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8 《魔桶》：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德·维克契斯用力把钥匙掷过来，转身跑了。比维拉库两眼冒着怒火，一闪身躲过去了，钥匙打在卡尔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瞧这把钥匙》
钥匙可以打开门，可以进入房间，当漂流者用钥匙找到安身之所的时候，为什么会被丢弃，甚至伤人？而当那把钥匙打中卡尔的前额，肉体的疼痛之外，却是心灵上的一次伤害，印痕其实就是那个刻在他身上永远的标签：美国人，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家的美国人。
并非只是一种地理上的隔阂，当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带着妻子和孩子来打意大利罗马，专攻意大利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消除隔阂的开始，就是寻找一种文化的源头，但是对于卡尔来说，这一次罗马之行却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惊奇”。研究意大利文化，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的，他可以让人暂时遗忘身份，遗忘现实，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异国他乡如何生存，如何让妻儿无忧，又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这些问题摆在卡尔的眼前，甚至最为关键的找到出租房也成为一件难事。
“每一小片面包都有二十个人在张着嘴等着。你们美国人可真是够幸运的。”房屋中介比维拉库似乎在虚构着另一个美国，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在重建中的意大利，对于国家的虚构，也使得比维拉库虚构了卡尔，而除了比维拉库之外，那个女伯爵曾经的情人德·维克契斯也在虚构着美国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我听说你们的政府对你们这些富布赖特学者相当慷慨。”也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差异，造成了现实的差异，卡尔在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感叹：“我也希望所有的意大利人能够如此，并祈求他们让我能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双方都在虚构，所以双方在现实面前却又开始了解构，卡尔找到了中意的公寓，并曲折地找到了拥有那把钥匙的德·维克契斯，最后一把钥匙八万里拉的价格当然无法说拢，即使两万五千里拉，也是跳过了比维拉库而被卡尔视为“行贿”，而对于“行贿说”，德·维克契斯愤怒地说：“你们想尽办法收买我们——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文化，而你们反而厚着脸皮说什么行贿。”
虚构和反虚构，就是一种解构，而曾经女伯爵住过的那所公寓也只是一种虚构，当最后打开房门，里面却是一片狼藉：“家具用斧子给砍碎了，沙发里的弹簧都露了出来。地毯也被剪成了碎片，书被扔得满地都是。白墙上泼洒了红酒，卧室墙上写了一些些脏话，是用橘色口红涂上去的。”钥匙从德·维克契斯手中掷出，然后“转身跑了”，钥匙没有落到比维拉库的脸上，最后在空中飞出一段轨迹之后，打到了卡尔的前额上，于是那个印痕成为“永远抹不去”的标记，成为虚构世界里对人的伤害。
钥匙从一个人手中掷出，越过一个人的身体，打在另一个人的前额上，三个男人其实都书写了他者的生活，而当现实真的回到真实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只有印痕式的标签无法抹去。而在《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一样是关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虚构，但只有两个人，而两个人又都是意大利之外的他者。费德尔曼和卡尔一样是从美国来到了意大利，也是为了从事研究——打算写一部研究乔托的作品，但是他在这个和学术有关的城市遇到的不是本国人，而是一个同样漂流到此的客人——犹太人萨斯坎德，“我来到罗马的第一句问候居然是来自一个乞丐。”这自然也是解构的开始，这个产生了伟大乔托的国度，却为何让一个犹太人变成了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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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55·2171218·1444 |
“我不开玩笑，真是靠喝西北风活着，有时我也做点小买卖，可做买卖需要许可证。而意大利人又不发给我。所以每次他们抓到我卖东西，就罚我在劳役营里待六个月。”在意大利，萨斯坎德不从事研究，只是为了生存，但是他身上永远刻着那个标签：犹太人，种种的不公似乎都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他们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回以色列的票。”身为流亡者，就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这个标签真实的意义，在犹太人墓区干活，“他为死人祈祷”，这便是萨斯坎德的生活写照，而当费德尔曼的公文包被偷走，他为什么会直接怀疑是萨斯坎德所为？这种推断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就像学术研究对于流亡现状的不屑，
但是在萨斯坎德那里，意大利人给他买回以色列的车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驱逐，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归宿感的人，是“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但是萨斯坎德却在流浪中自己驱逐了自己，他对费德尔曼讨价还价，“一万五千里拉赎回那章手稿。那个崭新的公文包归你所有。这是你的生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公平吧？”在教堂周边卖念珠的萨斯坎德真的需要用钱，而用偷窃的办法看上去是为了敲诈，但是最后她却说“什么也不要”——唯独烧掉了费德尔曼的那份手稿，“我只是帮你做了点事。”烧毁手稿就是烧毁研究成果，就是返回到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在萨斯坎德的行为中，费德尔曼也看到了研究和生存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隔阂，当那一句“衣服归你了，我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喊出来的时候，萨斯坎德却从他的视线里跑掉了，跑掉而消失，只是消失在身为美国人、身为研究者的面前，而他永远无法从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逃脱，“可是那个流亡者仍在跑，直到最近，人们仍看见他在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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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纳德·马拉默德：哀悼之后才能复生 |
流浪而奔跑，甚至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它提供了一种既存的社会现象：没有转身而看见的归宿，没有信仰的生存，而这便是隔阂世界里必然的印痕。《头七年》里的鞋匠助手索贝尔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他以流浪者的身份找到鞋匠费尔德的时候，头上也刻着印痕，只不过他遇到的是同为波兰移民的费尔德，这或者是幸运，“考虑到是同胞，用他比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总要少担一份心。”费尔德收留了他，但是仅仅是物质上的最低满足，在费尔德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成为这里的人，去除流氓者的身份，去除犹太人的标记，所以他在看见大学生麦克斯前来修鞋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女儿米里亚姆能够喜欢麦克斯，甚至和她结婚，他的理由是：“让她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将来过个好日子。”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所谓的高贵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教育，而是因为麦克斯不是犹太人，不是逃亡者，但是正如女儿米里亚姆所评价的，麦克斯是一个“十足的物质至上的人”，她不喜欢他——这是一种否定，而否定之前是肯定，她喜欢索贝尔，喜欢索贝尔的书，喜欢索贝尔的阅读，而索贝尔待在鞋匠铺里，目的也只有一个，他爱米里亚姆。一种爱情，看上去是去除了身份的差异，两个爱读书的人才是真正相爱的，而其实这是唤醒了同质的身份，当费尔德骂索贝尔：““索贝尔，你真是异想天开，她决不会嫁给你这样又老又丑的人的。”就是在用另一种标签隔开了他们。
所以在这个异构的社会里，标签永远是前额的那个印痕，无法抹去，却更加凸显，《哀悼者》里的凯斯勒也是犹太人，他以前是个鸡蛋对光检查员，但是现在只能靠社会保险生活，在那一幢出租房里，房东格鲁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让他迁出，并且动用了司法局长的特权，通过两名身强力壮的助手将他赶了出去，在写着雪的户外，凯斯勒孤独而忧伤地坐着，是邻居将他重新背上了楼，而凯斯勒哭诉着说：“是谁把一个在这儿住了十年按月交房租的人赶了出去？我都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是谁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你是希特勒还是个犹太人？”特权下的歧视，是一种暴力，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暴力体验一直无法抹除，而格鲁伯、司法局长、身强体壮的助手，就是复活了他们的这种伤痕。
但是，在谴责种族歧视的同时，这个令人心寒的故事却隐藏着另一个线索：凯斯勒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无助，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抛弃了家庭，扔下了孩子和妻子，“他一次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他们是否还活着。”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是不是也在所谓的权力中犯下了一种罪？所以在这样一种同样被抛弃的境遇中，他自言自语说：“有什么人死了。”而在所谓死者身边，他就是一个哀悼者，“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撞击着他，他想到这个哀悼者哀悼的正是他本人，是他已经死了。”克鲁伯是哀悼者，凯斯勒是哀悼者，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哀悼是对于死者的悲伤，是对于自我的忏悔，但是在《湖畔女郎》中，那个标签却被隐藏起来，同样是来自美国，同样是去往意大利，更喜欢叫自己“自由人”的弗里曼在那个美丽的戴尔·东戈岛上看见了美丽的女孩，“她那面庞轮廓分明，皮肤的颜色较重，是典型的意大利脸型，它集中了历史各时期的美于一身，成了这一民族和这种文明的美的代表。”所谓的美，其实只是身体欲望的一种投射而已，尤其是在接触之后女孩全身裸体跳入水中，深深吸引了弗里曼，甚至弗里曼开始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女孩在见到他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大概是个犹太人吧？”
肯定式的疑问，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弗里曼似乎故意隐藏这个标签，他把自己带向了另一条道路，他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说对犹太人并无反感，其实在内心来说，他是将自己的犹太身份杀死了，是在哀悼自己。但是最后他却陷在自己的陷阱里，“因为我希望你是犹太人。”女孩是犹太人，在那个战争年代，她身上留下了伤痕，正是这个伤痕，她要让自己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让自己永远保留这种记忆，“我不能嫁给你，我是犹太人。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我以往所受的苦难。”弗里曼选择的是遗忘，甚至是刻意的遗忘，和女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把自己杀死了，而她让自己永远活着。所以最后的欲望变成了一种反讽：“他摸到她的胸脯，想握着、亲吻着、吸吮着，但她走进了雕塑群，当她已快消失在雾霭之中时，他还呼唤着她的名字，拥抱着月光下的一座石像。”
苦难必须铭记在心，这是对历史、对信仰、对文化的尊重，这是对自我的肯定，所以别人刻下的印痕不必抹去，而当自己抹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背叛？那些犹太人是流亡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鞋匠、对光检查员、裁缝，但是活着必须有尊严。但是当自我背叛，自己成为哀悼者的时候，谁来拯救？那个黑人犹太人莱文说自己是天使，在马尼斯彻维兹陷于生活所迫的时候，似乎成了一种寄托，但是那仿佛是一个梦，即使在梦中求助了莱文，对于马尼斯彻维兹来说也感觉问心无愧了，“他知道这次行动是最后绝望的痛苦挣扎，去寻找一个黑人魔术师来拯救妻子的病。但是如果别无选择，他至少也算是尽了力。”而这种行为似乎也从现实意义过渡到了信仰意义，正如那个驼背所说：“灵魂是无形的物质力量，如此而已，灵魂就是这样产生的，无形生自有形，而这两者又都生自灵魂，只是偶尔相反，没有比灵魂更高的了。”上帝是希望，上帝是光，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所以人人是天使，人人可救赎，最后的马尼斯彻维兹发出感慨，“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到处是犹太人，到处是天使，到处是有灵魂的上帝，于是下雪天会看见白色的羽毛从天上飘落，于是现实中老去的女人会成为“我梦中的女孩”，于是“用手搂着她从紧身胸衣里溢出的赘肉一起跳起了华尔兹舞。”于是在《魔桶》里有了最后的爱。芬克尔读完了犹太教律法，经过六年寒窗，他可以被授予圣职出任牧师，但是别人建议最好能结婚，这样就能成为拉比。为了完成这个心愿，芬克尔找到了媒人萨尔兹曼，但是萨尔兹曼做媒的女人都不和他的意。不合意，并非是女人年龄问题，并非是不够漂亮，其实是芬克尔根本不会去爱，甚至对上帝，也只不过是在知识层面完成了命名：“我信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
除了父母之外，芬克尔从未爱过任何人，“因为他不爱人类，也不可能全力地去爱上帝。”但是当他从萨尔兹曼的手中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时，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她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这里有各种希望，她自己的天地。”但是萨尔兹曼却告诉他，这个女人“不适合你。她太野，没有廉耻，她不配嫁给一个拉比为妻”而且，“就像牲畜，就像狗。在她看来贫穷就是罪恶。正因为这样，我就当她已经死了。”萨尔兹曼其实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他诅咒她，“她该下地狱，该烧死。”她是罪恶的符号，是死去的象征，那刻在身上的印痕也永远无法抹去，但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反而让芬克尔体会到了爱，“他最终下了决心，让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在他看来，她纯洁无瑕，她是天使，她是希望。
无论是找不到归宿的流亡者，还是将身份隐匿起来的无名者，其实都缺少一种爱，缺少对自我的救赎，那个印痕总是压着自己，让自己无法翻身，无法成为完整的人，甚至被沦为罪人，所谓哀悼是哀悼历史，哀悼社会，哀悼谎言，但是灵魂不死，信仰不死，爱不死，救赎就是自救，“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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