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1《第二次诞生》：我喜爱二月里的暴风骤雨
空白该留在命运之中，
可不要留在纸张之间，
整个生命的位置和篇章
应当印在手稿的页边。
——《“有点名气没什么光彩”》
纸张里写下生活，写下爱情，写下自然，写下思考和感受，这些都是生命的体现和情感的表达，当手稿里的这些诗作来源于对生命的体悟，为什么“生命的位置和篇”要印在手稿的页边？是不是变成文本的诗歌，其书写的意义大于生命本身？即使把空白留在命运里，超越命运的生命意识成为诗歌的源泉，似乎也不应该在页边成为手稿的附属物。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写于1956年的诗作，距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两年时间，在没有因为“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而带来名气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种诗观就是表达自己对于名利的淡泊，或者，那些名利在他看来也就是所谓命运中的空白，在他看来，创作的目的是“自我献身”，不为炫耀，不为公里，“若是成了众人之口的话柄”，那么既可耻也分文不值，所以如果把命运里的这些写进手稿，无疑使得纸张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求名利，把生命成为诗歌的注解，帕斯捷尔纳克在完成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之后，似乎又唤起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存在意义，同年在《“我要在一切方面……”》的诗歌中，他说，诗人就在于“时时刻刻地捕捉命运和事件的线索”，就在于“实现自己的开拓”：“我会开辟诗坛，像开辟花园。/园中的椴树鲜花盛开，/注入了血管的每一次颤动，/如飞行的大雁，一排接着一排。”
如这一本出版的诗集名字一样，《雨霁》便是大雨过后迎来的晴日，所以再次献身再次开拓再次让诗稿解读生命，成为他的追求，在与诗集同名诗中，他把自己的开拓领地伸展到更为广阔的界域：“大自然、世界、深邃的宇宙，/我守护你长久的造福，/满怀心灵深处的颤悠，/幸福的泪珠滚滚而出。”无论是长久的造福，还是心灵深处的颤悠，只有用真情去书写，才能流下“幸福的泪珠”，甚至帕斯捷尔纳克想要让全世界都成为一种“诗化”的作品：“你说得对，恋爱一词显得庸俗。/必须想出别的称呼。/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为你更改全世界和所有的词语。(《没有称号》)”诗人是命名者，是创造者，只有在开拓中，将生命融入在诗稿里，即使在页边，也是对于生命的呼唤。
帕斯捷尔纳克在后期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呼喊，即使诗歌语言的确有着一种平白的缺憾，但是他还是想重新唤起生命的激情，重新凝聚诗歌的力量，“艺术家，不要沉睡，/面对睡梦不能屈服，/你是永恒的人质——/你是时间的俘虏。（《夜》）”沉睡意味着对梦的屈服，意味着成为时间的俘虏，意味着命运会留下空白，帕斯捷尔纳克在“雨霁”之后做出战斗的姿态，不妨看成是他的“第二次诞生”，而在这睡梦可能侵袭的时候，在可能成为时间俘虏的时候，这一个被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诗人的诗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到底迎来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第二次诞生之前，必定是第一次诞生，帕斯捷尔纳克把新的开拓命名为自我献身的诞生，那么生命的自然出生就是第一次诞生。所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作，风格是明朗的清新的，一如自然本身。收入的第一首诗歌《雨燕》写于1915年，“空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夜间雨燕的华丽的欢唱，/哦，请看，它多么神气，/连大地也在匆匆躲藏！”25岁的他似乎也像雨燕一样体会到了飞翔的快感，感悟着欢唱的激情，所以他对于诗的定义是：“这是充满力量的尖利的哨声，/这是相互挤撞的冰块的咯吱，/这是让树叶结满冰霜的夜晚，/这是两只夜莺决斗的声息。//这是已经干缩的甜豌豆，/这是豆荚中的宇宙的泪水，/这是费加罗从乐谱架和横笛/向着畦田纷纷倾泻。（《诗的定义》）”声音是动态的，行为是动态的，生命当然也是动态的，所以他把大自然看成是宇宙，在泛神论中迎接自己的诗神：“洒满阳光的正午，圣灵降临节的漫步，/树林定会让我们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像森林一样构思，像草地一样暗示，/从云中漫溢的雨丝落在我们这类印花布上。（《麻雀山》）”诗人的思绪来自啄木鸟，来自松球和针叶，来自云彩和热浪，来自敢于幻想的蚂蚱，来自特别的声响和异样的语言，甚至自然的每一景色，都会成为诗歌里永恒的意象，步履蹒跚的清风吹来，无际的天空出现幽冥，五光十色的擦布烧成了灰烬，“这一瞬间景象持续了片刻，/然而，这一片刻却胜过永恒。(《“落日的余晖在草原上冷却”》”
| 编号：S38·2191214·1615 |
正是生命和诗歌永恒的同一性，帕斯捷尔纳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这里有艺术的灵感，“我用手喂养着一群琴键，/它们尖声叫喊，拍打羽翼，/我伸直双手，踮起脚尖，/挽起衣袖，让黑夜揉搓我的手臂。(《即兴》)”这里有季节的变幻，“冬天的天空”有着“月亮如发愣的猎犬的舌头”，即使完全冻结，也隐藏着“熔岩般冰的特质”；“瞬间永恒的雷雨”构成了夏日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束丁香花黯然失色。/在这一时刻，雷霆/田野中采来一束闪电，/将管理局大楼照得通明。”而春天，是空洞的黄昏里星星讲着故事，“讲着讲着忽然中断，不再继续，/千万只深不可测的发呆的眼睛/一齐露出迷惑不解的疑虑。”这里有生活的甜蜜，“人们眨巴着眼腈，但是睡得香甜，/还有可爱的妖女也睡得酣畅，/此刻，一颗心荡漾在车厢的连廊，/而洒落在草原上的是车窗的灯光。(《生活——我的姐妹》）”当然，这里也有爱情的浪漫，“在月光皎洁的拼花地板上，/夜晚与我同坐，下着象棋，/窗户敞开，金合欢芳香沁人，/角落里，如同证人，坐着头发斑白的情欲。”这是德国的大学城马堡，就是在这里，攻读哲学的帕斯捷尔纳克像向伊·维索茨卡亚表白爱情，在爱情的期许中，“屋瓦在漂浮。正午目不转睛”——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渗透到所有可见的事物中，所谓爱情中的忘我，便是如此专情，像是一种迷信，“想起来真是罪过——你并非修女：/你带着一把椅子走进，/仿佛从架子上取下我的性命，/并且吹了吹其中的灰尘。（《出于迷信》）”
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你”，如此的献身大约是对于爱情的执着，但是那生命中也落下了灰尘，一种慢慢被覆盖的感觉，也让诗歌开始弥漫忧伤的味道。其实在这一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除了对于自然、生活、爱情的歌咏，也出现了生命激情中的抗争意识，“哦，在石头上静止，即使你沉没，/淹没者啊，即使埋入土里，/你也搏动，像塔拉卡诺娃公主一样抗争，/当半月堡充满了二月的气息。（《心灵》）”生命中飘落下灰尘，灰尘集聚成尘土，最终在命运中成为被淹没者，埋入土里，但是生命不息需要的就是这一种抗争，抗争而成为特赦者，便是重新书写生命的意义，所以人生的主题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发出了微笑：“岩石与风暴与……微笑，/一切傲慢的人都觉察不到的、/自古至今沙漠借岩石的嘴角发出的/最奇怪、最安详的孩子般的微笑。（《主题》）”这似乎是帕斯基尔纳克转折的开始，当目光越过学校的围栏，越过年少的幻想，越过四季的自然，他看到了诗人的空白位置：“在伟大的苏维埃时代也是枉然，/崇高的激情被剥夺了立足之处，/留下了诗人位置的一片空缺，/即使不空，也是危如朝露。（《致友人》）”也正是这一空白让他审视诗歌的意义。
他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里看到了成长：“我听见潮湿屋顶的低语、/木块的渐渐熄灭的安闲。/自第一行就跃然纸上的城市/在每个音节中成长和回旋。”他在《致茨维塔耶娃》中写出了燃烧的渴望，“波涛翻腾汇入许多支流，/诗人如烟雾向前推进，/从不幸世纪的窟窿之中/跨人另一个难以通行的绝境。”在前苏联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威廉-维尔蒙特的遭遇中看见了顽强，“它自山上撒开灯笼，/为了驱逐历史，燃烧历史，/熔化历史，如同/某种无名蜡烛的硬脂。（《空间》）”是不是诗人应该是“魁梧的射手”，是“谨慎的猎人”，是不是需要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再次将目光伸向远方，他看到了这个城市悲戚的命运，“遍地是涟漪和浓雾。/遍地是装在大车上的家具什物。/遍地是霖雨。遍地是悲痛。/这是我们城市的算命天宫图。”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战斗开始打响了，“那儿，地平线像卢比肯河，/那儿，穿过捣毁的花楸树的濒死状态，/朝雨中猛烈地奔跑着/笛声、车辆和云块。（《城市》）”
地平线在奔跑，城市在奔跑，诗人在奔跑，于是帕斯捷尔纳克猛烈地奔跑到了生命重要的节点：一九〇五年。“我十四岁。/一个月后就是十五。/这些日子，如同日记。/胡乱地翻开，/就能读上一通。”如果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一九〇五年，诗人的还处在童年，他只能胡乱地翻开那一页，甚至那就是命运中的空白一页，但是他却能在父辈的经历中看见斗争的力量，将生命的激情写进最厚重的文稿里。“我们父辈的故事/仿佛发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比普希金更遥远，/似乎/在梦中出现。//也无法更近：/二十五年——在地下活动。/宝贵财富——在地下。/在地上——/是毫无灵魂的万花筒。”从地下到地上，从梦境到现实，父辈的回忆变成了一段历史，那时在夜幕降临之前，颠覆事件小组的英雄、爆破手、工厂的工人，和穿着腰部带褶外衣的虚无主义者、戴夹鼻眼镜的学生形成了反差，他们做好了准备要将农奴制俄罗斯“从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称为真正的俄罗斯。
这是一种呼唤，但是一九〇五年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有着太多的苦难，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暴力：一九〇五年二月，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死，“雪下到第三天。/傍晚仍旧下个不停。/可是一夜之间，/天气骤然放晴。/清晨——/从克里姆林宫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学校的督学……/致命……/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但是这根本不是晴朗的开始：一九〇五年，发生了“波将金号”装甲舰起义，“起义的火焰腾空而起，/飒飒作响，/达到后桅的高度，/吹得更旺了/恰如/用短柄链锤/出了一道道火弧。”像电光一一般闪耀的“战舰波将金号”起义成为一九〇五年的一个反抗事件，正是因为敖德萨阶梯上流下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正因为农奴制的俄罗斯依靠暴力镇压人民；而一九〇五年十月，巴乌曼被黑帮分子杀害，“黑暗。/漫无目的地乱窜。”黑暗终于没有吞没战斗的激情，两天后莫斯科举行葬礼，30万人开始了政治示威，他们在送葬曲中为英雄送葬：“在严峻的斗争中，/您英勇地牺牲。”他们在街头高声呼喊：“抗议，抗议！打倒暴君！”
但是，骑兵的子弹还是射向了大学生的身体，暴力镇压带来了伤痛和死亡，而在《十二月的莫斯科》里，帕斯捷尔纳克看到了另一种黑暗：工厂里的人无力坚持，他们全部藏入了地下室，白色的旗帜挂满了杆子，大街上是必不可免的死亡，“勃列斯尼亚区/弥漫着一序层一层的烟雾，/就像被大雷雨击溃的桦树林，/用许多娘儿们的头巾/洗濯了/骑兵队形的凸出部，/并把用被单包着的勃朗宁手枪/拱手交给/镇压者。”不是妥协，是屈服，不是失败，是背叛。但是一九〇五年这个“父辈”活着的年代，那些呼喊，那些示威，那些抗争，甚至牺牲，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也就是说，“父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对于童年之后诗人来说，便是一种成长，“光芒闪烁，仿佛给回头的浪子/把道路照亮，/以免这个日子在路上/扭断自己的脖子（《父辈》）”也正是这种一九〇五年史诗照见的光亮，才使得诗人喊出了：“我喜爱/二月里的暴风骤雨。（《童年》）”的喊声，也正是这种迎接暴风骤雨的历练和成长，诗人的第二次诞生开始了，“如同诗人，燃烧完毕，改变主意，/你在漫游之中寻找消遣。/你逃避的不只是一帮财主，/一切无聊的琐事都令你生厌。（《“冬天毫无诗意地……”》）”
一九〇五年之后，“第二次诞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在写着自然，写着生活，写着社会，但是多了一份忧伤，多了些愁绪，多了对于生命的感悟，也多了身边的疾病和死亡：1930年4月14日，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你沉睡了，脸贴着枕头，/沉睡了，——竭尽全力，不顾死活/一遍又一遍地、全速地/闯进一种年轻的传说。/你更显眼地闯人其中，/一个跳跃就获得成功。/你的射击就像埃特纳火山/胆小的山麓小丘中间轰然喷放。（《诗人之死》）”1931年，苏联钢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布卢门菲尔德逝世，“冻得发抖的莫斯科人/走在田野，暴风雪妖怪/已经拿出钥匙，/把最后的避难所关闭起来。（《“一片责难还未沉寂”》）”1931年4月，妻子叶甫盖尼娅于动身去德国治病，纳斯捷尔纳克写下了《“莫激动，莫哭泣”》：“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我们的联系、/我们的荣誉不在屋顶之下。/你以另样的眼光看待一切，/像一株在阳光中挺起的幼芽。”
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万物在夜幕中“葬在泡沫的神术之中，/葬在海水的妖法之上。”初寒时节的白桦，“如同处在莫测的高空，/充满神秘，玄之又玄。”一月的天穹之上，“宁静地悬挂着几颗星斗”，而在春天里，“祖国的春天的呼吸/从空间冲洗了严冬的痕迹，/并在斯拉夫民族的哭过的眼中，/洗净被泪水浸黑的眼皮。（《春》）”大自然变得神秘，变得孤寂，变得沉默，当“带血的诗句——被人扼杀”，诗人也活在神秘、孤寂和沉默中，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想用波浪“驱散我的郁悒和哀痛”——也正因此，诗人开始潜心创作《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九年的创作中，他的诗歌只收录在小说里，25首诗便成为了“印在手稿的页边”的附属物。但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第二次诞生”并不是离开诗歌，开辟诗歌新的花园依然是他不竭的生命象征，只是没有了二月的暴风骤雨，没有了一九〇五年的战斗场景，于是，在手稿的页边上，他把生命放在了安静的位置上，成为最后“唯一的日子”：“睡眼惺忪的时针/懒得在表盘上旋动，/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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