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归档： 2019年

	编号：C36·2190222·1540
	作者：【德】 里尔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7.50元
	ISBN：9787220104572
	页数：352页

当她以性的无限的意图突破它的暂时的用途。当她在拥抱之黑暗中不是采掘满足，而是采掘渴望。当她蔑视这个，即两人中一个是爱者另一个是被爱者，而那些虚弱的被爱者，她把她们背到自己的床榻上，在身旁烤热她们使之成为爱者，她们便离开她。在这样的崇高的离别之际她的心化为本性。高于命运她为昔日的爱人们唱她的新娘之歌；为她们提升婚礼；为她们夸大那位邻近的夫君，以便她们为他全神贯注像为一位神而且也还经受住他的荣耀。
——《68》

爱者和被爱者，是一个和另一个，他们仿佛在“两人中”变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只有爱者施爱，被爱者接受，他们才能合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便可命名为爱。但是这样一种看似整体的关系却是脆弱的，易变的，当疾病缠身，当死亡降临，甚至当爱者背叛，被爱者如何才能得到爱？或者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被爱者如果反身为爱者，在这个本已固定的结构中，如何突围，如何超越，如何改变？

第68节，似乎已经脱离了1902年8月28日开启的巴黎生活，“巴黎这般充满此欲望，因此这般贴近死亡。这是一个陌生的、陌生的城市。”在图利耶街的廉价旅馆里，里尔克感受到了浓烈的死亡气息，“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而死亡不是结束，是背叛了生存意义的“生存欲望”——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里尔克说：“生存是某种宁静的、宽广的、单纯的东西。生存欲望则是匆忙和追逐。这种欲望：拥有生命，立刻，完全，在一个时辰中。”第68节，似乎也远离了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当作为侍从官的祖父克里斯托夫·德特勒夫·布里格在那里死去，并非是一种恐怖的终结，而让死亡成为一种永生，“它像个国王，人们称之为恐怖王，此生及永久。”——里尔克唯有在写作中忘记那一道童年的阴影：“我做了些事情来对付恐惧。我坐了整整一夜并不停地写字，现在我累坏了像走了很远的路穿过乌尔斯伽德的田野。”

充满生存欲望的巴黎，充满死亡恐惧的乌尔斯伽德，似乎在记忆和现实意义上解构了爱者和被爱者的关系，而在这个整体结构走向终结的第68节，里尔克却在呼唤着一个“她”：她有着性的无限，她采掘着满足和渴望，她蔑视着“两人”尤其是那个爱者，而最后当她离开了爱者，在新娘之歌里，在提升的婚礼上，虚弱的被爱者似乎又拥有了爱，在这个爱者已经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爱者而具有一种人性意义上的爱，就是里尔克所渴望的“不及物的爱”。

不及物的爱，并非是将爱埋葬，也并非是留着一个空位，而是把爱当成是超越物的“艺术之物”，而是把被爱者也当成爱者——爱者和被爱者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其实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终结，在转变、超越和突围中，爱是不及物的，爱者也成为“伟大的爱者”：“难受地活着，被爱者活在危险之中。唉，但愿她们经受住自已并成为爱者。围绕爱者的是真正的安全。没有谁再怀疑她们，而她们本人不能背叛自己。”而创造了不及物的爱的“她”是斯坦帕，是阿尔科福拉多，是萨福，是杜塞：《新诗集》中里尔克赞美了萨福，称她为“伟大的爱者”；而1906年11月而易卜生的戏剧《罗斯默斯霍尔姆》中里尔克第一次见到了演员埃莱奥诺拉·杜塞，他便为她建造了一种爱的剧院：“那时候在维罗纳，当你，几乎还是个孩子，演着戏，将纯粹的玫瑰捧在你面前之时，它像一个假面似的前面，应该掩藏正被提升的你。”

历史的，神话的，舞台之上的，剧院里的，她和她，是伟大的爱者，献出“不及物的爱”，而当爱者成为伟大的人，被爱者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甚至悲剧者、痛苦者，以及不可言喻的感人者都在对面消失，“像一个孩子”，拥有纯粹的玫瑰，于是那些松弛的门、骗人的窗帘、眼前的器物都被抛在了身后，不再背叛他人，也不再背叛自己，从此，通向不及物的无限，“被爱意味着燃起来。爱则是：以永不枯竭的油闪光。被爱着是消逝，爱是持续。”

如天使，如上帝。但是，在这个被爱者反身为爱者、爱又成为不及物状态的理想世界到来之前，似乎是痛苦的，而这个转变过程亦是漫长的，里尔克说：“一年对我们是什么？一年又是什么？还在我们开始了上帝之前，我们就已向他祷告了：让我们经受住黑夜吧。尔后病患。尔后爱情。”《布里格手记》似乎就呈现了这个“尔后病患，尔后爱情”的曲折过程，从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开始，延续到只有生存欲望的巴黎，在里尔克所看见的世界里，似乎都在那个“及物”的层面上，物是什么？是肉体的疾病和死亡，是匆忙和追逐的人生，是被物化的爱，甚至是从未摆脱的恐惧——它们构成了里尔克称为“在场”的东西，而在场也意味着生存的“外部”状态。

“只是蒙在一个腐败物上面的一套巨大礼服。”祖父布里格死了，他躺在地板中间，一动不动，那巨大的、陌生的、再无人认得的脸上双目已经闭合，深蓝色的制服被撑开了，一个“恐怖的主人”的死亡，把整个乌尔斯伽德都笼罩巨大的恐怖中，把相关的日子都变成了沉重的死亡，“从我的祖父、昔日的侍从官布里格身上，人们还可以看出，他体内驮着一个死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呀：长达两个月而且吼声之响，就连旁侧庄园之外都能听见。”这是一种关于死亡之物的开启，而在十几岁的里尔克生命中，即使他和父亲来到了乌尔涅克洛斯特看望外祖父，这种巨大的死亡之物也像那间宽大的蓝色制服，被撑开而成为一种恐怖的象征。

即使那里有花园和山毛榉，有牛奶场和狗，有可以得到的牛奶、面包和水，甚至有我可以享受的自由，但是这只是某种幸运，外部世界提供的幸运，它会像被爱者一样成为虚弱的代名词：我发烧了，而医生要给我施以电疗，像是无法逃脱的命运：“我专心观察着这一切，并冒出一个念头，看来这便是早已为我确定的地方，因为我相信现在终于来到我生命的那个位置，我会待在此处。没错，命运走的是奇诡的路。”这或者只是降临在我身上的命运，而在我之外，那无法逃避的死亡气息让一切都成为了恐怖之物。

外祖父的远方亲戚用客套的方式谈论的是我母亲之死，而我想起来，曾经给我讲过西弗森童话的母亲希望我是个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布拉厄死于第二次分娩，“是在生一个男孩时，而他朝着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的命运成长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一个死去的人。”母亲的姐妹英格博格在盛夏时被下葬在那里，她曾经告诉我：“仿佛一颗流星坠落而没人看见它，也没人给自己许个什么愿。”而当死亡降临，“那里全然被掩盖了，仿佛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这张桌子旁，而我们确实全都相当舒展地闲坐着。”还有厄勒加德·斯基尔女伯爵，她是被烧死的，“在一场舞会前她想对着烛台照亮的镜子把头上的鲜花插成另一种样式。”还有外祖母玛加蕾特·布里格夫人，“当人们早晨发现她时，她已经冷得像玻璃一样。”

死亡总是带着记忆，它进入了和我有关的生命，而死亡之外呢？克里斯蒂娜·布拉厄从旁边走过，“只有唯一的一声呜咽划破这寂静像发自一条老狗。”还有那个和死亡同时发生的分娩过程造就的生命，变成了“想必会爆裂于纯粹的诞生”——死和生仿佛牢固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如英格博格所说的“封闭”的世界，“这一切在此停止，轻柔地似乎小心翼翼地停止于那个轻微的、从未补描过的轮廓，它封闭着她。”所以从这一些记忆里来，对于里尔克来说，再也无法逃避，甚至变成了欧维进入巴黎之后的一种情结：“可以肯定，我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悲哀而沉重的自豪。我想象，我将会怎样四处漂泊，充满内心感受而且沉默。”

在巴黎的图利耶街廉价旅馆里，在六楼的写作中，在充满生存欲望的世界里，我只想起死去了559个死人的床，“上帝也许知道，为什么。我的旧家具正霉在一个粮仓里，别人曾允许我把它们放进去，而我自己，是的，我的上帝，我头上没有房顶，雨下到我的眼睛里。”毫无遮挡地发霉、腐烂，就像在塞纳河中死去的那个无名女人的脸，后来以她的面型作了墙饰，死亡仿佛变成了一种美丽的东西，和我在六楼写下的诗歌、小说以及书信一样，无非是在外部世界里，建立了经验、图像和事实，借以抵抗那些死亡，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被堆砌起来的自己，“我躺在那里，身上堆满了我自己，并等待那个时刻，届时我会受命将这一切重新分层堆放到我体内，按照顺序，有条不紊。”

一堵墙却也是分隔的开始，高大、厚实，甚至不可逾越？起先我是跑开了，因为那是恐怖的事情，但是回过来会发现它其实通向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便是那个不及物的世界，“我现在认出这里的一切，因此它们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内部：它们的家在我内部。”从死亡、病态、神秘和压抑的生存欲望开始，逾越一堵墙，是要摆脱虚弱者的命运，是要远离物化的恐惧，是要寻找没有客体的爱。其实，英格博格生之前所说的画里就有了那通往内部的进口：“千万不要忘记，给你自己许个什么愿，马尔特。祝愿，这个人们可不要放弃。我相信，不会有实现，但是有愿望，长久持续的愿望，整整一生之久，以至于人们恐怕根本等不到实现。”

谁会不求回报地许下愿望？谁会在内心世界里培植爱？“这里有些毯子，阿贝洛娜，壁毯。我想象，你在这里，有六张壁毯，来吧，让我们慢慢走过去。”阿贝洛娜是里尔克的小姨妈，在乌尔斯伽德的世界里，正是她让里尔克打开了阅读的世界，看见了纯粹的生命，体验了内部的爱。六张壁毯里的五张对应着五种感觉，它们是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并非是一种物的存在，才能激活这些感觉，而是它们本身就存在着，像爱一样，生成了图像，生成了经验，最后通过那堵墙进入内部，“我相信，每当我从书上抬起目光并外看去，那里是夏天，那里阿贝洛娜在呼唤。”

在里尔克看来，阿贝洛娜是“挚爱的女人”，是超越了被爱的人，“她的献身就像是无限的：这是她的幸福。她的爱的无名悲苦迄今为止却始终是这个：她被要求限制这种献身。”不是被爱者，是永恒的爱者，而爱所涉及的是纯粹的色彩，内心世界的阅读，本真的生命，它和对象无关，和目的无关，和呈现的物无关，就像阿贝洛娜曾经唱起的那首歌：

唯有你，你会一次又一次诞生：
因为从未抓紧你，我才把你留住。

从未抓紧你，才能把你留住，爱不是占有，没有客体，它只在不及物的世界里成为自己，但是这个不及物却又是及物的，那物是艺术之物，是美之物，“这仍然是可能的，阿贝洛娜在后来的岁月里尝试过用心去思考，以便悄悄地直接地进入同上帝的关联。”它像一道光，透过外部世界的空隙，进入到内部，从而以不在场的方式打开密码，就像里尔克1903年《致莎乐美的书信》中说：“物是确定的，艺术之物则须更确定；摆脱一切偶然，清除任何模糊，被解除了时间并交付给空间，它变得持久，能够企及永恒。”从人性意义上深化，触及美学和信仰，触及人的存在本质，“就是那个时期以此开始了，他觉得自己普通和匿名像一个在迟疑中刚复原的病人。他不去爱，除了爱这个：存在。”生存的欲望重新变成了存在本身，在迂回的过程中便建立了一种与自己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不仅仅是在生存内部看见自己，也看见了上帝——“我们的脸与上帝的脸望着同一个方向，乃是一致的”。

朝向一个方向，并非都是对于“持续的爱”的一种完美呈现，里尔克1912年2月的书信中就说：“我最近认识到，对于在自己本性的发展中变得敏感而乐于探寻的那些人，我必须给予严厉的警告：切莫在手记中为他们所读到的寻求相似之处；谁挡不住诱惑并与此书相偕并行，谁就必定走偏；而它兴许有人喜欢，也仅仅是几乎不随大流的读者而已。”受制于物的占有常常将“不及物”的爱变成手段，所以《布里格手记》标注的永远是属于自我那个造物主的“物”——从死亡到生存，从恐惧到爱，从外部到内部，从虚弱的被爱者到永恒的爱者，迂回而同一，对于生命的解读，是里尔克建立的一种象征主义，而只有在内部，它才是唯一的，无需抓紧，却能留住永恒。

	编号：C27·2190222·1538
	作者：凌叔华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ISBN：9787201099347
	页数：218页

第四年的中秋节，敬仁住过的正厅，已经蜒满了蜘蛛网子，月亮升上屋脊时，只见几个黝黑疹人的蝙蝠，支起双翅在月下飞来飞去扇弄它们的影子。
——《中秋晚》

蝙蝠飞疲了藏起来，蜘蛛网结在柱子上，月光发出微弱的光，这是一个中秋节，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只是“第四年”仿佛被时光拉向了遥远的地方，黯淡，寂寥，甚至变成了荒芜，在只有蝙蝠还留着影子的屋子里，夫妻去了哪里？爱去了哪里？或者说，那些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

中秋是一个结束，这颇具讽刺的夜晚解构了中秋团结的意义，甚至连最初的仪式感都不存在了。而“第四年”总是对应着“第一年”，第一年是祥和的，第一年是团圆的，第一年是充满爱意的，敬仁和太太恩爱有加，“他认得她今晚穿的衣裙，是春天新婚第三天穿过的那一套湖色华丝葛，肩帔上袖口裙脚都绣着金碧折枝花。”虽然劳累，但是淡淡的胭脂里透露出桃花色，他对她的注解只有一个字：美。但是当这个美变成某种遗憾，是不是就是一种征兆？

“他想如果他是欧美人，此时一定就上去搂抱着她热烈地接吻了，但在中国，夫妻的爱情是不兴外露的。”这是敬仁情感变化的第一步，美是美的，但是似乎只是远远的欣赏，即使是妻子，也保持着某种礼节性的距离，一个对比出现了：中国人和欧美人，两种人背后是两套体系，是两种礼仪，看起来是“不外露”的传统，但其实当敬仁心头闪现一种对比，某种哀怨已经显露出来。而第二步变化来自于那个电话，“姑太太”似乎已入膏肓，在这中秋夜接到这样的电话，注定为这个团圆的日子增添了几分不详。

敬仁要过去看她，是一种情感上的亲情，“可怜她嫁了一年就守，又没有一男半女，临死时连一个干弟弟都不见。”但是在太太看来，即使要急着走也必须吃了象征团圆的团鸭。这便是矛盾激发的导火索，太太一直强调吃了团鸭再去，可是心急的敬仁起先没打算吃，后来已经涑了口，“没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咽气盼我，我哪能吃得下！”最后吃了送到嘴边的一块，却又觉得油腻，又吐了出来。一边是要维持中秋特定的仪式甚至是一种迷信式的观念，另一边则是在逼仄的现实面前三番五次拒绝了仪式。

“没有吃团鸭，团圆宴还是不团圆，她恐怕这是他们来日的征兆。”后来的矛盾便随着这个中秋夜的分歧而升级了：人是死了，回来的敬仁生了气，说是因为强吃了那晚饭才没看上“姑太太”最后一面；那晚还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两个人开始吵架；再后来，敬仁开始骂“女人”，说无法和她们沟通，暗指太太的那晚饭、那块肉以及那种心态；再后来，太太生了孩子，敬仁去总是不见人；再后来，太太也搬了出去，重阳节那天，人回来了但是一个家再没有生气，“夫妻之间，虽不再龃龉，总觉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块冰冷的石碑，上边刻着你们不过是同吃饭同衾枕的人而已一些字。”再后来，太太又生了个儿子，太太因为男孩小产还生了三个月的病，而敬仁常不在家，“渐渐觉得她是非常丑陋，说话也懒得答她。”再后来，太太又小产了六个月的男孩，男孩没长出正式的鼻子，只有一只耳朵，而且手指也不全……

中秋夜的矛盾仿佛具有了极具破坏性的“蝴蝶效应”，就像太太所说：“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他吃了一口团鸭，还吐了出来，我便十分不高兴，后来他又一脚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在家庭矛盾中孰是孰非似乎并不是需要做一个道德评价，但是当中秋夜开始了那些变化，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征兆，并非是因为没有吃团鸭，而是在歧路中两个人越走越远，最后的中秋只剩下蝙蝠的影子，只剩下蜘蛛网，只剩下黯淡的月光。

当敬仁看到美丽的妻子，心想着中国夫妻的含蓄，是不是在对比中就有了隐患？而太太坚持着那一种象征，是不是也是埋葬了自我暗示中的种种不快？像是两种观念的矛盾，而观念的背后则是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不同，但是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象，深层的世界里则是男与女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不论是观念还是地位，无论是守旧还是开放，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种种的冲突，种种的变化，似乎总是无法逃避藩篱。

《吃茶》里的芳影正当芳菲，一方面“幽闺自怜”，将自己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想起昨晚遇见淑贞的哥哥王斌，“脸上便立刻有些发热，心里跳起来。”封闭和开放，在一个少女心里变成了一种对立，她是想要尊重内心的感受，喜欢某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近年她见社会潮流变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但是又碍于传统，无法表达那微弱的爱意。内心纠结却又是无声的，直到看到那张请帖，才知道所有一切的“新思潮”终究只是自己的一种想象，就像淑贞所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突破旧式男女交往的方式，带来的新奇和内心的惊喜，只不过是西方的“平常的规矩”，而王斌已经选择了结婚对象，一下子把芳影重新打入了“幽闺自怜”的境地。

似乎是过度阐释了外国的新潮，而这种过度化阐释也强化了旧式的封闭性，这是两种对立的观念，却一样在过度阐释中隐藏着悲剧元素。《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表姐似乎就是一个接受了新观念的女子，她对已经结婚的婉兰说的是：“像你那样被父母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甚至强调说：“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表姐拒绝姑姑为她找到的男子，似乎也是一种对抗的实践。而这对于婉兰来说，也是掀起了一种波澜，自己已经结婚，但是并不是那种自己想要的感觉，但是在现实面前还能怎样，但是表姐却劝说她离婚，“离了婚，岂不是仍然干干净净，还你自由身吗？”为着一种自由，要打破身上的婚姻束缚，表姐无疑是一种革新的力量，对于婉兰来说，的确为自己注入了力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表姐因为追求所谓的自由，和不同的男人“要好”，最后也是受了冤枉受了刺激，被人造谣中伤竟一命呜呼。

这似乎也是所谓自由的代价，表姐拒绝为她介绍的男人，却在自己“要好”的男人间受到不公，后来是社会的谴责，最后死去，这其实是一种女性的悲剧，在中国还没有挣脱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像是海市蜃楼，而婉兰也罢，三姨太也好，也只是继续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在男权中成为一个牺牲品，“总而言之，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三姨太的感慨变成了女性群体的哀怨，而婉兰留下的那句话是：“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哀叹，这样认命，在表姐的革新力量中，婉兰还是有了抗争的微弱火光：“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凌淑华：一种想象的“花之寺”

但是并非像婉兰一样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宿命的根源，也有了某种对抗，“呸，人为万物之灵，女子不是人吗？为什么自甘比落花飞絮呢？”但是最后变成哀叹，也是男权力量太过强大，只能用“早知”这样来宽慰自己。而《“我哪件事对不起他？”》中的惜芳却活活成了男权的牺牲品，从国外归来的丈夫子云态度起了变化，他批评她的头搽油太多，说她走起路来像只鸭子，迈远她在朋友面前不会应酬，如此等等，最后变成了看不起，甚至还要离婚，“我们离婚罢，你不肯，我就要跑了避你。”国外归来，的确是受了西方的新潮，但是这新潮是看不起女性，新潮也是在外面沾花惹草，而面对这样的指责、埋怨，甚至逼迫她离婚，惜芳终于给公婆写了一封信：“媳已三思，唯有一死以全夫婿孝道，以保大人桑榆暮景之欢。再者，近年离婚妇女，多受社会异眼；老父远客未回，大归亦不能。媳生长深闺，未习谋生自立之道，茫茫大地，竟无媳容身之所，媳只有死之一途耳。”

“我哪件事对不起他？”是传统妇女的质问和呐喊，当最后惜芳喝了泡的洋火水而死去的时候，是背后那只大手将她推向了深渊，没有容身之所唯有死，这是一种悲痛，也是一种悲伤：惜芳变成丈夫眼中的笑料，成为婚姻的祭品，最后她写信诉苦，其实更是一种畸形的权力观：她写信给自己的公婆，希望他们主持公道，公婆对儿子也是批评和指责，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惜芳无法实现自我突破，她只能依靠“父权”的力量让自己做主，而最后的无奈和伤心让她选择了死，“一缕孤魂便静静地飞荡于无可容身的茫茫大地上了。”

为什么死？是因为找不到作为女性的位置，如果和丈夫维持下去，在“我就要跑了避你”的威胁中，婚姻当然名存实亡，而如果离婚，社会对此的成见又让女人无容身之处，这便是套在女性身上的几重锁链，而在这样的锁链中，只有如敬仁太太用迷信注解命运，只有如芳影“幽闺自怜”，只有如婉兰悔及当初的宽慰，只有如惜芳以死逃避，无论何种，都无法逃离女性的宿命，都无法改变自我的归宿，都无法迎来自由的生活，而在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中，男人都藏在身后，他们以隐秘的方式在文本里，他们却制造了悲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新潮，男人似乎都在其上，都用俯视的目光看着她们，甚至伸出那双可怕的大手。

《说有这么一回事》似乎是最具隐喻的一个故事，影曼和云罗在台上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台下他们也成为恋人，但是同性之恋在这个时代或许也是一个异数，所以云罗自然而然问影曼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呢！”而影曼的回答是：“我非是个男子才能听你的心事吗？”她们的感情好像同校园的桃李茶薇等树的叶子比长，但是当出了校园，那一幕戏剧变成现实，她们无法逃离社会的规则，而战争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将她们分开，最后影曼听到的是云罗早就成了被人的妻子，“一会儿约摸似乎云罗哭……又似乎在笑，又似乎在哭……”两个女人成了至死不渝的恋人，她们却无法正视这样一种感情，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男人”，或者将其中一个男性化，这是一种自设规则，也是社会规则的投影，而战争、分离以及最后的嫁人，是藏在他们身后更重的男权意识，她们想要一种男性化的存在，却注定是一种讨好社会的异化行为，而最终被男权社会所破坏，便也成了女人的另一个宿命。

新旧观念的碰撞其实只是一种外因，真正推向悲剧深渊的是男女之间不平等的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那种真正的男女感情是不是真的无法救赎？《绣枕》中的大小姐用三四十样线秀出了鸳鸯，“她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少女心微微打开了，但是这一只送给了白总长的二少爷的绣枕，最终却成为遗弃物，“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像是一颗怀爱的少女心被践踏；《再见》中的筱秋和骏仁在西湖刘庄的花神亭遇见，似乎曾经都有好感，而遇见之后也谈到了结婚之类的敏感问题，骏仁还想要筱秋刚洗出来的一张照片，但是后来这一段隐秘的情感却在再见中成为了泡影：“她的船出了西泠桥的洞子。他呆呆地望着湖水，一会儿忽然想起事来，急忙走到厨房那边问：‘厨子，买到了桂花栗子没有？一会儿客就到了。’”

似乎只有《花之寺》看起来是完美的，诗人幽泉与他的爱妻燕倩一直保持着美好的爱情，只是在现实中，幽泉为了工作变成了一架机器，“哎呀，真个把人闷死了！哪怪我近来一首诗都写不出来呢！””诗歌生活和爱情一样，站在世俗的对面，所以当他接到一个女性读者的信，那种被工作折磨得像机器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种欣喜的感觉，“我只是爱你。我的爱是不望报酬的爱，酬报不了的爱。”所以他去了读者说到的约会地点“花之寺”，那里有一株可怜的花，有大菜园，只是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那个神秘的读者，最后却碰上了妻子，是喜出望外，还是略带遗憾？原来那信就是妻子写的，“我今天打发你出来纯粹因为让你换换新空气，不用见不愿见的人，听爱听的话罢了。”燕倩以这样的方式让丈夫换了环境，换了心情，去接近灵魂意义的“花之寺”，的确是一种计划好的浪漫，或者燕倩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丈夫发现另一个自己，发现一个不为俗事所困扰的浪漫世界，也让丈夫发现一种诗意的存在。

但是这种浪漫方式背后却还有着无奈和悲叹，幽泉去花之寺是为了去见神秘的读者，对于他来说，神秘性大于花之寺的浪漫性，所以当他没有见到读者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白日梦，而见到妻子却感觉她在试探，而燕倩设计这个局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寻找内心：“我听了一早上不爱听的话，心里烦闷得很，也想飞到郊外去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魂灵的——”所以两个人对于花之寺有着不同的怀想，而在这种隐秘的分歧里，故事的完美性其实也被解构了，花之寺或者只是一个想象式存在，在男人眼里和在女人心里，成为不同的符号。

就如《春天》里的女人，发出的是“春天真没意思”的感慨，一方面是自己的旧病复发，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叫君建的男子也被疾病所困扰，他曾经希望得到女人的安慰，又对她有着言爱的举动，但是在婚后大家都陷入到疾病的纠缠中，潦倒与憔悴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宿命般的存在。所以春天来了也罢，花之寺的浪漫也罢，终究敌不过那些困顿的现实，“阴了许多天，现在出了太阳照得人眼痛。”

	编号：C39·2190222·1537
	作者：【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6.00元
	ISBN：9787532779109
	页数：394页

科克将军抬头望着一同进餐的人，用声音的颤抖惊叫道：“这不是一条鱼……是一个女孩！”
“不，”我说，“她是一条鱼。”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是一条鱼幻化为一个女孩，还是一个女孩异化成一条鱼？被煮熟，被食用，以及美味的回味，似乎在这场晚宴中，是幻化还是异化都不重要了，当它摆在餐桌上，当它被当成食物，当它和塞壬蘸蛋黄酱、配珊瑚一样成为一种可食用的东西，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小女孩有什么要紧？它是一条鱼。在欧洲，鱼不一定非要像鱼……”

正如我，马拉巴特上尉所说，它就是一条看上去像女孩的鱼，它是美味的鱼，但是当这一条鱼在欧洲，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在战后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它涉及的绝非仅仅是一种食物。晚宴是科克将军在托莱多大公家设置的，款待的是美国第五军团的陆军妇女队统帅福拉特夫人。在这个场景里，似乎就被划分为两种传统的代表，“真正的绅士”科克将军和“好心人”福拉特夫人，身上有着美国人的自由精神，有着对战败国的拯救思想，他们是解放者，面对一个已经成为废墟而需要重建的国家和城市，眼前的食物是一条鱼，却有着女孩的样子，他们会拥有一种安抚的心态，所以当谈论一条鱼的时候，牧师说：“永远不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完全肯定是一条真正的鱼。要体面地埋葬它。”这个话题就变成了对于死者的埋葬问题，而科克将军却说：“在那不勒斯没有为鱼准备的墓地。”

死无葬身之地，从美国绅士科克将军嘴里说出，暗含着一种悲悯，当他穿越大西洋征服欧洲，当他在意大利登陆击败了敌人的军队，当他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那不勒斯，需要的是卡普里岛的爱情，是奎西萨纳旅馆衣帽间的女纹服务员，以及为庆祝胜利而跳起的第一支舞。但是在美国之外呢，欧洲人，意大利人，以及那不勒斯人，如何在这块没有墓地的地方安葬一条欧洲的鱼？晚宴里有镀金的镜框，有西班牙贵族的肖像，有天花板上卢卡·焦尔达诺的油画《维纳斯的胜利》，甚至作为现代美国女人的福拉特夫人，也处在文艺复兴风格的面具之下，她的声音、举止，以及她的每句话、每个眼神和微笑中表现出来的傲慢，也已经和这个城市曾经的自由精神相契合，但是这一种复兴看起来就是这一条鱼，像一个女孩的鱼，被清炖的鱼，美味的鱼，却死无葬身之地。

美国和欧洲，解放者和战败者，传统和现代，晚宴其实勾勒了两种场景：过去的欧洲和现在的美国，我对它们区别的注解是：“美国人收买敌人，而我们出卖敌人。”所以在晚宴上，作为欧洲人，站在这个收买和出卖的界限上，关于欧洲的过去，欧洲的现在，欧洲的未来的命运成为一种谜团，“我是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明、欧洲的诗歌与艺术，是欧洲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灾难。”它们混合在一起，它们交错在一处，它们是一条死无葬身之地的鱼，是一个成为商品和食物的女人——物化正在解构欧洲的传统和文化，正在解构我们的尊严和自由，所有的精神意义的存在都蜕化成一种叫“饥饿”的东西，它的量词单位是“块”：“美国士兵认为是在购买一个女人，事实上却是在购买她的饥饿。他们认为是在购买爱情，事实上是购买一块饥饿。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士兵，我会购买一块饥饿，把它带美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妻子，让她看看在欧洲用一盒香烟可以买到什么。一块饥饿，这是很好的礼物。”

这或者才是欧洲真正的不幸，真正的灾难，真正的失败。而这一切似乎都和战争有关，当意大利输掉了战争，当那不勒斯得到了解放，它们的命运被改写，是不是应该被称作是重生？一九四三年，当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登陆那不勒斯，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来说，是一次战争的终结，“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命运让最先获得解放的荣光降临到那不勒斯人的头上。”马拉巴特上尉和其他士兵一样，起先是战败国的士兵，当他们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军装穿在身上，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转变，更是命运走向救赎的开始，“我们与盟军并肩作战，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自己的战争之后，并肩去赢得他们的战争。”

这里似乎有一种吊诡的存在，战败者重新穿上盟军的士兵，去解放自己的土地，他们到底是输掉了战争还是赢得了战争？在这个吊诡甚至没有答案的问题面前，“我”所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复兴可能，而是整个欧洲的难题，这个难题就像我和来自美国的杰克一起走在托莱多大街上，必须用自己的胳膊肘在人群中开辟一条道路，拥挤和湮没，成为这个时代看不见出路的一场“瘟疫”，而那座曾经被作为传染病院的修道院里，墙上的巨大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只有死亡发生，才会安息，只有瘟疫蔓延，才有堕落，所以那不勒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失败，在那里，“女孩的男孩的价钱下跌了，而且还在继续下跌”，和糖油肉类面包等商品一样，人肉的价格也是每况愈下；在那里，疾病在城市和乡下爆发，它腐蚀身体也腐蚀灵魂，损害荣誉和尊严，“被解放的国家里那些不幸的人们，一旦接触到解放者的手，就会开始腐烂、发臭。”在那里，“那不勒斯的处女”变成一个游戏体验项目，没人一美元或者一百里拉，就可以让男人把手指放进去，“别害怕。她不咬人。她是个处女。一个真正的处女。”也是在那里，出售的“假发”其实是在展示一个意大利人最敏感的部位，国旗变成了生殖器，“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就在那里，在阴部。荣誉、道德、天主教、对于家庭的重视，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在两条大腿之间；在那里，在生殖器上面。”

那里是托莱多大街，是福尔切拉小巷，是奥利韦拉广场，意大利的女人，意大利的爱国主义，意大利的商品，似乎都在一种战败的阴影中堕落，而且他们只为美国士兵准备，而且为黑人准备——无论是丧失尊严的堕落者，还是他们预设的占领者，都带着一种战败的颓废气息，“一个女人，一个意大利女人就沦落成了这个样子：为黑人士兵准备的一绺金毛。你们看，整个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绺金毛。”曾经的欧洲传统在哪？欧洲的自由精神在哪？那不勒斯无法借助理性来理解，意大利已经丧失了最珍贵的尊严和平等，欧洲已经失去了自由和公正，“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

它真的死了？永远死了？无法拯救地死了？而和我在一起的美国士兵杰克说：“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些卑鄙、肮脏、美好的人。”并非是一种讽刺，在打败而征服那不勒斯之后，他们并非是侵入者，但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重建，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达到，甚至在只为美国黑人提供的“服务”中，美国甚至也被异化为一种侵略者——双重的异化，不仅无法拯救，而且越来越滑入那个堕落的深渊。“肉玫瑰”是国际同性恋组织的称呼，斯泰因诗歌中的玫瑰：“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瑰。”是具有欧洲精神的玫瑰，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际组织里，“性倒错”变成了对屈辱的颠倒——马拉巴特从来不是贬低同性恋的性取向和道德趋向，他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让欧洲诗歌中的独立精神变成了欲望，并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从与堕落的无产阶级秘密、神秘的公开接触中，诞生了一种不仅仅关乎风俗，而且尤其关乎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乎知识分子态度的社会性的污染。”

上流社会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以及所谓“高贵的事业”，最后反倒被一个女孩呵斥为“托洛茨基分子的胆小鬼”，没有革命，只有疯狂，只有纵欲，只有游戏，甚至只有侮辱，看起来所有的“肉玫瑰”都接近生命的本体，但是这个叫做“皮”的东西却是一种自我欺骗，“我们的皮，这该诅咒的皮。”当所有的战斗只是为了象征生命的皮，生命本身也就变成了令人厌恶的皮。所以在“希腊塔”里举行的一个名叫“生产”的仪式，从来没有清教徒，没有精英人群，“它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使用的一种纨绔主义，一种用于充实生活和自我愉悅的方法。”希腊塔、“生产”仪式，在命名意义上，都在重建欧洲精神，重建人文主义，但是当仪式中的乔治张开双手接住新生儿，那些穿着奇装异服被命名为“扎祖”的年轻人却在颓废中制造恶：“孩子”不仅是反神圣的木制雕像，“就像是画在庞贝古城房子墙壁上的那些有生殖器的神像。”“生产者”也不再是为了所谓女性的贞洁，而是在解开扣子、褪下裤子、跪倒在地、互咬着屁股的仪式中，最后拿在手上的是“那个新生儿巨大而又可怕的男性生殖器”。

取消了生命的意义，取消了生产的仪式，是邪恶，是堕落，就像那不勒斯、意大利的命运一样，它从来不是在拯救中为了新生，而是在自我羞辱中推向更深的深渊，那么，何来拯救？何来复兴？何来重建？美国人无疑是一种拯救的可能，和杰克在一起，我看到了杰克身上的美国精神，而他在战前对于欧洲精神的追求则溯源到了理性、宗教和知识，这个游历欧洲、研究笛卡尔、钟情于贺拉斯和维吉尔的美国人，能背诵整部《伊利亚特》，能用希腊语朗诵六音部《为帕特洛克罗斯举行的葬礼竞技》，而且眼中含着热泪，“杰克却对希腊诗歌和古希腊怀着一种并非学生，而是儿子般的感激。”但是在战争之后，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笛卡尔的理性是毫无裨益的。欧洲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不可侵犯的秘密。”当我如此定义欧洲，其实是一种悲悯的心态，甚至是一种悲观主义。

神秘的欧洲死于战争，并且战争带来的“黑风”让触摸到的东西都染成了黑色，那是死亡的恐惧，那是生命的腐烂，那是信仰的沦丧，发起战争的意大利，被征服的意大利，解放的意大利，命运其实都一样，甘迪亚亲王拒绝参加为元首举办的宴会是一种欧洲精神的闪现？最后赢得了正直的人和自由的意大利人的美誉是欧洲自由的再现？不把城市钥匙献给侵略者，是欧洲人的尊严？“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不论面临死亡，还是面对生命。”它只是对于某种公正的呼唤，遗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而当解放了的那不勒斯需要从他的傲慢中重建神圣性？

“在那不勒斯民间有一句俗语：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不论面临死亡，还是面对生命。”而在生命的“皮”被诅咒的时代，唯有死亡才具有最有的尊严，而死亡的平等性在宗教的救赎里也充满了人文气息，但是当“那不勒斯的上帝”的维苏威火山终于喷发出了火焰，当美军突破了卡西诺防线向罗马进攻，当各种爆炸制造了更多的恐惧，“他们在维苏威的愤怒中看到了圣母和圣人、奥林匹斯山上的基督教众神对于人类罪过、腐败和恶习的愤怒。”一个人，一个信基督教的人，在这被撕裂的灾难中，如何呼唤上帝？到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而游击队还在制造新的战争新的死亡，还在屠杀无辜的孩子，谁是被解放的战败者？谁是反抗的战斗者？这个问题的真正无意义在于：失去了信仰，就是失去了救赎的意义，失去了尊严，就是被诅咒的“皮”，“我心里笑着，想着那张人皮就是我们的旗帜。它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旗帜，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只有那只叫“费波儿”的狗，还用着基督饱含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

人皮是旗帜，不再写着上帝、自由、公正，无论战败还是解放，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可怕的屠杀，于是那个宗教意义上的“三位一体”变成了被异化的“三头怪物”，在审判中他问我的是：“所以说，你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人吗？”而见证了杰克之死的我回答：“一个人比那堆腐烂的肉更加令人伤心和恐惧。作为一个人意味着傲慢、残忍、背叛、怯懦和暴力。腐烂的肉则代表着忧郁、纯洁、恐惧、悔恨和希望。与一堆腐烂的肉相比，一个人、一个活人无关紧要。”三头怪物是一个异化的符号，宗教最后被倒挂在一个钩子上成了祭品，于是，一切都变得肮脏，爱情、仇恨、善意、伤害、人的死亡，包括原谅，都是肮脏的东西。而这种肮脏带来的启示意义就是死亡背后具有的生命原罪，““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拯救世界。假如每个人不能变成基督拯救世界，那么基督的死也将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丧失了尊严、自由、平等和信仰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只是一种物，像女孩一样的鱼，连死亡都没有葬身之地，而真正的死亡反衬着耻辱，通达着救赎，“在我们这里，在欧洲，只有死人才有价值。”一个死人只不过是一个死人，基督也死了，旗帜也倒下了，皮也沦落了，“我们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里的活人。我不再因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羞愧。人类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与我何干？世界上只有活人和死人。”

	编号：C38·2190119·1535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5.40元
	ISBN：9787532777730
	页数：402页

我们俩都在告密。你欺骗我，我刺探你。整个过程真是有滋有味，我想你也算是自食其果。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
——《22》

第22节，最后一章，是伊恩·麦克尤恩“甜牙”故事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退出这个小说，退出而留出的位置给了那个叫黑利的人——这部名为《甜牙》的小说自动在退出机制里生成了另一个作者：黑利，而当黑利成为作者，小说也便变成了用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上面的那封信：“而这封信——如果你同意的话——将会是《甜牙》的尾章。”

《甜牙》的尾章是小说，也是一封信，这是不是一种文本中的文本，或许叫做“元小说”？但是当麦克尤恩退出小说而自动让给黑利成为作者的时候，这封信开启的小说，其实并非是黑利一个作者，它的另一个作者叫塞丽娜·弗鲁姆，一个有着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的女人的名字。男人和女人，一个是欺骗者，另一个则是刺探者，如果在编织谎言层面上，他们的共谋是在共同完成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是男人和女人——一种最基本的设定便暴露无遗：他们是不是也在共同书写一种叫做“甜牙”的爱情？

黑利的那封信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以爱情的名义和塞丽娜在一起，尽管他接受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事干掉。”尽管最后的结局也是预示了：“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甚至当一切暴露之后知道，“我很快就要身败名裂。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重塑了塞丽娜，重建了黑利自己，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后，黑利在信中对塞丽娜说的那句话是：“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我还爱你”的语气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当这个状态被否定的时候，是“我更爱你了”——也许这才是黑利真实的声音，也是从这部小说、这个计划中收获的真正意义，所以黑利对塞丽娜的选择保留了两种可能，如果一切结束之后，塞丽娜说“不”，那么没有留副本的小说可以被付之一炬，那种所谓的爱也在小说文稿的焚毁中灰飞烟灭；但是如果塞丽娜回答是“好”，那么“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在写完尾章之后就走向了它完满的结局，就像爱情本身一样。

两种选择，都抛给了塞丽娜，而此时此刻，塞丽娜变成了小说和爱情的读者，作者和读者，可能像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一样，在“我们俩都在告密”的状态中成为共谋，也可能在最后的选择中，读者毁灭文本从而毁灭了作者。但是第22章的结局早在第一章里就已经写好了，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咎。”四十年前的那个故事，在塞丽娜这个读者的第一人称叙事里变成了某种怀念：我不仅身败名裂，还失去了情人——正是这个开篇已经写好的结局，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安全地带，就像黑利信中所说：“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以爱情为最终结局，“甜牙”似乎是完满的，但是这个文本的文本的意义似乎并不是为了成全在身败名裂中的所谓爱情，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下如何产生了“差异？”而他们都有统一的身份标签：间谍，当“双重间谍”的身份在文本中成为“双重叙事”，是不是代表文本在“你欺骗我，我刺探你”中变成了“双重文本”——黑利是小说的作者，塞丽娜是接受爱情读本的读者，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黑利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读者，而塞丽娜才是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

第一句开始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展开的故事，似乎都在塞丽娜的叙述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塞丽娜就是作者。第一句的陈述其实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还毁了我的情人”传递出的爱情遗憾，另一部分则是四十年前的那个身份：接受了军情五出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最后是被解雇，乃至身败名裂。在这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塞丽娜都是作者，而且它们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塞丽娜既是工作中的一名间谍，也是爱情中的间谍，既是叙述四十年前这个秘密使命的作者，也是回忆自己爱情走向毁灭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以间谍身份在写作自己的文本，“我猜，无意中，我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文本，寻找一个能让我套进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双最合意的旧鞋子。或者一件野蚕丝衬衫。”

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主动构建的作者，但是，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套进去”的女主角？塞丽娜说，“我想成为的那个‘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每天晚上着腰坐在从旧货店淘来的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脊开裂的平装本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最好的我”是不是一个反叛式的自我？四十年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塞丽娜生活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一种约束的力量，父亲是主教，对上帝的信仰温和低调，虽然对于她的生活没有横加干涉，但是教会的等级体系也渗透到家庭中；而母亲却是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微小却强韧——父亲和母亲，神权和女权，似乎都变成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塞丽娜的妹妹露西是个自由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作风最后导致了“麻烦事”，不仅未婚先孕，而且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母亲在那个夏天为露西的事情忙碌：“第一件是把露西从监狱里搭救出来，第二件是不让她的故事见诸报章，第三件是不让曼彻斯特——她在那里念医科二年——开除她，第四件是安排她堕胎，这倒没过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

和露西不同，塞丽娜的反叛是低调的，甚至是隐藏的，做“最好的我”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本身就带着不羁的狂野的特性，但是她还是考入了剑桥大学，并且发现了自己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大学似乎成了逃避家庭束缚的避风港，一方面对自己的数学天分感觉“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在第一学期就失去了童贞，之后虽然交了还算合意的男朋友，但是内心来说，她依然渴望成为“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而小说的阅读似乎让她第一次接近了这个“最好的我”，一目十行的阅读，带给塞丽娜的是两种文本，一种是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的一类文本，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她在阅读中发动的“四轮反共战役”——这一类文本的“反共”意识让她之后进入军情五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也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种实践；另一类书则是科莱特的书，塞丽娜迷上的文本里有过着放荡私生活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像那个“最好的我”那样，“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

两类书其实并非是彼此隔绝的，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其实提供了“最好的我”成为现实的机会，而女性的放荡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相反则是成全自我，甚至是构建自我，“我所目击的正是我自己的未来。”她喜欢人物爱得死去活来的小说，喜欢在结局时说“嫁给我”的小说，不喜欢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说，当然更不喜欢作者潜入自己的书页，“坚定地宣称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在塞丽娜看来，小说和人生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更有天然的契合，一方面作家“作假”，是因为出于某种付钱给他们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作家应该利用真实的世界，“从而将自己的作品构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

这便是塞丽娜“双重间谍”的小说观，但是当塞丽娜所阅读的书里没有出现“双重间谍”的影子，她便开始自己构筑这个“双重间谍”身份，在阅读的启发下沿着这两条看似分叉实则交织在一起的道路上前行。在朋友的那份名字奇特的杂志《？谁？》里认识了男朋友杰瑞米，又通过杰瑞米认识了坎宁，而已为人夫的坎宁又成为了塞丽娜的情人，喝酒、做爱、阅读，成为二十一岁的塞丽娜的青春记忆，看起来紧实，光滑，柔韧，却是脆弱的，而自己也无法成为“最好的我”，于是在一件衬衫引发的争吵中，塞丽娜失去了所谓的爱情，当爱情失去，她便去了军情五处求职，在爱情“间谍”的转向中走向了工作意义上的“间谍”：无论是为“国家效犬马之劳”，还是崭新的“震撼内务特工组”，对于塞丽娜来说，只是寻找自己文本的一次努力，而在那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的讲座中，塞丽娜又迷恋上了马克斯，他交给塞丽娜的是一个名为“甜牙”的计划：为一本“邂逅”的杂志，物色一名年轻作家，用他的文本支持“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和民主。

黑利便进入了塞丽娜的视野，而其实对于黑利的了解，塞丽娜也是从作为一名读者开始的，“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渴望见到作者，实际上是渴望把自己从读者变成主角，无论是黑利的短篇《这便是爱》，还是《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或者是《可能通奸》，里面有混杂着性和爱的那种愉悦，有对于道德的维护和挑战，有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质疑，“我是那种层次最低的读者；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世界，还得把我自己嵌进去，然后巧夺天工、触手可及的形状，再交还到我手里。”

嵌进去，然后改变形状，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塞丽娜就这样把自己当成了文本的“间谍”，第一次见面时黑利的那个大拇指的动作成为了一种暗示，而塞丽娜“跟‘羽毛’那个词儿的韵脚一样”的名字阐释也完成了一种命名，关于“自由国际”的合作项目其实反倒变成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们聊天，他们做爱，他们合作，他们书写。而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故事里，塞丽娜开启了自己成为“最好的我”的文本，黑利当然也在其中开始了生活式小说的构建。“我看不到出路。无路可走。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就来敲我的门，要给我一大笔津贴，还不求回报。这事儿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我很疑心。”黑利的这个疑问其实是一种肯定，但是即使“灵与肉的交会并没有进发出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的火花”，即使塞丽娜在黑利躺下之后“发现他又软了”，即使一眼瞥见了“简直不存在”稀少的阴毛，但是一种快感释放了另一种快感，间谍身份使得那一种爱从虚构变成了现实，“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

谈论国内危机、中东、越南，是对于七十年代那种“倒退到了蛮荒时代”的现实的嘲讽，而当人生和爱情在敏感的故事里发生，或者就是在书写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塞丽娜爱上了黑利？或者是在让自己成为文本中人物的同时为作者书写创造了必然性，而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得黑利大胆地构筑自己的文本，这便是真正“双重间谍”的开始，正如黑利在最后的那封信中所说：

我的床上有个间谍，她的头靠在我的枕上，她的唇贴在我的耳边。她隐瞒了她真正的目的，而且，关键在于，她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不会揭穿你，不会吵上最后一架然后分道扬镳，现在还不会。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谨慎，耐心的观察，以及写作。事件发展决定小说情节。人物都是现成的。我什么都不用虚构，只要记录。我要观察你如何工作。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并非仅仅是黑利成为文本的作者，他实际上完全知道所谓的合作项目，知道情报机构的计划，也知道塞丽娜的真实身份，面对一个间谍，作为作者，是希望把她拉入到自己的文本里，安心成为女主角，“我得挣脱自己这副皮囊，钻到你的皮肤里去。我需被人诠释，我需要成为一个异装癖，把自己硬塞进你的裙子和高跟鞋，钻进你的衬裤，带上你那闪闪发亮的单肩包。背在我的上。然后开始说话，用你的口吻。”对于塞丽娜来说，她是把生活当成小说文本，用寻找的方式为自己设计一个角色，只有自己进入其中，才是那个女主角，才是“最好的我”，而黑利是把小说当成是生活的文本，把女主角拉进小说里——于是，双重间谍变成了双重视角，塞丽娜在文本中寻找自我，黑利在小说中重建自己。

但是，“这件可耻的事情已经迎来了日落时分，月亮和星星也会一并落下。”无论是作者读者化，还是读者作者化，在现实层面来说，尤其是在军情五处这个情报机构里，各种监视成为常态，每个人在成为间谍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独立个人的身份，所以谎言必然存在，欺骗者必然存在，“我将遭受谴责，因为我在发给报业协会的声明中说了谎，因为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因为我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当关于间谍的文本完成，作者将不再存在，读者也不会存在，黑利在信中所说“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也许是最后的结局。

读者和作者的互文，现实和小说的互文，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情报故事里，在这个“双重视角”的小说文本里，爱情仿佛也变成了一种游戏，无论是塞丽娜最后选择“不”还是“好”，都带着某种游戏特性，而一部“甜牙”从“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里脱离，从那封信里跳出来最后一章，或许另一个“间谍”在那里窃笑：他塑造了人物，他设计了游戏，他是最后的作者，他的名字写在制造了无数个副本的小说封面上：伊恩·麦克尤恩。

	编号：C38·2190119·1534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30.20元
	ISBN：9787532777754
	页数：426页

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
——《1999 伦敦》

现实已经把一切可能都变成了真实的存在：花了一生时间痛改前非的马歇尔和“活像一条狗”的罗拉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生活；最初的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利昂结了四次婚，现在全身心地抚养孩子；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了《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女主角……这是1999年的伦敦，当布里奥妮迎来自己的七十七岁生日，一切似乎又把他拉回到生活的不可能中：已经患上了血管原发型痴呆的她感觉自己正走向一种生命的不确定，电话号码、地址和姓名都将化为乌有；不久之后将认不出自己的老朋友；再往后，将意识不到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会完全不能自理。

但是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欣慰的事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出版，而最后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小说，这部最后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的小说，历经六稿和54年的波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意味着作品将永远存在于世，但是，出版而流传的意义何在？布里奥妮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知道马歇尔夫妇也会告别这个世界，当小说以永恒的方式被人阅读，那个小说的生活原型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幻想，甚至作者也只是一个名字，“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作品取代现实，取代真相，布里奥妮在1999年的最后时光发出的感叹是：“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

把自己看成是虚幻的存在，并不只是抽空作者背后的一切，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作品的世界里得到救赎？“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一种自私地设置，是将作品变成了赎罪的工具，而布里奥妮在痴呆还没有完全混淆自己意识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生活在理智中的人，而这个疑问便是她最后理智的反应，只是在没有能呼吁，没有东西需要和解，没有人会宽恕的时候，布里奥妮已经把自己置身在作品之外，“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而这种没有赎罪可言的结局并不是坦然，而是变成“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她罪恶地推向深渊的罗比和塞西莉娅已经死了。

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但是没有出版也没有让外人看见，它还不是一部作品，一部可以抽离作者的作品，它更像是布里奥妮内心的秘密，而就在这一年，罗比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三个月后塞西莉娅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死在小说完成第一稿之后，也就是说，这一本原先可以让他们看见真相的小说，永远成为了身后之作。死亡在前，真相在后，这无疑加剧了布里奥妮的罪恶感，在无法被人宽恕的情况下，她的一生似乎就从1940年开始没有了意义，布里奥妮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彻底让她活在小说中被赎罪的愿望落空，于是在1999年的伦敦，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布里奥妮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入睡而遗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也像是自我赎罪的一种努力，小说无法在作者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中获得赎罪，那么返回到现实，将一切意识通过病态的方式放置在虚幻的地方，也是一种安慰——而这种安慰就是把一切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生日宴会上的所见不是自己的想象，他们相爱不是自己可以说出的祝福，他们活着不是自己可以虚构的情节，当然，他们也永远不会在作品的幸福中宽恕自己，“这不是不可能”的安慰，其实是“这永远是不可能”的残酷。所以，在1999年的伦敦，最后一稿完成的小说，最后入睡而遗忘的作者，都以另一种作品的方式，带向了最后一页：“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而婚姻是一份报答，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这是十三岁时发出的感叹，当七十七岁时真的翻到了最后一页，连带道德欠佳者的自我救赎，连带“他们依然活着，依然相爱”的安慰，布里奥妮用漫长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秩序论：“布里奥妮对秩序的喜好也生了公正原则，死亡和婚姻成了家政的主动力”。两天时间完成《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剧本，让孩子们上台表演，让自己出演阿拉贝拉，布里奥妮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安排在秩序世界里，一开始就想让自己拥有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无论是用神秘符码写成的日记本，还是用六位数密码开启的保险箱，无论是从露天游乐场购得用来唤雨的符咒，还是里面藏着的双生橡果、黄铁矿、和轻如树叶的松鼠头盖骨的箱子，对于布里奥妮来说，都是私密的存在，和剧本这一作品一样，藏着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所有故事，即使公开，也只是在自己的秩序里成为一种象征。

私密而神秘，就是把所有人都排除在外，而布里奥妮在这个秩序里设定了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它秩序井然，它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它是盛大的仪式和宴会，当然，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不会像米歇尔和罗拉最后冰冷如坟墓的婚姻，而是闪烁着一种美德的光芒。甚至，这一部从“台词押韵的序幕”开始的故事甚至传达了布里奥妮一个终极的观点：“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十三岁是不是只是想象？是不是连想象都不存在的幻想？就像神秘符码的日记本、六位数字的保险箱一样，她是自我想象构筑的神秘境地，而这一切充满感性的想象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解构了她故事中那个“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

为了秩序而虚构故事，虚构故事为了一种理智的爱情，布里奥妮似乎就在“作品”中建立了一个自己都无法走出的背谬世界：故事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但是当这个世界都属于你，在现实中，她又将去往何处？当《阿拉贝拉的磨难》这个剧本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演绎，这种背谬已经显露出来：小说作品是文字的狂欢，在没出版没公开之前它只属于作者，但是剧本一旦被演出，它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你只有靠着仅有的道具将就着对付：没有马，没有乡间小道，没有海滨胜地；连幕布都没有！”但是布里奥妮绝不是因为道具而演出，她的所有目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可以掌控一切的世界，“从源起欧洲的民间故事入手，之后又写起简单的道德剧，直到1935年那个热浪滚滚的早晨，她的发现使她转向不偏不倚的心理现实主义。”

神秘符码、六位数密码、保险箱和松鼠头盖骨，也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一种折射，在心理现实中建立秩序，必然会解构现实中的规则，当然也会破坏秩序、美德、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当一切被破坏而解构，十三岁的世界里还剩下什么？现实其实是另一部小说，所有的人物都无法自己选择角色，甚至，一切带上了宿命的色彩。罗比无疑是这个宿命论链条里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母亲是个卑微的清洁工的孩子，他的出生似乎就不在布里奥妮家族故事里，只是布里奥妮的父亲一直资助罗比的学业，才使得他有限地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但是这种进入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闯入：为什么罗拉会大叫：“太可怕了！那个男人是个色情狂。”为什么利昂会别有用心地邀请罗比参加生日宴会？为什么双胞胎要制造出走事件？那封暧昧的信为什么会有人指责是罗比写的？

当塞西莉娅冲破门第观念而爱上罗比的时候，其实这种宿命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甚至塞西莉娅被某种观念孤立开来。当生日宴会上他们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在书房间做爱时，一切其实走向了更为荒谬的结局，“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一声标志着一个转折。直到那时，他们互相看着如此熟悉的一张脸还依然觉得有点荒谬可笑。”那一句“在梦中我亲吻你的阴户，你那甜美湿润的阴户。在我的脑海中，我整天与你做爱”的诗歌，那一声声的呻吟，那触及舌头的快感，对于罗比来说，并不能真正建立布里奥妮所说的秩序，“他们完全忘记了过去，他们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他们身在何处。”茫然中，甚至连所谓的美德也坍塌了。

而这一切其实在被布里奥妮意外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她小说的一部分，而这部小说其实是反小说，每一个章节都在解构她的秩序论。“布里奥妮感情复杂，她确信自己正进入一个成人情感与伪装的角斗场，她的创作必定会从中受益。”十三岁要和伪装作斗争，其实自己才是一个伪装成作者的人：她指责罗比写了那封暧昧的信，她虚构从背后打倒罗拉的人就是罗比，甚至她喊出了：“他总是装作非常友善，蒙骗了我们许多年。”而最后她竟然想“写下一纸罪状”，把罗比绳之以法。罗拉、马歇尔对于罗比罪状的揭露似乎更多是从门第观念出发，而布里奥妮呢，除了保护姐姐这一名义，她对于罗比虚伪面目的揭露是不是罪恶的开始？

在她看来，这是为了和成人的虚伪作斗争，“童话故事已不再属于她了。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她亲眼目睹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阻挠了一桩残忍罪行的发生，招惹了一个大家都曾信任的人，让这个成年人对她恨之入骨。”所以要将他绳之以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童话世界，童话里有美好的爱情，有美德，有秩序，而罗比的“闯入”把一切都解构了，“非要揭开他虚伪的面纱不可！”即使罗比救落水的双胞胎而成为仁爱的拯救者，也还是无法避免锒铛入狱的命运。“这既是对他罪行的进一步确认，又是惩罚的开端。它仿佛是永远的罪孽。”罗比成为罪孽的代名词，而把罪恶送进监狱，整个家族似乎都回到了秩序，而布里奥妮也回到了自己掌控一切的童话世界里。

看起来是一个追求理智却失去理智的十三岁女孩的恶毒计划，看起来是对于冲破门第观念的爱情的一种拒绝，看起来是罗比无法摆脱命运的写照，而其实当“第一部”落幕，似乎也像布里奥妮的小说一样，只是完成了第一稿，在可能被改写的后续里，它其实是另一个作品的开始。一切秘密在“第二部”的战争岁月中被揭开，从监狱里出来，罗比加入了英法联军，在战场中他唯一挂念的事是塞西莉娅寄来的信，“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一种对爱情的坚持，让面对死亡的罗比还留了最后一丝希望，“他的目标简单明了：找到塞西莉娅，爱她，娶她，毫无屈辱地生活。”但是在发出“人生毁了”的时候，他却认为每个人都毁了，因为和战争一样，所有人都无法逃离罪恶。正因为如此，罗比并没有憎恨布里奥妮，甚至当他进入回忆中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反而成为他的一种安慰，那一次布里奥妮故意淹水，罗比将她救了回来，而布里奥跳水的原因竟然是：“我想让你救我。”当罗比再次追问的时候，布里奥妮的回答是：“因为我爱你。”

这是不是布里奥妮一直不想走出的童话？这是不是她一直在构思的小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会看见他和塞西莉娅在书房做爱时会感到难受，所以在一种爱情覆灭之后会选择虚构罪状，所以会在寻找证人时提供了假证，当一切被揭开，布里奥妮其实活在背谬的世界里一直没有走出，而这也使得罪恶成为一种“秘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没有人会因一次证词的改变而得到拯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笔和纸，没有足够的和平和耐心来记录下所有证人的供述，来收集事实真相。而且证人们也是有罪的。”秩序、美德、爱情和婚姻，在罪恶的另一面，但是布里奥妮永远无法企及，即使她和家人断绝往来，即使她找到塞西莉娅想要原谅，即使她因为战争对罗比的生死有一种隐痛的感觉，所有这一切不是让她慢慢离开罪恶，反而加重了内心的负罪感，“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去除记忆，去除发生过的一切事，布里奥妮是将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而只剩下了那段不被破坏的爱情，“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也许这种欣慰对她来说，变成了对于爱情的某种移植，塞西莉娅爱着罗比，即使谎言，即使监狱，即使战争，也没有将他们拆散，甚至他们的死亡，也在同一年发生。这是布里奥妮一直在追寻的秩序、美德和爱情，所以当1940年她开始真正写下构思已久的小说，她其实就活在小说里，“我整日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而当1999年小说最后完成，似乎背负在身上的罪孽才彻底卸下：他们活着，他们相爱，他们肩并肩在藏书室里，他们一起看《阿拉贝拉的磨难》——布里奥妮从13岁开始就是阿拉贝拉，她的磨难只有在他们的注视中才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故事，经历了变迁，遭遇了生死，品尝了内心的折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其实罪与非罪，爱与非爱，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交错，它们混合，它们在作者写就的小说里，它们在人物经历的故事里，当世界只剩下作品，一种文本意义的最后一页，翻过去，合拢，世界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落幕：“但现在我必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