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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01122·1707 |
| 作者：【法】阿兰·巴迪欧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8.50元 | |
| ISBN：9787219109489 | |
| 页数：128页 |
2012年11月9日，里尔市美术宫礼堂，“事件哲学”的代表性思想家阿兰·巴迪欧为现场的听众作了题为“追寻消失的真实”的讲座。三年之后，巴迪欧在讲座的基础上对手稿进行了部分修改，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主要围绕真实问题展开，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莫里哀的死亡为例对真实与外表进行区分；第二部分以数学本体论为基础给真实下定义；第三部分则试图在帕索里尼的诗歌中追寻真实。什么是真实？我们只有在将真实作为强制支撑时才能够谈论它？真实是否从未被找到、发现、遇见、创造，而是一贯作为强制的根源、铁律的形象存在？是否应当像一条理性法则那样，接受真实在所有情况下要求的都是顺从，而不是创造？本书是他对这些探讨的一次回顾性和总结性思考。剖开由纷繁复杂的事件所构组的经验世界，不断叩问“真实”这个观念本身，巴迪欧所展开的研究与我们的现实处境息息相关。“我只能提出一个关于真实的假说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真实本身的呈现。”
《追寻消失的真实》：请摒弃历史学的虚构
真实是外表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时刻，而外表则是真实之真实：虚构的病人由一个真实的病人扮演，一方的死亡占据了另一方死亡的不可能性。
——《轶事》
一个是虚构的病人，他是疑病症患者阿尔冈，他在一出名为《无病呻吟》的三幕喜剧中；一个是真实的病人，他是身患肺结核的莫里哀，他在《无病呻吟》这出喜剧中扮演了阿尔冈。当1673年2月17日《无病呻吟》开始首演时，阿尔冈和莫里哀，虚构的病人和真实的病人在舞台上“合二为一”，这并非是“自己在剧中饰演主角”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而是以戏剧的戏剧化上演了“真实与外表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完最后一幕演出后，莫里哀咳血倒下，起先观众认为倒下的是莫里哀饰演的阿尔冈，并为莫里哀的演技所折服，但是莫里哀并没有在结束后起身，而是昏迷不醒，最后被带离了舞台——不幸的是，莫里哀没有被救回来，当晚病逝。
一出戏剧，一出戏剧里的病人倒下，一出戏剧里的病人倒下后死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表演的维度里，而莫里哀的身份便是演员，他所抵达的是表演的真实，或者是再现的真实。但是当倒下、带离和死去的是莫里哀本人，他的病逝构成了另一种现实的真实。表演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在1673年2月17日成为了关于戏剧和戏剧化的矛盾，当观众被突然降临的真实死亡所击中，再现已经走向了瓦解，而夺走莫里哀生命的致死疾病在外表本身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莫里哀真的进入到了“真实地表演”中，这种表演是“表演之表演”，它参加到真实之中。“在这则轶事里，真实是阻止表演之物。”阿兰·巴迪欧如此评说这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莫里哀的真实之死亡是通过疾病的外表显现出来，又在再现的瓦解中击中观众而进入到真实中。
外表成为真实之真实，虚构的病人变成了真实的病人，“一方的死亡占据了另一方死亡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辩证法，当真实非常强有力地突然出现的时刻，就是它的外表出现的时刻，就是虚构的病人作为外表出现的时刻，所以巴迪欧认为，“真实是萦绕外表之物”，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真实在遮蔽中前进，“因此，它应该揭露它。”在这里，外表是表演的真实，而现实的真实则被遮蔽了，所以当莫里哀真实死亡，就是在揭露被遮蔽的真实，所以，真实的涌现不仅产生于外表，它还产生于它自身，“真正濒死的莫里哀是这个外表的真实的媒介。”莫里哀就是以自己的死完成了对遮蔽的真实的揭露，巴迪欧得出了一个特殊的结论：所有进入真实的途径，归根结蒂，总是揭开伪装——而且，伪装是存在的，而且它是真实的伪装。
揭露被遮蔽之物，揭开伪装，进入真实就是一种“真实的分裂”，巴迪欧认为，这种分裂的行动就是“通向真实的进程”。莫里哀的死造成的是悲伤的震动，而皮兰德娄却在剧作中不断强调真实的分裂，他的剧作于生前第一次出版时，就想以“赤裸的假面”命名，这个名字也显露出对伪装的揭露：在伪装被揭开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伪装的赤裸，必须把这种赤裸看成是真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揭开伪装之时通向赤裸的真实，通向被揭露的真实。但是这个进入真实的途径，这种“真实的分裂”，以及对于“赤裸的假面”的揭露却并不一定被认为可以抵达真实，在看到分裂之前，更多的人却被外表的形象所固定，甚至停留在外表的所谓真实里，从而永远不会和真实相遇。
什么是真实？巴迪欧回到这个本体性的问题，真实是不是只有被当做强制支撑时才能谈论？真实是否从未被照到、发现、遇见、创造？真实是不是仅仅是在铁律和理性法则下要求被顺从？或者说，真实是不是早已经是一种缺失，在被涂抹、磨灭、隐藏之后仅仅只剩下了外面的形象？观念和思想似乎还是那个洞穴之物，它表现为存在之物“不容置辩的形象”，这在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被视为一种真实的知识，它现身于危机、病理或灾难，而它的强制性霸权则使得真实只是外表，“维持着被塑造为骇人的恐怖和顺从的原则的真实之形象。”这是一种资本世界的法则，它让真实变成了只在经验、知觉、感受，甚至情感或焦虑的方面才能被领会——无论是把经济当成是真实的知识建立强制性霸权，还是资本世界形成的焦虑，都是对真实的遮蔽，都是丑闻式的戏剧。所以，巴迪欧认为，无论是概念的傲慢，还是丑闻的煽动，都不能揭示真实，而应该换一种方式进行尝试，“应该侧身而行、斜向前进，在每一次都独一无二的进程中接近真实。”
发生在1673年2月17日关于莫里哀真实死亡的“轶事”是巴迪欧侧身而行、斜向前进的一次努力，当打开了如皮兰德娄“赤裸的假面”，某种真正真实之物便显现出来，这就是对想象的、伪装的外表的揭露。巴迪欧认为，资本的世界就是一个不间断上演“想象的民主”的戏码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外表和伪装就是民主，“只有控制着我们的外表被揭开，真实才能始终作为暴露之物，由于这个外表是被隐藏的真实之再现的一部分。”把伪装的拔除，巴迪欧将其命名为“事件”：它不是内在于再现本身之物，它是突然到来的“外在的他处”——从莫里哀的死亡“轶事”中，巴迪欧看到通过“事件”进入真实，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所有进入真实的途径都会损害真实，这损害就是通过我们在揭露真实之时使它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分裂。”
进入真实是真实的分裂，必定包含着暴力，而已必会损害真实，那么，真实到底是什么？巴迪欧从轶事对真实进行了定义：“真实是形式化的绝境。”这是巴迪欧借用自己的精神导师拉康的箴言提出的定义，拉康的原文是：真实只能位于形式化的绝境处。为什么有一个形式化存在？真实如何就位于形式化的绝境处？巴迪欧以初等数论为例，当开始数数，开始计算，我们就处在数论的形式化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数和计算都是为了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形式化的存在，因为“最终的数字”是不存在的。形式化的存在是一个有限数论，它是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要求我们认可其背后隐藏的无限性，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我们计算本身所有可能的结果是产生有限的数字，阻碍了无限性，而无限性是计算真实的基础，“初等数论中有限数字的真实是一种隐藏的无限，它无法进入形式化之中，因而是形式化的绝境。”
当我们探索“对于这个形式化来说不可能的某物”时，才能到达真实，所以真实实际上是“关系到作为被限定的形式化不可能的确切之‘点’”，也就是说，在数论中，无限数就是这个确切之点，“作为数字，它在组织上与数论的形式化相联系，作为无限，它是数论形式化的纯粹不可能。”所以作为不可能的无限数是数论的真实。自然数论如此，在电影影像里也是如此。在电影中，真实的力量并不属于影像，而是来自影像之外的“外视域空间”，“影像正是因为在影像以外之物的基础上被构建，才有机会真正成为美丽又有力的影像”，就像数论中的无限数是真实，外视域空间也是电影影像的无限，是影像的不可能，也是真实；还有在政治中，形式化就是国家所规定的的政治，而政治的不可能就是被国家之外的某物规定，这是一种无限数，是外视域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政治的真实就是国家的消亡，所以共产主义的政治所固有的无限就是政治真实。
从自然数论到电影影像，再到政治国家，形式化之外的无限，是不可能的可能，才能让我们进入真实，而这个进入真实的过程就是“真理的进程”，它始终在摧毁着一个局部的形式化，它总是在等待形式化的不可能突然出现。由此，巴迪欧认为，只有在有形式化的地方，才能获得真实；只有在形式化的绝境处，形式化才能毁灭或分裂，真实才能被肯定——资本主义的真实，就是对平等的肯定，因为平等就是固有的不可能之点，“决定、宣告平等是可能的，并竭尽所能地通过在不同的环境、新思想、反抗与必要的战争中的行动、组织、新征服的地方、宣传、构建而使平等存在。”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把资本主义当做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存在，才能终结所有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真实进行有效革新的唯一现存的进程之名。”
共产主义如何革新资本主义的真实？巴迪欧解读了一生都在追寻真实的孤独和痛苦的帕索里尼的诗歌，在他看来，帕索里尼身上有着极端暴力的思想和无限的欲望，他不断靠近的就是不可能之点，电影之外，这个不可能之点的临近更多体现在帕索里尼的诗歌中，而《葛兰西的骨灰》更是在象征意义上具有了“追寻消失的真实”的全部意义。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和领导者，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真实的时候要来了，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从意大利开始在世界范围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对于葛兰西来说，“葛兰西的骨灰”则构成了“消失的真实”：葛兰西是一个不信奉天主教的人，他死后葬在一个非天主教信徒的墓园里，“梵蒂冈命令并说服人们，不得在被认定为神圣的土地上安葬那些不信仰本地正统宗教的人。”在这个安葬了新教徒、穆斯林、犹太人、无神论者的区域里，真实被构建起来：葛兰西并非真正在“意大利”下葬，他在流放之地成为异乡人，这场“国家的流放”中，真实一自身的消失作为最终形式。
但是，帕索里尼在《葛兰西的骨灰》中却发问：“你是否会要求我，陨落的死者，摒弃这存活于世的无望激情？”葛兰西化为骨灰，这是一种不再处于真实状态的历史，“请你们不要再继续我曾渴望做的事情。”但是它又开启了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无望的激情”是不是就是处于形式化绝境中的那个形象？是不是打开了无限集合的现代历史？巴迪欧认为，帕索里尼说“历史已终结”，是真实的消亡，但是正是消亡而缺失，另一个历史在“纯粹的激情”努力向前中被打开，“真实的激情不会因为那些微不足道的、道德的或其他的异议而停滞不前，这完全是因为这是关于不可能之存在的激情。”所以巴迪欧在最后诗篇的启示录中说：“是的！我们依然能够凭借激情努力前行，即便历史学的虚构已不复存在，即便我们知道历史之总体结构与其真实并非朝着解放的方向前进。”借用帕索里尼之口，“请摒弃历史学的虚构。”然后在历史的希望缺席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的坚持”的激情。
虚构的病人倒下了，真实的病人倒下了，“一方的死亡占据了另一方死亡的不可能性”，揭露了遮蔽真实的伪装进入真实，所以巴迪欧在建构历史的真实中提出三条准则：揭开资本主义民主外表的伪装；使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化；摒弃历史的进步本质从而为20世纪做出总结。所以在一方的死亡占据另一方死亡的不可能性中，进入真实便成为了一种辩证的行为：“否定支撑着肯定。毁灭是建构的助产婆。”摒弃历史学的虚构，保持真实的激情，并在真实中寻找真实，如帕索里尼在《胜利》中所写的：
他诉诸那并非理性的理性，
依靠理性的悲伤姊妹，她试图在真实中把握真实，伴着激情
逃离所有轻率，所有极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