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诞生

编号:S38·2191214·1615
作者:【俄】帕斯捷尔纳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208109025
页数:287页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凭借《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这是对他小说创作的肯定,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主要还是集中于诗歌。他的诗作和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一起,撑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星空。他的诗情感充沛,有一种见证者式的沉痛力量,他继承了俄罗斯诗歌的伟大抒情传统,又兼收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诗歌技巧,终成独树一格的抒情大师。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早期有些晦涩,后来即转向沉痛和硬朗,晚年有一种奇特的明亮。他的诗集主要包括《越过壁垒》、《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第二次诞生》等。这本诗集收录了帕斯捷尔纳克各个时期的诗歌近100首,足窥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全貌。译者吴笛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抒情诗中力图寻求自然与人类的同一性,探索自然意象与人类灵魂的契合,以大自然的意象来表现人类的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不仅是一位抒情大师,也成了人类灵魂奥秘的成功的探索者。”此为“沉默的经典”系列之一。


《第二次诞生》:我喜爱二月里的暴风骤雨

空白该留在命运之中,
可不要留在纸张之间,
整个生命的位置和篇章
应当印在手稿的页边。
——《“有点名气没什么光彩”》

纸张里写下生活,写下爱情,写下自然,写下思考和感受,这些都是生命的体现和情感的表达,当手稿里的这些诗作来源于对生命的体悟,为什么“生命的位置和篇”要印在手稿的页边?是不是变成文本的诗歌,其书写的意义大于生命本身?即使把空白留在命运里,超越命运的生命意识成为诗歌的源泉,似乎也不应该在页边成为手稿的附属物。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写于1956年的诗作,距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两年时间,在没有因为“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而带来名气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种诗观就是表达自己对于名利的淡泊,或者,那些名利在他看来也就是所谓命运中的空白,在他看来,创作的目的是“自我献身”,不为炫耀,不为公里,“若是成了众人之口的话柄”,那么既可耻也分文不值,所以如果把命运里的这些写进手稿,无疑使得纸张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求名利,把生命成为诗歌的注解,帕斯捷尔纳克在完成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之后,似乎又唤起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存在意义,同年在《“我要在一切方面……”》的诗歌中,他说,诗人就在于“时时刻刻地捕捉命运和事件的线索”,就在于“实现自己的开拓”:“我会开辟诗坛,像开辟花园。/园中的椴树鲜花盛开,/注入了血管的每一次颤动,/如飞行的大雁,一排接着一排。”

如这一本出版的诗集名字一样,《雨霁》便是大雨过后迎来的晴日,所以再次献身再次开拓再次让诗稿解读生命,成为他的追求,在与诗集同名诗中,他把自己的开拓领地伸展到更为广阔的界域:“大自然、世界、深邃的宇宙,/我守护你长久的造福,/满怀心灵深处的颤悠,/幸福的泪珠滚滚而出。”无论是长久的造福,还是心灵深处的颤悠,只有用真情去书写,才能流下“幸福的泪珠”,甚至帕斯捷尔纳克想要让全世界都成为一种“诗化”的作品:“你说得对,恋爱一词显得庸俗。/必须想出别的称呼。/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为你更改全世界和所有的词语。(《没有称号》)”诗人是命名者,是创造者,只有在开拓中,将生命融入在诗稿里,即使在页边,也是对于生命的呼唤。

帕斯捷尔纳克在后期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呼喊,即使诗歌语言的确有着一种平白的缺憾,但是他还是想重新唤起生命的激情,重新凝聚诗歌的力量,“艺术家,不要沉睡,/面对睡梦不能屈服,/你是永恒的人质——/你是时间的俘虏。(《夜》)”沉睡意味着对梦的屈服,意味着成为时间的俘虏,意味着命运会留下空白,帕斯捷尔纳克在“雨霁”之后做出战斗的姿态,不妨看成是他的“第二次诞生”,而在这睡梦可能侵袭的时候,在可能成为时间俘虏的时候,这一个被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诗人的诗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到底迎来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第二次诞生之前,必定是第一次诞生,帕斯捷尔纳克把新的开拓命名为自我献身的诞生,那么生命的自然出生就是第一次诞生。所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作,风格是明朗的清新的,一如自然本身。收入的第一首诗歌《雨燕》写于1915年,“空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夜间雨燕的华丽的欢唱,/哦,请看,它多么神气,/连大地也在匆匆躲藏!”25岁的他似乎也像雨燕一样体会到了飞翔的快感,感悟着欢唱的激情,所以他对于诗的定义是:“这是充满力量的尖利的哨声,/这是相互挤撞的冰块的咯吱,/这是让树叶结满冰霜的夜晚,/这是两只夜莺决斗的声息。//这是已经干缩的甜豌豆,/这是豆荚中的宇宙的泪水,/这是费加罗从乐谱架和横笛/向着畦田纷纷倾泻。(《诗的定义》)”声音是动态的,行为是动态的,生命当然也是动态的,所以他把大自然看成是宇宙,在泛神论中迎接自己的诗神:“洒满阳光的正午,圣灵降临节的漫步,/树林定会让我们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像森林一样构思,像草地一样暗示,/从云中漫溢的雨丝落在我们这类印花布上。(《麻雀山》)”诗人的思绪来自啄木鸟,来自松球和针叶,来自云彩和热浪,来自敢于幻想的蚂蚱,来自特别的声响和异样的语言,甚至自然的每一景色,都会成为诗歌里永恒的意象,步履蹒跚的清风吹来,无际的天空出现幽冥,五光十色的擦布烧成了灰烬,“这一瞬间景象持续了片刻,/然而,这一片刻却胜过永恒。(《“落日的余晖在草原上冷却”》”

正是生命和诗歌永恒的同一性,帕斯捷尔纳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这里有艺术的灵感,“我用手喂养着一群琴键,/它们尖声叫喊,拍打羽翼,/我伸直双手,踮起脚尖,/挽起衣袖,让黑夜揉搓我的手臂。(《即兴》)”这里有季节的变幻,“冬天的天空”有着“月亮如发愣的猎犬的舌头”,即使完全冻结,也隐藏着“熔岩般冰的特质”;“瞬间永恒的雷雨”构成了夏日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束丁香花黯然失色。/在这一时刻,雷霆/田野中采来一束闪电,/将管理局大楼照得通明。”而春天,是空洞的黄昏里星星讲着故事,“讲着讲着忽然中断,不再继续,/千万只深不可测的发呆的眼睛/一齐露出迷惑不解的疑虑。”这里有生活的甜蜜,“人们眨巴着眼腈,但是睡得香甜,/还有可爱的妖女也睡得酣畅,/此刻,一颗心荡漾在车厢的连廊,/而洒落在草原上的是车窗的灯光。(《生活——我的姐妹》)”当然,这里也有爱情的浪漫,“在月光皎洁的拼花地板上,/夜晚与我同坐,下着象棋,/窗户敞开,金合欢芳香沁人,/角落里,如同证人,坐着头发斑白的情欲。”这是德国的大学城马堡,就是在这里,攻读哲学的帕斯捷尔纳克像向伊·维索茨卡亚表白爱情,在爱情的期许中,“屋瓦在漂浮。正午目不转睛”——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渗透到所有可见的事物中,所谓爱情中的忘我,便是如此专情,像是一种迷信,“想起来真是罪过——你并非修女:/你带着一把椅子走进,/仿佛从架子上取下我的性命,/并且吹了吹其中的灰尘。(《出于迷信》)”

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你”,如此的献身大约是对于爱情的执着,但是那生命中也落下了灰尘,一种慢慢被覆盖的感觉,也让诗歌开始弥漫忧伤的味道。其实在这一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除了对于自然、生活、爱情的歌咏,也出现了生命激情中的抗争意识,“哦,在石头上静止,即使你沉没,/淹没者啊,即使埋入土里,/你也搏动,像塔拉卡诺娃公主一样抗争,/当半月堡充满了二月的气息。(《心灵》)”生命中飘落下灰尘,灰尘集聚成尘土,最终在命运中成为被淹没者,埋入土里,但是生命不息需要的就是这一种抗争,抗争而成为特赦者,便是重新书写生命的意义,所以人生的主题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发出了微笑:“岩石与风暴与……微笑,/一切傲慢的人都觉察不到的、/自古至今沙漠借岩石的嘴角发出的/最奇怪、最安详的孩子般的微笑。(《主题》)”这似乎是帕斯基尔纳克转折的开始,当目光越过学校的围栏,越过年少的幻想,越过四季的自然,他看到了诗人的空白位置:“在伟大的苏维埃时代也是枉然,/崇高的激情被剥夺了立足之处,/留下了诗人位置的一片空缺,/即使不空,也是危如朝露。(《致友人》)”也正是这一空白让他审视诗歌的意义。

他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里看到了成长:“我听见潮湿屋顶的低语、/木块的渐渐熄灭的安闲。/自第一行就跃然纸上的城市/在每个音节中成长和回旋。”他在《致茨维塔耶娃》中写出了燃烧的渴望,“波涛翻腾汇入许多支流,/诗人如烟雾向前推进,/从不幸世纪的窟窿之中/跨人另一个难以通行的绝境。”在前苏联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威廉-维尔蒙特的遭遇中看见了顽强,“它自山上撒开灯笼,/为了驱逐历史,燃烧历史,/熔化历史,如同/某种无名蜡烛的硬脂。(《空间》)”是不是诗人应该是“魁梧的射手”,是“谨慎的猎人”,是不是需要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再次将目光伸向远方,他看到了这个城市悲戚的命运,“遍地是涟漪和浓雾。/遍地是装在大车上的家具什物。/遍地是霖雨。遍地是悲痛。/这是我们城市的算命天宫图。”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战斗开始打响了,“那儿,地平线像卢比肯河,/那儿,穿过捣毁的花楸树的濒死状态,/朝雨中猛烈地奔跑着/笛声、车辆和云块。(《城市》)”

地平线在奔跑,城市在奔跑,诗人在奔跑,于是帕斯捷尔纳克猛烈地奔跑到了生命重要的节点:一九〇五年。“我十四岁。/一个月后就是十五。/这些日子,如同日记。/胡乱地翻开,/就能读上一通。”如果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一九〇五年,诗人的还处在童年,他只能胡乱地翻开那一页,甚至那就是命运中的空白一页,但是他却能在父辈的经历中看见斗争的力量,将生命的激情写进最厚重的文稿里。“我们父辈的故事/仿佛发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比普希金更遥远,/似乎/在梦中出现。//也无法更近:/二十五年——在地下活动。/宝贵财富——在地下。/在地上——/是毫无灵魂的万花筒。”从地下到地上,从梦境到现实,父辈的回忆变成了一段历史,那时在夜幕降临之前,颠覆事件小组的英雄、爆破手、工厂的工人,和穿着腰部带褶外衣的虚无主义者、戴夹鼻眼镜的学生形成了反差,他们做好了准备要将农奴制俄罗斯“从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称为真正的俄罗斯。

这是一种呼唤,但是一九〇五年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有着太多的苦难,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暴力:一九〇五年二月,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死,“雪下到第三天。/傍晚仍旧下个不停。/可是一夜之间,/天气骤然放晴。/清晨——/从克里姆林宫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学校的督学……/致命……/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但是这根本不是晴朗的开始:一九〇五年,发生了“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起义的火焰腾空而起,/飒飒作响,/达到后桅的高度,/吹得更旺了/恰如/用短柄链锤/出了一道道火弧。”像电光一一般闪耀的“战舰波将金号”起义成为一九〇五年的一个反抗事件,正是因为敖德萨阶梯上流下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正因为农奴制的俄罗斯依靠暴力镇压人民;而一九〇五年十月,巴乌曼被黑帮分子杀害,“黑暗。/漫无目的地乱窜。”黑暗终于没有吞没战斗的激情,两天后莫斯科举行葬礼,30万人开始了政治示威,他们在送葬曲中为英雄送葬:“在严峻的斗争中,/您英勇地牺牲。”他们在街头高声呼喊:“抗议,抗议!打倒暴君!”

但是,骑兵的子弹还是射向了大学生的身体,暴力镇压带来了伤痛和死亡,而在《十二月的莫斯科》里,帕斯捷尔纳克看到了另一种黑暗:工厂里的人无力坚持,他们全部藏入了地下室,白色的旗帜挂满了杆子,大街上是必不可免的死亡,“勃列斯尼亚区/弥漫着一序层一层的烟雾,/就像被大雷雨击溃的桦树林,/用许多娘儿们的头巾/洗濯了/骑兵队形的凸出部,/并把用被单包着的勃朗宁手枪/拱手交给/镇压者。”不是妥协,是屈服,不是失败,是背叛。但是一九〇五年这个“父辈”活着的年代,那些呼喊,那些示威,那些抗争,甚至牺牲,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也就是说,“父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对于童年之后诗人来说,便是一种成长,“光芒闪烁,仿佛给回头的浪子/把道路照亮,/以免这个日子在路上/扭断自己的脖子(《父辈》)”也正是这种一九〇五年史诗照见的光亮,才使得诗人喊出了:“我喜爱/二月里的暴风骤雨。(《童年》)”的喊声,也正是这种迎接暴风骤雨的历练和成长,诗人的第二次诞生开始了,“如同诗人,燃烧完毕,改变主意,/你在漫游之中寻找消遣。/你逃避的不只是一帮财主,/一切无聊的琐事都令你生厌。(《“冬天毫无诗意地……”》)”

一九〇五年之后,“第二次诞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在写着自然,写着生活,写着社会,但是多了一份忧伤,多了些愁绪,多了对于生命的感悟,也多了身边的疾病和死亡:1930年4月14日,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你沉睡了,脸贴着枕头,/沉睡了,——竭尽全力,不顾死活/一遍又一遍地、全速地/闯进一种年轻的传说。/你更显眼地闯人其中,/一个跳跃就获得成功。/你的射击就像埃特纳火山/胆小的山麓小丘中间轰然喷放。(《诗人之死》)”1931年,苏联钢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布卢门菲尔德逝世,“冻得发抖的莫斯科人/走在田野,暴风雪妖怪/已经拿出钥匙,/把最后的避难所关闭起来。(《“一片责难还未沉寂”》)”1931年4月,妻子叶甫盖尼娅于动身去德国治病,纳斯捷尔纳克写下了《“莫激动,莫哭泣”》:“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我们的联系、/我们的荣誉不在屋顶之下。/你以另样的眼光看待一切,/像一株在阳光中挺起的幼芽。”

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万物在夜幕中“葬在泡沫的神术之中,/葬在海水的妖法之上。”初寒时节的白桦,“如同处在莫测的高空,/充满神秘,玄之又玄。”一月的天穹之上,“宁静地悬挂着几颗星斗”,而在春天里,“祖国的春天的呼吸/从空间冲洗了严冬的痕迹,/并在斯拉夫民族的哭过的眼中,/洗净被泪水浸黑的眼皮。(《春》)”大自然变得神秘,变得孤寂,变得沉默,当“带血的诗句——被人扼杀”,诗人也活在神秘、孤寂和沉默中,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想用波浪“驱散我的郁悒和哀痛”——也正因此,诗人开始潜心创作《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九年的创作中,他的诗歌只收录在小说里,25首诗便成为了“印在手稿的页边”的附属物。但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第二次诞生”并不是离开诗歌,开辟诗歌新的花园依然是他不竭的生命象征,只是没有了二月的暴风骤雨,没有了一九〇五年的战斗场景,于是,在手稿的页边上,他把生命放在了安静的位置上,成为最后“唯一的日子”:“睡眼惺忪的时针/懒得在表盘上旋动,/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编号:C38·2191214·1614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90元
ISBN:9787220103735
页数:418页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成名作。太古是一个地方,位于宇宙的中心。它的四个边界由四位天使守护,太古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自以为走出太古的人,其实站在边界上做梦,梦见自己走到了外面的世界,等他们苏醒过来,便回家去,把自己的梦当成了回忆,边界也会生出现成的人,如同他们从外面的世界而来……“上帝在太古的中央堆了一座山,每年夏天都有大群大群的金龟子飞到山上来。于是人们把这山丘称为金龟子山。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当人类开始命名,他似乎也成为和上帝一样的造物主。小说共84个章节,每一个章节以“……的时间”命名,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太古之中各种人物,甚至动物、植物和东西的故事:触摸世界边界的少女、沉迷解谜游戏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妇、咒骂月亮的老太婆,乃至天使、水鬼、哈巴狗、菌丝、小咖啡磨……以三代人的人生故事,折射了波兰二十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无法看到第四张面孔

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他停止了活动。凡是不动的,都停在原地。凡是停在原地的,都在瓦解。
——《游戏的时间》

不动而停在原地,停在原地而瓦解,因为上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因为上帝已经老了——老了而死去,死去而毁灭,当一切创造者的上帝都被瓦解,还有什么时间意义?但是上帝之死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还是主动走向死亡?最后的游戏时间给出了整个太古的宿命:“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

完美无缺,所以再没有新的可能,再没有新的时间,但是上帝的完美,是自己必然成为完美主义者,还是人类需要这样一种完美的假设?那个名为《Ignis fatuus》的小书上清楚的写着游戏时间的全部意义:“游戏的目的是通过所有的层次,从八个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书的副标题是:“给一个玩家玩的有教益的游戏”,有教益是上帝给人类提供的出口,它的实质是找到逃跑的地图,只要从迷宫的中心开始,通过每一个“世界”找到多一倍的出口,那么就能从这个被围住的中心进行突围,抵住波皮耶尔斯基数出的出口数目一共是一百二十八个,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找到不断通向外层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就能从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就能真正实现逃跑。

游戏时间变成一本书,游戏时间里有人在寻找出口,那么很明显,上帝和人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上帝设置了游戏,上帝制造了游戏时间,人类通过各种努力从最终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只不过是逃离上帝的羁绊,只不过逃离上帝的决定论,也就是说,人类投下色子进行选择,根本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论,一切只不过是上帝在背后进行着判决——无论是色子的数目,还是游戏的规则,无论是出口的数量,还是最终的出口,都成为了上帝游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游戏时间”对于非造物主的人类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游戏——而当上帝停止了活动,上帝成为完美无缺者,人类其实还在苦苦探寻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是完美无缺者?上帝真的停在了原地?当他老了之后,不是完美,而是像人类一样陷入到了无助的境地:他甚至只是在第八个世界里停止了活动,似乎在八个世界之外,上帝自己也没有能力再控制出口,再控制人类的行动——人类是不是可以超越上帝成为自己的主宰者?人类是不是将上帝困在游戏里而自己最后找到逃跑的出口?一切像是上帝制造的数字,一百二十八来自于世界不断分裂的结果,它是在六十四个世界分裂之后产生的,而六十四个世界是三十二个世界分裂的结果,以此类推,三十二而十六,十六而八——这是上帝老了而不动的世界,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这是不是上帝创造一切的起点?

一是原点,一是中心,一是混沌,只有一分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六十四为一百二十八,才能真正找到出口,才能真正远离上帝,但是在这个互为逆反的过程里,上帝似乎都存在着,从一开始,上帝就在里面,他制造了世界的分裂,他设定了游戏的规则,他决定了人类的方向,只有当他最后在第八世界老去,当他以为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人类才能真正摆脱上帝的羁绊,找到最终的出口。但是上帝如何能老去?人类又如何能关住上帝?游戏时间如何变成人类的自我解放时间?这里便呈现了两种时间类型:一种是上帝预设了规则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不断超越上帝而进入的自由时间。

“一九一四年夏天,两名穿浅色制服、骑着马的沙俄士兵来抓米哈乌。”人类的时间一开始就在《格诺韦法的时间》里成为一种和历史有关的叙事,当米哈乌被沙俄抓走,当太古之外的世界发生了战争,其实人类的时间从来没有自由:一九一七年,水磨停止了转动,没有粮食可磨,人们吃光了所有储备的麦子;一九一八年,霍乱开始流行,人们在各村的边界设置中不再往来;一九一九年夏天,米哈乌从混乱之王的东方政权被释放,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又是一个“苦雨凄风的日子”;一九三九年,发生了各种离奇、罕见的怪事;一九四三年,格罗皮乌斯上校被派往东部前线,库尔特升了官,将抓获的犹太人装上了载重汽车;一九四四年夏天,从塔舒夫来了俄国人,他们的载重汽车、坦克、大炮、带篷的大车、步枪,他们的制服、头发和脸制造了覆盖一切的尘土,并在村子里设立了团部;这一年的八月,所有人都被带进了森林,因为太古几日内即将出于火线上;一九四五年夏末,一辆军用吉普车里下来波兰军官,他说要将军官的坟墓移葬;那时候的太古森林,“破天荒第一次尝到了汽车废气的味道”……

从一九一四年作为人类叙事的起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结束,期间经历了战争、屠杀、死亡和离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被侵略、被占领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根本没有自由,连生存都变得困难,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历史围困的时间里,人类才会想到上帝,才会在游戏中寻找上帝设立的出口,但是,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宿命?一把二十八个出口是不需要再寻找了,人类如果幸运的话,在上帝老去而完美的第八个世界那里找到逃跑的希望,或者也是一种幸福了——而要找到第八个世界的出口,就需要找到第四个世界的出口。

不妨从“游戏时间”这本小书里寻找可能的机会,在这本书里,上帝的游戏时间其实并不是分裂而产生的,它制造了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完整系统:在第一个世界里,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光明和黑暗,“这是好的。”第二世界的上帝没有经验,他创造的世界是黯淡的,模糊不清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更迅速地瓦解、分裂成齑粉。”在第三世界里,上帝创造了海洋和火山,创造了之物和动物,但是没有人,也没有上帝自己;第四世界里的上帝是狂热的,他思念着人,他梦见是他自己将人逐出天堂的,所以上帝开始痛苦;第五世界里,上帝自言自语,他因为孤独而感到烦躁;第六世界,上帝是偶然创造的,“在上帝的作品里满是漏洞和不完善。没有任何明确的和稳定的东西。”而在第七世界里,第一批人类的后代开始漂泊到人间,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后来找到了一个“美的出奇的谷地”,而中间的一座高塔能够望见“第八世界”以外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上帝却说:“我得下去把他们的语言搞乱,我得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样,他们彼此就会反目成仇,而我便会太平无事。”

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到黯淡和模糊不清的世界,从没有人的孤独到赶走了人的痛苦,从偶然的创造和建造巴别塔,上帝的存在始终把人作为自己的背景,甚至他把人类当成了自己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七世界能望见第八世界的巴别塔上,当上帝故意把语言搞乱让人们彼此无法交谈,对应的世界里是不是人类在没有自由的时间里成为语言的奴隶?一方是俄国人,一方是德国人,“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那么作为波兰人又在哪里?但是在第八世界,那本关于游戏时间的小书却是用波兰语和拉丁语编写,两种语言不再像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更坏的对立,而是一种翻译里的共通,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是时间和时间的互通——当第八世界的上帝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时间在摧毁了巴别塔之后也走向了和平?

一种是上帝建造的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层层递进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想象了上帝并最终从分裂完毕的第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的游戏时间,而这正是上帝和人类两个体系的不同——是上帝创造了故意让他们生活在巴别塔的人类?还是人类制造了完美主义而停在原地的上帝?“人不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东西来,因为从无中创造是上帝的权能。”当上帝只是一种无的创造者,人类其实是在解构上帝,是在破坏上帝,甚至是在消除上帝的统治权、判决权、游戏权,甚至时间权,但是,在自己都跌落到没有自由的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打碎上帝的偶像崇拜?又如何让上帝成为自我解放的背景?

“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这是真正揭示出的本质区别,上帝创造,但是只是创造,当一切被创造出来而没有命名,如何能成为人类的一部分?人类的命名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下的命名,一种是挣脱命运束缚的命名。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些历史完全是由暴力者书写的,所以他们完成了对于宏大历史的命名,而在这种命名之外,则是对命运反抗的命名,“太古”就是他们用以建造庇护所对世界的命名:这是宇宙的中心,它有东西南北四个边界分开了外面的世界,而守护这里的是四个天使长,当太古的边界隔开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太古就仿佛变成了封闭起来的永恒世界。

人类命名了“太古”,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制造的世界,一样有着太多的苦难,甚至于当人类命名太古而成为封闭的庇护所,他们是把自己更推向了无法主宰的命运中。格诺韦法的丈夫米哈乌被沙俄的士兵抓走,一走就是五年,在生下了孩子却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日子,格诺韦法拒绝了埃利的爱,“……一切都迫使我们分手。你年轻,我是个老太婆。你是犹太人,我是波兰人。你是耶什科特莱人,我是太古人。你是自由之身,我则身为人妻。你不停地在移动,我却恒久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当五年之后米哈乌回来,她对丈夫说的是:“米哈乌,没有男人碰过我。”赤脚姑娘麦穗儿从格诺韦法那里得到了一个戈比,但是生活依然无法让她洁身自好,她变成了妓女,那个男孩从她肚子里掉下来的似乎,她仿佛看见了一条赤链蛇,孩子其实一出生就死了,她却想象着孩子在那里吸奶;曾经是普通的庄稼汉,因为犯下了“谁也不清楚他犯下的是什么罪行”,他变成了恶人:对世界的方向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智,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最后在第七天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七天时间,仿佛就是被上帝逐出了太古而生活在森林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是上帝却只是变成了《圣经》里毫无表现力的插图,于是世界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太古一代人的时间,而在第二代、第三代里,这种没有归宿感的命运加剧了他们的苦难,格诺韦法的女儿米霞和儿子伊齐多尔,麦穗儿的女儿鲁塔,以及米霞死去的儿子马雷克,他们都挣扎在命运的泥沼里,而太古时间这个封闭了他们的世界,既让他们无法逃离而成为牺牲者,也让他们在有限的解脱中被埋入更深的命运窠臼中,一种命名的时间,如何真正和上帝抗衡?如何和真实的时间对立?甚至里面的乱伦、背叛完全变成了人类自我的悲剧,就像鲁塔拒绝伊齐多尔时说的那样:“我永远不跟我爱的人做这种事。我只跟我恨的人做。”因为恨而做爱,种下的永远是仇恨的种子,永远上演巴别塔的悲剧。

但实际上,太古成为人类命名的世界,他们也在改变命运而做出努力,而这种努力直接指向了上帝的判决轮。格诺韦法对申贝尔特太太说:“我想要个女儿,因为丈夫打仗去了,没有父亲的男孩不好养。”而申贝尔特太太说:“我们压根儿需要的就是女儿。倘若所有的妇女都开始生女儿,世界上就太平了。”世界不是因为男人去打仗而带来和平,而是在男人变成女人中失去作战的机会才会平安,所以当伊齐多尔出生时,格诺韦法听到米哈乌说:“我们生的是儿子。”她的怀疑是:“这不是我们的孩子。这是麦穗儿的孩子。库茨梅尔卡曾告诉我生的是‘女儿’,我记得她是这么说的。”而麦穗儿即使在男人的世界里卖淫,她也要颠覆一般男女的方式,“干吗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所以她能够看到一种渗透物的力量,“她理解这股力量的作用。”而她第四次怀孕,却不要这个孩子,不仅仅是因为是个儿子,更在于她对男人的仇恨,自己的丈夫帕韦乌和女儿鲁塔的丈夫乌克莱雅都在外面搞女人,“我会杀死你!”她对吃奶的婴儿这样说,回来,孩子患了百日咳,死了。

实际上,不管是格诺韦法还是麦穗儿,无论是米霞还是鲁塔,她们不想生下儿子,除了对于战争的仇恨之外,便是对于女性命运的一种逃离,“女人历来都是人类繁衍生殖的器具。孩子如同鸡雏儿一般破卵而出。这卵后来还得自行粘合复原。女人越是强壮,生的孩子就越多;生的孩子越多,女人也就变得越发虚弱。”而这种逃离在从上帝的八个世界到四个世界,再回到两个世界的对立中找到真正的根源。百日咳的儿子是米霞第四次怀孕生下的孩子,鲁塔拒绝伊齐多尔的求爱,是因为她说“我无法看到第四张面孔。”而这个第四张面孔“正是太古的中心”——当太古用边界拒绝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第四张脸的太古中心才是平等的,才是安全的;而伊齐多尔在进入修道院之后,发现自己走不出太古,而他想起边界,便发现了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的真正寓意:“大凡世上有意义的事物,多数都是由四个部分所组成。”——它们是西北东南,是春夏秋冬,是根茎花果,是左上右下,是眼耳鼻嘴,是耶和华的IHWH,是《旧约》中的四个先知,是从伊甸园里流出的四条河,是基路伯的四副面孔,是福音书的四位编述者,是四种基本美德,是《启示录》的四骑士,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大要素,是意识的四个方面……

每种事物、每种最细微的现象里,都能看到了四个部分、四个阶段、四种功能,这就是被命名的太古的四条边界,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寓意,便也看到了四的继承延续:四繁殖为八,繁殖为十六,看到了生命代数不间断衍生成四倍的演变……而这就是游戏时间里的出口数字。但是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秘密,发现了上帝的游戏,发现了太古的寓意,却找不到那真正的第四部分,“首先是人,还有马,同时还存在第三个整体,那就是人骑在马上。那么第四个部分又在哪里呢?”第四部分的疑问其实就在一分为二的结构了,找不到第四部分的人和马,其实只是关于人和马的组合,鲁塔所说的第四张面孔,不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个秘密?

从四个部分,回到更原始的二,便是一种二元的世界,它们是男人/女人,是有/无,是上帝/人类,是生/死——而正是这种二元论,使得世界总是处在对立中,而太古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里上演的太多悲剧就在于这种对立,而太古之外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更是一种悲剧,所以真正要打破命运的束缚,就需要解构这种二元对立,而伊齐多尔作为格诺韦法的儿子,其实开始就认为是女儿,在这个发现了四的规律的人身上,隐藏着二元论其实是一元论的线索,所以在修道院里,从修士那句“我们是在改造上帝”得到启示,他看到上帝其实是个女人,“上帝是位女性,强劲,伟大,湿漉漉,冒着热气,宛如春天的大地。”

这是一种颠覆,也是一种自我命名,甚至是在自我命名中解构了男人/女人永远的对立状态,女人因为只是繁衍的工具,所以她们是弱势的,上帝也是造物主,所以上帝也是女人——在上帝是女人的命题中,她们的命运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就像一个在历史时间里遭受了欺凌的这片土地,在上帝是女性、自己成为上帝的命名中,才有可能超越宿命。但这也只是命名,或者沿着这条路,从八到四,再从四到二,再从二回到原点,那么,“上帝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只是上帝,一个词,一种符号,解决了性别问题,而此时的上帝就是我,或者说,再也没有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上帝,再没有了制造了巴别塔的上帝:

伊齐多尔的各种情感也都一一消失——某种早前的激动(当米霞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某种绝望(当鲁塔离去的时候),欢乐(当收到鲁塔的来信的时候),自信(当他发现事物的四重性的时候),恐怖(当有人向他和伊凡·穆克塔开枪的时候),自豪(当他从由压政局领到钱的时候),还有许多、许多别的情感全都消失得无无踪了。终于,到了最后,修女阿涅拉说:“他死了。”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编号:C38·2191214·1613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定价:60.00元当当28.60元
ISBN:9787220103728
页数:432页

边境小镇,拓荒至此的制刀匠人在这里安居,在女主人公与丈夫迁居的这片乡野上,千年之间不同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生流徙在这里上演:长出胡子的圣女、性别倒错的修士、身体里住着一只鸟的酒鬼、化身狼人的小镇教师、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千年之间人世沧桑变换、起起落落,但对于土地而言,人的悲欢离合、人的世代更迭,不过是土地的瞬息一梦。《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多条故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民间故事、圣徒传记,甚至菜谱、笔记,交错呈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又是一部遍布伏笔与呼应的绝妙长篇。“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2002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借《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继《太古和其他时间》之后,再次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刻奖”的读者选择奖。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于是便没有反射

在别的地方她又写道:“上帝是美的黑暗。”或者:“上帝是个不间断生育的妇女。生命从她那里不断输送出来。在这种无止境的生殖中没有喘息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上帝是美的黑暗,上帝是黑暗的美,上帝是不间断生育的妇女,上帝是妇女生出的孩子,当一切归于本质的时候,是不是在一种同语反复中消解悖论?或者以上帝的本质作为命题的逻辑,是不是一种悖论就是同语反复?而当这个句子、这个命题被写下来的时候,作者是谁:“谁写出了圣女传”?来源又在哪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在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第一个问题或者又有了新的可能:库梅尔尼斯先写下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写下了一些句子,在先和又之间,一种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当库梅尔尼斯写下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帕斯哈利斯感到特别泄气,所以她开始重写关于上帝的本质和生命的来源,但是即使命名了上帝的本质,帕斯哈利斯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了库梅尔尼斯的句子,他说的是:“任何光线都不能穿过你的皮肤照到那里。男人进入你体内的那个地方,也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在黑暗里工作,跟你所有的器官完全一样。”男人无法穿过皮肤进入到身体内那个黑暗的地方,意味着她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必要的独立,当必要的独立成为和所有器官一样的黑暗,当任何光线都无法抵达,何来矛盾和对立?何来成为同语反复的悖论?或者说,一个名叫帕斯哈利斯的“他”也像所有男人一样无法进入到一个名叫库梅尔尼斯的“她”黑暗的部分,那么她写下了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的改动又有何目的?谁写出了圣女传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对于上帝的本质的解读又回答了什么问题?

知道这一切、写出了圣女传、读到了自相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文本完整的过程:来源、创作和阅读,就像生命本身一样,上帝是起源,上帝在创造,上帝被人议论,在上帝本质成为一个完整命题中,生命也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当黑暗的世界阻止了一切的光线,当她的生命阻止了一切的他,黑暗必然走向单一而不是本质的封闭、错位、无知以及最后的死亡。就像第一个梦:“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在这个梦里,我看见,是纯粹的看见,纯粹的视觉,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在黑暗中看见,缺少了对应,甚至连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这一种黑暗中的看见,和自我的死亡有什么区别?

不信奉上帝的马雷克·马雷克死了,任何酒都无法控制“体内的鸟”,于是他双手哆嗦,把钢丝绳系到钩子上,将它打了个结,又缠了一圈,扭了扭,在“我的上帝,为什么我内里有这种东西让我如此受尽折磨!”的喊声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黑暗一片,“如此这般”经过时看到了马雷克·马雷克死了,说了一句:“这个笨蛋,连上吊都不会!”彼得·迪泰尔死了,他和妻子爱丽卡来旅行中看见了自己的村庄,当他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已经无法跨越边界寻找自己的方向,而爱丽卡只是“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于是彼得的一生像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还有新鲁达的那些人,他们是出售牛骨头店铺里浓妆艳抹俗不可耐的女职员,是推着婴儿车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母亲,是眼睑上涂满了煤灰的男人,他们就仿佛活在多梦的城市里,就像城市梦见自己一样:“它梦见自己位于比利牛斯山中,梦见太阳永远不会在它上方西下,梦见所有离开的人,总有一天都会回来,梦见那些德国人留下的秘密隧道可通向布拉格、弗罗茨瓦夫和德累斯顿。”梦是破碎的象征,在黑暗中满目疮痍,“一座西里西亚的城市、普鲁士的城市、捷克的城市、奥匈帝国的城市和波兰的城市。”

梦来自于哪里,梦是谁做的,梦又被谁看见?和生命、上帝一样,梦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在任何光线都无法进入的黑暗中,梦是不是只是一种单一的存在?一个静止的梦,一个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的自己,永远在单一的世界里滑行,及时醒来离开黑暗,白天的世界也是黑暗的一部分,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其实组成的还是一个单一的房子,它只是在白天/夜晚组成的二元对立中成为“二度空间”的存在。引用纪伯伦的那首诗:“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体。/它在阳光下长大,在夜的寂静中入睡。它有时做梦。”白天的阳光,阳光里的现实,夜晚的梦境,梦境中的虚幻,身体的房子便在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二元论中成为了宿命的一部分,和生命/死亡一起构成了单一的体系,而在这样的体系里,纪伯伦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寻找答案:“难道你的房子不入睡,就是说不离开城市,/以便能出现在绿荫丛中或是在/小丘顶上?”

这个疑问一样在玛尔塔的身上体现出来,这个夏天存在冬天消失,晚上存在白天消失的女人,没有任何历史,只喜欢谈论别人,当她在我面前说起死亡,说起头发,仿佛是为了让自己的文本得到一个阅读者,但是他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当成了别人——仿佛在二元对立中她创造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她谈论别人时她就成为了写作“圣女传”的人,当她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时候,她也成为了自我的阅读者,这个做假发的女人实际上是让自己成为了上帝,就像她对于头发的认识一样:“你摸摸看,它们是多么柔软,鲜活。头发甚至剪了下来也还活着。诚然,它不再长长,却一直活着,一直在呼吸。它们跟人一样,人的身子可能会不再长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已死亡。”头发来自与某个人,当戴上他者的头发,一种思想便被接受,“让我也有自己的假发,让它将我隐藏起来,给我来个改头换面,在我发现自己有另一副面孔之前,赋予我一张新的面孔。”

这便是玛尔塔对于二元对立的一种破解,“那时我独自留在寂静里,二度空间的、没有属性的我,处于时间拉长了的半存在状态,无思无虑,仰望高空云舒云卷,唯有令人目眩。”取消自己,然后成为他者,在自我和他者的再创造中成为上帝,于是无止境的生殖中再没有暗中被改写的句子,再无阻止光线进来的黑暗世界,也再无在对立矛盾中使得人从出生走向必然的死亡。但是,玛尔塔只是玛尔塔,一个如上帝的存在,那些习惯了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人,那些被命运拉扯进二元对立存在的人,如何能摆脱这一种宿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它的表象就是一个从来源到出身到死亡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成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那个不让任何光线进入其中的黑暗领地:性是生命的来源,但是它却在一种“沉默”中:“我们做爱的时候也沉默不语。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声叹息,什么也没有。”这是我和R的现实,而对于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来说,性只是梦中爱上的声音:起初是女人,后来是男人,克雷霞便爱上了这个不同凡响的声音,而且她从梦中醒来,让梦侵入了现实,她寻找这个叫阿·摩斯的男人,她登门拜访,她告诉了他自己做过的梦,然后他亲吻了她,然后他们上床,而上床之后,他才告诉她自己不是阿·摩斯,而是安杰伊·摩斯,“你穿行半个波兰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对他讲自自己的梦,还跟他上床。这已足够说明你是发了疯。”而占卜者对她说:“你会出嫁,生孩子。孩子会生病,而你会关心照料他。你的丈夫将会比你年纪大,会使你成为寡妇。你的孩子会离开你,走得很远,或许会漂洋过海。你死时将会很老。死亡将会使你愉快。”

这是一九六九年早春一个缺乏理性的梦,最后在被预言死亡中成为一个疯狂的行为,“生孩子”的预言以及孩子生命、丈夫死亡和自己在愉快中死去,都成为性这个来源最大的悲剧。在沉默中,在梦的驱使下选择一种性,这当然是一种错位,而马雷克·马雷克的上吊,从性开始,却延续到了出生之后,他从小就爱上了母亲的乳房,这是一种性暗示,但是当母亲“又弄出几个孩子”之后,雷马克似乎再也无法寻找母亲的乳房了,于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他的出生变成了一种悲剧,五岁以后每晚都在地下室里偷偷哭泣,后来注册成为图书馆会员之后,他躲避父亲开始了阅读,而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喝酒,从此忘记了黑暗,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对父亲还手,“从这时开始,父子打架便成了经常性的事。”这是对于自身出生的反抗,在母亲/父亲的二元对立之后,其实变成自我/非我的对立,当沉迷于酒精,他就被非我所控制,一个不信奉上帝的人用手指沾了冰凉的圣水却没有画十字,最后只能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

性是生命来源,性别是出生不可更改的特征,包括父母,包括命运,这些都构成了无法逃避的二元对立,它的开头和终结便是生和死,但是正如玛尔塔所说,“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将永生。”所以破除这种二元对立下产生的错位和宿命,就必须去寻找自我,而这种寻找的意义是让每个人成为另一个自己,成为自我文本的作者,成为“知道这一切”又写出了圣女传的上帝。《舍瑙的库梅尔尼斯传》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作为一个女儿,这个受洗时叫维尔嘉的女人就是在生命的来源和出生后陷入了二元的困境中。她是父母的第六个女儿,她的母亲又在生产时死去,造物者之死,而且父亲娶的后妈似乎让维尔嘉重新找到了爱,但是后妈也出血而死,于是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

“修女们欢天喜地地接纳了小姑娘,不久便发现,她的精神美与肉体美完全相一致,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在修道院里,维尔嘉已经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化身,但是父亲远征回来之后,又决定将其嫁给己的战友沃尔夫兰·封潘内维奇,在外部世界无处逃遁的时候,她选择了主居住的地方,“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终结和开头。”她对父亲说的是,“我有另一位天父在天上,他会给我物色另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努力,但是在父权之下,这个已经把自己叫做库梅尔尼斯的女人只有逃跑,她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但是凭着对于主的忠诚,他击败了魔鬼,开始为卡尔斯堡的康拉德的孩子们医治生病的身体,当父亲再次将她从修道院拉回来的时候,库梅尔尼斯说的是:“父亲,请息怒,你的女婿是耶稣基督。”从主为自己选择一个托付终身的人,到完全侍奉主,库梅尔尼斯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也使得自己将肉身和灵魂分离开来:

主啊,你给了我女人的性别和女人的肉体,它成了纷争和所有的欲望之源。主啊,请让我从这种坤恩赐之物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不知该拿它怎么办。请你回我的美貌,请你给永结同心的标记,说明你爱上了卑微的、不配你爱的我,而从我一出生你就给自己定下来了。

她把自己献给了主,其实只是献出了自己的灵魂,而把肉体看成是邪恶的存在,看成是欲望之源,于是这样的命名,其实还是跌入到了无法超越的二元对立中,肉体/灵魂和女人/男人 宗教/俗世、父亲/女儿、创造/破坏一样,在二度空间里成为一种宿命,所以当最后她被父亲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种殉难依然无法改变这种生命困境,“既然你心中有上帝,就让你也像上帝一样死去!”父亲的这句话,就是代表着无力反抗的身体在灵魂世界里得到了救赎,于是这个“库梅尔尼斯的奇迹”便成为一个信仰的文本:“请你们向未来的各代人讲述这个故事,让他们都知道,任何恶都不能奴役人的灵魂,知道跟基督同心同德的人都可能会死,但任何力量永远也征服不了他们,战胜不了他们。”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

这是一个文本,但是这只是“谁写出了圣女传”的可能答案,最重要的或许是另一个问题:“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在这里有一种性别的突围:她是圣女,他知道了这一切而写了她——在他知道并书写的过程里,他和她的性别对立是不是可以在文本中得到解构?其实这种解构在库梅尔尼斯的故事里已经有所显露,当她被父亲羁押,她的脸上长满了丝绒般的胡须,披散的头发垂落到双肩上,于是她用轻悄的嗓音说道:“我的主让我从自身解脱了出来,他把自己的面孔给了我。”自己成了主,更多是某种想象,或者是灵魂的一种超然。而回到叫帕斯哈利斯的约翰的修士,就从性开始的起源,从自我出生的文本上进行了创造。他生来不是完美的人,所以他认为出生就是一个错误,“选择了不该选的肉体、不该选的地点和不该选的时间。”在修道院里,他在这种错误的性别观中和另一个叫策莱斯滕的修士睡在一起,他的问题是:“假如我是个女人,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对女人的想象和预设开始颠覆了“他”的性别和命运属性,女修道院院长给他读的书是一本奇书,一页看到的标题是Hilaria,翻过来倒过来看则是Tristi——它们是“欢乐”和“忧伤”。当对立的情感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语反复的开始。在那一个晚上,他天生的阳物消失了,而那里留下了一个洞,“神秘地通向他躯体的深处。”一种转变,从知道来源到写作圣女传,一个修士变成了修女,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而是身体在另一个身体的创造中成为新的自己,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审视,是重新找到自我的位置的第一步。而这个过程可以从埃戈·苏姆的故事中得到其实,埃戈·苏姆,来源于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当后半句成为一个名字,其实是关于“我在”的阐释,这个一九四三年早春吃过人肉的人,是不是背负着某种罪恶?当他躲避到柏拉图的著作里,躲避到希腊语的世界里,“我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而这个反讽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和本质:就是在《理想国》里,他读到了一个句子:“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终于在某个夜晚,当他看见一轮满月时便发出了一声长啸——一九四三年早春吃了人,一九五〇年不再是人而成为狼,埃戈·苏姆的“我在”就是一个关于对邪恶的自我确认。

也是从文本中看见了自己的本质,和圣女库梅尔尼斯一样,从文本而来,又完成了创造的文本,在上帝一样的造物中完成了生命的一次命名,就像修道院院长所说,“应该说收作女儿。”当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变成上帝之子,库梅尔尼斯用死去的女人之身完成了救赎,当帕斯哈利斯变身了女人,他又一次在文本的不断创造中,成为了另一个上帝之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这“美的黑暗”中被改写了。所以,夜晚的梦完全可以变成另一个样子:我从后面看见了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于是,自我可以不在他者的对立中错位,就像“如此这般”,切断了从镜子里看见的自己而变成“他”,“于是便没有反射。那时他就能看到鬼魂。”于是不再像占卜者一样,在看见了洪水、雨水、火灾和奥斯维辛,以及彗星而出现的末日恐慌,而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这般模样。”于是那个把耗费了许多个夜晚把德国地名变成了波兰地名的家伙,并不是能够达到自由和解放,反而是另一种偏执……

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也不是两个房子,不是关于阳光和现实,关于梦境和虚幻的对立,而是两幢房子之外的另一幢房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具体的,被安置在时间和空间里;另一幢是不具体的、没有工的,没有地址、也没有机会在建筑设计图中被永远保留下来。我们是同时生活在两幢房子里。”从自我和非我,从我思和我在之外,还有第三种规则,那就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阿喀马内斯的宇宙观:世界是两种原始因相互作用的果,它们是永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对这种相互作用最好是称之为永远的吞噬。“一个吃掉另一个,无止无休,世界的存在就有赖于此。”于是在第一个宇宙本原克托诺斯、第二个宇宙本原是混沌之外,产生了第三个本原:柯罗诺斯,“也是一种法则”。

国家、历史、信仰和身体,是白天的房子,是夜晚的房子,是在阳光下长大,是在夜的寂静中入睡,是被创造,是被破坏,是遭受灾难,是重新出发,但是它们都是被看见的文本,只有在“于是便没有反射”的状态中,才是纯粹的看,才是纯粹的观者,才是消融了偏执的存在,通过时间和空间改变观点,也通过观点改变时间和空间,它们组成了永生的自我位置,变动着,创造着,成长着,“我会分辨不出夜晚和白天,因为我又何必去分辨它们呢?”

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

编号:X32·2191214·1612
作者:索福克勒斯 著 罗念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2.90元
ISBN:9787208134645
页数:352页

索福克勒斯,是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既相信神和命运的无上威力,又要求人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思想意识的特征。他根据他的理想来塑造人物形象,即使处在命运的掌握之中,也不丧失其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和埃斯库罗斯不同,索福克勒斯认为命运不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首先引进了第三个演员,合唱队的重要性大大减低,对话成了戏剧中第一位的东西,这些都是索福克勒斯对戏剧进行的改革。索福克勒斯一生身居高位,他对于埃斯库罗斯较为原始的技巧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发展;他寿命很长,而且有迹象显示一生很快乐;他是伯里克利时代 为世界增添光彩的伟人之一。索福克勒斯在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了123部悲剧和滑稽剧,使他跻身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行列之中。但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7部。《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勒克拉特》《特剌喀斯少女》《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法律面前我是清白的

许罗斯 未来的事情谁也看不清;这眼前的事对我们是可悲的,天神是可耻的,对受难的人是最痛苦的。姑娘们,一同去吧,不要待在家里;方才你们看见了这可怕的死亡和这许多闻所未闻的灾难;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在显示宙斯的威力。
——《特刺喀斯少女》

看不清的未来让人迷惑,可悲的现实让人痛苦,当许罗斯喊出“天神是可耻”的时候,他是在站在家庭悲剧的现场,站在可悲的现实里,但是他更指向了令人迷惑的未来:当自己的母亲得阿涅拉因为父亲赫拉克勒斯的背叛而自杀,他是悲痛的,当赫拉克勒斯因为负罪逼迫他焚烧自己,他是悲痛的,但是最悲痛的是他看到了自己无法主宰的未来:让他娶父亲身边躺过的女人伊俄勒为妻,“儿啊,你自己缔结这姻缘吧。你顺从吧!大事情顺从,小事情不顺从,就会抵消那前一种恩惠。”当顺从父亲的意愿变成对自己的背叛,一个人如何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而且,在赫拉克勒斯看来,是因为顺从意味着救赎,当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救赎犯了罪的父亲,作为儿子来说,未来是再也无法摆脱的命运:既无法反抗父权,也无法改变自己,不如去死,“最好,父亲啊,我也死去,胜于同那最可恨的人生活在一起。”当许罗斯在最后说出了死的决心,他的仇恨的目标对准了伊俄勒,“既然她对我母亲的死和你现在的情形应负相当责任,谁还愿意娶她呢?”实际上他发出的是对神的反抗。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儿子,作为神的后代,他是英雄,他曾经杀死了强有力的伊菲托斯娶了普琉戎国王俄纽斯的女儿得阿涅拉,他杀死了欧律托斯攻下了城楼高耸的俄卡利亚……一方面他作为英雄赢得了胜利,所以在他的背叛面临惩罚的时候,歌队唱出的是:“不幸的希腊啊,我看你一定很悲伤,如果你丧失了这个英雄!”另一方面,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神的世界里,报信人告诉得阿涅拉,当赫拉克勒斯获胜之后,“正从战地把胜利的果实带给这地方的神。”他还在欧玻亚的一个海角为宙斯划出了一块祭坛,“规定果实的贡税”。所以,赫拉克勒斯在许罗斯面前,既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也是神的化身。

而和赫拉克勒斯不同,得阿涅拉的死却是凡人之死,而凡人之死面对的是无奈的命运,甚至当临死的时候也不希望改变什么。“这人间有一句流传的古话:一个人只要活着还没死,就不能断定他的命运是好是坏。”这便是得阿涅拉的命运观,作为普琉戎国王俄纽斯的女儿,在这样的命运观里,没有反抗,许多的求婚者上门,她没有选择权,有三种形象的河神到来,她只有恐惧,“我这不幸的人生怕嫁给这样一个求婚者,所以时常祷告:希望不等接近他的床榻,早点死去。”当赫拉克勒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杀死了强有力的伊菲托斯,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才得以摆脱,但是在嫁给赫拉克勒斯之后,她又从来没有怀疑这个英雄会背叛她,他甚至以为赫拉克勒斯所从事的就是光荣而伟大的英雄事业,当出门十个月没有音讯,得阿涅拉认为他一定是“遭了难”,当又过了五个月没有回来,他有要求儿子许罗斯去打听父亲的下落,“儿啊,当命运的天平这样摆动不定的时候,你还不去帮助他?因为他的性命得救,我们才有救;否则一起毁灭。”

但是赫拉克勒斯却迷失在我的情欲里,他为了欧律托斯的女儿伊俄勒,才杀死了欧律托斯,才攻下那城楼高耸的俄卡利亚,“这女子有一次在赫剌克勒斯心里引起了一种强烈的情欲,为了她的缘故,她的祖城俄卡利亚倒在他的矛尖下,整个毁灭了。”其实对于得阿涅拉来说,她不是因为愚钝而信任丈夫,实际上是不愿面对另一种命运的不公,但是一切都成为了无法改变的现实,得阿涅拉第一次想到了反抗,他让使者利卡斯带去了用十二头纯色的公牛制作的礼物,“等血养成的火焰在神圣的牺牲和多树脂的松柴上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皮肤上便冒出了汗珠,那衬袍紧贴在他的胸旁,黏住每个关节,象一个工匠贴上去的一样;他痒痛得连骨头都抖战起来;那毒物,象那致命的恶毒的蝮蛇一样,开始咬他。”但是,她的反抗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之后呢,她也只能选择向命运低头的自杀。

得阿涅拉的自杀是命运不公的升级版,她始终无法走出来,也无法完成彻底的革命:对英雄的扼杀。而许罗斯呢?当他听到母亲自杀之后,是悲痛,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英雄的父亲,赫拉克勒斯对于得阿涅拉的死,没有丝毫的忏悔,他甚至认为自己被一个软弱的女子、一个没有气概的妇人杀死,是一种耻辱,“单凭自己一人居然就杀死了我!”是疑问也是否定,但是他却深陷在自我的罪孽中,但是这种罪孽不是因为妻子,不是因为凡人,也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他冒犯了神的意志,所以他要求许罗斯用橡树和野橄榄的枝条,把自己放在上面,再用松枝火炬将它们点燃,让自己在烈火中顺从于神的诅咒。

自己是英雄,是神的儿子,所以赫拉克勒斯还保持着对神的敬重,但是当他对许罗斯说出诅咒,当他让许罗斯娶曾经躺在自己身旁的女人,他又以父亲的权威来命令他。父亲的誓言成为许罗斯“孝顺”的标准,但是这种埋葬儿子幸福的命令又是多么可耻。而许罗斯再也不像母亲得阿涅拉那样屈服于命运,他认为这是“报仇神疯了”的结果,他喊出了“天神是可耻”的宣言,他也看见了可悲的现实,所以他最后选择死去,不是像母亲那样认为自己的报复是一种罪,而是以死来反抗神的意志,用受难的方式为“姑娘们”创造一个避开灾难的方式,而“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在显示宙斯的威力”无不是对神莫大的嘲讽。

喊出“天神是可耻的”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当许罗斯以这样的方式挑战命运,挑战权威,是不是索福克勒斯在他身上注入了更多人的精神?比埃斯库罗斯年轻三十岁的索福克勒斯已经改变了寡头派的立场而变成了温和的民主派,但是他所提倡的民主精神却不是温和的,他在剧本里塑造的那些僭主形象就是专制的象征,所以他需要从悲剧世界里表达他构建人的权威的努力,许罗斯无疑是一个站起来的人,他甚至超越了作为父亲的那个英雄,而他喊出“天神是可耻”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对英雄的否定开始挑战神威,即使他付出了代价,即使他完成了牺牲,但是这一种行动也成为了索福克勒斯时代人的宣言。

在这本《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中,有三部悲剧和俄狄浦斯有关,从最早的《安提戈涅》到之后的《俄狄浦斯王》,再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上演的《俄狄涌斯在科罗诺斯》,“俄狄浦斯三部曲”其实就构筑了索福克勒斯从对人的命运的喟叹到对神的权威的怀疑的一大转折,在怀疑、攻击、否定中,让人的形象丰满起来,即使他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但是脱离了神的束缚的英雄敢于向命运挑战,敢于忍受苦难,敢于肯定自己的意志,就如他自己所说,和欧里庇得斯按照人本来是什么样采写,他按照的是人应当是什么样,也就是说,欧里庇得斯写出的是普通人,而索福克勒斯写出的则是理想化的人,正是这些理想化的人,才使得英雄在悲剧中才显得更为立体,才使得形象更为丰满。

“俄狄浦斯三部曲”并非是按照事件先后来写作的,而是俄狄浦斯死后两个儿子相互残杀之后的《安提戈涅》作为第一部。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因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而死,当他们死后摄政的克瑞翁便下令波吕涅刻斯的尸首不得埋葬,因为他代表的是不义的一方。当克瑞翁下令不得将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安葬,无疑代表的是君权,君权是至高统治者拥有的权力,这就为安提戈涅之后的行动带来了两种质疑:克瑞翁下达的命令是不是和神无关?克瑞翁解释自己做出的这个命令的理由:“既然两个王子同一天死于相互造成的命运——彼此残杀,沾染着弟兄的血——我现在就接受了这王位,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因为我是死者的至亲。”克瑞翁赋予了权力的合法性,所以当兄弟的战争爆发,不义的一方必须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因为他是敌人,“我决不把城邦的敌人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唯有城邦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要等我们在这只船上平稳航行的时候,才有可能结交朋友。”

但是这个权力只是在人的世界里具有合法性,在神面前呢?安提戈涅就直接指出了自己违背这道命令的理由:“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倔强的安提戈涅是和妹妹伊斯墨涅形成了对比,伊斯墨涅因为害怕这道命令祸及自身,所以她不敢和姐姐一起将波吕涅刻斯尸体埋葬,“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这明显是一种屈服于强权的逃避,而安提戈涅把克瑞翁的命令置于神的面前,在对比中质疑其合理性:神的命令是永恒的,而凡人的命令则是一时的,甚至只是体现着他自己的意愿。

正是因为对克瑞翁为代表的僭主的权力的怀疑和否定,所以安提戈涅才能有勇气埋葬哥哥的尸体,甚至反而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合理的诉求,“我要对哥哥尽我的义务,也是替你尽你的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尽的话;我不愿意人们看见我背弃他。”安提戈涅反抗君权,是为了一种人权,“可是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但是克瑞翁还是将她带离,并且要惩罚她,甚至用自己的权力惩罚儿子海蒙,让他解除和安提戈涅的婚姻关系,他对海蒙说的是,“背叛是最大的祸害,它使城邦遭受毁灭,使家庭遭受破坏,使并肩作战的兵士败下阵来。只有服从才能挽救多数正直的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必须维持秩序,决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而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人,他说了一句“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实际上就是在攻击父亲的强权。

索福克勒斯:神示没有叫我放心,也没有使我惊慌

海蒙最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一种死亡面前,克瑞翁似乎开始悲伤,尤其是先知忒瑞西阿斯对他说:“要当心,你现在又处在厄运的刀口上了。”克瑞翁才发出了“我们不能和命运拼”的感叹。看起来,安提戈涅的反抗和海蒙的自杀让克瑞翁放弃了强权,但实际上,无论是安提戈涅基于人世亲情的原因而埋葬波吕涅刻斯,还是海蒙用自己的死让父亲不成为独裁者,甚至克瑞翁最终的让步,他们都只是在人的范围里做出了某种调整,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触及到神的利益,都没有怀疑神的权威:海蒙认为父亲的王权是践踏了众神的权利,所以神的权利在王权之上;安提戈涅认为克瑞翁只是一时的命令,只有神的律条是永恒的;克瑞翁放弃自己的命令,是因为先知以神的名义给他带来了诅咒——甚至海蒙之死就是诅咒应验的一部分,所以克瑞翁在做出让步时说:“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定的律条。”

对人世界里的强权进行反抗,《安提戈涅》根本没有触及神的权力,高高在上的神统治着一切,控制着一切,主宰着一切。而在《俄狄浦斯王》里,对于神控制的命运则开始了怀疑,甚至是质疑。俄狄浦斯的命运无疑是悲剧,他因为一开始就带上了神示,所以他被抛弃在荒郊野外,但是牧羊人将他救起之后,又延续了生命,在生命被延续中,刻在他身上的神示却无法被抹去,即使他选择了逃避,最后还是在杀死了忒拜城的老国王之后成为杀父娶母神示的一个牺牲品。俄狄浦斯一生无法逃离命运,就是无法逃离神的控制,但是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种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发出挑战,敢于毁灭一个被神示的人。

当忒拜城陷入瘟疫的时候,他希望为城邦解除困境,这是一个国王的担当,当从先知那里得知是因为国王遇害的灾难而导致了瘟疫,所以他要查出真正的凶手,当最后的真相是他亲手杀死了老国王而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为妻,在无法逃离那个神示的身世面前,俄狄浦斯便大喊:“一切都应验了!天光呀,我现在向你看最后一眼!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一切都是不应该,当伊俄卡斯忒死去,俄狄浦斯发出了一生叹息:“我多么不幸啊!我这不幸的人到哪里去呢?我的声音轻飘飘的飞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成为了流亡人。看起来,俄狄浦斯用自我牺牲的方式逃避看得见的命运,对于神的安排无能为力,但是在他刺瞎自己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是在向命运之神发出人的呼喊,“是阿波罗,朋友们,是阿波罗使这些凶恶的,凶恶的灾难实现的;但是刺瞎了这两只眼睛的不是别人的手,而是我自己的,我多么不幸啊!什么东西看来都没有趣味,又何必看呢?”

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带上了神的诅咒,所以他的命运其实就是神权的一种投射,他所有的经历都没有能避开命运,也就是说神的权力总是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所以最后俄狄浦斯用刺瞎双眼的方式,就是在对神的权力提出抗议,而对神的抗议就是回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国王和父亲的角色,他希望城邦永远安宁,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照应,“请你照应她们;请特别让我抚摸着她们悲叹我的灾难。”他对克瑞翁说。也正是在这最后刺瞎自己并流亡他乡的决定中,俄狄浦斯就完成了从英雄到人的蜕变,完成了命运被神控制到自我控制的转变也使得他成为了在歌队长那里“伟大的人”:“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一个伟大的人,敢于将灾难挑在自己身上而给他人以平安,而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流亡的俄狄浦斯继续着“多灾多难的父亲的角色”,而这个最值得崇敬的人对于安提戈涅来说,才有了和第一部《安提戈涅》中不同的形象:和许罗斯一样,她完全开始了对神的反抗。俄狄浦斯来到科罗诺斯,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但事实上,我是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而那些害我的人却是明明知道而要毁灭我的啊!”在他口中的那些害我的人是谁?当然是决定了他命运的神,不仅是他自己,两个儿子的争吵乃至残杀,也是神制造的事端吗,就像伊斯墨涅所说:“神的诱惑和邪恶的心灵使他们两个不幸的人发生了凶恶的争吵,彼此争夺王位和王权。”所以俄狄浦斯在鄙视这些无情的神示中,表达了对两个女儿的关爱:“这两姐妹虽然是女孩子,却付出了女性所能付出的一切,养活我,给我以安全的庇护,尽到了子女的照拂;而她们的两个哥哥却只贪图王位、王杖和王权,而不要父亲。”

人的形象进一步丰满,而俄狄浦斯在这部剧里真正对神示提出否定的是把自己放在“法律”里,“你们听我说:我所杀死的是要我性命的人;在法律面前,我是清白无辜的;因为我不知他是谁,就把他杀了。”在法律上清白,在神示里则是罪恶的,所以他杀了那些人,就是杀了不在法律里而被神控制的人,就是杀了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而克瑞翁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杀父的人、一个有污染的人、一个和不洁净的婚姻有关系的人”,又把他推向了命运的泥沼,推向了神示的世界,所以俄狄浦斯不愿回去,他宁愿选择死——以死来结束自己被神控制的命运,以死来成全城邦的幸福。而对于下一代来说,从科罗诺斯,他们开始了对于神的否定:安提戈涅说:“他不是死于战争,也不是死在海上,而是一种神秘的死亡把他带到了那幽暗的原野上。”神就是一种制造了神秘死亡的凶手;伊斯墨涅说:“我不知道。但愿那杀人的冥王使我同我的老父亲死在一起!”俄狄浦斯死了,冥王也死了,神,当然也死了。

从《安提戈涅》对于王权的否定,到《俄狄浦斯王》对于自我命运的毁灭,到最后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对于神权的反抗,“俄狄浦斯”三部曲构筑了索福克勒斯理想化的人的世界,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有了自己的决心,有了自己挣脱命运的勇气,因为他们要生活在一个清白无辜的法律中,而不是在充满了诱惑、邪恶、无耻的神权世界里,因为,“天神是可耻的”。

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

编号:X32·2191214·1611
作者:欧里庇得斯 著 罗念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2.90元
ISBN:9787208134645
页数:436页

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对于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古往今来一向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也有人说悲剧在他的手中衰亡,无论这些评价如何反复,无庸置疑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与前辈们不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再围绕着旧式的英雄主题,而是取材自日常生活,剧中出现了平民、奴隶、农民等人物形象,而剧中所采用的语言也平民化了,很通俗易懂。排除所谓的“苏格拉底式的乐观”,欧里庇得斯的写作风格可谓是对传统悲剧内容的颠覆。他被认为是“蔑视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政策,对人人赞美的荷马史诗中半人半神抱着极端叛逆精神,而对沉默寡言,不求闻达的普通人,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在这些超尘脱俗的老实人身上,他找到了他的英雄主义理想”。《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里庇德斯悲剧五种,包括:《阿尔刻提斯》《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酒神的伴侣》。


《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可是神不应该像人

赫卡柏 特洛亚,你先前在东方的城邦里气焰真高,你的好名声立刻就要消失了!他们竟把你烧毁了,还要把我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作奴隶。神们呀!——我为什么要呼唤神们?我早就向他们祈祷,可是他们哪里肯听?
——《特洛亚妇女》

老普里阿摩斯死了,儿子赫克托耳死了,佛律癸亚的英雄死了,特洛亚的将士也死了,而当经历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随着特洛伊城在火海中坍塌,只剩下可怜的女人们,而这绝不是女人命运的最后终点,“这震动,这震动会倾陷全城!哎呀,这战栗的,战栗的腿啊,快支持我步行,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她们成为了不再受保护的女人,他们不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走向未知之路就是走向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是“她们”的宿命?“呀,舞弄铜矛的特洛亚将士的可怜的妻子们啊,可怜的女儿们啊,苦命的新娘们啊,伊利翁正冒着浓烟,让我们齐声痛哭吧!”的确,特洛伊的妇女被战争带向了奴隶的深渊,而其实,造成这一场战争爆发的正是因为女人的嫉妒,甚至和神明有关,那个金苹果不是为了判定谁最美,而是在美的诱惑下决定了“女人为难女人”的悲命循环中,当斯巴达王妃海伦被劫走,希腊各城邦的王者和将领在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带领下进兵特洛伊,由此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所以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的弟弟、海伦的原夫骂她:“全军的将士把你交给我这受过你的害的人来杀掉。”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妻子、赫克托耳与帕里斯的母亲赫卡柏也对墨涅拉俄斯说:“快把这女人杀了,杀得好,这样你就给希腊戴上了一顶荣冠;你还得为其余的女人制定这一条法令:‘凡背弃丈夫者概处死刑’。

杀了海伦,制定法令,赫卡柏就是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女人的不忠,但是海伦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我果真就这样死了,未免不公平。”当海伦被置于仇恨中心,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但是海伦的身后站着谁?那就是阿佛洛狄忒,当阿佛洛狄忒带来了金苹果,当金苹果成为了灾祸的起因,这场灾难的源头似乎就是一个神。当女神为了海伦而发生争吵,当这种争吵变成了特洛伊战争,当特洛伊在木马攻城中陷落,当城市陷落而将士们战士,是不是这一种罪过都指向了神?而起源于女神的嫉妒而造成的人间悲剧,最后却又给女人们带来了灾祸。被分配给阿伽门农的卡珊德拉在特洛亚妇女面前把灾祸指向了希腊联军,指向了男人:“他们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爱情,为了追回海伦那女人,牺牲了多少性命!至于那聪明的元帅,也为了那最可恨的事情,失去了那最可爱的东西,他为了那女人的缘故,把家庭间父女的快乐为他的弟弟牺牲了,那女人原是她自己愿意,不是硬被拐走的。”

海伦或者是牺牲品,但是当特洛亚的妇女也都成了被分配的奴隶,他们更是这个神制造的悲剧里的牺牲品,甚至如歌队所唱:“黑暗的死罩上了他的眼睛,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因为最后时刻,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的儿子、无辜的阿斯堤阿那克斯被他们从城墙上摔下来死了,赫卡柏这时才将这一悲剧怪罪于神,“你们曾发现残忍的行为不合希腊精神,为什么又要杀死我这无辜的孩儿呢?”神的冤仇,神的嫉妒,让人世间变成了末日,“我敢说,你决不会是宙斯所生,你原是这许多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祸害。你真该死,你那太漂亮的眼睛,竟自就这样可恶的毁灭了特洛亚的闻名的郊原!”当她把衣服裹在孩子身上,把花冠戴在他头上,她的悲哀社会看透神的闹剧:“神们并不想作什么别的,只是把灾难降到我身上,降到特洛亚城里,这都城是他们最恨不过的。”所以杀牛献祭又如何?敬神又如何?“若不是神……把我们摔在地下,我们便会湮没无闻,不能在诗歌里享受声名,不能给后代人留下这可歌可泣的诗题。”这是巨大的讽刺,曾经的祈祷不肯听,曾经的呼唤没有回应,特洛亚女人的命运就在这城市的坍塌中成为神的祭品。

但是当赫卡柏拖着战栗的腿“引导我去过奴隶生活”的时候,她或许不知道神正在酝酿着另一种报复,一开场出现的就是波塞冬,他看到了不幸的赫卡柏,看到了苦命的波吕克赛娜,看到了疯狂的卡珊德拉,这些女人悲惨的命运都呈现在他面前,所以他指责希腊联军,尤其是阿伽门农“未免太不顾神意,太不够虔敬了”,而他遇到的雅典娜也抱怨希腊人侮辱了自己的神殿,因为“埃阿斯从那里把卡珊德拉强行拖走了”,于是在不敬神的现实面前,雅典娜希望波塞冬和她联合起来,“为了特洛亚,为了我们这脚底下的都城”惩罚希腊军队,而这种惩罚的目的只有一个:“请你在爱琴海道上激起怒吼的波涛和回旋的流水,用希腊人的尸首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让希腊人日后知道敬重我的神殿,崇拜其余的众神。”

雅典娜因为希腊军队侮辱了自己的神殿,所以认为他们不敬神,而不敬神的一个后果就是让他们是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这是被预设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成了奴隶而踏上未知之路的时候,这一场灾难便发生了。但是很明显,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完全是雅典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特洛亚陷落是而报复他们,所以即使特洛亚妇女在巨大的悲痛中成为奴隶,当她们目睹了希腊军队的尸体填满欧玻亚的海湾,她们也并非是完成了复仇的目的。神的争吵引发了特洛伊战争,神的不满又摧毁了作为胜利者的希腊联军,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一切也变成了神制造的悲剧——当特洛亚妇女一直敬神,他们缘何要承受生命的巨大代价?“我们真是白白的给他们杀牛献祭!”

对神的谴责是对自身命运的喟叹,而对自身命运的喟叹又折射出女人的悲剧,当神对希腊军队的惩罚在这部戏剧中成为一种缺省,是不是神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忽视了人的存在?这是一个英雄时代,是神明时代之后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英雄是不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九场剧《阿尔刻提斯》里也有神,他是宙斯的儿子阿波罗,他也是睡神的孪生兄弟死神,但是和《特洛亚妇女》中神在缺省中制造了复仇故事不同,在这里,神似乎介入到了人的生活里,阿波罗只是斐赖城的畜牧保护神,是宙斯“逼着我来为凡人服务”,他遇见了死神,而死神告诉他,今天,国王阿德墨托斯的妻子必须去死,因为她要替自己的丈夫到下届去,于是,“一切的礼仪国王都尽到了,所有的神坛上都供满了血红的祭品,这灾难依然是无法挽救。”

灾难无法挽救,到底是怎样的灾难?阿波罗是这场灾难的旁观者,他甚至问死神:“那么,阿尔刻提斯能不能活到老呢?”死神的回答是:决不能,“一个人死得年轻,于我更光荣。”对于死神来说,让一个人死就是让自己享受权利,所以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作为旁观者的阿波罗,并不是想要挽救这一种死亡,甚至这场死亡就是自己导致的,“我曾骗过了命运女神们,救他一命;可是那三位女神却这样答应我:只要有一个死者代替阿德墨托斯到下界去,他便可以逃避这临头的死亡。”他就是斐瑞斯的儿子阿德墨托斯,因为阿波罗为了救他而欺骗了命运女神,命运女神没有让他死却需要有人代替,于是阿德墨托斯的妻子阿尔刻提斯成了代替者,也就是说,阿波罗解救了身为男人的阿德墨托斯却将女人阿尔刻提斯推向了死亡深渊。

面对死,即使是阿尔刻提斯自愿,也是人世间的悲剧,对于阿尔刻提斯来说,她虽然成为了贤淑的符号,但是她必须承受家庭的悲剧:“永别了,愿你们很幸福;我的丈夫,你可以夸说,你娶一个最贤良的妻子;孩子们,你们也可以夸说,你们出自一个最贤良的母亲。”阿尔刻提斯是用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丈夫活着,这是一种成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男权的体现——为什么阿德墨托斯不能自己去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间的悲剧,而阿德墨托斯在妻子为他替死的时候,竟也开口骂自己的父母不够伟大不能主动像妻子一样成全自己,“我憎恶那生我的母亲,也怨恨我的父亲:他们只是口头上爱我,不是事实上爱我。”而他的父亲斐瑞斯把阿尔刻提斯的行为也看成是伟大,“她敢于作出这高贵的行为,使世间妇女的生命显得分外光辉。”但是面对儿子的指责,他的回应完全是一种家庭伦理的反驳,“我只是生你,把你养来作这宫中的主子,可没有替你死的义务,因为我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祖传的习惯,或是希腊的律法:当父亲的应该替儿子去死。”甚至他从阿尔刻提斯的替死行为中反衬出阿德墨托斯作为一个男人的懦弱:“你这坏东西却远不如你的妻子,她替你死了,替你这漂亮的年轻人死了!你发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可以长生不死,只要你劝得动你每个时期内的妻子都替你死;你自己怯懦,却要骂那些不愿替你死的亲人!”

父子之间两个男人的对话,充满了浓浓的家庭气息,他们的这种伦理观完全是人意义上的,而这种讨论把阿尔刻提斯当成是一种伟大,其实也是一种不平等——对于欧里庇得斯来说,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他把妇女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为的就是成为贤淑忠诚的人,成为牺牲自我的人,但是这种进步隐含着英雄时代的男性思想,而这种男性思想更是神话时代的一种折射:阿波罗自己被宙斯惩罚而为凡人服务,自己解救凡人却得罪了命运女神,在死神实现自己的权力面前又无能为力,倒是赫拉克勒斯,因为来到阿德墨托斯的宫殿听到了这个死亡事件之后,为了报答阿德墨托斯的恩惠,决定将死去的阿尔刻提斯重新带回人间,“我要把她交到你那唯一的右手里。”

死去的妻子重新来到自己身边,这对于阿德墨托斯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也是对于自己逃避死亡而被人羞辱的一次拯救,所以他感激赫拉克勒斯,并且赞扬宙斯:“至大的宙斯的高贵的儿子啊,愿你有福,那生你的父亲会保护你,只有你才挽救了我的命运!”神的权力超越了命运,神便成为人的唯一主宰,就像歌队所唱的那样:“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他们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但是当阿尔刻提斯经历了死亡和复活,当阿德墨托斯经历了悲痛和欣喜,当人的命运完全被神主宰,是不是反倒是人间的一种悲哀?

这种悲哀正如复活的阿尔刻提斯没有说话一样,人在神的面前是沉默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在“神明的分配式样多端”中成为一个游戏。九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和《阿尔刻提斯》有着几乎相同的主题,伊菲革涅亚作为阿尔戈斯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儿,却在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远征军去攻打特洛亚时被祭奠给神,“我父亲以为,为了海伦的缘故,在欧里波斯的疾风时常吹动蔚蓝的海水,掀起涡流的地方,在奥斯的闻名的山峡中,已经把我杀死,祭了阿耳忒弥斯。”女儿成了牺牲品,就是为了敬神,但是伊菲革涅亚没有死去,祭奠给阿尔忒弥斯却又被阿尔忒弥斯所救,她用一只母鹿将伊菲革涅亚换走,最后成了阿耳忒弥斯神庙的祭司。

和阿波罗将阿德墨托斯解救出来用了替换法一样,伊菲革涅亚的命运也在替换的过程中被改写了,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死,而当在祭司中遇到了自己的弟弟俄瑞斯忒斯,亲人相见让他们格外高兴,也是在灾难频仍的时代看到了幸福,而这一切的到来都是神的作用,所以伊菲革涅亚感叹:“哪一位天神,凡人,或意外的机缘能在这走投无路时指出一条路,让阿特柔斯这两个唯一的后人脱离灾难?”但是俄瑞斯忒斯是陶里刻的敌人,国王也正在追杀他,当亲情降临,他们设计了逃跑计划,而作为女人的伊菲革涅亚希望弟弟带走神像之后能顺利逃脱,“只要救了你,我就是活不成,我也不怕,因为,实际上,只有男人扔下家死掉才可悲;至于一个女人倒是无关紧要的。”也像阿尔刻提斯一样,为了成全男人的事业,自己可以作为牺牲者。但是这并非是最终的结局,当陶里刻国王托阿斯准备追击时,神出现了,雅典娜对他们说:“快停止追捕,停止遣派这潮水般的队伍,因为罗克西阿的神示预先派定俄瑞斯忒斯到这里来,好让他逃避报仇神的愤怒,把他姐姐送回阿耳戈斯,把那神圣的像带到我的土地上。”

这是新的神示,连同俄瑞斯忒斯盗取神像,也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最后让波塞冬让海平面平静,“让他坐船走了。”在神主宰一切命运中,歌队长唱出了这个英雄时代的主题曲:“最尊严的胜利女神,请保护我一生,不要忘了给我戴上花冠!”是因为他们敬神才有了幸福见面的机会,才有了不被追杀的苦难,而当这些都成了命运,也只是神的一个游戏。《阿尔刻提斯》里的女人,是敬神的女人,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里的女人,也是敬神的女人,也是得到了保护的女人,似乎女人在神的荣光里才能拥有自己的地位,才能获得自己的命运,而在《美狄亚》里,当美狄亚被伊阿宋所背叛,她是不是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人?

“但愿阿耳戈船从不曾飞过那深蓝的辛普勒伽得斯,飘到科尔喀斯的海岸旁,但愿珀利翁山上的杉树不曾被砍来为那些给珀利阿斯取金羊毛的英雄们制造船桨;那么,我的女主人美狄亚便不会狂热的爱上伊阿宋,航行到伊俄尔科斯的城楼下,也不会因诱劝珀利阿斯的女儿杀害她们的父亲而出外逃亡,随着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来住在这科任托斯城。”保姆说出了这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当爱情变成仇恨,一个来自外乡的女人,一个杀死了弟弟的姐姐,一个背叛了祖国的人,却在命运中再次成为了背叛的牺牲品,而且,美狄亚面临着被驱逐的困境,所以她悲叹的是一个女人的不幸:“哎呀,我受了这些痛苦,真是不幸啊!哎呀呀!怎样才能结束我这生命啊?”

最开始她希望自己死掉,因为生命随着爱情的死亡已经没有了任何乐趣,而这一切在美狄亚那里完全上升到女人的不平等地位,她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她认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她叹息:“男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但是美狄亚不是一个臣服于命运的人,正是看透了女人的弱势,所以她要变成复仇者,“就在这一天里面,我可以叫这三个仇人,那父亲、女儿和我自己的丈夫,变作三个尸首。”但这不是最终的报复,她甚至在最后时刻,杀死了自己亲身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要将自己亲身的孩子置于死地,如何下手?美狄亚的回答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更好使我丈夫的心痛如刀割。”让丈夫心痛如刀割,这是对丈夫的报复,而无辜的孩子成了牺牲品,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杀戮,即使面对伊阿宋的责难,美狄亚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啊,孩儿们,这全是你们父亲的疯病害了你们!”

孩子死去,对于伊阿宋来说,是最为悲痛的事,这和死去的另一任妻子格劳刻不同,伊阿宋对他们有着真感情,当这些可爱的孩子不再有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所以美狄亚的这一复仇计划得到了满意的后果,但是孩子的死去自己也是罪人,“我要把他们带到那海角上的赫拉的庙地上,亲手埋葬,免得我的仇人侮辱他们,发掘他们的坟墓。我还要规定日后在西绪福斯的土地上,举行很隆重的祝典与祭礼,好赎我这凶杀的罪过。”即使她想要赎罪,这一种杀戮式的报复似乎也掩盖了对女人命运把握的伟大,而其实,美狄亚能够成为最极端的复仇者,正是因为她救助了神的帮助,“只要神明帮助我,我要去惩罚那家伙!”即使复仇女神没有出面,美狄亚也在这种敬神的祈祷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而歌队长又唱出了对于神的赞美:“宙斯高坐在俄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

复仇女神,胜利女神,命运女神,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这些神在人的上面,敬神或不敬神成了他们判断的一句,也成了人生或死的标准,而女人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神的安排中生活,欧里庇得斯为什么在这些悲剧中依然给了神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反对内战同情穷人和女人的诗人,一个反对虐待妇女拥护民主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对神充满了怀疑,普洛塔戈刺斯曾读到过他的一段论文,“关于神,我就不能够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这点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的不明确;其次,是人类寿命的短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不敬神的态度,但是在悲剧里,当人的命运无法摆脱神的控制,这种怀疑论是不是变得空泛?而其实,当神制造了人世间的游戏,当神着意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实际上这些神都是人的一种投影,他们在喜怒哀乐中制造了神示,他们在悲欢离合中主宰人的命运,这样的神何来威严?无非是另一种人的写照,当他们自己打破了神世界的规则,不仅神话时代终结了,而且英雄时代也失去了崇高性。

所以在人的时代,狄俄倪索斯降临人间,唯一要做的事是证明自己是一位天神,“卡德摩斯把他的宝座和王权传给了他的外孙彭透斯,这人反对我的神道,不给我奠酒,祷告时也不提我的名字,为此我要向他和全体忒拜人证明,我乃是一位天神。”作为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倪索斯承受着污名化的命运,“说我狄俄倪索斯不是宙斯所生,她们诽谤说塞墨勒同凡人结了私情,却把失身的罪过推在宙斯身上,又说这是卡德摩斯说诳;她们还狂妄的说,宙斯因此把她杀死,都只怪她隐瞒私情,说了假话。”所以他要要给不敬神的人以惩罚来做这一道证明题。于是他让忒拜人狂欢作乐,在酒神的世界里丧失自我。而这自然遭到了忒拜国王彭透斯的反对,他认为这是奇怪的祸事:“据说我们的妇女都出了家门,去参加巴克科斯的虚伪仪式,在山林中到处游荡,狂歌乱舞,膜拜新神狄俄倪索斯,不管他谁;每个狂欢队里都摆着盛满酒浆的调缸,她们一个个溜到僻静地方,去满足男人的欲望,假装献祭的狂女,其实是把阿佛洛狄忒放在巴克科斯之上。”

狂欢是释放了人的欲望,但却违背了神的尊严,但是这一切不正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制造的?而且狄俄倪索斯还诱惑了彭透斯,让他加入了狂欢队伍,而且从树上跌落致死,并且让那些狂乱的女人撕扯他的尸体,“她们把彭透斯的肉抛来抛去,每一只手都染了血。”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厄在狂欢中甚至没有认出那肉是儿子的尸体,“忒拜地方有美丽望楼环绕的都城的居民啊,你们前来看看这猎物,这是卡德摩斯的女儿们猎获的,我们使的不是忒萨利亚的缠了皮带的标枪,也不是网,而是我们的白嫩手掌。”这是一场悲剧,以狂欢的形式上演的悲剧,而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个为了证明自己是天神的狄俄倪索斯,所以忒拜城的建立者卡德摩斯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一方面对阿高厄说:“因为你们侮辱了他,不相信他是神。”一方面又质问狄俄倪索斯:“我们认罪,但是你也未免太严厉了。”当狄俄倪索斯说因为我是神,受到了他们的侮辱,卡德摩斯的回应是:“可是神不应该像人,动不动就生气。”

这或许是欧里庇得斯代表人类对于所谓的神发出的质疑,当神动不动就生气,是不是就是一般的人,甚至是没有威严的人?而卡德摩斯最后的选择是离开:“女儿呀,我们全都陷进了可怕的灾难中,你和你的姐妹们很悲惨,我也不幸:我老了,还须到外夷地方作客;此外还有一个神示,说我会引导外夷的联军来攻打希腊:我将化作一条龙,带着我的蛇形的妻子,阿瑞斯的女儿哈耳摩尼亚,引导戈矛来袭击希腊人的神坛和坟墓。哎呀,我不能结束我的灾难,也不能渡过那流入下界的阿刻戎河,从此安眠。”这是看透了一切所谓神的预言的人最大的痛苦,而卡德摩斯的这种态度完全是对于神的蔑视,甚至就是对制造而来神话的人的批判。神产生了嫉妒,神制造了战争,神设计了游戏,神不是为了让人敬神,是神自己摧毁了神殿,于是神变成了人,而人的悲剧就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那敬神的人竟叫那不敬神的人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