是先给那些狗吃,又一次老人生病卧床,而外面大雪纷飞, “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这时那些狗围坐在老人身边, “竟以身卫叟肢体”,但最后老人还是寒死, “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又一人不好杀,甚至对待老鼠也是慈善之心,家里不养猫,所以那些老鼠善报与他,最后他发出了感慨: “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恩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有一间成为鬼宅的官舍,每次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夕暴死,但是御史崔某却不管这些,那天夜里主宰其中,便听到有声音传来,告知他其中的隐情: “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鬼之诉苦,是因为有冤情,而冤情之产生,就是俗世的不合理的秩序,所以崔某在第二天招工人,在官舍东北角发现了枯骸,于是将其章鱼禅智寺的空地上, “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而那些所谓的神人化身而来,也是为了解决生前的遭遇,但是作为神人,甚至还沾染着俗世对权势另眼相看的恶习,赤水神希望陈袁生为自己修建祠宇,但是当袁生告诉道成的时候,道成却说: “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以福人作为一条标准,显然赤水神没有达到,最后甚至他的像也被毁坏,于是赤水神开始愤愤不平,他对袁生说: “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但是袁生告诉他: “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赤水神的回答竟然是: “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最后 “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赤水神竟持强凌弱,活生生就是人世不平等秩序的一种折射。

无论是灵异之动物,还是知恩图报的生灵,无论是持强凌弱的神人,还是形体改易的神仙,似乎都成为现实的隐喻,而因果报应的背后逻辑则是如何化解矛盾,在一种理想化之路上消除彼此的隔阂,吕生的妻子黄氏将死,她告诉其姑的是: “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托梦而来,表达的是成为鬼之后的隔阂,鬼为异类,她希望自己死后和活人世界能沟通, “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这一个小小的心愿最终化成一只鸟,其姑泣言曰: “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这是一种对异类的接纳,也就消除了死后的恐惧,在人鬼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能识别鬼神的任生那里变成了一种理想状态: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因为善视鬼,所以无有年龄,超越生死,超越俗仙,正如他所说: “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破除人世和神鬼的界限,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当然是对于现世的一种摆脱,在裴铏的《传奇》里,这种理想化状态越发明显,《崔炜》故事里的崔炜 “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这是一种现世中的享乐态度,但是当栖于佛舍之后,便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他救出了老妪,用针为老僧救治,在坠井之后又遇灵蛇、羊城使者、田夫人和四女,最后得知,这些人都是曾经的殉者,是活着另一个世界的人,而崔炜问田夫人曲折过程后,田夫人道出了隐情: “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也正是这一启发,崔炜从此居于南海十余载, “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

不管是崔炜还是陶尹二君,他们都是从现世中感悟而寻求得道之法,所以《传奇》里有浓重的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的避世观念就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许栖岩》中的许栖岩遇到的是太乙元君,太乙元君问他的是,什么才是得道之法,许栖岩说读《庄子》《老子》《黄庭》,其中得道之法便是如《老子》所说: “其精甚真。”便是如《庄子》所说: “真人之息以踵。”如《黄庭》所说: “但思一部寿无穷。”太乙元君告诉他: “去道近矣,可教也。”这似乎是第一种境界,而在《崔航》中,崔航对卢颢说的得道之法是,如《老子》所说: “虚其心,实其腹。”而这一种道明显变成了对俗世的解构, “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所以, “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

凡人的不死之术,还丹之法,只是方法论上的运用,而真正的道则是心道,是不羁于物的存在,是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的自由,是 “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的超然,所以抛除那些虚幻的灵异故事,裴铏以《传奇》命名,实际上就是进入到现实生活,它的表现形式则变成了洒脱的侠士,《昆仑奴》磨勒能够识得勋臣一品大人家里红绡妓的手语,然后为两人牵线搭桥,在权势之下为他们创造一种无忧的爱情, “磨勒请先为姬负其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而《聂隐娘》似乎也打开了和俗世无关的那扇门,本来是魏帅重臣之女,却在年幼时被尼姑所劫,这是一种挣脱俗世生活的被动方式,当她回来之后,便也开始了一种解构。尼姑让他却刺杀大寮,不料计划实施比原定晚了,聂隐娘回来告知: “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姑大叱: “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尼姑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避世主义,所以看上去毫无人性,而聂隐娘返回人世,则是一种改造的开始,当她看见那个只能淬镜的磨镜少年时,竟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墨镜少年代表着一种空无,却又成为自己的丈夫,这是聂隐娘对于打通两个世界的一种努力,在父亲的反对中,她决意为之,甚至在 “外室而居”中和磨镜少年厮守。而当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她被派去刺杀刘昌裔的时候,她竟然 “叛变”,而其原因就在于从刘昌裔身上发现了俗世不存在的神机妙算,也正符合她的侠士风格,当杀了魏帅派来的精精儿和空空儿,聂隐娘其实已经完全成为刘昌裔的左右,刘昌裔死的时候他在灵前大哭便是一种证明,而他对刘昌裔任陵州刺史的儿子刘纵的劝诫也代表着它的一种态度,那时骑着一头白驴的聂隐娘让他吃了一粒药,让他不要做官,这样才能避免灾祸,只是刘纵不听,最后死于陵州,而从此之后也再没人见过聂隐娘。

看起来聂隐娘是入世的,但骨子里却是出世的,她以一种改造的方式沟通起了两个世界,而这也正是 “无以异类见阻”精神的体现,是朝向 “混合虚无,潜孚造化”的一种追求,所以传奇里的脱俗与侠义,其真正的旨归是破除界限,达到一统,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便是不受拘束,便是自由旷远,于是便有了最为惊世骇俗的那一段私奔爱情:

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曰: “我杨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托,故来奔耳。”

金字塔

编号:C38·2171218·1448
作者:【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19.10元
ISBN:9787533942113
页数:180页

原文为阿尔巴尼亚语的《金字塔》,是斯梅尔·卡达莱流亡巴黎后的第一本小说,卡达莱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发表的作品,多是以阿尔巴尼亚历史故事与传说为源本,而此次他进入的是历史的另一个通道,在《起源。一个古老想法的艰难重提》中,他通过法老胡夫提出了关于人性和奴性的历史: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哦,瑞神啊,瞧瞧他们那已被奴性扭曲的面容!再晚些时候,等我上了年纪,变得腿僵胳膊硬的时候,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啊?”金字塔,被臣民视为无可争议的永恒的权力象征,而对于君王来说,却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于是,一场关于是否建造金字塔的大争论开始了……


《金字塔》:我用自己的手准备了毁灭

你之所以建造了世界上最宏伟巨大的坟墓,那是因为你的生命同样被承诺会是人们在大地上所看到最长寿的。任何别的棺椁都无法承载你。
——《忧伤》

为什么忧伤?一块块巨石已经垒就让金字塔直升上天,黑木炭的涂鸦文字已经写在墙上: “我们现在要庆贺节日!”天地之间的平衡正吸收着光明和黑暗,作为埃及的法老,胡夫凭什么对史上最宏伟、最高级、最昂贵的金字塔忧伤?甚至他早已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中央是金字塔的中央,是埃及的中央,是世界的中央,是生命的中央。

可是,必须忧伤,因为必须死, “对此,他自己也生发出些许曖昧的情愫:他既受到它的引诱,同时又仇视它。”引诱是被承诺是大地上最长寿者,引诱是当其他的每一个棺材都在地下保持自己的寂静,唯有金字塔高高在上,引诱是被带往金字塔内部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引诱的同时,却是仇视,当金字塔竣工的时候,胡夫分明听到了金字塔呼唤木乃伊的声音,木乃伊是死去的肉身,在指向唯一的终点时,引诱仅仅是生前最后的荣光,必须躺下,必须沉寂,和那些棺材一样,谁会看见属于自己的身后荣光?

“我用我自己的手准备了我的毁灭。”在金字塔完工后整整三年的那一天,胡夫死去,他最后以木乃伊的方式存放在金字塔里,在死之前他把这一种方式叫做毁灭,那么为什么看见了毁灭而要亲手创造?是把自己送进坟墓而是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一切起源在那个古老想法里的时候,胡夫似乎就希望从毁灭的终点转身,在登基感刚刚数月的时候,他就诏令天下宣布放弃为自己修建一座金字塔。建造金字塔是埃及法老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新王登基而废除传统,到底为了什么?无论是口出圣言的臣子,还是宫廷的星象学家,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重臣老臣,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仿佛惊闻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像是一种革新,又像是一种破坏,灾难没有降临,却预感到了灾难,而胡夫望着他们,反倒在讥讽那个生活在传统里的人: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金字塔是自己的金字塔,可以兴建,可以放弃,但是当金字塔超越一座坟墓的意义,它其实和个人无关,它是权力的象征,它是国家的符号, “它是压制,力量,金钱。但它同时也是人群神志的模糊,精神的紧缩,意志的软化,能量的消耗,概念的单调。我的法老啊,它是你最可靠的护卫神。你最秘密的侍卫。军队。舰队。后宫。”正像大祭司赫米乌努所说,它是一种统治力,只有金字塔变得高大,才能投射更大的阴影,那些臣子才会显得渺小, “而你的臣子越显渺小,陛下啊,你就越能挺立在你的崇高中。”

所以,金字塔是至崇至高的标志,所有人都在它的阴影之下,它必须高大,必须高级,必须像以往一样建造,必须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必须成为埃及历史的见证,也必须躺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而当金字塔超越个人坟墓的意义,对于胡夫来说,放弃就只是一种自我表达。但是一个君王为什么要说出放弃的旨意?为什么要制造一场灾难?当这个想法被说出之后,所有人都预感到危机出现了,是政权出现了松散?是财富休闲了问题?还是对自己的统治力感到担忧?

金字塔之父伊姆荷太普有一句名言: “金字塔即整一”。只有金字塔成为它原本的样子,它才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在痛苦中,还是在欢乐中,人们只有跟它融为一体,才能居于其中。”而在埃及各处,人们谈论的只有金字塔,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事件, “全都被系统地认为处于跟它的关系当中”。这便是金字塔存在的当下意义。所以一句话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也仅仅是一个命令,金字塔汇总了人们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那一种叫做死亡的形式也不再和肉体有关,它的另一种叫法是:升天。所以最后的决定是:金字塔将建造, “所有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座,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当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被委派给人民,当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开始实施,当埃及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胡夫却依然感觉到自己的迷失,那一个梦里,他变成了木乃伊,而且看到自己的木乃伊飘浮在空无中, “像是一句溺水者的尸体。”

依然是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死亡,看到了肉体意义上的木乃伊,甚至是在空无中的尸体——不是升天,是飘浮, “金字塔即整一”变成了 “金字塔即单一”。这是一次分野,胡夫的个体意识和金字塔的整体意识第一次出现了分叉,于是象征变成了忧伤,于是符号变成了存在,于是神圣变成了痛苦。但是即使能够诏令天下,胡夫依然无法推翻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在一个没有危机的埃及,在一个强大统治的国家,金字塔必须建造,必须树立,必须整一。

所以胡夫是被某种集体意志劫持进了金字塔体系里,这或者是另一种悲哀。但是当建造金字塔的危机论变成了阴谋论,当离都城不远的吉塞赫笼罩着厚厚的尘云,当传说在神庙四周传播,甚至当大祭司失宠落马,当秘密缉捕的头目卡德里霍泰普和外务大臣遭受打击,当宫廷高官被解职,到底是谁制造了阴谋?不是阿卡德-苏美尔人的军队来到了孟菲斯城门口,不是尼罗河受到了打击抛弃了埃及,而是每个人都制造了阴谋诡计,建造金字塔不是建造它本身,而是建造重影,建造复制品——它又以权力统治的方式去除了那些阴谋,它又留出中央位置的方式欢迎这个国家的君王。

伊斯梅尔·卡达莱:金字塔是专制历史的投影

从日食到第二次月出,从第一块石头到第一万四千块时候,从第一个被压死的人到无数个在建造中死去的人,金字塔已经成为某种 “周而复始”的象征,在时间的内部,它从不停歇,从不放弃,从来制造危机和阴谋,从来都是为了清除异己, “如同它的那些先来者,这块石头安放之际,远处正好渺渺地升腾起一团沙尘,宣告了另一块大石头的到来,第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九块,而其他的石头,正紧跟其后,如此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直到众多世纪的末尾,哦,老天!”它是冲天的迷宫,它是令人目眩的象征,而当金字塔越来越高地被拉向天空,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象征,当胡夫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他其实已经在个体意识被泯灭之后,成为了另一个专制的符号, “现在,即便他愿意,他也再无法摆脱他的金字塔了。”

这像是一个悖论,越是在沉浸在专制中,就越是需要金字塔,而越是建造最高级的金字塔,就越是看见了自己飘浮在空无中的尸体, “是的,留下他孤家寡人面对他的坟墓,而这坟墓一会儿膨胀,一会儿又蜷缩一团,最后又冲天而起,仿佛要一口吞下整片蓝天。”一个人能活多久?金字塔能活多久?他在那一刻第一次看见生命本身的虚无,它挣脱而去,而留下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疯狂——这便是从物质和死亡意义的金字塔时代过渡到精神和专制的 “后金字塔”时代——写进建造的编年史里,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写进一个国家的永恒历史中。

但是那一块石头却坠落了,一次事故不仅仅是死去了那些建造者,更变成了一种关于碎裂的政治阴谋,变成了关于怀疑论的一种实践。所以调查,所以屠杀,所以告密, “每个人都在寻找他自己的那块石头或者他自己的台阶,不知疲倦地跑上跑下,嘴里还不停地喃喃道:不,不是这一块,我是在第四十四行列中倒下的。”象征天地之间的平衡,从天上汲取光明,从大地吸收黑暗,而金字塔打通天地的通道,里面可能藏着破坏和谐的秘密,藏着乱伦的故事, “金字塔与其说能够吸取上天的光明或者种子,还不如说更容易吞噬整个的埃及。”为什么在放置诗歌的地方却有苏美尔大使妻子的内衣?为什么被调查的塞卡特会说金字塔 “不仅会长出毛发来,而且还会长出眼睛牙齿来”?为什么砌石工的家人会收到亲人被割下来的舌头?每个人都用死在建造金字塔,每个人都用寂静的棺材凸显金字塔的雄伟。

终于完工,终于庆贺,终于崛起而成为埃及的象征,也终于走向了死亡变成了木乃伊或尸体,被引诱也被仇视的胡夫终于制造了 “我的毁灭”:毫无理由地走向它,毫无知觉地躺下来。而在胡夫之后呢,新登位的法老杰德夫拉宣布将建造自己的金字塔,甚至胡夫的女儿赫娜申也要建造一座女性金字塔,他们似乎没有像胡夫那样发现了自己的死亡,没有做到那个飘浮着尸体的梦,当自己他脚下雕刻了巨大的斯芬克斯像,关于金字塔的疑问便是: “你是谁?”

斯芬克斯无法回答关于自我的命题,只是雕像,不会说话,所以金字塔也不说话,当若干年后金字塔出现了裂缝,当抢劫者盗走了里面的东西,金字塔又进入了 “反金字塔”的时代,那里面只是木乃伊,只是尸体,只是死亡, “人们盗窃了,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盜窃了死亡本身。”当在时间中被侵蚀,当方石出现开裂,当金字塔衰老,那一种永恒的专制象征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当亚细亚福地的伊斯帕罕草原上,帖木儿用七万颗头盖骨建造起金字塔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死亡,而残暴已经完全公开写在了金字塔上面,对于这一种专制的象征,她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 “自我的毁灭”: “每当那些被人称作头颅堆,还在炫耀千万只眼睛的新的堆砌垒立起来时,早在两三年前建起来的其他那些就已转变成了骷髅堆的状态。”

没有直升到天际,没有汲取光明,没有屹立不倒,当金字塔变成骷髅堆,崩溃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是一种专制的解体,是一种象征的虚无,正如胡夫在梦里看见的自己,飘浮在空无之处的只有自己早已没有了肉体的尸体,腐烂,寂灭,没有人能逃脱的宿命,而金字塔虽然高高屹立,但是当千百年之后,有旅行者透过玻璃拍摄到内部的一切时,透明的世界里再无危机和阴谋,再无威严和权力,再无 “我要位于中央”的宣言,而历史最后奇怪地以裂纹的方式留在胶卷上, “是胶卷上的一种瑕疵,而是一滴血迹,任何的水,任何的药液,都永远无法把它洗干净。”

基督的最后诱惑

编号:C38·2171218·1447
作者:【希腊】尼克斯·卡赞扎基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8.80元
ISBN:9787544730518
页数:503页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作品风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 “拟古性”,文风遥应古代英雄史诗的磅礴气势,被誉为复活了荷马精神。他以哲学的深虑和博大的胸怀审视着人类的苦难与诱惑,着力刻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斗争,以求得灵魂的安宁。《基督的最后诱惑》是每一个痛苦挣扎的人的自白,基督一生中的每一刻都是一场争战,一项胜利,他征服了凡人的七情六欲,不断将肉体转化为精神,并向上攀升。抵达他的顶峰时,他登上了十字架。但即使到了那里,他的争战仍然没有结束。诱惑——最后的诱惑——在十字架上等着他……每个人身上都爆发着一场神与人的斗争,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渴望二者和解。第一句: “从穹苍吹来的一股清风把他的身心完全占有。”


《基督的最后诱惑》: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

“犹大,”他说,声音颤抖着, “你一向狂野不驯,你从来不受人力的限制。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被书写的第三十三章,最后的第三十三章,也是生命的第三十三章——当数字契合着生命,是三十三岁的死亡,还是三十三岁的重生?是三十三岁的耶稣,还是三十三岁的基督? “同我的岁数一样多。三十三只鸟,都在歌唱。”那时候他听到了清脆的鸟叫声,看到了旭日中拿撒勒山上的光芒,看到了大门洞开的城堡,看到了王公贵族鱼贯而入的场景: “他们身穿金袍,跨骑白马。雪白丝绸绣着金色百合花的旗帜在空中飘扬。”还有不停的笑声,还有迷人的叹息,还有等待他的迷人新娘。

但是这一切是梦吗?三十三只鸟一定是天堂里的鸟,天使在身旁,告诉他的却是:这里是人间, “人间没有变,变的是你。从前,你的心不要人间,这是违背它的意愿的。如今你的心想要人间了——这就是全部秘密。”而人间就是天国,或者说,人心变化而想要走进的人间才是和谐美好的天国,在天国里,有笑声,有光芒,有鸟鸣,有新娘——当耶稣抱住抹大拉,当他们的肉体紧贴在一起,当他们体会到激情和快乐,是不是就是像天堂的人间生活?

抹大拉说: “从来没有男人吻过我,我从来没有尝过男人的胡子碰我嘴唇和脸颊的感觉,也没有尝过男人的膝盖夹在我双腿中的感觉。这是我出生的日子!……你哭了,我的孩子?”耶稣说: “爱妻啊,我从来不知道世界是这么美丽,肉体是这么神圣。它也是上帝的女儿,灵魂的优雅姊妹。我从来不知道肉体的欢乐并不是有罪的。”她第一次从妓女变成女人,他第一次叫他爱妻,他们回归的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自己,而人之存在,首先是肉体的存在,人之享受爱,首先是神圣而不是被玷污的肉体之存在。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肉体的欢愉之后,让抹大拉成为第一个殉道者?让她在死亡中成为不朽?

“抹大拉,你已经达到了你生命中最高的欢乐。你不能再升高了。死亡是仁慈的……再见吧,第一位殉道者!”只有死亡才可以永生不朽,只有死亡才可以复生,当神圣的肉体变成仁慈的死亡,他们是不是同在上帝身旁,是不是同样感受到了生命的荣光?还有母亲玛利亚,当他紧紧抱着母亲的时候,他想在母亲的身体里成为自己,成为她的孩子,成为一个生命最初的模样, “母亲,你为什么不能成为我的上帝?”或许有些疑虑,或许有些不安,但是当天使说: “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女人,一个有无数面孔的女人。这个倒了下去,下一个起来了。马利亚·抹大拉死了,拉撒路的姊姊马利亚活着,在等我们,在等你。她就是抹大拉本人,只是换了一张脸。”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她们是母亲,是妻子,她们有着神圣的肉体,她们孕育着生命,而耶稣在那一刻成为了所有女人的儿子,或者是女人的所有儿子, “在她的子宫里孕藏着—一为你,拿撒勒的耶稣——藏着最大的欢乐:一个儿子——你的儿子。我们去吧!”

从死亡到永生,从天堂到人间,从妓女到妻子,从女人到母亲,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肉体和灵魂,大地和人在进行着多么深刻的融会交流!”一切的重生是得救,当光荣归于上帝,人之存在才有意义:男人是女人心爱的男人,女人的子宫里有她们的孩子,这是真理之光,这是生命之光,而当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孩子都在三十三岁的死亡之后得到永生,上帝的神性是不是也是人性?拯救全世界是不是就是拯救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上帝的意义,这就是做人的意义。这就是道路。”那时候,耶稣又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不是不看,是打开了灵魂的眼睛,打开了上帝的神圣之眼。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他也曾闭上眼睛。那是听到三十三只鸟鸣叫之前,是在三十三章复活之前,第二十九章,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垂下脑袋——昏了过去。”那里有将他抓住的罗马人,有审判他的大祭司,有被捆在柱子上鞭打的疼痛,有向他吐唾沫的羞辱,有戴上荆棘冠流下的鲜血,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切的痛苦都来自肉体?而他最后之死是不是也是肉体的泯灭?

二十九章的死,三十三章的生,似乎就是耶稣 “道成肉身”的象征,但是当重生提供了另外的肉体,当复活找到了人性的快乐,耶稣真的成为了基督?上帝真的通过他拯救了世界?圣殿真的在三日之后建造起来?为什么他看到的自己、妻子、院子里的树、窗户和门、踏过的石阶都变老了?为什么罗马人还在围困耶路撒冷?为什么以色列人还在遭受劫难?为什么城门口守卫的天使都不见了?而所有为什么对于基督来说,最致命的是:为什么犹大还愤怒地叫他 “叛徒”?

“叛徒!逃兵!你的地位是在十字架上。那才是以色列上帝要你战斗的地方。但是你胆怯了,死亡刚一露头,你就溜掉了!你逃到马大和马利亚的裙子底下躲了起来。胆小鬼!你为了救自己的命改换了容貌,改换了姓名,你是个假拉撒路!”犹大不是在最后的晚餐时出卖他的叛徒,不是把他推上十字架的罪人,在他准备赴死,准备 “道成肉身”的时候,犹大是他的合作者, “你会有力量的,犹大兄弟。上帝会给你力量,你缺多少就给多少,因为这是必要的——我有必要去死,你有必要出卖我。必须由我们俩来拯救这个世界。请帮助我。”两个人一起拯救世界,犹大 “出卖”耶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才是死亡,才是死亡之后的复活。这是逾越节的密谋,从黑暗通向光明,从奴役通向自由,当然从死亡通向永生, “殉道、钉上十字架、罚入地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必要的;可是在三天之内,我就会从坟墓中出来,升入天堂,坐在天父的旁边。”

但是,对于犹大来说,他看到的不是升入天堂的耶稣,不是坐在天父身旁的基督,而是在三十三只鸟的鸣叫中看见人间气象的耶稣,是把抹大拉叫做 “爱妻”享受肉体之欢愉的耶稣,是让玛利亚作为女人在子宫里孕育生命的耶稣,那么回归到所谓人性的他在犹大看来一定是亵渎了神性,也背叛了当初的计划。 “我举起拳头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犹大怀疑一切的时候,真正被质疑的命题是:所谓的死亡,是不是一种通往那个神圣之境的拯救?所谓的永生,是不是要恢复生命中永恒的人性?这是犹大的质疑,其实也是每一个走向上帝的信徒的质疑u,而在这个质疑面前,尼可斯·卡赞扎基斯通过耶稣的口而回答: “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本应射向高空,射向天堂,射向天父的身旁,但是最后也的终点却是地上,却是人间,而且生活在人间的条件竟然是 “剪除翅膀”——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使,不是俯瞰众生的神,甚至不是带着上帝的光来拯救众人的救赎者,他就是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犹大的质疑却并不是靠一支箭的寓言而完美解答,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在序言中就把基督当成是一个人,只不过在他内心深处有着成为上帝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自己与上帝的同一,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 “这一追求既合乎人性又超越了人性。”这种合一性是一种目标,或者是信仰真正的意义,而要让人性成为神性,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其实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个引起争议甚至颠覆了经典的突破口,那就是在通往这个合一性终点的艰难过程: “灵与肉的斗争,反叛与反抗,和解与屈从,最后达到最高的目的——与上帝合一,基督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升到最高境界,他召唤我们跟随着他的血迹,也走这样一条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冲突越明显,最后获得的和解也越完美, “最后的诱惑只是发生于闪电似的一瞬间,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死亡不是简单的肉体寂灭,永生也不是简单的灵魂救赎,它们始终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的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基督从诱惑到超越,从人性到神性,从死亡到复活,才具有深刻性,才具有启示性: “为了走上牺牲的顶峰——十字架,为了走向不朽的顶峰,基督经历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

所以当犹大喊出 “叛徒”的时候,第三十三章的永生其实是另一种循环的开始,就像死是生的起点,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耶稣还是一个木匠,他就听到了人们喊他是 “叛徒”,因为他制作的十字架是被那些统治以色列的罗马人用来钉死反叛者的, “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当反抗的奋锐党人被钉在他制作的十字架上,他就是一个叛徒,人们向他扔石头,那个老太婆甚至诅咒他: “你把别人钉上十字架,你自己也是要被钉上十字架的!”

这是耶稣经历挣扎的第一阶段,在受苦的以色列,受苦的耶路撒冷,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木匠,一个痛苦的人,他听到了母亲玛利亚的叹息,听到了父亲的痛苦,也看到了抹大拉的悲伤, “父亲瘫痪都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抹大拉才堕落成妓女。因为我以色列才仍然在轭下呻吟……”而他的挣扎也只在于他如何寻找到一条不犯错的路。对于那些遭受蹂躏的人来说,耶稣的痛苦也是他们的痛苦,他们期盼上帝的解救,期盼先知的到来, “羔羊和先知者的鲜血在铺着石块的街道上流淌”,那个救赎者到底在哪里?在被奴役的世界里,他们看不到希望,甚至把上帝和魔鬼混淆: “一定是上帝,上帝……还是魔鬼?谁能区分他们?他们常常互换面孔。”

所以奋锐党人说 “上帝只有一个”,所以抹大拉被人说心里藏着七个魔鬼,所以耶稣变成叛徒,都是在最初的阶段,人神分离而造成的一种机械式的理解, “上帝的信徒不断从约旦、从耶路撒冷、从沙漠里或者从山上走来,他们穿着破衣服,系着错锁链,口角泛着白沫—一可是结果呢?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人们是迷失的,是茫然的。耶稣就是从这最初的阶段开始寻找上帝,开始寻找神性,当他终于抛弃了木匠这个 “叛徒”的身份,当他终于只身一人寻找沙漠里的寺院,其实也是一种表象的皈依,而在这个皈依过程中,他经历了从叛徒到反抗者的转变。

反抗现实,反抗命名,反抗宿命,耶稣离开母亲和父亲,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抹大拉——身为一个妓女,她的身上是污泥,是耻辱,是肮脏,是 “到处是咬伤,沾满了全世界人的口水、汗液和泥垢”的身体,但是耶稣在离开她之前,是为了得到她的原谅,是为了承担自己的过错,三岁时的那种肉体接触似乎成为耶稣背负的罪,他想要在最后的原谅中洗净自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抗是一种宿命,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离开妓女抹大拉越来越远,而离上帝却一步比一步近了。”而抹大拉嘲笑他的是: “你同你的上帝是一副嘴脸。你俩一模一样,我简直分不出谁是谁。”的确,这只是耶稣最初级的诡异,意味离开肮脏就是抵达神圣,以为找到沙漠里的寺院就能得到救赎,就像红胡子的奋锐党人所说: “用不着害怕,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腓力,我们要解放我们的上帝,解放我们的灵魂。”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也慢慢认识到了他身上的人性,他在和抹大拉告别的时候,想着和这个女人一起离开,一起开一家木匠作坊,然后以夫妻的名义过日子,生一群孩子, “这样挽救了一个女人,男人也就跟着得救了。这才是唯一的道路。”而他在走向沙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给他水喝的老太婆,老太婆告诉他的是,人想要吃东西,想要喝水,想女人,都是上帝给的, “什么地方你看到夫妻一起过日子,什么地方你就找得到上帝。什么地方有小孩,有生活上的种种操心事,什么地方有人洗衣、做饭、吵架再和好,什么地方就有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不在寺院里,而在自己家里,家庭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而那时候母亲马里亚对雅各也说: “ “我不想叫我儿子当一个圣徒,我要他跟别人一样,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让他娶媳妇,给我生下孙子孙女。这才是上帝叫人走的路。”

老太婆和玛利亚,甚至抹大拉,都是女人,都在耶稣世界里呈现了作为人的渴求,而当耶稣从反抗的道路上寻求救赎的时候,却像是在泯灭人性,他不穿草鞋,没有钱袋,不拿拐杖,而他想象中的寺院里, “这些人穿着白色衣服,不吃肉,不饮酒,从不接触异性……除了向上帝祷告外什么都不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而存在, “我只把嘴张开,话由上帝来说。”他离开抹大拉,不认玛利亚,就是为了免除身上一切的欲望,用一种外在的圣洁来接近上帝。

但是当他穿着白袍,当他被所有人跟着,他不是在真正皈依上帝,而是 “把耶稣推到他要他去的地方——推到人群前面,让他讲话”,上帝在他口里说话,他藉着上帝而言,这是耶稣成为 “传播者”的阶段,他说: “要人人相爱。”他说: “天地是一体的。”他说 “大家都是兄弟。”而真正在他心里的只有一个标准: “我的父亲是上帝。”他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在播种中开始接触那些信徒,开始传道, “这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几个伴侣———约翰、安德烈和犹大身边,回到农民、渔夫和这些人的妻子身边。这些农民、渔夫都为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容所吸引,抛下田地和渔船跑来听他宣讲,他们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也都跟在后边。”在这个阶段里,其实也有着最简单的合一性,他对犹大说的是: “石头同云彩也分不开。天国并不在空中,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心中,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把你们的心改变一下,天地就会拥抱在一起,以色列入和罗马人也会拥抱在一起,万事万物就会成为一个。”

也正是这种合一性,敌人不再是被仇恨的敌人, “是的,撒玛利亚人同加利利人也是兄弟,老人家——还有犹大国的人民,大家都是!”所以在他看来,上帝是新郎,人的灵魂就是新娘,天国就是一场婚礼,在灵魂的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但是灵魂和平等的,那么在灵魂之外的肉体呢?耶稣没有把肉体看成是和灵魂一体的存在,灵魂是基础,肉体是罪恶,灵魂接近天国,而肉体充满了恐惧,所以在河边,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摇曳不定时,他感到了害怕,当肉体害怕,如何承担全世界的罪?就像幻觉中出现的那条蛇所嘲笑他的: “你是想跟着上帝走,走老鹰的路,你这只肉虫!你一个木匠的儿子想把全人类犯的罪都担承下来?你自己的罪还不够你承担的?你要拯救世界,多么狂妄的想法!”

所以在这样的痛苦中,在这样的恐惧中,摧毁肉体变成了耶稣的另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让他成为了 “伐木者”: “现在我要履行我的责任了:把腐朽的树砍掉。我以为我是个新郎,手里握着一根开花的杏树枝,其实我是个伐木者。你们记得我们在加利利跳舞和散步的时候吗?我们宣告世界是何等的美丽,天地是怎样的一致,天堂即将迎着我们开启,让我们进去。朋友们,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如今我们醒了。”伐木者必须拿着斧子,伐木者必须清除腐朽,伐木者必须走向死亡, “天国都准备打开。每分每秒,麻风、疯狂、烈火,就又前进一步。他们的翅膀已经碰到了我的头发。”所以在耶稣看来,只有肉体之死才能走向永生, “一朝死亡——死了以后,则是永生不朽。这就是我们的方向。你们准备好了吗?”伐木便是战斗,便是打开上帝的旗帜,便是出发作战,而这种作战似乎只是反抗的延续:没有家,没有母亲,没有作为人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否定都只是为了接近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身体里的灵魂不改变,犹大,我们身体外面的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敌人在内部,罗马人在内部,拯救从内部开始!”

从最初的 “叛徒”,到推倒十字架的反抗者,再到身穿白袍的 “播种者”,再到 “拯救从内部开始”的伐木者,耶稣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无论是哪个阶段,肉体和灵魂,始处在分离之中,人性和神性也是无法合一的,但是正是这种分离性甚至对抗性,才产生了力量,才可能从不休止的无情搏斗中走向和解。所以从伐木者开始,这种无情的搏斗让耶稣要清除大地的烈火,要清除不义的人,要清除不信教的人,甚至要审判活人和死者,而清除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 “死亡是通向不朽的门;没有别的门。你们的亲爱的人并没有死——他也将永远不朽。”在死亡面前,耶稣为了拯救众人,他选择让自己承担所有的罪孽,在逾越节和犹大在合作中选择了死亡。

本是为了永生而选择死,本是为了灵魂而消灭肉体,本是为了去除亵渎而建造圣殿,但是三十三章的死是三十三章的生,三十三章的耶稣是三十三章的基督,当看到人间宛如天堂,当在肉体中感受到爱的灵魂,一切的变只是因为人心在变,所以上帝的意义是做人的意义,射向天空的箭最终回落到大地,灵魂的救赎从肉体开始,甚至当他被犹大叫做 “叛徒”的时候,他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也是作为人性之存在的证明:

不,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光荣地坚持了他的立场,直到最后一刻。他信守了诺言。他喊了一声 “以利,以利”,就昏厥了。诱惑俘虏了他一刹那,使他迷了途。欢乐,婚姻,子女都是假的;那些形容枯槁、年老体衰的口中叫着胆小鬼、逃兵、叛徒的老头儿也都是假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魔鬼制造的幻觉。他的门徒们都还健在,事业兴旺。他们漂洋过海在广大的土地上传播福音。结果一切都如所愿——光荣归于上帝!

论革命

编号:B82·2171218·1446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1年0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6.00元
ISBN:9787544715751
页数:281页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论革命》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阿伦特 “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 “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论革命》:目的是以自由立国

开端不仅仅是全部的一半,而且一直向终点延伸。
——波利比乌斯

作为 “全部一半”的开端对应于终结?过程意义就是一种不可抗拒性?波利比乌斯似乎并没有说出开端和终点之间的逻辑通道,而韩娜·阿伦特在此之前引用了让柏拉图的那句话,似乎就指明了一种 “神明”化的力量: “开端因为自有原则,也是一位神明。只要他寓于人之中,只要他激发人的行为,他就拯救了一切。”自由原则是一种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自发过程,当开端由此通向终点,它的核心力量在于有这样一位神明,那就是寓于人之中,有能激发人的行为,甚至最后是拯救了一切。

开端被神化,是因为在走向终点时变成了历史必然性?实际上阿伦特并非是强调开端的自有原则,不是突出神明性,而是从开端走向终点的那种 “绝对性”: “开端的效力源自绝对性,而绝对性必须拯救开端,可以说是从它固有的随意性中将它拯救出来的。”开端的神明不是拯救一切,是拯救自身,用绝对性拯救必然性,在阿伦特的政治逻辑中,就凸显了一种原则: “绝对性就是与开端一道,并且使之在世界上呈现出来的原则。”拯救而呈现,才能最终走向终点,而这种从开端就延伸出来的道路,到底是不是在开端和终点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

阿伦特也是否定的,向终点延伸,或者用绝对性呈现世界,其实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或者终点之意义不是终结,它是在重新建立秩序之后的持续过程,开端之后是延伸的方向,而在这个方向上,终点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更长的阶段和过程,似乎世界一直在呈现,而这种一直呈现的过程也在打破所谓的绝对性——绝对性和开端在拯救一切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拯救自己。而这便是阿伦特的革命观,或者是对于革命精神的一种解读: “如果立国是革命的目的和终结,那么革命精神就不仅仅是发端新事物的精神,而且是开启持久事物的精神;一种体现这种精神和鼓舞它走向新成就的持久制度,将是自拆台脚的。”

不管是发端新事物的精神,还是开启持久事物的精神,都表现了革命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新所对应的是旧:旧政权,旧制度,甚至旧人民,而这种新旧之间的分界线就是革命的开端, “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但是这个开端是如何发生的?它有如何在自由原则中开始?最后它通向的是那一种终点?阿伦特其实考察的是法国大革命,当18世纪的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它在开端之前到底呈现了怎样一个世界?是不平等?是贫困?是政府的专制?当暴力打碎这一切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意味是一场革命?这其实涉及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问题,而在阐述社会问题之前,阿伦特其实就建构了她的革命理论,正是在 “革命的意义”阐述中,她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自由: “只有在创新性激发出这种感召力,并且与自由之理念相联系之处,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

这似乎有些先入为主,革命是变动,革命是暴动,而这些只不过是一个起点,一个开端,甚至有人把革命的本质说成是基督教的观念时,阿伦特也认为只不过是革命激活了基督教信仰中的革命性因子,这倒变成了一种对真正革命的回避。革命从表象上来说是为了造就一个新的世俗领域的新阶段,而这种出发点实际上就是为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革命从词源上或者在初次运用上和天体有关, “其含义也从一种永恒的、不可抗拒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引伸为随机运动,人类命运的沉浮”,而当它成为一个政治术语的时候,阿伦特认为,就是 “向某个预定点循环往复的运动”,而这种运动似乎是为了 “绕回预先规定的秩序”中,所以从愿意来说,革命其实是指 “复辟”,而潘恩用 “反革命”术语的时候,回应的是帕克对于人权的极力辩护,也就是当抵御人权变成 “反革命”,那么革命的意义就是恢复人之有的权力,是回到应有的秩序中。

但这只是一个隐喻,当一种变动发生的时候,革命在现代意义上就是一种从终点走向新起点的开端: “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本,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中,革命展现出它的全貌,具备了一种确定形态,革命开始摄人心魄,与滥用权力、暴行和剥夺自由这一切促使人们造反的东西划清了界限。”但是当革命和暴力划清界限,却难以改变法国大革命中暴力作为开端的这一性质,马基雅维利被称为 “革命精神之父”,而在他的革命理论中,强调的就是暴力,他坚持为暴力在政治领域中保留一席之地。但是在阿伦特说,暴力仅仅是开端,而不是革命的本质, “他强调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与其说归因于他对人性的所谓现实主义洞察,倒不如说更多是归因于他抱有一种徒然的希望,以为可以在某种人身上找到某种品质,跟我们与神性联系起来的品质相媲美。”所以马基雅维利陷入的困境即使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而要从这双重的困境中走出来,就需要重新定义革命的意义。

革命开端是暴力,但是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力,而在这个开端向前,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因为自由的观念指的是政治实体宪法的最高标准就是自由,这是一致的, “我们打算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这种一致性,就不仅取决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而且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概念。”自由不是平等,维克托儿就说,平等是对自由的一种威胁,因为平等之存在于特定的政治领域中,如果革命仅仅保障公民权利,那么它就是不自由的,而变成了一种解放, “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所以阿伦特说: “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

革命以暴力为开端,以自由为目的,这是阿伦特对于革命的一种过程解读,但是自由并非是如 “革命”最初意义的一种循环,一种回归,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就提到了 “自由专制”,似乎就是一种危险信号,所以阿伦特强调革命以自由为目的,其意义是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 “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而这种政治体与以往的政治体全然不同,具有开端意义,所以革命精神就是创新性和新颖性。在建立这样一个革命观之后,再来看待法国大革命,似乎这一个对于后世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在实践着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观念: “昨天,似乎只有君主的专制权力站在人和他的行动自由之间,而就在这个启蒙运动的幸福日子里,一个强大得多的力量突然崛起,随心所欲地支配了一切人,无一幸免,也无从反抗和逃避。这就是历史和历史必然性的力量。”

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实践着一种历史必然性?启蒙运动启发了理性,暴力打破了专制,其中的重要因素便是人,所以生命过程构成了最强大的必然性,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自动进入到了这个生命过程里: “将群众,也就是一个民族、人民或一个社会中的实际多数,看成是一个超自然躯体的形象,它受制于一个超人,也就是不可抗拒的‘公意’。”而提到人的必然性因素,就必然会涉及到社会问题,而法国大革命提供的社会图景就是贫困的产生,马克斯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的也是, “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现在政治上的信条,那就是生命是最高的善,所以革命的目的是让生命摆脱锁链。而这种革命其实是基于同情的一种人文主义。

但是不管是贫困的社会问题,还是对于人的同情,在阿伦特看来,都不是革命的真正原因, “如果从贫困中解放出来和人民的幸福是大革命真正的、唯一的目的,那么圣鞠斯特年少轻狂的俏皮话,‘美德之罪,罪莫大焉’,就不过是是种常理,因为,接下来其实就是‘允许为革命而行动的人’为所欲为。”阿伦特认为为了生命最高的善而进行的革命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富足,而同情, “就其性质而言,无法被整个阶级或人民的痛苦所激发,人类整体的痛苦最不可能激起同情。”如果以这样的苦难作为革命必然性的条件,那么将带来的不是革命而是葬送革命,甚至变成丑恶的开端,变成自私的社会,甚至变成了一种伪善, “革命,在它马不停蹄地将自己的孩子吞噬之前,先撕下他们的假面具。”

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样本意义其实是反面的, “一切革命都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在反对暴政或压迫的斗争中,动用和误用了苦难和赤贫巨大的力量”,甚至到后来变成了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让一切居民都平等地丧失了一个法律人格的保护面具,从而达到了平等化。于是,在伪善被戳穿、痛苦暴露无遗之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愤怒而不是美德了:一方面是对揭露出来的腐败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对不幸的愤怒。”于是也就产生了罗伯斯庇尔所说的 “进步的暴力”这一 “持续反应”。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外,阿伦特用另一个样本来阐述她的革命观,那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美国革命的缔造者心中没有所谓的同情,约翰·亚当斯说: “群众对富人的嫉妒和怨恨随处可见,且仅仅停留于恐惧或必然性层次。一个乞丐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另一个人能乘马车而他却连面包都没有。”在同情之外,美国革命似乎走在一条 “追求幸福”之路上,而这种幸福就是立国是宪法的保障。当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选中了 “幸福”一词,也就是要建立一种 “公共幸福”: “人民知道,如果他们的幸福只存在和享受于私人生活之中,他们就不可能一起‘幸福’。”他们在从殖民地变为自由国家的过程中,将幸福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在这一空间里, “追求公共自由的激情”和 “追求公共幸福”将得到自由发挥,虽然杰斐逊似乎将公共幸福和私人福利混为一谈,但是美国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在于: “美国革命的方向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对于为此而行动的人来说,民法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

“叛乱的目的乃是解放,而革命的目的是以自由立国。”这也是阿伦特的观点,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开端不一样,美国革命似乎并没有出现历史必然性,独立而成为新的国家,似乎是自然而成的, “立宪政府观念无论在内容还是来源上,当然都绝不是革命的。它不过意味着一个受法律限制的政府,通过宪法保证来维护公民自由。”所以哪一部保障幸福的宪法就直接走向了立国自由这个终极目标上,而这种自由立国也正好和法国大革命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样本。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政治自由关键词不是 “I-will”,而是 “I-can”——政治领域必须以某种权力与自由结合起来的方式来理解和构建。这就是在孟德斯鸠影响下的权力分立制衡:在理论上,就是亚当斯的权力平衡观: “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强力制约强力;以力量制约力量;以利益制约利益;同样,以理性制约理性;雄辩制约雄辩;以激情制约激情”;而在实践层面,就是在制度设置上达到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均衡,这种自由立国所构建的自由是权力的均衡,所以美国革命提供的经验是—— “树立权威而非创立权力”:

权力不同于力量,力量是每个人与一切他人相隔绝的状态下都拥有的天赋和财产,而权力只有在人们为了行动而聚在一起时才会形成,而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一哄而散、互相疏远时,权力就将烟消云散。因此,约束和承诺、联合和立约,都是权力赖以持存的手段;在具体的行为举止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权力,而当人们成功地使这种权力保持完整无损之时,他们就已经是在那里进行立国和构建一个稳定的世界性结构的活动,可以说是安置他们联合而成的行动之权力了。

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不懂得区分暴力和权力,他们相信权力来自人民,但是当他们向群众打开政治大门的时候,权力又变成了暴力,将一切扫荡一空;而美国革命者通过承诺、立约和相互誓愿来缔结权力,这种权力就变成了权威,而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权威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建立新秩序: “对他们来说,权威问题是以所谓‘更高法律’的面目出现的,‘更高法律’将对实在法予以认可。”正是在这种 “更高法律”的权威面前,革命的自由目的达到了: “美国革命的进程讲述了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正好给人们上了独特的一课。因为,这场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人们经过共同协商,依靠相互誓愿的力量而缔造的。奠基不是靠建筑师一人之力,而是靠多数人之合力。”

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样本,但是当战争和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革命问题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和战争有关的事件发生之后,革命的自由目的如何得道体现?革命不是对付暴政,当然也不是在暴力中走向终点,看起来革命和自由无关,但是阿伦特却认为, “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其实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世纪,不管以暴力作为开端,还是以自由作为目的,战争就是导致革命,革命就是实践革命精神,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经验重出发,阿伦特试图在被遗忘了的革命传统中找到失落的珍宝:共和国降临不是基于历史必然性,而是以自由立国: “自由事业只有在美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福气,与真正的政治自由诸如言论思想、集会结社自由相比,它是次要的,哪怕是在最好的条件下。”而在开启持久事物的精神中,就是要以权力制衡的方式建立权威,表现在杰斐逊所说的 “街区体系”中;而要避免政府腐败,就必须分清公共领域和死人利益,就必须构筑一个法律体系,如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一样, “为私人领域对抗公共权力塑造了最后的也最彻底的法律堡垒。”最后的一条,就是去除那些所谓的职业革命家, “职业革命家的作用通常不在于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在革命建立自由的最终目的中,政党制度和委员会体系应该成为两种力量,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相互制约的体制。

“革命精神,是一种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这是阿伦特的忠告,当暴力推翻了专制,当权力变成一种力量,只有创新性才能成为革命的开端,也只有自由才能成为革命的目标,不需要专制自由,不需要职业革命家,不需要同情, “无论老老少少,去承受生命之重负的究竟是什么?它就是城邦,是人们无拘无束的自由行为和活生生的语言的空间,它让生命充满华彩。”

时间的噪音

编号:C38·2171218·1445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4.30元
ISBN:9787544769440
页数:257页

“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8月9日,离下一个闰年还有五个月。”朱利安·巴恩斯在《后记》中说。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人。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朱利安·巴恩斯为自己的英雄写下了人生小传,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看见偏见和遗漏,他说: “我把它当作一本私人日记:虽然显得是要给出全部的真相,但通常是在一天的同一个时候,在同样的主导情绪中,用同样的偏见和遗漏所写成的。”


《时间的噪音》:通过让他活着杀死了他

当生活告诉你, “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
——《第一章 在电梯旁》

关闭窗户之前,是不是应该点头的?关闭窗户,是不是无能为力?就在近处,就在背后,不是时间制造的噪音,是不分时间的吵闹。我称之为工地,用俯视的方式,至少要从坐着阅读的状态中起身,至少要走到书房窗户的位置,至少要打开半扇窗户然后把目光放出去:挖掘机在隆隆作响,坚硬的钻头深入每一块石头,碰撞、敲击,碾碎,这是巨大的工具,即使它无法抵达目光的高度,但是在被看见的行动之前,之后,和之中,那种声音却是以没有空隙的方式覆盖过来。

甚至把时间也覆盖了,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日落黄昏,几乎没有从覆盖的噪音中抽身的机会,即使是那个需要片刻宁静的午休时间。这是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项目,这是官方开始实施的计划,当你点头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上,至少可以有限地隔开一点声音,在拟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听见一声叹息,至少可以证明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在巨大的工具面前,在巨大的噪音面前,在不分时间的时间面前,何处有历史的低语?

“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一种信念已经出现在几十年后了,已经从 “在电梯旁”等待审问甚至枪决到 “在汽车里”屈服了。一本书放在面前的时候,几十年显得很遥远,朱利安·巴恩斯,这个名字总是在我结束了一年开局的那些旧书阅读之后,出现在我面前,从前是《英格兰,英格兰》,现在是《时间的噪音》。一个新的开始,是以文本为标志的,是以名字为开端的,就像一个标签,分明是选择之后决定的,但是时间能选择吗?时代能选择吗? “几十年后”能选择吗?那句话之前,他说的是: “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对抗时间的噪音,时间是无时间的时间,时间是没有选择的时间?The noise of time,书名写在封面上,当那种时间成为无时间的状态,成为窗外不分时间的存在,是不是时间就是一个复数:times——当时间变成复数的时间,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被噪音覆盖的时代,一个存在着权力、死亡、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音乐,良心、自由以及 “历史的低语”的时代。

复数的时间变成时代,会有一个人的时代吗?可以发现 “历史的低语”吗?当那个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人站在1937年的那不升降电梯里等待权力把自己叫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低语,仅仅是叹息的另一种说法,和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响起一样,它总是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打断声,那个声音也曾在他耳边出现, “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母亲的恐吓声,如此强大,强大到了甚至取代嘎吱声。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不到五十死了,和战争有关,也和时代有关,而当他试着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屏障,让他无法面对和尸体有关的死亡。

这是一种命运, “就这样”地说着,却绝不是历史的低语,一个带给他生命的女人挡在面前,这就是命运,甚至是宿命,包括身体,包括名字,包括音乐,包括婚姻,哪一个不是在 “就这样”的状态中给他的 “times”留下了声音的标签? “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滑脱的时候不是安全,而是恐惧,甚至不是自己想要的离开,于是自由就变成了调转屁股之后泪如泉涌的现实,跑回家的一切就是 “对此无能为力”的命运。还有妻子,妮塔,塔尼娅,以及职业妓女罗扎利娅,他的选择总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自由,可是那不是聒噪而淫乱的吗?不是不合常情的吗?那一个和自由选择的话题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个句子: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侄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母亲是女人,妻子是女人,女儿是女人,当一个男人的父亲去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被命运带来的另一个男人来说,时代就变成了充满噪音的个体时间——它是单数的。在单数里,关于生命,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音乐,也都变成了单数,变成了唯一,就像时间,无论是1936年,1948年,1960年,它们组成了复数而迷信的闰年,但是每一个闰年,都和上一个十二年没有相同之处,它在表面被贴上了符号,它在心里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而其实它们不组合成唯一的时间,因为, “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一天,他抽完了烟,那一天,他站在嘎吱响的电梯旁,那一天,他无能为力地等待权力的决定,当1929年他的音乐被说成 “偏离了苏维埃艺术的大道”而被学校开除,当献给他《第一交响曲》的作者米沙·卡瓦德里成为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当1936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音乐还没有停歇那个防弹包厢里的斯大林已经离去,当听说了一个作曲家因为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而遭到枪决,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汗珠从发际线滚落下来,似乎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他想到进入电梯之后再也不出来,他想到自己一岁的女儿会被人送到收养人民公敌孩子的特别疗养院,还要什么是 “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还有什么能识破权力的边界?还有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

站在对面的是当权者,当问他关于和元帅的交往中有没有谈过政治,有没有 “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他说话了吗?是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在说话,只是在低语,被噪音覆盖的低语,和自由无关,和抗争无关,甚至和逃避也无关,他说了,只是说了,他知道, “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但是说了和不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1937年的时间里,噪音又被噪音覆盖了, “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审讯而被审讯,逮捕而被逮捕,当在他面前代表权力的人消失在权力世界里,当元帅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决,时间之外,他反而意外、偶然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于是,命运这样表述他本应该死去的时间: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

从1936年闰年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到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音乐没有随着那个包厢变得空荡荡而消失,而当它再次回来,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1948年,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斯大林又观看演出,1948年,又有当权者和他对话,而1948年,他依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不在电梯旁抽完了一根又一根烟,而是在飞机上以艺术团的名义从苏联飞往美国,又从纽约飞回莫斯科。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颓废的西方发明 “安非他命吸入器”,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于是时间在空间的改变中转向了,参加纽约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百般质问……他没有犯错误,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那第九句写着: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没有像来自格鲁吉亚的穆拉杰利在《伟大的友谊》中犯了政治和音乐的双重错误;没有被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门口的示威者的那句话诱惑: “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

他没有从窗口跳下去,他没有自杀,当然也没有被权力杀死——他在权力中间,说着当权者的话,他自己变成了时间的噪音,覆盖了历史的低语。这是乐观主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他在那个时间和这个时间之间,他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他爱妮塔,这是乐观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是一个好丈夫,这是悲观的;他爱孩子们,这也是乐观的,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也是悲观的;而对于音乐,他为这个国家说话,他是乐观的,但是音乐到底属于谁,这便成了一个悲观的问题。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音乐不是为了艺术而生,是为了人民而生,人民或者就是乐观的妮塔,就是孩子,就是家人,就是自己, “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而自己不自杀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 “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最后变成无望,变成歇斯底里。

悲观而乐观,俄罗斯而苏联,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就是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同为闰年的1936年和1948年,跨越了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和资本主义的纽约,而在另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他一样以妥协的方式来跨越时间的噪音。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赫鲁晓夫轻视音乐。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这是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床头柜上的明信片是提香的《现金》,读到的一句话是契诃夫的 “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写下的是描绘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森林之歌》,他的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他的妻子死了,他二次婚姻结束了, “身边需要一个妻子”成就了他第三次婚姻——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不是完全平静的,矛盾在那里,当权者在那里,音乐在那里,人民在那里,他自己在那里,他无法绕开1960年这个又是闰年的时间。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当权者的第三次对话,是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权力顶峰,入党,成为协会主席,这些都是标签,但是在1960年他必须被贴上这些标签,甚至最后变成他自己贴上标签,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的拒绝显得有些苍白,于是他屈服了,于是他变成了共产党员,变成了社会主义英雄,于是他有了司机和相见别墅,有了仆人,于是他参加各种会议, “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于是他签署了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

没有悲观和乐观,只有悲剧和闹剧,而且也再无分别:悲剧就像闹剧,历史的低语就是时间的噪音,活着就是死去—— “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是谁?他又是谁?他们是复数的,是主动的,是权力,是时代,而他,是一个人,一个作曲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活着寻找音乐的人。活着才能杀死他,这便是他一生的反讽: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 “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他活着,他的家人活着,他的时间活着,是因为有些东西死去了他才活着?还是因为他活着而有些东西已经死去了?卑微、妥协、攻击、出卖,不同的闰年,他都有过不一样的态度, “在电梯旁”的时候他是准备死去而活着,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是活着而继续活着, “汽车里”的时候,他是活着而走向死亡——到底谁真正死去了?到底谁还一直活着?生命?个体?音乐?自由?权力?

三种状态,三个时代,三次活着,以及三种音乐,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在那列火车停下的时候,三个不认识的人在伏特加的酒杯面前, “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对羞辱无动于衷,对伤残的身体无动于衷,对失去的自由无动于衷,当三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有人说: “一个三和弦。”叮的一声,酒在荡漾,弥漫着一种醇厚的味道,三个人,三个杯子里的酒,三个喝酒的嘴巴,三和弦的世界里也许真的没有那些时间的噪音,时代的噪音:

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魔桶

编号:C55·2171218·1444
作者:【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2.40元
ISBN:9787020122899
页数:220页

马拉默德的《魔桶》获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内中收录了《头七年》、《哀悼者》、《我梦中的女孩》、《天使莱文》等十三个短篇故事,地点有纽约也有罗马。他以强烈的城市现实主义色彩融合意第绪谚语和少许艺术魔力,诉说着鞋匠、鸡蛋对光检查员、媒人等小人物的生活。主题承袭了一贯的失败、挫折、疲惫、孤独、衰老等元素。 “你能爱一块石头、一把扫帚、一种虚无吗?他敞开胸膛,击打着一条条肋骨,咒骂自己为什么相信了那些根本不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是一份可悲的清单,然而每个故事都带上了充满讽刺意味的幽默感和果敢的幻想。这是一本描绘纽约和移民经历的书,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的亮点,其他类型的作品极少有能把挣扎、沮丧、心碎以如此愉悦和艺术的笔触描绘出来的。


《魔桶》: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德·维克契斯用力把钥匙掷过来,转身跑了。比维拉库两眼冒着怒火,一闪身躲过去了,钥匙打在卡尔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瞧这把钥匙》

钥匙可以打开门,可以进入房间,当漂流者用钥匙找到安身之所的时候,为什么会被丢弃,甚至伤人?而当那把钥匙打中卡尔的前额,肉体的疼痛之外,却是心灵上的一次伤害,印痕其实就是那个刻在他身上永远的标签:美国人,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家的美国人。

并非只是一种地理上的隔阂,当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带着妻子和孩子来打意大利罗马,专攻意大利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消除隔阂的开始,就是寻找一种文化的源头,但是对于卡尔来说,这一次罗马之行却是 “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惊奇”。研究意大利文化,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的,他可以让人暂时遗忘身份,遗忘现实,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异国他乡如何生存,如何让妻儿无忧,又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这些问题摆在卡尔的眼前,甚至最为关键的找到出租房也成为一件难事。

“每一小片面包都有二十个人在张着嘴等着。你们美国人可真是够幸运的。”房屋中介比维拉库似乎在虚构着另一个美国,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在重建中的意大利,对于国家的虚构,也使得比维拉库虚构了卡尔,而除了比维拉库之外,那个女伯爵曾经的情人德·维克契斯也在虚构着美国以及美国人的生活, “我听说你们的政府对你们这些富布赖特学者相当慷慨。”也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差异,造成了现实的差异,卡尔在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感叹: “我也希望所有的意大利人能够如此,并祈求他们让我能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双方都在虚构,所以双方在现实面前却又开始了解构,卡尔找到了中意的公寓,并曲折地找到了拥有那把钥匙的德·维克契斯,最后一把钥匙八万里拉的价格当然无法说拢,即使两万五千里拉,也是跳过了比维拉库而被卡尔视为 “行贿”,而对于 “行贿说”,德·维克契斯愤怒地说: “你们想尽办法收买我们——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文化,而你们反而厚着脸皮说什么行贿。”

虚构和反虚构,就是一种解构,而曾经女伯爵住过的那所公寓也只是一种虚构,当最后打开房门,里面却是一片狼藉: “家具用斧子给砍碎了,沙发里的弹簧都露了出来。地毯也被剪成了碎片,书被扔得满地都是。白墙上泼洒了红酒,卧室墙上写了一些些脏话,是用橘色口红涂上去的。”钥匙从德·维克契斯手中掷出,然后 “转身跑了”,钥匙没有落到比维拉库的脸上,最后在空中飞出一段轨迹之后,打到了卡尔的前额上,于是那个印痕成为 “永远抹不去”的标记,成为虚构世界里对人的伤害。

钥匙从一个人手中掷出,越过一个人的身体,打在另一个人的前额上,三个男人其实都书写了他者的生活,而当现实真的回到真实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只有印痕式的标签无法抹去。而在《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一样是关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虚构,但只有两个人,而两个人又都是意大利之外的他者。费德尔曼和卡尔一样是从美国来到了意大利,也是为了从事研究——打算写一部研究乔托的作品,但是他在这个和学术有关的城市遇到的不是本国人,而是一个同样漂流到此的客人——犹太人萨斯坎德, “我来到罗马的第一句问候居然是来自一个乞丐。”这自然也是解构的开始,这个产生了伟大乔托的国度,却为何让一个犹太人变成了乞丐?

“我不开玩笑,真是靠喝西北风活着,有时我也做点小买卖,可做买卖需要许可证。而意大利人又不发给我。所以每次他们抓到我卖东西,就罚我在劳役营里待六个月。”在意大利,萨斯坎德不从事研究,只是为了生存,但是他身上永远刻着那个标签:犹太人,种种的不公似乎都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 “他们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回以色列的票。”身为流亡者,就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这个标签真实的意义,在犹太人墓区干活, “他为死人祈祷”,这便是萨斯坎德的生活写照,而当费德尔曼的公文包被偷走,他为什么会直接怀疑是萨斯坎德所为?这种推断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就像学术研究对于流亡现状的不屑,

但是在萨斯坎德那里,意大利人给他买回以色列的车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驱逐,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归宿感的人,是 “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但是萨斯坎德却在流浪中自己驱逐了自己,他对费德尔曼讨价还价, “一万五千里拉赎回那章手稿。那个崭新的公文包归你所有。这是你的生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公平吧?”在教堂周边卖念珠的萨斯坎德真的需要用钱,而用偷窃的办法看上去是为了敲诈,但是最后她却说 “什么也不要”——唯独烧掉了费德尔曼的那份手稿, “我只是帮你做了点事。”烧毁手稿就是烧毁研究成果,就是返回到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在萨斯坎德的行为中,费德尔曼也看到了研究和生存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隔阂,当那一句 “衣服归你了,我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喊出来的时候,萨斯坎德却从他的视线里跑掉了,跑掉而消失,只是消失在身为美国人、身为研究者的面前,而他永远无法从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逃脱, “可是那个流亡者仍在跑,直到最近,人们仍看见他在跑着。”

伯纳德·马拉默德:哀悼之后才能复生

流浪而奔跑,甚至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它提供了一种既存的社会现象:没有转身而看见的归宿,没有信仰的生存,而这便是隔阂世界里必然的印痕。《头七年》里的鞋匠助手索贝尔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他以流浪者的身份找到鞋匠费尔德的时候,头上也刻着印痕,只不过他遇到的是同为波兰移民的费尔德,这或者是幸运, “考虑到是同胞,用他比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总要少担一份心。”费尔德收留了他,但是仅仅是物质上的最低满足,在费尔德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成为这里的人,去除流氓者的身份,去除犹太人的标记,所以他在看见大学生麦克斯前来修鞋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女儿米里亚姆能够喜欢麦克斯,甚至和她结婚,他的理由是: “让她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将来过个好日子。”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所谓的高贵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教育,而是因为麦克斯不是犹太人,不是逃亡者,但是正如女儿米里亚姆所评价的,麦克斯是一个 “十足的物质至上的人”,她不喜欢他——这是一种否定,而否定之前是肯定,她喜欢索贝尔,喜欢索贝尔的书,喜欢索贝尔的阅读,而索贝尔待在鞋匠铺里,目的也只有一个,他爱米里亚姆。一种爱情,看上去是去除了身份的差异,两个爱读书的人才是真正相爱的,而其实这是唤醒了同质的身份,当费尔德骂索贝尔: “ “索贝尔,你真是异想天开,她决不会嫁给你这样又老又丑的人的。”就是在用另一种标签隔开了他们。

所以在这个异构的社会里,标签永远是前额的那个印痕,无法抹去,却更加凸显,《哀悼者》里的凯斯勒也是犹太人,他以前是个鸡蛋对光检查员,但是现在只能靠社会保险生活,在那一幢出租房里,房东格鲁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让他迁出,并且动用了司法局长的特权,通过两名身强力壮的助手将他赶了出去,在写着雪的户外,凯斯勒孤独而忧伤地坐着,是邻居将他重新背上了楼,而凯斯勒哭诉着说: “是谁把一个在这儿住了十年按月交房租的人赶了出去?我都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是谁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你是希特勒还是个犹太人?”特权下的歧视,是一种暴力,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暴力体验一直无法抹除,而格鲁伯、司法局长、身强体壮的助手,就是复活了他们的这种伤痕。

但是,在谴责种族歧视的同时,这个令人心寒的故事却隐藏着另一个线索:凯斯勒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无助,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抛弃了家庭,扔下了孩子和妻子, “他一次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他们是否还活着。”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是不是也在所谓的权力中犯下了一种罪?所以在这样一种同样被抛弃的境遇中,他自言自语说: “有什么人死了。”而在所谓死者身边,他就是一个哀悼者, “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撞击着他,他想到这个哀悼者哀悼的正是他本人,是他已经死了。”克鲁伯是哀悼者,凯斯勒是哀悼者,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哀悼是对于死者的悲伤,是对于自我的忏悔,但是在《湖畔女郎》中,那个标签却被隐藏起来,同样是来自美国,同样是去往意大利,更喜欢叫自己 “自由人”的弗里曼在那个美丽的戴尔·东戈岛上看见了美丽的女孩, “她那面庞轮廓分明,皮肤的颜色较重,是典型的意大利脸型,它集中了历史各时期的美于一身,成了这一民族和这种文明的美的代表。”所谓的美,其实只是身体欲望的一种投射而已,尤其是在接触之后女孩全身裸体跳入水中,深深吸引了弗里曼,甚至弗里曼开始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女孩在见到他时问的第一句话是: “你大概是个犹太人吧?”

肯定式的疑问,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弗里曼似乎故意隐藏这个标签,他把自己带向了另一条道路,他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说对犹太人并无反感,其实在内心来说,他是将自己的犹太身份杀死了,是在哀悼自己。但是最后他却陷在自己的陷阱里, “因为我希望你是犹太人。”女孩是犹太人,在那个战争年代,她身上留下了伤痕,正是这个伤痕,她要让自己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让自己永远保留这种记忆, “我不能嫁给你,我是犹太人。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我以往所受的苦难。”弗里曼选择的是遗忘,甚至是刻意的遗忘,和女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把自己杀死了,而她让自己永远活着。所以最后的欲望变成了一种反讽: “他摸到她的胸脯,想握着、亲吻着、吸吮着,但她走进了雕塑群,当她已快消失在雾霭之中时,他还呼唤着她的名字,拥抱着月光下的一座石像。”

苦难必须铭记在心,这是对历史、对信仰、对文化的尊重,这是对自我的肯定,所以别人刻下的印痕不必抹去,而当自己抹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背叛?那些犹太人是流亡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鞋匠、对光检查员、裁缝,但是活着必须有尊严。但是当自我背叛,自己成为哀悼者的时候,谁来拯救?那个黑人犹太人莱文说自己是天使,在马尼斯彻维兹陷于生活所迫的时候,似乎成了一种寄托,但是那仿佛是一个梦,即使在梦中求助了莱文,对于马尼斯彻维兹来说也感觉问心无愧了, “他知道这次行动是最后绝望的痛苦挣扎,去寻找一个黑人魔术师来拯救妻子的病。但是如果别无选择,他至少也算是尽了力。”而这种行为似乎也从现实意义过渡到了信仰意义,正如那个驼背所说: “灵魂是无形的物质力量,如此而已,灵魂就是这样产生的,无形生自有形,而这两者又都生自灵魂,只是偶尔相反,没有比灵魂更高的了。”上帝是希望,上帝是光,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所以人人是天使,人人可救赎,最后的马尼斯彻维兹发出感慨, “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到处是犹太人,到处是天使,到处是有灵魂的上帝,于是下雪天会看见白色的羽毛从天上飘落,于是现实中老去的女人会成为 “我梦中的女孩”,于是 “用手搂着她从紧身胸衣里溢出的赘肉一起跳起了华尔兹舞。”于是在《魔桶》里有了最后的爱。芬克尔读完了犹太教律法,经过六年寒窗,他可以被授予圣职出任牧师,但是别人建议最好能结婚,这样就能成为拉比。为了完成这个心愿,芬克尔找到了媒人萨尔兹曼,但是萨尔兹曼做媒的女人都不和他的意。不合意,并非是女人年龄问题,并非是不够漂亮,其实是芬克尔根本不会去爱,甚至对上帝,也只不过是在知识层面完成了命名: “我信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

除了父母之外,芬克尔从未爱过任何人, “因为他不爱人类,也不可能全力地去爱上帝。”但是当他从萨尔兹曼的手中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时,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她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这里有各种希望,她自己的天地。”但是萨尔兹曼却告诉他,这个女人 “不适合你。她太野,没有廉耻,她不配嫁给一个拉比为妻”而且, “就像牲畜,就像狗。在她看来贫穷就是罪恶。正因为这样,我就当她已经死了。”萨尔兹曼其实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他诅咒她, “她该下地狱,该烧死。”她是罪恶的符号,是死去的象征,那刻在身上的印痕也永远无法抹去,但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反而让芬克尔体会到了爱, “他最终下了决心,让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在他看来,她纯洁无瑕,她是天使,她是希望。

无论是找不到归宿的流亡者,还是将身份隐匿起来的无名者,其实都缺少一种爱,缺少对自我的救赎,那个印痕总是压着自己,让自己无法翻身,无法成为完整的人,甚至被沦为罪人,所谓哀悼是哀悼历史,哀悼社会,哀悼谎言,但是灵魂不死,信仰不死,爱不死,救赎就是自救, “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

德勒兹哲性诗学:跨语境理论意义

编号:H43·2171218·1443
作者:麦永雄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1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49545018
页数:325页

“块茎本身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结出大小不等的鳞茎和球茎。群鼠奔突之际亦是互相挤压冲撞。块茎包括了最好和最差的东西:土豆和野草。”麦永雄把块茎作为 “反中心系统”的象征,在光滑空间、条纹空间与多孔空间中理解 “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文化观念,他将关注的焦点对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德勒兹被称为是 “哲学领域中的毕加索”,他不循常规,思想概念充盈着穿透力和增殖性,他的差异哲学、游牧美学衍生出跨语境的哲性诗学,挑战 “理论之死”。书中德勒兹哲思触媒般地穿越异质丛生的多重语境,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激活了哲学与诗学交叠互渗的思想游牧,生成了理论 “千高原”的新空间。


《德勒兹哲性诗学:跨语境理论意义》:迈向诗学的 “千高原”

思想家似乎是无的放矢地射出了一支箭,另一个思想家将此箭拾起,射向另一个方向。
——尼采

当然不是思想家,是读者之一。无的放矢地射出一支箭,也漫无目的地被拾起,当一切出于被动语态的时候,射向哪一个方向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射不射都不会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九品书库里登记的书名是《跨语境理论意义》,这是2017年购书之后的一种命名,而当半年之后再次打开,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后半句,完整的书名应该是:《德勒兹哲性诗学:跨语境理论意义》——冒号制造了一种分离,它们分列在封面的左和右,在这种分离的境况下,一个完整的书名如何重组,如何联结,如何制造生成论、多元化、流变性的 “千高原”?

仅仅是一次对于知识的绕行,最初阅读德勒兹的著作是《运动-影像》,而且就是从电影分析的角度购置的,那时候他是陌生的,是未知的,而当他在这本书里舍弃了传统的电影史研究,而以分类学的方式对影像和符号进行分类尝试的时候,的确提供了另类视觉,知觉-影像、情感-影像、动作-影像、符号等运动-影像及其主要变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影像的观念。吸引人,所以会再次关注,所以在购书时搜索了和德勒兹相关的作品,而这仅仅是从一种知识的获取层面预设了这个作者,所以最后搜索和寻找似乎陷入了一种唯名主义, “德勒兹”成为一个关键词,从而忽视了真正需要的文本,甚至连是作者还是对象也没有完全搞懂的情况下,就下单,就付款,就成为九品书库中的一员。

就像登记书名一样,在分离的状态中始终无法真正认识德勒兹,当见到封面的 “冒号”,当知道作者是麦永雄的时候,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德勒兹的著作,而是介绍德勒兹理论的图书——当作者变成介绍对象,理论的探寻便成为了知识的介绍,在 “不看中国现代作者作品”规则被打破的时候,一支箭是盲目地射了过来,而我也只是端坐在书房的某一个位置,以极其静态的方式走近德勒兹——走近而无法走进,是阅读的一种无奈,也是国内对德勒兹作品译介的一种尴尬,除了《运动-影像》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德勒兹的原著,麦永雄在介绍中提到的《千高原: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和《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于精神分裂症》这两部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经典,根本还没有中译本,甚至,麦永雄还引用了他人专著中的句子。

句子存放在他人句子中,思想变成了层层引用的思想,隔了那么多层,是不是也像封面上那个具有割裂寓意的冒号一样,和德勒兹的理论、概念,甚至知识隔了许多层,在这种被遮蔽的现实里,那里所谓的千高原、块茎、分列分析、解辖域化、少数族文学、逃逸线、分子线、游牧美学、无器官身体等概念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名词?或者仅仅是一个远离差异、生成、流变、生机、间性的简单知识?疑惑之存在,并非是没有根据,这本麦永雄的专著,其实并无理论高度,它只是介绍德勒兹提出的诸多概念,虽然是从 “跨语境”视野将德勒兹诗学置入三重不同的语境中,但其实,在介绍德勒兹诗学的特质时,就已经具体阐述了他的差异性、多元论、生成论、间性论、流变论、生机论,无论是电子传媒文化语境中的德勒兹诗学理论阐释力,还是全球化语境中的德勒兹诗学的理论增殖性,其实完全可以在诗学特质的介绍中一笔带过,但是却分成了三大章,但是在具体阐释的时候,却陷入了一种重复性,翻来覆去并不是创新,甚至连一些语句都极其相似,所以毫不怀疑,麦永雄在写作这部知识型著作之前,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框架,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将诸多的相关论文拼凑而来,所以结构的严整性、思路的连贯性都受到了明显的制约,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依然是陌生的,依然是未知的,依然是一个无法走近的他者,也依然被冒号分隔而成为一种粗陋的知识符号。

但是,对于更加未知的我来说,这一种知识多少也可以成为积累的素材,多少也可以开启我的一扇门,多少也可以拾起那一支箭而粗粗浏览,它是前理论的一个进口,如此,便也可以假装认识,在门口轻轻口门,然后说一句: “你好,德勒兹。”麦永雄是拉开了那道门的一条缝,从门缝里望进去,世界也还是呈现出一种异样,于是, “哲性诗学”便带领着那些概念,将整个屋子都占满了。对于我来说,全新的认识在于德勒兹诗学的体系,麦永雄在 “导论”中说,德勒兹的诗学其实拓展了它的理论意义,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当代,诗学已经从诗歌研究到文学理论,到文艺理论再到文化批评理论,完成了一种纵向的发展轨迹,而德勒兹以他的差异论、生成论、多元论、间性论、流变论、生机论,对诗学的同一性、存在论、二元论、等级制、静态观、中心主义、基要主义等传统思想观念进行解辖域化, “体现出力图打通哲学、艺术与科学的各自辖域的理论努力”,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的诗学探赜具有三重语境的重构意义: “一是西方学术语境中德勒兹诗学的特质;二是电子传媒文化语境中德勒兹诗学的理论阐释力;三是全球化语境中德勒兹诗学的理论增殖性。”

麦永雄在介绍德勒兹的哲性诗学的时候,分别从差异论、生成论、多元论、间性论、流变论、生机论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诗学特质,而实际上,这几个特质存在着某种重复性,比如生成和流变,间性和生机,麦永雄将每一个特质对应于不同的解构和建构目的,比如生成论偏重于他的文学批评,流变论侧重于比较文学,多元化侧重于世界文学,生机论侧重于当代意义,但是其核心却是同质的,而德勒兹真正具有革新意义的观念就是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麦永雄也在导论中说: “德勒兹诗学思想的核心是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他把文学视为思想的触媒,其致思方式迥异于西方传统思想史基于同一性取向的中心主义、二元论、等级制的理路,也不同于中国文化重视‘中和’的传统思维定式。”

这便是他的一个重要起点,差异是什么,差异就是差异本身。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核心是两大对立的关系,一种社会 “外在于”事物的优先关系,一种是 “内在于”事物的优先关系,前者是超验性哲学,代表体系上溯至柏拉图,它是由上层决定下层的意义,由精神决定肉体的意义,由造物主决定创造物的意义,在超验性哲学中,始终有一个存在的核心,那就是柏拉图的理式、笛卡尔的精神、神学的上帝;而后者是内在性的哲学,它取消了外在性的超验,转而进入事物内部,德勒兹是这一哲学的代表人物,它以 “生成”挑战 “存在”,矛头指向柏拉图与黑格尔哲学传统。这在他的《差异与重复》中可窥见其理论的建构:重复意味着潜在的无限性,意味着随时可能有一个新的开端,意味着在事物内部 “生成”。所以因为差异而重复,因为重复而生成,而德勒兹的生成也不是一种线性发展过程,麦永雄说他的生成论继承的是尼采的 “永恒回归”: “永恒回归不是‘同一性’或‘一’的回归,而是属于多样性和差异的回归。”

差异而异质,异质而生成,生成而具有无限的动力,《影像-运动》似乎就在这个意义上阐明了德勒兹的诗学意义,而运动也并不趋向于某一种结果和目的, “事物与形态均为生成的产物。”麦永雄把他的生成论比喻成黄蜂和兰花的 “互相生成”: “动物与植物出于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借助对方,分别获得食物(花粉)和生殖(受精)的机遇,达到既是共赢,但又是无迹可寻的化生境界。”所以在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的总体框架下,便有了 “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内在性轨迹: “它意味着离开家园,改变习惯,学习新的技艺。”便有了文化诗学空间的多元性:光滑空间、条文空间、多孔空间;便有了 “块茎哲学”,它拒绝具有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树状模式, “一切事物变动不居的复杂互联性”,在联系性原则、异质性原则、多元性原则、反意义的裂变原则、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中, “它们斜逸横出,变化莫测。”便有了褶子理论和游牧美学,有了少数族文学……

所以差异是建构的基础,生成是动力,在麦永雄对德勒兹从理论阐释到文学、文艺和社会文化的批评的介绍中,完全可以看成是生成论之下内在性诗学的具体应用。 “生成不可感知性”,生成具有自由解放的力量,文学中,德勒兹对于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品的分析完全实践着这样的理论,而他则命名之为 “少数族文学”和 “文学机器”。 “少数族文学”具有的三个特点语言的解辖域化、具有政治性的折射、有群体价值的蕴含, “文学机器”衍生的 “装配”提供了异质的维度,它是部分客体的机器、共鸣的机器和力量运动的机器——无论是 “少数族文学”还是 “文学机器”,都是形成了从既定 “辖域”加以 “解辖域化”及 “再辖域化”,从而生成新质的过程。

这种生成新质的过程又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流变的意义,德勒兹提出的分子流概念,千高原概念,都使得 “少数族文学”和 “文学机器”具有一种 “游牧”美学,从而具有了一种多元化意义,在世界文学的观念革新中,又变成了 “间性”,包括文化间性、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在内,形成了跨语境文化交流的意义, “或许这是我的感觉,一个外在,一个内在,而我在中间,或许这就是我,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东西……我自己在悸动,我是鼓膜,一面是心灵,一面是世界,我不属任何一边。”也是在流变中、间性生成中,德勒兹又提出了一种 “耻为人类”的生态美学, “我写的一切都是主张生机论的——至少我希望如此,都构成一种符号和事件的理论。”哲学主体不在是人,而是向非人类机器、情感开放,甚至向大地、动物中寻找诗性——所以卡夫卡的 “少数族文学”在向非人类的甲虫延伸的时候,就是一种生机论的生态美学实践。

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是基础,当德勒兹的哲学诗学从文学、文艺批评进一步走向社会文化体系的时候,跨语境意义就更加突出,一方面是在空间转向之后,在数字化时代中扩展了新的视野, “德勒兹曾言一切事物皆在内在性的平台上发生,他设想出一种巨大的荒漠般的空间,而概念则犹如游牧者一样在其间聚居流散。德勒兹空间化的哲学赋予我们以众多概念:光滑与条纹、游牧与定居、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褶子,以及其他许多使我们进行空间思维的概念。”所以在这个互联网的赛博空间里,差异和生成具有了新的意义:互联网具有解中心化、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交流系统的特征,所以空间转向之后,便需要一种媒介诗学的支撑,德勒兹的块茎思维、褶子诗学、游牧美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提供了新的批判视角。

而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中,德勒兹的跨语境哲学具体表现在他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化视野,阐述了规训与控制的理论图式,发掘了非西方中心论下的东方审美文化,甚至建立了多元文化中 “杂语共生”的当代文艺美学, “促使人们反思与扬弃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基要主义等传统美学倾向。”所以从德勒兹的哲性诗学入手,关照跨语境的理论构建,其重要性当然是实践意义,麦永雄在结语中说,将德勒兹的诗学置入不同的语境,是为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合理化交往,是为了强调 “和而不同”的理论努力,而这无非是归结到最基本的概念:差异和生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德勒兹射出的这一支箭,是 “尝试着向多维度射出”,在穿越重重语境之后迈向当代世界诗学的 “千高原”,所以这支箭不再是无的放矢,而我们,无论是介绍者,还是读者,却只是拾起了这支箭,到底这支箭是不是德勒兹当初射出的箭,到底射向向何方,其实都是疑问,都是未知,都是浅陋知识下无法完成命名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