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散文

	编号：E29·2120104·0853
	作者：陈前总
	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1年年10月
	定价：26.00元 赠送
	ISBN：9787227048435
	页数：172页

在《代序》中，陈前总说：“重提文学，就是在忙碌浮躁的尘世中寻找那份‘心入’自醉之的感觉。重提文学，就是在功利至上的年代里寻找那份‘凤凰涅槃’后的甜蜜。”而在《后记》中，他说出版这本散文集“无它，一是给自己的青春梦、文学梦‘立此存照’，二是证明自己仍然躬耕着这一亩三分‘山水’。其实这序和后记整整隔了十年，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有多少世事繁华，有多少文字作古，但陈前总还是”微笑着“不断坚守，《人和情》、《山和水》、《长和短》、《刺和箭》、《人和文》，这五辑收入的是陈前总1997年以来写作的近50篇散文、杂文、随笔和文艺评论，而这些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很大，“最早的1997年，最迟的2011年，分别跨越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和工作见习期、成长期”，但是却“见证了我的幼稚和成长”，所以一如“河流上的事情”一样，都是关于时间的某种隐喻，而陈前总似乎有意消弭今与昔的隔阂，在书后的附录里，用10多个页码记述了书中描写的部分老师、亲人、朋友和其他人的当下情况，这“现在进行时”也分明是在对抗着“世事变迁随之带来人情的变化”。

《微笑着的江山》：另一种青春维度

陈前总的祝福短信是在大年初一零点钟声敲响之后收到的，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时刻，我们未曾见面，却隔着千山万水扑面而来，我们之间也只有诗，单纯，却丰富，因为这遥远的祝福，整个夜晚也更像一首诗。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仿佛是有意而为，昨昔与今日，去岁与新年，是一种记忆的积淀，也是生活的开启，放在陈前总身上倒是有些契合。从陈前总的博客上了解到，去年年末已经结婚了，新娘是曾经的同学，而在他的散文集《微笑着的江山》里，特别谈到了“现在进行时”的那些人，说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而从单身走向新的生活，对于陈前总来说，现实会越来越具体，也会越来越丰富。去年，他出版的两本书也像是对过去状态的一种回顾与总结，沉淀在那些时间里，也是为自己开启新的天地的一个切口。

时间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一路走来，所以会多些感慨，多些自省，特别是陈前总这样一个自称是“深山里的孩子”，每一步都在超越，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所以他说：“一路寻找，在哪一个位置里/可以安放我们久违的笑容》”从最早的1997年到最近的2011年，《微笑着的江山》里都是陈前总岁月走过的积淀，横跨着14年的时间，也横跨着他的青春。所以一路寻找的，必定是可以盛开的青春，那些激情，那些理想，甚至那些冲动。不管是“凄寒的雨夜”传递的母爱，还是赶山风俗中的父爱，还有那些不能忘怀的亲情、友情，都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而对于陈前总来说，岁月里的那些往事都是可以成为精神中最重的那一块，藏在身体的深处，刻骨铭心，然后伴随着长大。

所以，在走出深山的青春岁月的寻找中，陈前总内心有一种矛盾和斗争，那是对世俗的靠近，也是背离，那是对中心的期盼，也是被边缘的无奈。“深山里的孩子”，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写照，何尝没有自己的影子，所以在读陈前总的这些文章，内心里会有深深的共鸣，仿佛就在写我自己，从深山走出，读大学，在一个小城里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或者写写诗歌，人生大抵如此，但内心里是有一种潜伏着的呐喊。现实和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他们其实在对面，我们内心的挣扎是因为现实的具体和复杂，而陈前总必须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笑容，用诗歌来抵抗现实的侵袭，“只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有人写下的是享乐，有人写下的是蓄锐。”这样，青春便有了最丰富的表达。

所以，陈前总必须在梦想和理想构筑的精彩世界里，寻找文学。那文学一定触动了我们内心最强烈的部分，在《重提文学（代序）》中，他说“之所以重提文学，是因为很久没有提文学。”，又说，“之所以重提文学，是因为不得不提文学。”很久和不得不，表明着对于自己有了重新救赎的可能，这是2001年10月30日的一篇文章，距离出版这本书已经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在陈前总身上也发生了很多改变，这种改变是不停地为稻粱谋而进行的转身，这种改变是为诗歌寻找另一种出路的奋斗，这种改变是“在忙碌浮躁的尘世中寻找那份心入自醉之的感觉”，这种改变是“在功利至上的年代里寻找那份凤凰涅槃后的甜蜜”。要甜蜜，就必须微笑，这是陈前总的逻辑命题，其实也是乐观面对生活遭遇的最基本表现。

所以“微笑”成了这十年陈前总面对生活的最有力表情，这微笑是“一个人对着漓江的笑”，是“江山装饰了我的笑脸”的笑，是见惯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之后的笑，当然更是对诗歌保持热忱的笑。行走的的江山里，有漓江、鹿寨、铜石岭，“有我们的疲惫和忧伤，也有我们的灵与魂”；行走的江山里也有那历史深处的“鬼门关”，“在我眼里，鬼门关是黑的，漆也是黑的，是包容的、深度的、醒目的、拒绝水货的、不混淆的、暧昧的，是呈现的、冷静的，等等。”行走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对抗着现实，反叛着现实，在要闻、日常生活、爱情、人民币组合成的“曾经熟悉但又陌生的事物”背面，发现诗歌的生存。

又回归到作为一个诗人的陈前总，“南方的圭水小城里，一个叫陈前总的诗歌爱好者，诗意栖居在岭南丘陵上。”而在散文的世界里，陈前总已经成为一个诗评人，站在诗歌的对面，作观赏状，他评论、推荐漆诗歌，桂东南诗歌，他介绍陈琦、朱山坡、伍仟、天鸟、虫儿和那些为诗歌不断努力的同行者，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可贵的坚持，这是浮躁年代的精神栖居地，他用“众声喧哗”和“特立独行”来形容当下现实和他们的努力，而这些品质或许就是陈前总十多年来一路寻找的那一份“安放我们久违的笑容”。

陈前总说：“诗歌是我们的情人。”而“不追风，不媚俗，不自傲；不逐名，不求利，不自贱”是诗人的风骨和旷达，写诗十年，陈前总其实就是在寻找表达自我的方式，在热衷的口水诗中，很容易看出陈前总在文字中的寄托，这种寄托就是在诗歌和现实中找到那条中间道路，找到“久违的笑容”，所以对于陈前总来说，他对于现实并不是革命式的否定，而是汲取灵感，“理想的诗歌应是一种对现实的忠实呈现，这种现实既包括社会的现实，又包括心灵的现实，让事物回到事物中去，还原它们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也就可以理解陈前总身上那种既对世俗靠近又背离的矛盾，既对中心期盼又逐渐被边缘的无奈，也就理解了笑也是一种哭，“包容着我们所有的丑与恶”的微笑是更彻骨铭心的痛苦。

除却诗歌，还原个体，《微笑着的江山》大体是这样一种思路，很明显，文本里面有着对着时间妥协的“立此存照”，尽管看到了陈前总这十多年来青春岁月里的文学梦，看到了不断的努力和诗意的栖居，但是作为一种时间轴线上的汇总，人和事、山和水、长和短、刺和箭、人和文这五辑内容使这册散文集内容过于庞杂，没有诗歌文本的《河流上的事情》来得纯粹，资料式的收录对于陈前总来说，更多是关照自己所走过的那些路，和路上看到的风景，包括乡村、诗歌、爱情，以及江山。

那封面上陈前总的微笑却一直感染着我，是的，那微笑是面对新的时间轴线的表情，也是对“诗意栖居”的乐观坚持，疲惫和忧伤包裹进了我们的灵与魂。走过，便是青春最大的财富，“愈是知道没有的东西愈去追求，骨头自然硬了。”希望从此，我们便抓到了春天的影子。

	编号：E29·2111124·0847
	作者：朱颜
	出版：华文出版社
	版本：2010年年08月
	定价：
	页数：101页

华文出版社“新概念书坊”之一。封面是水墨绘画，一片江南的湖光，垂柳摇曳其中，素洁得让人想到婉约，“昨天”是一种时间轴线，薄薄一册，里面却有着我们无法忘记的旧光阴，书名和朱颜自己创办的那份电子杂志同名，至今已经发布了9期，不管是真实可以触摸的书页，还是虚拟世界里电子文档的咏叹，都是对那些逝去时光的缅怀和祭奠，，连名字都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无奈，孤独而自我、梅子黄时雨、风雨中盈步、韶华竟白头，这些分类的栏目名称更让人想到一些已逝和易逝的岁月，但是开篇《昨天》里，她却说：“文字果真有着强大的力量，只有在写字的时候，我才能忘记自己，忘记这个世界。”仿佛要用文字的力量来抵抗岁月，在不甘于时间消逝的无奈中发现另外的意义。

我对禾子说：“昨天昨天看好了。”作为QQ上的一段对话，我有意省略了后面“昨天”的那个书名号，两个昨天叠在一起，仿佛时间重合了，两个字，足以传递出时间背后的复杂意义，我将时间模糊化，或许和普鲁斯特在《追忆水水年华》中的追求一样，在寻找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在被书名号包围起来的这一个时间命名中，朱颜显然不打算这样做，她更愿意把昨天的流逝当做是必须铭记的东西，记在心里，写下文字，或者，永远。

是的，作者：朱颜，我一直不知道朱颜是不是作者真实的名字，“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经典意义让这个名字背后充满了隐喻，而更多是关于时间的，她的另一个名字叫“潇湘神”，网名而已，词牌而已，在虚拟的网络中，我自然会把“朱颜”两个字看成是一种时间流逝后的伤感寄托，不会说话的“雕栏玉砌”都在，而人却已不再，不得不让人喟叹物是人非的变迁。所以和网络虚拟性有着天然的契合，时间也无非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彼岸，在心灵的微微触动中感受获得和逝去，就像马原所说：“我们总是通过位移去体会时间。”

昨天到底是什么？从微观的解析来说，“昨天”的意义在于两点：一是故事曾发生过，虽然是过去式，但必须真实发生过；二是过去的故事发生了，就不可更改了，具有不可逆性。前者让人可以触摸，不是虚假的想象中的东西，可以美好可以厌恶，但是不管好与坏，不管美与丑，不管有着“惊天地”的悲壮还是“泪痕残”的凄苦，终是逃不脱的，埋葬不了的，所以“昨天”实际上是一种走向今天面对明天的起点，虽然有留恋有坚持，但最后必是要走向另一个起点。

所以，朱颜在这本101页、25千字的薄薄书册里，构筑了一种被时间包围的精巧结构，以《昨天》为始，最后以《守候来年的暖风》终止，回首开始到展望结束，昨天的目的是走向“来年”，这便是小女子沉湎过去之后的奋力一跃，“找到那一条适合自己的裙子”是个小小的理想，而暖风中，或者再也不“独上高楼”，再也不“相看泪眼”，而一切都给了“从来未曾谋面，但是在日落之前也从来未曾放弃过的理想”。理想该是多么阳光多么激越的一个词，一页书册终归是要这样翻过来，看人生的另一个自己，那裙子也终于可以自己送给自己了。

这一点的突围，对对书页整体传递出的那种敏感而纤弱的哀怨情愫的超越，或者是另一个自己的重生。“孤独而自我”、“梅子黄时雨”、“风雨中盈步”、“韶华竟白头”的四部曲几乎都在围绕这一个主题，那就是何处有真正的爱情，何处是永远的自己。这个命题在朱颜看来，是一种痛并快乐的压抑，是“爱上爱”的探寻，但在心灵深处，却从来没有要放弃自我，要颠覆内心，自己成为这场青春对话的唯一落脚点。所以，我们看到了更多朱颜坚持的那个自己：“身体是我的，心是我的，爱情也是我的。”连爱情都是自己的，这如何是一场纠结的爱，完全是在坚持中找到“爱我”的至上准则，所以，朱颜说：“我们应该学着和自己谈情说爱，我爱我的小平胸，我爱的雀斑，我爱我的神经质，我爱我自己，你能怎么样？”

别人都是自己的风景，朱颜甚至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排斥对面的那个社会，太复杂，乱了分寸。不管是“雨送黄昏花易落”的无奈，还是“人生只似风前絮”的无助，或者是“伤心枕上三更雨”的孤独，毕竟是“红尘太轻，负不起相思”，在朱颜看来，这未免凄苦未免哀怨，所以她要从张小娴的《长夜的拥抱》、从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从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等外在的表现形式中寻找寄托，寻找突破口。而对于一个钟情于文字的女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从文字中寻找安慰。

“文字果真有着强大的力量，只有写字的时候，我才能忘记自己，忘记这个世界。”看起来，在文字的世界里，她似乎感到安全了，但是这种忘记实际上自我麻痹，是自得其乐、自娱自乐、自我寻乐，文字只能让人更加沉湎在哀怨的爱情中难以自拔，这种自我欺骗和欺骗他人，对于一个“37度半的男人”来说，仍然是文字编织的一个“前世今生”的梦境而已。

这是昨天必不可改变的痛苦，所以对于朱颜来说，不是内心太柔弱，而是青春太过锋利，它削去了对自由的向往，削去了爱情至上的信仰，削去了朱颜心中“想和一些孩子玩耍，去河边捡小石子，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案”的期待，时间让我们长大，让我们更换角色，让我们陷入“不是太早，就是太迟”的迷局，青春是本仓促的书，对于从昨天走过的人来说，不管多么让人留恋，多么“痛并快乐”，时间永远是活在当下的，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条裙子，“无论以前遭遇过什么，以后将发生什么，我的爱永远是此时此刻。”

“请记住，我是朱颜。”这是多么响亮的宣言，在一个小女人编织的梦越来越像现实的时候，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爱情之外，爱文字，爱父母，爱朋友，爱自己，爱所有美好的东西。”博爱而爱，是让昨天变成人生的纪念册，昨天未死，朱颜已改，整个世界都是你朝向未来的出口，都在为你“守候来年的暖风”。

	编号：E29·2111124·0846
	作者：季淼慧
	出版：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版本：2011年年11月
	定价：252.00元(台币)
	页数：229页

窥月斋是他的书斋名，名字是从张潮的《幽梦影》中得来的，引用这位清代徽州才子的说法：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宣示一位江南少年的读书梦想”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和探究，书斋是“一件精神的行囊，温暖着每一段旅程”，其实对于他来说，文字更能给人以温暖的满足，就像他的博客一样，是一条宁静丰满的精神河床。此书共分《乡土笔记》、《行走笔记》、《情感笔记》和《电影笔记》四辑，周华诚在《窥月斋笔记·序》中推荐了书中的“乡土笔记”部分，他说“或许是因为我们都生于七十年代，童年都在乡村生活，相似的生活经历与记忆让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特别容易产生共鸣。那寂寞而漫长的乡村童年，那凌乱而深刻的心灵秘密，那微小而珍贵的欢乐和那像风一样掠过的忧伤……就在这些记忆里，一个乡村少年迅速成长。我敬佩禾子记忆的纤细和心灵的敏感，使他能记住那么多微小的细节，这对写作来说是多么珍贵的材料，而对迅速变老的人生来说又是多么难得的私藏。阅读着这些文章，仿佛冬夜围在炉火前，听禾子在讲述他的私人史，心情是悠缓的，放松的，火堆上架着酒，他在慢慢说。”

封面上是一帧美丽的风景画，有河水，有树木，有小屋，有孤舟，当然还有禾子一直喜欢的月色，只是太执着于这样的唯美，注定是一种错觉，而当揭开那一层封面，游离出来，里面呈现的却是古典而单一的黑白两色，从彩色到黑白，我很长时间没有从这种色彩的转变中恢复过来，鲜丽仿佛如戏如梦，而这内页的黑白或者更像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树已枯，屋已旧，甚至摇摇欲坠，那轮明月也惨淡模糊。《窺月齋筆記》几个字仿佛是刻在岁月深处的烙印，越发凸显出来。

这到底是如何一种心灵的呼喊？禾子《后记》中说：“时代发展的速度令人猝不及防，高歌猛进的城市打扰着年轻人的文学清梦……”其实，并不只有文学清梦被打扰，对于禾子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在虚华的背后是“如剃刀般”的岁月印记，所有的秩序都在物质化的世界中被打乱，在《一只鸟的世界》中，他说：“我已经淡忘了我所有的往事。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现实的迷途感让禾子急需一种精神的归宿，来安慰和温暖前行的脚步，而这本《窺月齋筆記》就像是抵御精神裂变的武器，让世界黑白分明，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江南的精神胎记”。

和禾子太熟悉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起谈论着某些文字的东西，但是和我总是居于一个城市的安逸相比，禾子是漂泊的，不安的，甚至是动荡的，衢州、芜湖，这些城市都留下了他创业的足迹，但更多是匆忙的脚步，虽然在禾子看来，这些城市在奔波的岁月里，给了他精神上的收获：“我一半的魂魄留在衢州，这个客居四年的边城是那么祥和淡定，我一半中的一半魂魄留在江山，这个谜一般的小城将是我今生精神之旅中一个美丽的驿站。”但更多是一种迷失，对自我精神的迷失，这种迷失看起来只是禾子在奔波中，在身体的迁徙中体会到的某种疼痛，而其实这样的迷失几乎在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在每一个漂泊者的灵魂深处。禾子把这样的迷失称作是那个“丢失的铁皮鼓”，他在电影观影笔记中说：“其实我们在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也希望敲响自己的铁皮鼓，但我们的铁皮鼓在成长的路上早已丢失了。”

成长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是必须是童真的消失？是不是一定是对故乡的远离？是不是再也找不到隽永的记忆？或者是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而在禾子看来，世界来得太快，太物质化了，精神的行囊在奔跑的时间中一件件的丢失，而我们与心中那个故乡的距离也渐行渐远。在禾子的心里，不断进行着与现实世界的抗争，这种抗争包含着两种实现的途径，一是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鲜活的东西，二是在身体的迁徙中坚守自己的文字地盘，坚守着虽风雨飘摇却依然不倒的“窺月齋”。

生于70后的禾子有着很浓厚的乡村情结，在《少年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乐趣、悸动和迷茫，在“仿佛一个婴儿”的小村子里，“我只能歪着脑袋很苍白地思考一会，然后继续和泉清、胡斌一起在公房的道坛里玩泥巴，把质量上乘的黄泥做成坦克或者飞机。”那个叫“朱家”的山村里留下了太多记忆之中珍藏的东西，洋油灯、电视机、洋火枪、洋钉、火筒、泥鳅、黄鳝，这些东西和公社、分田到户、生产队等闪现着时代特色的词组合在一起，让人看到了禾子心灵深处对记忆的坚持，虽然，这些记忆中还带着那些宿命式的恐怖元素，比如因谣言而带来的逃学行为、乡村少女之死，以及泗州殿的庙宇来历，都有着明显的农村思想落后的印记，但是对于童年来说，都是值得记忆的，尤其是石岭头的童年趣事，“我喜欢这里的人民，他们刁蛮又豪放，他们贫穷而乐观，他们团结而活泼，比起朱家那些谨慎而胆小的乡亲，他们更具有魅力。”

这些记忆带给禾子无法忘记的快意，“这些故事不能阻挡我们的成长，春天也依旧在油菜花开后到来。”漫长而寂寞的童年最后的消失，其实在禾子心里有着更深远的痛，这是一次身体上的成长，也是精神上的裂变，从此开始，乡土笔记变成了行走笔记，变成了身体迁徙的苦与悲，变成了“拐弯处的那一声喊”，而“这一声，让我突然间长大了”。长大的行走对于禾子来说更多是漂泊，从朱家到县城，从於潜到江山、衢州，从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城市，对于禾子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无论是“国家的脸面和草民的卑微在京城同时呈现”的北京，还是“一些历史的残片孤独而清高地立在喧嚣之中”的西安，又或是“楼宇楼之间保持着矜持，灯光并不辉煌”的洛阳，还有“神话也只给了短暂的清明”的开封，这些历史光芒熠熠生辉的古都都在挣扎，何况在时间的流逝中更容易变老的於潜、玲珑山、河桥老街？禾子说我们永远的遗憾，便是“时代变迁中我们无法抗拒古老文化的流失”，而更多的城市在物质化的今天染上了更重的病：

当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发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口号时，事实上大部分已丧失了建设的基础，河水浑浊，交通拥挤，高楼林立，鸟类都远遁他乡，公园里只有宠物狗在撒野。

城市的精神在不断物质化的建设中丧失，即使像廿八都的重生，更多也是一种尴尬，所谓解救，对于像禾子这样的文字写作者来说，或许是无能为力的，但人必须寻找新的精神指向，那就是包容与突围，寻找新的灵魂的归宿，就是在“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也希望敲响自己的铁皮鼓”，所以我们看到了禾子更高意义上的超越，他从麦可·杰克森的音乐中读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满怀激越”；从海子诗歌中找到了精神家园的寄托：“你和我一样，15岁离开了家乡的山野。”而在1988年2月28日晚上，他更找到了两个世界的同一种呼吸：海子写下了“三句话构成一生”的《夜色》，“而我在哪里？我应该在天目山脚的稻田中央安睡，完成少年的一个梦境。”

梦境有过绚烂的色彩，但最后都沉淀在黑白的单一里，就如那双层的封面所传递的色彩隐喻，“当我们的身体有朝一日返回灵魂的故乡，是否有一群善良的朋友含泪送别？”其实，那灵魂的故乡不在别处，当禾子在不断迁徙之后回到故乡的时候，在他的心里，在他文字的坚持中，一定无数次敲响了自己的铁皮鼓，在欲望的城市里，像风一样掠过忧伤。

	编号：E29·2111025·0839
	作者：冯唐
	出版：万卷出版公司
	版本：2010年04月
	定价：25.00元 卓越价:15.00元
	页数：288页

却原来是随笔，我想看的是冯唐的小说，比如《万物生长》，比如《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比如《欢喜》、《北京北京》。《活着活着就老了》封面是一只猪，憨态可掬盯着一只蝴蝶，“猪和蝴蝶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我喜欢猪早于我喜欢姑娘，我喜欢蝴蝶晚于我喜欢姑娘。”如果像猪一样，应该不会老，“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位1971年生于北京的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专注于妇科肿瘤专业研究，所以我想象他的文字和某些女性意识有关，而且身体的必然大于心理的。就像在猪和女人之间，他说：猪比姑娘有容易理解的好处。他说，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像”，就像他自己的随笔，“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

“活着活着就老了”可以理解为廉颇饭否的叹息，也可以是老骥伏枥的不甘，但对冯唐来说，更多是“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的悠然，所以他会想到用“文字打败时间”的计划来抵挡老去的光阴。但其实这也是冯唐的一个圈套，我是从封面的那只猪和那只蝴蝶开始，慢慢发现冯唐的”不朽“追求。

《活着活着就老了》新版封面就是一只猪，憨态可掬盯着一只蝴蝶，“猪和蝴蝶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我喜欢猪早于我喜欢姑娘，我喜欢蝴蝶晚于我喜欢姑娘。”而猪据说比姑娘更多的优点，所以剔除意淫这样恶俗的界定，那猪几乎是冯唐的自喻，1971年出生的生肖给了冯唐那一份憨态，“直来直去，饿了吃，困了睡。”这大约就是一个70后青年的人生理想，冯唐当然会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现，像猪一样老去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他要“杂花生树，群英乱飞”的书页，要”感受在边缘，理解在高处，表达在当下“的文学，要”好色而不淫，绯怨而不伤“的文字……最重要的是他要不朽。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我就知道这里折射的是冯唐的理想，反过来说，冯唐就是一个接近理想的符号，从西汉的历史中来，也从传奇的英雄故事中来，“不会老”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冯唐”的背后是另一个更具体的人：冯唐，男，真名张海鹏，1971年生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美国Emory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张海鹏已经消匿在档案里了，而剩下的文学、文字，剩下的小说、散文，都和一个叫冯唐的人有关。

这就是冯唐计谋的第一步，披上外衣开始自恋、意淫和宣泄，“写书至少反映自恋，至少意淫，至少宣泄。”从“那些书”到“那些人”，从“那些事儿”到“那些地儿”，冯唐一直在寻找心中不朽的东西，可以是“东直门的香辣酱、麻辣小龙虾，是《五更转》、《十八摸》，是苏小小不让摸的小手，是董小宛不让上的小床”的小品文，可以是“寒读之当之以裘，饥读之当之以肉，欢悦读之当之以金石琴瑟，孤寂读之当之以良师挚友”的阅读，可以是“挑战我们的大脑，触动我们的情感，颠覆我们的道德观”的好的文学，总之是文字的不朽开始，从历史和经典开始，然后绕着文人的足迹，越来越寻找不被埋没的东西，比如那个城市里和他一样命运的“那些人”，其中有“后现代新古典”的黎宛冰：有“无聊中取乐”的布丁；有“眼里全是春色，全是妖精”的艾丹老哥哥；有“全知全能却百无一用”的狗子；有流氓作家阿飞；也有“像一只蟑螂的胡赳赳”；有“七十年代生人中的异数”中的盛可以……当然还有王朔，还有王小波，当然，这些人都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寻找自恋、意淫和宣泄的对象，他们写着文章码着字，用“文字打败时间”，这种感觉就是冯唐所说的那种“一夜白头”寂寞：

某小丫的文字挥舞着拳头，叉着大腿胡乱站在街上，透过娱乐的浮尘和下作的阴霾，我隐约嗅到让我一夜白头的文学的味道。

这就是文字对人的摧残，是时代更迭的巨大推力，活着活着就老了，那是一种经典的逝去，在冯唐心里，其实有着英雄般的没落，“英雄迟暮”就是把自己心里那种建筑起来的城堡推翻了，代之以高楼大厦、小桥流水，都是无法拯救的痛。时间之外，是更多的沧桑，是关于符号的没落。在文章中，冯唐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最向往的那个时代和那群人，那就是“春秋战国的刺客”。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是颠覆秩序的时代，“一口火锅，五百年来，炖涮出中国文明绝大部分的重要味道”，但是英雄在哪里？不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刺客在哪里？却在《刺客列传2004》里，那里有“杀手学校”，有“荆轲的公元前227年”，当然还有“朱增禄的公元2004年”，这是记忆的一次复燃，这是历史的一中重生，2004年的云南大学，杀人，朱增禄，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会让人想到另一个真实的名字：马加爵。

这是不是一种隐射？“杀和不杀，在最好的杀手面前，是一样的，就像池里的荷花会不会在今天开败一样。”所以我无比真诚地把《刺客列传2004》读成一部小说，对于冯唐来说，英雄、刺客、经典只能通过另一种虚构获得，对他来说，现实已经没有了生动激越、真实刻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怀激烈，有的只是“一夜白头的文学的味道”。

但是，对于冯唐来说，英雄情结只是一个符号，更多的却是纠结在他心里的北京情结，作为一个“北京土著”，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这个城市无比的忠心和虔诚，有着城市历史的优越过去和地理开拓的自豪，有着文化高度的认同，但更重要的是，北京能让人不朽：

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在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

在北京，除了初恋女友说，“还有人驮你回家去”的温暖外，就是那一种“不朽”，是对文化中心趋利感，是“土著”冯唐心中的尊贵感，不能摆脱，要养着，甚至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还会想念北京，“忽然一种在北京这种古城才有的不朽感。”这就是冯唐的真正目的，作为一个北京人，北京在他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心灵的归宿，活着能让人不朽，文学博士张莉在《冯唐：与北京有关的青春》中这样评析冯唐的作品：

冯唐小说也不只是写的青年，他还有一个潜在的主人公：北京。他的文字中，有关北京的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充满着大大的拆字、汽水、防空洞、自行车的老北京，一个是被高楼大厦占据，面目全非的大都会，这一个与那一个北京共同构成了他小说的两个空间，它们都变得遥远了。

“春秋战国的刺客”，那个“我无限神往的那个时代和那群人物”消失了，却在另一个地方出现，那就是心中的北京和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冯唐给北京的形容词是：混乱、脏乱、安详、美丽，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这是冯唐不可颠覆的北京，充满着英雄迟暮的无奈和不朽，这或许是像冯唐一样的北京人最难以撼动的情结。就在11月2日，“北京精神”出炉，据报道，“北京精神”经过了一年多的提炼和290多万群众得投票评选，核心内容为四个词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官员在阐述“北京精神”时说：“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一个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

我不知道冯唐听说这个“北京精神”之后，会不会“隐约嗅到让我一夜白头的文学的味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生动激越、兼容并蓄的“北京精神”面前，他一定没有老去，一定找到了“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两情相悦解开裤裆”的冲动，这是新的北京，新的首都，新的经典，必将会让一个1971年属猪的孩子找到真正的家。

	编号：E29·2110312·0798
	作者：殷光玉
	出版：大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
	页数：303页

《繁华野草》结集出版了作者30多年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散文、游记和特写，分六个栏目：《行走美利坚》、《华夏拾锦》、《人物春秋》、《纪实报告》、《如烟往事》、《师友评说》等。

	编号：E28·2010425·0575
	作者：周作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131页

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他写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

《雨天的书》：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

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十字街头的塔》

塔是临街的塔，是怕累怕挤之后暂居之所，却不是象牙或牛角的塔，当然也不是只属一人之塔，“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它所取的罢了。”如此，当周作人说自己不是任何艺术家时，临街的塔似乎就构筑了一种无可逃避的关系：塔在临街之处，塔当然无法远离十字街头的喧闹，街头的人瞎撞胡混便也会影响塔里的人，如此维系，是周作人不想躲进小塔成一统？还是他实在是无奈于这种取巧行为？

一边是十字街头，一边是临街的塔，塔和街构筑的关系似乎也是那时的周作人矛盾生活的写照，一方面是不想以艺术家的身份钻进远离社会的象牙之塔，只是取巧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进去也是因为怕累怕挤，这种有着某种逃避思想的行为在周作人看来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却也是想以某种旁观者的角色关注十字街头发生的事，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塔；而第三重意思，那时的中国大众对于塔的观念也有着某种映射，“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于是，塔与街便也成了一种对立，“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

自然式地逃避，不远离地观望，以及在对立中想要消除矛盾，这便是周作人困于十字街头的生活写照，而其实这一册的《雨天的书》，也像“十字街头的塔”，在三重语境下折射出周作人的对于塔对于街的犹豫心情。但是从书名中大约可以看出，周作人想要的无非是“听其自然”的心态，在自己取名的塔里静听雨声，在雨声滴答的世界里书写心情——那时的他，几乎就是生活在临街的塔里：他和鲁迅翻译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然后在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之后即使参与社会活动，也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或者提出信仰自由的精神，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也并无和政治有太多瓜葛，也绝非“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

“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周作人在一九二三年的《自序一》里如是说，冬天的雨下下来，不是倾盆地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洒下来”，仿佛是心情阴沉地让人有点无聊，而在两年之后的“自序二”里，这种雨天的心情滋生出某种厌烦的气息，不想写长篇大文，却也不想再粗糙下去，于是一方面开始想念“田园诗的境界”，在周作人看来，那是“以前偶然的避难所”，就如那塔，是可以让人远离又累又挤的街道；但是另一方面，塔是临界的塔，总会听到传来的喧闹声，于是“意外地发见了让两件事”，一件事是觉得自己并不是作为的道德家，甚至平素最讨厌道学家，“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讨厌旧道德想要建立新道德，这是临街所想到自己的使命，另一件事是“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浙东人的气质是什么，周作人说就是世人所统通称的“师爷气”——师爷绝不是躲在塔里不离俗事，而是总想开启门来批评些什么。

一九二三年冬日雨中的自序，和一九二五年发见了两件事的自序，似乎也代表着周作人心情的转变，雨中随便写一两行“聊以应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寻找田园诗的境界，便成了那些“闲适小品”。比如从北京的雨想到了雨中旅行，想到对于水的亲近，想到在浙东故乡时“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再加上摇橹声和“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也是一种“梦似的诗境”，还有想起小时候钓鱼不成，在雨中捉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或者听见鸟鸣声，想起檐头麻雀的啾啁，想起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也想起英国诗人的一首诗，Cuckoo, jng-jng, Pee-wee, to-witta- woo！这四种鸟声“比任何风声箫声鸟声更为有趣”，所以，“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有时则想起故乡的野菜，浙东人妇人和小孩各拿一把见到一只“苗篮”，蹲在地上采食荠菜，在清明扫墓时则吃俗名叫草紫通称紫云英的野菜，上坟时还可以在船头上篷窗下看到露出了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也是一种趣味；当然也可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喝喝茶，特别是记忆深处茶馆里的“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实在是一种享受；连苍蝇在周作人的世界里，也变得充满情趣，小时候竟然将苍蝇的头切下，看它身子仍旧飞去，或者将捉来的青蝇，用月季花的刺钉在背上，看它在桌子上蠕蠕而动，也成为了“苍蝇玩物”之游戏。

即使江南的“破脚骨”也成为回忆之一种，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无赖而已，但是在周作人的沉闷中，破脚骨的消逝似乎也成了一种遗憾，“在现时人心不古的时代，破脚骨也堕落了，变成商埠码头的那些拆梢的流氓，回想昔日乡间的破脚骨，已经如书中的列仙高士，流风断绝，邈乎其不可复追矣。”这“雨天”是何等的阴沉，何等的气闷，雨天之书似乎是无聊中寻找有趣，寻找意义，所以谈到死亡，周作人也如陷在“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的氛围里，那时患胆石症的十年级学生齐可死了，便想起正在患病的女儿若子，若子“正在垂死状态”，便又追忆起六岁时死去的四弟椿寿，“死总是很可悲的事，特别是青年男女的死，虽然死的悲痛不属于死者而在于生人。”这死照周作人看来，是还了自然的债，“我们对于死者所应表示的是一种敬意，犹如我们对于走到标竿下的竞走者，无论他是第一或是中途跌过几交而最后走到。”但是于生者而言，哀悼死者中也能体察死灭之苦痛与悲哀，“无论怎样地相信神灭，或是厌世，这种感伤恐终不易摆脱。”

死之为死，于逝者，于生者，各有不用的心情，但是从死亡这件事的默想中，周作人还是开始体察世人怕死的原因，他分析有三种，一是怕死时的苦痛，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第三则是顾虑家族，“顾虑家族，大约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较小者，因为这还有救治的方法。将来如有一日，社会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种的节制以外，大家不问老幼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凡平常衣食住，医药教育，均由公给，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个人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那么这种顾虑就可以不要，便是夜梦也一定平安得多了。”实际上这一种原因便将失死生之事从个体意义带向了社会意义，而从这一种态度也映照了国人对于生命的某种偏狭，“为得安闲的死而求发财，倒是狠高雅的俗事；只是发财大不容易，不是我们都能做的事，况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钱便反死不去，则此亦颇有危险也。”由此发出感叹，人活着便要在这容许的时光里，在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死后怎样的问题之事神秘派诗人的领域。

周作人：用“新式的镜子”辨别出异物

回归平凡，不论是平凡人还是平凡境地，这“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便是周作人从死中悟出的道理，也是在临街的塔里书写“雨天的书”所体味到的闲适心情，但是无论是回忆乌篷船里静听雨声，还是在鸟鸣中想起田园风味，无论是在故乡采食野菜时的风情，还是“苍蝇玩物”之游戏带来的趣味，甚或对于“破脚骨”故事的想念，那些田园诗的境界都如塔中的风景，暂时放在那里，以抗拒着沉闷的雨天，但是塔是临街的，嘈杂声传来，不免听到有人说塔的种种议论，造那座塔便也真的变成了一种取巧，于是便听到了那些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也便想要建设自己所信的新道德来——建立新道德，是需要批判旧道德，而旧道德之存在，无可避免指向那些在街上瞎撞胡混的人。

《我们的敌人》中，周作人说：“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他就是用“新式的镜子”辨别出这些异物，“我们只须看他，如见了人便张眼露齿，口咽唾沫，大有拿来当饭之意，则必是‘那件东西’，无论他在社会上是称作天地君亲师，银行家，拆白党或道学家。”所以活人要打鬼，要去除附在身上的敌人；在《黑背心》中，周作人把这个时代叫做“黑暗时代”，虽然“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没有了，但是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想要吞吃活人的灵魂，这种无形的鬼魅是专制之思想，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用新式的镜子辨识，用进步的思想驱逐，这是周作人站在十字街头对当下中国提出的两种解决办法，而他指向的目标便是中国的伪道德非道德，而在破的同时周作人也开始了“立”，有破有立，临街的塔便有了它固有的意义。

他批评中国人喜欢服从与压制，缺乏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他指责中国人非自大又非常自轻，没有一点理知与意志，“一遇见外面的风浪，便要站立不住，非随波逐流而去不可。”他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是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他批判中国“不净观”的性道德沦，“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所以在这些批评和批判面前，周作人提出了自己新的道德观：生活要么是自然简易地生活，要么是微妙美好地生活，千年礼仪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封闭，“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对于恋爱伦理，也是要去除“蛮性的遗留”，要让科学之光和艺术之光“侵入青年的心里”，形成新的两性观念，而且，“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对于中国的新文学，周作人认为要提倡个人主义，“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这四条准则反对的是便是国民腐朽文学，“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批判旧思想、伪道德和假道学，周作人所谓的自由、进步的新思想其实很多时候是以西方思想观念为关照，而日本文化在他那里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样本，他从“日本海贼”被判刑感悟到一种法治的进步，“我们中国人不能不佩服而且惭愧。”他认为日本文化里“忠君”思想必不可学，但是日本国民性里的“人情”却是“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甚至谈到记忆中美好的东西，也不是绍兴的应天塔，南京的北极阁，不是毛笋饧梅以及老酒，却是东京浅草的十二阶，让人感到亲密，“一前年大地震时倒坍了，很是可惜，犹如到老朋友家失火的消息，雷峰塔的倒掉只觉得失了一件古物。”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某种迷恋也是日后走上街而开始人生转向的重要原因，但是指出中国文化的假道学和日本新文化的自由思想之间的差异，也正是他希冀建立新道德的一种尝试，但是对于西洋文明，对于日本文化，周作人还是表现了一种理智，“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力不可。着力之一法便是参考思想争斗史，从那里看出迫害之愚与其罪恶，反抗之正当，而结果是宽容之必要。”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周作人提出的文明观、道德观绝非是一种对旧制度的暴力摧毁，在《读<京华碧血录>》中，他反对义和拳那样的行动，“想借符咒的力量灭尽洋人，一面对于本国人大加残杀，终是匪的行为，够不上排外的资格。”现在的青年以“卧薪尝胆”的方式修炼武功，或者练习机关枪准备对打，或者发明“死光”准备对照，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一方面，“我觉得精神上的义和拳是可以有的”，这种精神意义的义和拳归结点还是民族的自信和自强，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一种盲目的排外，则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更深一层的自甘堕落：

如没有具体的办法，只在纸上写些“杀妖杀妖”或“赶走直脚鬼”等语聊以快意，即是“口中念念有词”的变相；又对于异己者加以许多洋狗洋奴”的称号，痛加骂詈，即是搜杀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结果是于“夷人”并无重大的损害，只落得一场骚扰，使这奄奄一息的中国的元气更加损伤。

既不要殖民的思想，也不要遗老的道德，“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需要的是自觉自信自强，需要的是自由和文明，而提出这些想法的周作人依然是站在临街的塔里，他一再申明，“我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觉得最关心的乃是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实。”所以不想跨进那十字街头，不想混杂于瞎撞胡混的群众中间，只是听雨而已，只是作文而已，但或者对于周作人来说真的变成了一种取巧，“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之后的留平教授、神秘枪击案、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等经历，似乎都把周作人推向了那个十字街头，再没有塔，再没有安闲悦乐，再没有田园诗境，“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

	编号：E28·1970420·0364
	作者：陈源
	出版：海天出版社
	版本：1992年12月第二版
	定价：6.90元
	页数：344页

陈源一样有着爱国性，陈源也一样揭露过国人的劣根性，只不过它与鲁迅等人的政治观点、文学观点有不同的立足点，所以在“五四”新文学历史上，他们有过纷争与不合，但不管如何，陈源仍然以他的文字成为以后研究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他的杂文也有锋芒，他的政治生命也有污点，在许多年之后看一个人也许就不会轻易盖棺定论。本书辑录陈源杂文86篇。

	编号：E28·1961207·0344
	作者：鲁迅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6年4月第一版
	定价：5.10元
	页数：138页

这是鲁迅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走得最近的一部作品。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的鲁迅“自己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这是一株彷徨、探索的野草，从身旁经过的过客、战士、赤裸的老女人，无不透露出鲁迅心中的世纪末情绪。象征、隐喻等手法第一次在鲁迅的创作中得以全方位的展示。“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的乐观主义战斗风格，使鲁迅的《野草》成为他光辉战斗一生中寂寞的插曲。本书共24章，另有《新诗》6首及《而已集》题辞。

	编号：E29·1960128·0250
	作者：余秋雨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元
	页数：531页

余秋雨是以《文化苦旅》而被读者认识的，不容否认，余秋雨的笔触中的确存在着对一种秩序的忧虑，但那种自上而下式的思考方式显然散发着酸腐的味道。反盗版宣言、不断的选集出书，这对于本来沉积于书斋的余秋雨来说，寻找到了一条不断向读者生产产品的捷径。这本《秋雨散文》当然是余秋雨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文化忧思录。

	编号：E98·1950421·0114
	作者：张放 陈红 编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7月第一版
	定价：5.10元
	页数：346页

这是一个忧郁、可亲、才华横溢的诗人，却不能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徐志摩，除了诗歌留存外，便在那些朋友心中存在，对徐志摩的任何回忆都可能只是片断式的概括，一个完整的人是无法还原的，但只有那些写出真正感情的诗才永远是他的。内收纪念徐志摩文章46篇，其中包括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粮食秋、沈从文等人的文章。

	编号：E35·1941227·0095
	作者：（英）拜伦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85元
	页数：226页

“地狱的布道者”是诗人拉美丁对拜伦的赞誉。拜伦，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用他横溢的才情创作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海盗》、《唐璜》等不朽名著，弥补了天生跛足的缺陷。而在他的许多书信中，他表达了对爱情、友谊、诗歌的看法，36年的短暂生命让拜伦体会到了放荡的生活可以集聚一个人的才华，也可以消耗一个人的生命，拜伦只能在这个悖论中做一个“地狱的布道者”。

	编号：E64·1941227·0094
	作者：（智利）聂鲁达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7年4月第一版
	定价：2.95元
	页数：:208页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责任感和沧桑的诗人，聂鲁达以一批民族抗争为主题的诗歌在第三世界诗人中成为楷模。这位四处漂泊的智利人在20世纪诗歌世界中燃起了一团火，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把诗人称作“为人民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的人。本书为“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之一，收录聂鲁达散文作品42篇。

	编号：E36·1941218·0088
	作者：（法）狄德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9年1月第一版
	定价：2.60元
	页数：305页

狄德罗生活着，在一个宗教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他渴望有满身的阳光，渴望看到一个辉煌的黎明，所以他怀疑，所以他走进了一个“充满协调、充满对真理的热爱，洋溢着真理、诚挚和平的气息”的克莱奥比尔隐居地，在那里他记录了自己的“会饮篇”。荆棘林荫道、栗树林荫道、鲜花林荫道，狄德罗向柏拉图，以智者的身份对宗教、政府、哲学虚伪进行发难，并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自己。

	编号：E28·1940624·0053
	作者：沈从文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2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227页

与小说相比，沈从文的散文更多了一份淡泊与理智，但其中仍着墨于湘西的地域风情，那种对故乡的情感和对山水风景的描写使沈从文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表：朴素平淡、纯正自然，不停地对人生进行探索，其中杂夹着小说式的叙事风格。本书为“百花散文书系”，辑录沈从文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25篇。

	编号：E28·1940619·0049
	作者：鲁迅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0年9月第一版
	定价：2.90元
	页数：174页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二个闲暇。”成仿吾在1927年对鲁迅的批判是鲁迅对革命文学进行论争的一个缘由，从创造社、太阳社到新月社，鲁迅几乎在一个夹缝中以笔作为武器进行“反围剿”，同时也使鲁迅杂文实现一个大转变。《三闲集》是鲁迅第五本杂文集，收录他1927年至1929年的杂文34篇。

	编号：E28·1930919·0035
	作者：钱锺书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5月第一版
	定价：1.95元
	页数：82页

钱锺书一直是书写“人生这部大书”的人，而他此次站在人生边上所发的感慨正是40年代钱锺书对民族一种边缘状态的写照。虽是对一些论题展开议论，但钱锺书显然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批判生活的一些现象：笑、快乐、文化……这些充满终极关怀的话题恰好是他以智性的目光进行人生的审视。本书收录随笔10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论教育》、《释文盲》、《论文人》。

	编号：E45·1930915·0034
	作者：（新加坡） 尤今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45元
	页数：281页

尤今的散文至情至理，她把生活琐事写进文章中，很有现实意义，也为国内的小女人散文找到了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签名比她的散文更有创造性。

	编号：E29·1930206·0032
	作者：魏巍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78年11月第二版
	定价：2.30元
	页数：165页

作为抗美援朝的亲历感受，1951年出版的《谁最可爱的人》曾经带来了一种精神的狂欢，那种由民族自豪感而产生的激情整整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国人，而书的题目也成为一句口号成为那段历史最好的象征。散文以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方式为战争加入了一个“正义”的形容词，但魏巍决不是一个纯粹歌功颂德的作家，他真挚的感情正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的精神基础，而英雄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编号：E29·1921122·0023
	作者：秦牧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196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240页

秦牧作为经历过政治风云的文艺工作者，热切地呼唤“百花齐放”的文艺思想，这多少凝结了当时文艺工作者的理想。这是一本彻头彻尾以比喻作为修辞手段的创作随笔。艺术是海，作品是贝壳，多种艺术风格比喻成鲜花，虽然浅显易懂，却表明了一种文艺的开放性思想。这种教科书式的创作杂感，正是一个新时代出现的曙光。本书的珍贵也是一种文本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