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鸭嘴兽初抵欧洲的时候，没有任何词语可以用来命名这种动物，如今，我们用鸭嘴兽来解释那个连康德都不曾解决的认知论问题。《康德与鸭嘴兽》是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有关认知、语言哲学、符号学的哲学论著集，1997年出版，也可以视作其七十年代专著《符号学理论》的补充和延伸。全书按照主题和内容分为《论存在》《康德、皮尔士和鸭嘴兽》《认知类型和核心内容》《介于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的鸭嘴兽》《关于指称即契约的笔记》《像似论和次生像似符》六章，从语义学思考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纷繁杂陈，无所不包；特别的是，埃科从康德与鸭嘴兽的奇妙组合出发，在哲学思考中加入了轶闻趣事作为例证，比如蒙特祖玛二世“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天使加百利的传说，鸭嘴兽命名的寻根溯源，海德与杰基尔故事的新版本……读来颇有趣味。
《符号学理论》是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的理论代表作，成功构建了一般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是继索绪尔和皮尔士之后的权威符号学论著。全书共分五章，味理论界提供了一般符号学的经典理论：绪论“迈向文化逻辑学”是皮尔斯关于逻辑学“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对符号学的分类，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最全面的表述；第一章“意指与交流”，把索绪尔的符号二元结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第二章“代码理论”，是艾柯一般符号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埃科认为，代码不仅是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则，也是制约此符号系统的通讯环境中的规则，他想借助于代码模型来建立一般符号学的规则系统；第三章“符号生产理论”，埃科认为符号的结构和功能是与符号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符号的内容是与文化环境内符号生产过程紧密相联的；第四章“符号学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观察世界的方式，亦即符号化的过程。
古书商扬波发生意外后醒来，患上了失忆症，他生命中经历过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片空白。他仿佛行走在迷雾中，脑海中时不时闪现的画面让他对于自己的过往好奇不已。于是，妻子建议他回到小时候成长的乡下大宅，在那里慢慢找回记忆。 扬波的祖父也是旧书商，老宅里除了无可数计的书籍、漫画、报刊及唱片，还有扬波中小学的课本和笔记。有一次，扬波在无意间找到了一套《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的漫画，对于一个已经活在时间之外的人来说，这就是他生命的线索吗？……《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是一部关于爱欲、仇恨和记忆的超链接小说，埃科用各种符号作为节点，把小说打造成一个庞大、由超链接组成的互联网，其中的书、电影、漫画、音乐等互相跳转，引导读者穿梭于主人公扬波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虚实相间的文本、图像甚至声音的拼贴中寻找埃科赋予小说的含义 。全书插图多达百余幅。
“不错，所有诠释者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要比另一些更平等。”一九九〇年，在剑桥大学著名的“坦纳讲座”上，翁贝托·埃科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就有关“诠释”的问题展开生动热烈的辩论，这场社会文化胜景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批评家和剑桥学子。埃科是所有这些辩论与演讲的主角，作为小说家和符号学家，探讨所谓“诠释的极限”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他本人的小说极其引人入胜的复杂性恰恰激起了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意义的各种猜测。埃科以“神秘主义”的漫长历史为起点，从但丁的《神曲》谈到《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再延伸至乔姆斯基和德里达，幽默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带有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三位世界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接受了与埃科就“诠释”问题展开辩论的挑战，各自为这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添加了独特的观点，促成了该领域理论家之间令人兴奋的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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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01101·1696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78.00元当当28.20元 | |
| ISBN：9787532783762 | |
| 页数：527页 |
这个圈总算画圆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会儿是四月十八日，复活节周日的清晨，我写下了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我经历的一切，给我认为是达拉·皮科拉神父的那个人……
——《二四 弥撒之夜》
四月十八日清晨，是复活节的周日，当“我”记下了“十七日”的日记，那些隐藏的秘密终于“复活”了，这似乎对“复活节”的一种呼应，因为，“这个圆总算画圆了”。而曾经这个圆缺失了很大一笔，十七日的日记中“我”写下的是：“那是三月二十一日晚上。上尉，您的日记始于三月二十四日，您说我可能是在二十二日清晨失去记忆的。所以，假如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那应该是在二十一日晚间。”从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写下日记，到四月十八日画圆了那个圈，一切的追溯都在回忆“我”所经历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日记里的“我”又变成了达拉·皮科拉修道院院长？作为上尉的“你”又是谁？为什么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会失去记忆？二十一日晚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找寻记忆的是“我”还是“你”？
种种疑问或者都在于文本的叙述人称问题，“我”以及“你”，第一人称以及第二人称，他们并不是以某种固化的方式出现在真实的现实里，或者说，“我”和“你”只是一种书写方式，无论是日记还是信件，当“我”和“你”形成了达拉·皮科拉院长和上尉之间的唯一对应时，都在人称中预设了一种经历过的客观世界，叙述本身就可能通向一条歧途，沿着这条歧途而向前，一直到四月十八日清晨的纠正，其实误解和歧途已经太深了，甚至已经无法返回了，所以“我”在十七日的日记中既写到了作为上尉的“你”，又写道了作为“我”的达拉·皮科拉，而这份日记所要给的达拉·皮科拉其实已经被自己杀死了——翁贝托·埃科又在这个复活节清晨完成了一个文本游戏，而在十八日的日记中，他又解构了这个游戏，在“真相大白”中，他以叙述者的口气说道：“当拉格朗日让他监视布朗时，他让达拉·皮科拉登场了——这是他自己的达拉·皮科拉，真的那个早已被杀死。”自己和达拉·皮科拉是同一个人，当达拉·皮科拉在昨晚记述了经历的过程，这个真相又变成了上尉西莫尼尼的故事，而西莫尼尼曾经杀死了达拉·皮科拉就是杀死了自己，他和自己对话，他找到了关键线索，他知道了给他带来创伤的那件事，甚至他知道自己成为了分裂的两个人，但是当他最终把圈画完，他就是复原了完整的过去，连同三月二十一日失去的记忆。
实际上，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一个复杂的嵌套结构，一方面是达拉·皮科拉院长和西莫尼尼上尉相互回忆和杀人构成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从失去记忆开始，到复活节真相大白结束；而这个文本，达拉·皮科拉和西莫尼尼上尉是双重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叙述者，他既是作者也是读者，甚至在为读者梳理线索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一个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在第一层的故事和第二层的叙述之外，则是埃科所书写的第三个文本，它以小说的方式被命名为《布拉格公墓》——这三个嵌套的文本，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互文关系？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不是只是一种写作手法上的单一实践？
实际上，三层的文本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埃科其实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嵌套关系，达拉·皮科拉院长的书信和日记，西莫尼尼的书信和日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真假难辨，它们我中有你，它们既创造了对方又杀死了彼此，所以它们也是一个双层的文本；而在埃科的《布拉格公墓》的小说中，又加进去了“无用的学术说明”，这一份呈现附录状态的资料似乎旨在证明人物和事件具有历史真实性，但是这种证明又似乎是一种虚构。作为最核心部分的日记和书信真假难辨，最后的“无用的学术说明”也欲擒故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互文：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发现的？而这一种写作的目的在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犬宅》的题辞中得到了诠释：
由于具体情节也非常重要，甚至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在故事里加上了一百名在广场上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被执行火刑的修士、天际出现的一颗彗星，以及所有比上百场骑马比武还要热闹的描写，这些情节的好处在于，可以让读者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
具体情节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一百名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执行火刑的修士，天上出现的彗星，比骑马还有热闹的场面，当这些情节被加进去的时候，不是为了更真实更具体地还原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也就是说，在互文中出现误读，在嵌套中设置悬疑，就是为了偏离主题，就是为了扰乱真相。一种策略的实施，埃科针对的当然是读者，而当读者在阅读中出现偏差，历史是不是真的就变得不真实了？真相是不是永远被掩盖了？而当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的这段话，似乎用意就在于讥讽这种历史的骗局，就在于揭露真相，“他们各自都试图向对方隐瞒令记忆消失的那个可怕而不堪回首的理由。”就在于从偏离主题的游戏中回归。
那么就从文本本身进入历史，从游戏中发现真相——第一个文本预设了一个进入的通道，那就是失去记忆的二十二日。记忆缺失就是让真相缺失，二十四日的日记题目就是“我是谁”，这是以西莫尼尼上尉的视角写下的日记，当他醒来的时候，“我是谁”并不是一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叫西莫尼尼上尉，年逾六十七，有点发福，但仍属于那种被人称为美男子的状态。但是这已经是二十日的我了，当西莫尼尼穿好衣服，在镜子前把达拉·皮科拉的胡子贴到脸上，然后戴上假发出门，发现平时星期二开门的肉铺店却没有开门，当他训文旁边的人才知道今天是星期三，也就是说这是三月二十四日。以为是星期二却原来是星期三，那么昨天就是二十三日，但是西莫尼尼却回忆不起来在睡着之前所发生的的一切，也就是说三月二十二日成了记忆之中的一个空白。
日期被抽离了，记忆消失了，“我是谁”便成为了一个关于缺失的问题：自己化了妆出门，那么不化妆的那个人是哪个流浪艺人？自己变成了旁观者，那么注视着西莫尼尼的西莫尼尼本人又是谁？回来发现木托板上有十多个头部模型，每个上面都有一顶假发，还有眉笔、腮红刷、粉扑、毛刷、发刷；西莫尼尼打开桌子上的信件，发现信件写给一个叫达拉·皮科拉的修道院院长，也就是自己成了达拉·皮科拉；他看到了自己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个叫蒂安娜的女人，但是谁是蒂安娜？记事本上还有一些纪录，其中三月二十一日的关键词是“弥撒”，三月二十二日的关键词是“塔克希尔”，三月二十三日的关键词是“吉洛要博纳富瓦的遗嘱”，二十四日则是“去找德吕蒙”——西莫尼尼开式循着这些线索寻找，但是疑问越来越多，“那天本来是二十三日，可我却以为是二十二日。那么二十二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塔克希尔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呢？”
西莫尼尼把这一现象称作是健忘症，“它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在迷雾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团迷雾正是那些被我遗忘了的时间。”是健忘的开始，却也是恢复记忆的开始，因为西莫尼尼知道十多年前，他就经常在马尼餐厅议论健忘的人，他们是迪穆里耶医生、好像是双胞胎的布鲁和布洛，以及后来出现的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在马尼餐厅里，正是弗洛伊德让他进入回忆当中，西莫尼尼于是在自己门前挂出“店主离开一个月”的告示牌，然后以记日记的形式开始回忆，“我就开始回忆了。我专心地坐在写字台前，笔耕不辍，偶尔慢慢咀嚼几口食物。”
西莫尼尼从小时候爷爷开始回忆，回忆出现了一个决定文本走向的关键词：恨，“我恨我的母亲，恨她一言不发便离我而去；我恨我的父亲，恨他无力留住离去的母亲；我恨上帝，恨他产生那样的旨意：我也恨我的爷爷，恨他说上帝的旨意如此很是平常。”这只是家族内部情感上的恨，而其实，恨的真正来源是爷爷，作为法国人口中的“旧贵族”，爷爷是古老政体的怀旧者，他不愿向大革命屈服，认为人类渴望自由是错误的，“他们所需的那点儿自由应当由国王来保障。”在这种对革命者的贬低中，爷爷所恨的是那些敌基督者，“我们进入了一个敌基督的时代。”而这个敌基督者便是犹太人，“它们为敌基督的时代铺路，不仅是基督教的死敌，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会社、所有修会不共戴天的仇人。”爷爷把瑞士的共产主义者芭贝特称为恶魔，把我取名西莫内·西莫尼尼就是为了纪念十五世纪被犹太人杀害的圣小西莫内，而他把米兰起义、加里波第成立罗马共和国，以及皮埃蒙特政府取缔耶稣会都看成是犹太人的阴谋，爷爷教育我的是：“他们是一个典型的不信神的民族，他们处世的出发点是，好事要趁今生来完成，不要等到坟墓里去实现。所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为了征服眼下这个世界。”
这是对我来说最早的记忆，爷爷仇恨敌基督的种子就成为了我的人生观，“感谢上帝，这就意味着真的存在一个内心世界！有位哲学家是怎么说来的？我恨故我在。”这是对“我思故我在”的科学和理性的颠覆，而当我成为“我很故我在”的实施主体，其实是我进入了“阴谋模式”中，人总是要制造一个隐性的敌人，又为他担惊受怕，犹太人之于爷爷，共济会之于耶稣会，耶稣会之于我后来加入的加里波第红杉军，以及烧炭党人之于欧洲国王，神父教的国王之于马志尼党人，甚至巴伐利亚光照派之于半个世界的警察，“这，就是他的阴谋模式，可以向里面随心所欲地加上针对任何人的阴谋。”
世界从不休的阴谋开始，阴谋制造了仇恨，仇恨凸显了我的存在，而从爷爷的这个“我恨故我在”的人生哲理开始，西莫尼尼并不是要忠于王权，忠于基督，忠于体制，而是忠于仇恨本身，因为“我恨故我在”，所以我之所恨会制造另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可能就是自己，这是假象的自己，这是被命名的自己，这是分裂的自己，甚至这是一个被自己杀死的自己；另一方面，更需要一种虚构的对象，于是，西莫尼尼便成为了制造假文件的高手，甚至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各国所需的间谍：从1855年开始被公证人骗去了爷爷的财产而在公证人勒博当戈那里工作，他就学会了欺骗；他和秘密警察接触，答应卖给比安科从大街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还有从耶稣会士手中窃取的完整文件，按照比安科的说法，“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能解释得通，那这个故事就一定是捏造的。”它是比真实更合理的一种存在，它甚至取代了真相，于是，我开始我的间谍生涯。
控诉拿破仑三世是撒丁王国的敌人的文件，成为报纸记者被派往西西里歌颂加里波第、揭露共济会给红衫军财务支持革命、在那不勒斯密谋推翻国王统治、在狱中探视若利陷害烧炭党人，成为普鲁士间谍取得法国情报、出卖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与俄国秘密警察接触……从西西里到巴勒莫，从那不勒斯到巴黎，西莫尼尼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陆，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制作了一份“以色列人联盟的报告”，从而在共济会会员的雷鸣山集会、约瑟夫·巴尔萨莫的计划和耶稣会士聚集在布拉格公墓的那个夜晚制造了对犹太人的仇视，这不是对爷爷仇恨的继承，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发现了巨大的“反犹市场”，革命党人、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把犹太人当成了敌人，“从各个政府的态度来看，犹太人还是国王的仇敌。必须围绕犹太人做文章。”于是西莫尼尼从巴黎的图书馆获得了布拉格公墓的照片，那些层层叠叠被塞下了十万具尸体的公墓是犹太人的罪证，加上苦心制作的联盟报告，我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只有在我成功再现了那个巫妖狂欢夜之后，我对奸诈的犹太人的积怨和嫉恨才会从抽象的想象化为无法遏止的狂怒。”
但是，西莫尼尼的阴谋计划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他创造的达拉·皮科拉院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是这种创造作为阴谋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本，西莫尼尼写信给达拉·皮科拉，皮科拉也给他回信，甚至达拉·皮科拉在信中痛斥他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将会被上帝拒于天堂大门之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阴谋者和救赎者，西莫尼尼无论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达拉·皮科拉的口吻留下的日记和书信，都变成了向别人证明的“真实”纪录，甚至成为一种历史材料。但是在记忆逐渐打开的过程中，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自然破绽百出，在自己成为他者的记述中，真相本身就无法成为唯一的文本，所以他们越是互动越是露出破绽，而为了弥补这种破绽，一方面，西莫尼尼设计了达拉·皮科拉“自杀”的情节，另一方面依靠文本之上更高层级的叙述者让分裂的自我消失。
文本从第一个层级慢慢变成了第二个层级和第一个层级的交错文本，而“叙述者”的加入完成了文本的最后命名。从第一章开始，这个叙述者就进入到了神秘的文本中，“就连叙述者本人都还不知道这位神秘作者的真实身份，他打算（和读者一起）去探个究竟。此时此刻，双方都潜入了老人的家中，好奇地窥探着，注视着他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字符。”他是作者也变成了读者：一方面他阅读这个故事，深入西莫尼尼和达拉·皮科拉的互文中，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出自达拉·皮科拉院长之手，它好似揭去了西莫尼尼紧锁的记忆之门的封印，披露了西莫尼尼不顾一切地想要忘却的记忆。”他梳理线索，他推断真相；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日记的中断感到困惑，他发现其中断了必要的线索，他认为两个人有矛盾之处，于是，他变成了作者，她开始改写了这个故事，“当然了，我们的叙述者正在偷偷阅读的那份文件充满了令人吃惊的内容，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改编成一部小说呢。”
从读者变成参与其中的作者，叙述者的存在实际上变成了“第三个人”。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西莫尼尼写给院长的信中说起了早上醒来看到的一个黑影，那个黑影抓起剑杖，在被板凳绊了一个跟头之后跑掉了，西莫尼尼认为这个人就是院长，“我可以确信，是因为我回到了您家里，而您的床上空无一人。”而这一天正午院长写给西莫尼尼上尉的信中也说到自己起床看到了黑影，也是在被板凳绊了一跤之后摔了一个跟头，之后也跑了，线索中断了，但是院长认为“但这个人就是您，我简直可以发誓，如果我猜的没错，拜托您告诉我”……午后西莫尼尼再次写信给院长，他认为如果现场只是两个人那个就会产生悖论，“您是在早上八点的时候从我这里逃走的，然后我去追您。而我是在十一点的时候从您那里逃走的，然后您来追我。”解决这个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两个相互怀疑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一个神秘的“谜”先生，于是，在那天晚上，西莫尼尼记叙了自己再次遭遇黑影之后开枪打死了他，而这个被打死的第三者被西莫尼尼放在了下水道里，而此前他“杀死”达拉·皮科拉，就是把他藏在这里。
叙述中出现了悖论，所以请第三个人出场，而第三个人出场就意味着消失，他的尸体在下水道里，而下水道里就有达拉·皮科拉的尸体，也就意味着西莫尼尼早就杀死了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西莫尼尼对于第三者的谋杀也是为了从叙述者的世界里出来，他决定洗手不干告别间谍生活便是证明，“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是更高层级的叙述者是无法被小说中的西莫尼尼杀死的，西莫尼尼也无法从故事中脱身，叙述者继续叙述，一层层把西莫尼尼的阴谋揭露出来，而最终这个阴谋的背后就是对犹太人的“恨”——于是那个三月二十二日的弥撒之夜浮出了水面：身穿斗篷头戴风帽的蒂安娜是天主教的叛徒，在弥撒之夜她脱去了身上的一切，以赤身裸体的方式亵渎了天主教，而这个和西莫尼尼发生关系的女人就是一个犹太人，“和我交媾的女人不仅有魔鬼的血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知道，犹太人是靠母亲传承香火的。这么说，假如通过这次交合，我的精子在这个杂种女人的腹内孕育的话，我将会有一个犹太后代。”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蒂安娜，而二十一日晚间的那段记忆重新回来了。
一种恨变得正大光明，是因为蒂安娜的真实身份被揭开了，但是从最终的“恨”回到一个人的自己之后，西莫尼尼生活在噩梦中，脸色惨白的蒂安娜总是出现在面前，在折磨中，西莫尼尼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恨，“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为了消灭这个该死的种族。拉奇科夫斯基说得对，只有仇恨让我的心保持热度。”我很故我在，一个阴谋论的主体在日记、书写编织的生活中最终回归到了仇恨的终点——这是在叙述者笔下的命运，而埃科将它又置于另一个文本里面，其实是为了审视这种存在于历史中的恨，“无用的学术说明”中说，这个故事中的唯一虚构人物就是西莫尼尼，但是他的爷爷西莫尼尼上尉确有其人，人物是真实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历史也是真实的，“甚至，干脆跟你说了吧，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仇恨者还活在我们中间，它以一本真假难辨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成为了历史真实的“后续事件”：一九〇五年谢尔盖·尼鲁斯撰写的《以小见大》一书在俄国出版，他在书中提到了这本书，《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的产物；一九二一年，《伦敦时报》宣布它是伪托之作，但是这本书却一版再版；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犹太民族制造了谎言，《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明证，“当这本书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遗产时，犹太人的危险就会被认为是彻底消除了。”
一部手稿，一本出版的书，一个被怀疑伪作的文本，它构成了关于图书的历史，而图书的背后就是一种恨，即使是乌有之书，即使是剽窃之作，就像那些日记和书信一样，已经成为了文本，“无用的学术”就是“我恨故我在”的借口，因为，历史告诉的真相是：“该书是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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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2190222·1541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75.00元当当37.50元 | |
| ISBN：9787532779390 | |
| 页数：568页 |
一本书讲述的故事是由指纹、空白处的注释、下划线、扉页上的签名，甚至是蛀虫咬出来的洞组成。
——《触摸书籍》
没有空白处的注释，没有下划线，没有扉页上的签名，当然更没有蛀虫咬出来的虫洞，它清清爽爽、完完整整，呈现着出版时没有读者打开的初始状态，即使当拆掉塑膜，拿掉腰封，一页一页翻阅过去，直到最后一页，甚至封底，甚至精装的封面，一本书也只是留下了我温暖的指纹，仅此而已，是不是就没有进入书中讲述的故事？没有真正触摸书籍？
拿掉的腰封上写着：“思想界最有趣的顽童，翁贝托·埃科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对于这部最有作品的注解是：“集十五年思索之精华/戏谑现代社会之迷思”；精装的封面上是一条伸出飞爪的龙，回首
的眼神里似乎是一种嘲讽，而背上如羽翼一般的火，正熊熊燃烧。腰封或者封面，大都是一种为促销而生成的设计，如果撇除这一切，则可以安稳地触摸书籍，从《倒退的年代》到《从愚蠢到疯狂》，完全可以在留下指纹的情况下，进入到阅读的世界，但是在缺少空白处的注释、下划线、扉页上的签名，甚至是蛀虫咬出来的洞的情况下，无论如何的触摸是不是都无法真正和书本对话？
埃科似乎在预设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藏书癖爱好者才是真正触摸了书籍，“藏书癖爱好的是书籍，但不一定爱书里的内容。”当一个热爱《神曲》的人拿出古老的收藏版本，他就是在用手掠过装订线的时候和书对话，“这些书只是物体，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来源和故事，还有抚摸过它的无数只手。”所以，一本书越是有指纹、空白处的注释、下划线、扉页上的签名，甚至是蛀虫咬出来的洞，就越有触摸的价值，“假如一本书有五百年历史，它那洁白清新的纸张还会在手指下面窸窣作响，那么它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不是阅读，只是收藏，不是了解书的内容，只是对古老的版本感兴趣，这是触摸书籍的真正意义，因为里面的脆弱和古老，都成为了记忆的一部分——个体的记忆和人类的记忆，所以这些古籍承载着某种文明，就像埃科说起小时候从文具店里买来装着邮票的小盒子，长时间梦想着马达加斯加、斐济岛，“那些有票当然并不罕见，但当时的感觉很神奇，真令人怀念啊！”触摸书籍，触摸邮票，就是唤醒一种故事，无数的手，无数的指纹，以及里面的注释、下划线、签名和虫洞组成了书籍叙事的一种标记，而当书籍只在触摸层面具有意义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抛弃内容的工具？
在《关于书籍及其他》这一辑里，埃科还提到了“开瓶器形状的空间”，提到了“关于载体的稳定性”，提到了“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旅行”，埃科从书籍中发现思想，发现隐喻：达希尔·哈米特的侦探小说其实是严肃的科学，在开瓶器形状的空间隐喻中，侦探小说其实具有某种哲学意境，就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具有海德格尔的时间思想；而亚里士多德作为哲学家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他从海盗和商贾的平行关系中发现了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特性，“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眼里，这个隐喻就像布莱希特之后也说过的：真正的犯罪不是抢劫一家银行，而是占有它。”
这些思想和隐喻当然是书籍之存在提供的最大意义，但是这里的一个前提是：它们必须具有触摸价值，必须拥有工具意义，实际上，埃科的逻辑很明显，当他将书籍摆放在工具层面用以触摸的时候，就是从这种物理特性中发现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书籍是载体，而且是稳定的载体，在留下指纹、注释、下划线、签名和虫洞的过程中，书籍是不死的，这就回到了“触摸书籍”的本质：“书籍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工具，也是信息保存的主要工具。”一本图书过去了几个世纪，但是信息依然不变，思想和隐喻依然在那里，它们和指纹、注释、下划线、签名和虫洞共同组成了对抗时间的物，所以从中国的那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衍生出来，“很明显，文字世界正在重新发现纸质世界。”
重新把书籍古老的载体提到重要的位置，就在于它的可收藏性，就在它的恒久性，而这种可收藏性和永久性的对立面则是：电子产品的易逝性，特别是典子产品，在更大范围进行信息传播的同时，却带来信息不易保存的特点，这就是载体的可变性，当U盘被消磁了，那些信息便永远无法恢复。纸质书和电子书，似乎就这样分叉了，而埃科凸显“纸老虎”的意义，呼吁触摸书籍，甚至恢复其最原始的工具属性，其意义就在于对这个流动社会进行批判。
副标题：“流动社会纪事”，埃科一开始就定义了这个“流动的社会”，他借用齐格蒙特·鲍曼的概念认为，流动的社会，“是随着那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潮流的兴起而显露雏形”的社会，因为受到虚无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过往进行调侃和讽刺，“后现代的价值在于预告某种正在成形的状态，而它也的确像一艘渡船，从现代驶入了目前这个尚未可知的当下。”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统领世界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于是在没有秩序规则的情况下，出现了危机：其中有国家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政党危机，还有那些“针对社会中的个体出发、通过表达某种价值里面令其产生归属感的口号”也遭遇了危机，所以危机是多重的，在这样的危机中，个人主义开始滋长，于是主观主义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根基，使其日益脆弱，最终使所有的参照基点全部消失，于是，整个社会消融成液体般的流动状态。
流动的现代性导致了流动的社会，因为流动，所以缺少了参照基点，而触摸书籍的最本质意义就是恢复这个基点：无论是那些作为物的图书，还是存留在图书里的指纹、下划线、注释、签名和虫洞，都是基点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基点在传统的秩序中就是隐喻，就是思想，就是信仰，甚至就是宏大叙事。当基点慢慢消失，这个流动的社会所呈现的就是即时性、消费性、主观性的现实，埃科批判的矛头便指向这样的现实：“我认为，这部文集里的所有（或者说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针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流动的社会’作出的反思。”
流动的社会，是一个“倒退的年代”：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塑料和核聚变被发明，人们却在尝试将其毁灭，“因为它们正在吞噬我们的星球”；诺瓦拉的北方联盟派市长颁布了一条政令，禁止三人以上的群体夜间在公园内聚集，人们似乎又穿越毁了实行宵禁的年代；有报纸声称约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公民赞成死刑制度，此外还有人希望“急急忙忙地重新开办收容所”；曾经因为痛恨法西斯主义而提出了“反爱国主义社会”，而现在却有人想要解散意大利，以另一种方式创建“反爱国主义社会”……埃科在这个“倒退的时代”发出的疑问是：“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支付一大笔费用，把我们的电脑变成一个笔记本、一只墨水瓶和一支装有派瑞牌笔尖的钢笔——不知这一阶段究竟会何时到来呢？”
流动的社会，是一个被手机和网络主宰的社会：“不信任原则”在网络聊天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个和你恋爱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可能是一名退休的元帅”；“因手机而生存”表达了人与人保持联系的急切渴求，却剥夺了一切独处和自省的空间；有人在听讲座时用摄像机记录，埃科说：“这种以电子眼取代大脑的到此一游式的做法已经让有文化的人群产生了思维上的异化。”这是一个“单手操控一切”的时代，只要有了手机，就能联网收发信息，这也是一个缩短空间距离的时代，按下手机的一个键，就能于远在悉尼的人通话……
流动的社会，我们期待“被”万众瞩目：当一切人都在流动，家乡和根的概念被彻底淡化，“他人”成为彼此之间相距遥远、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的群体，为了不让别人淡化，不在社会中湮没，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展示自己，他们把自己包装成傻子，可以穿着内裤在小饭店餐桌上跳舞，可以活在“推特”的世界里，我“推”，故我在；而更可怕的是，陷入价值观和身份危机的人，在求得虚拟世界的关注的同时，把一切的隐私权都暴露了，甚至丧失了羞耻的概念；在赛博哲学的世界里，美的被视作是丑的，而丑的在审美中具有了特别意义……
流动的社会，没有自我，没有契约，没有信仰，没有审美，当然更没有真实，一切都在流动着，而在流动的世界里，当参照的基点消失，上帝作为人类的见证者也不在了，“如今，这个无所不知的见证者一旦消失，人类的世界还剩下些什么呢？”更深层的意义上，产生阴谋心理，故而有了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当虚拟主宰了一切，我们再也看不见真实的世界；各种反犹太主义思想不断涌现，甚至危及了真正的欧洲精神；在幻影中，“我们的记忆不仅仅植根于真实的巴黎，也植根于想象中的巴黎。”
“历史总是以悲剧的形式首次登台，而后以闹剧的形式再度重演。”这是流动社会的群像，它几乎已经无孔不入地影响着所有人，所以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埃科提出“触摸书籍”的用意很明显：“我们有办法在这个流动的社会里生存下去么？有！那就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社会里。这种流动性首先应该被理解，继而才能被超越——而这一切都需要新的工具。”这或者是他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提出的方法论：先要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超越。或者是嘲讽，或者是批评，在列举了各种社会匪夷所思却司空见怪的现象之后，埃科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办法：“阴谋心理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那些关于恐怖事件的浅显解释令人们感到不满足，因而无法接受。”所以要把不可告人的秘密揭露出来；大众媒体制造了幻影，制造了英雄，让我们需要的是寂静，“寂静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好事物，包括在那些本该寂静的地方。”反犹太主义背后是一种狭隘宗教，所以，“不能拿别人的宗教信仰开玩笑，这是一个道德原则。”而且埃科提出了欧洲文化身份的真正根基：“欧洲文化身份的根基是什么？一个漫长的文学、哲学、音乐和戏剧的对话。尽管发生了很多次战争，都没办法抹杀这些对话，在这个身份之上可以建立一个同盟，可以突破最大的障碍——语言屏障。”
从生吞手机、“可怜的狙击手”和被电视制造的英雄，埃科批评了历史的扁平化、模糊化认知，从巴黎恐怖袭击、“查理事件”，埃科剖析了非宗教意义的仇恨，从世界小姐、宗教激进分子与麻风病人，埃科则指向了政治危机下的疯狂……其实对于这个“流动社会”来说，真正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理智的丧失，在于对逻辑的戏谑，在于对信仰的异化，但是在掩盖社会的问题时，却喜欢用所谓的矛盾修辞法——当把两个具有对立含义的词放在一起，到底该如何取舍？“强大虚弱”“绝望的希望”“温柔的暴力”“麻木的知觉”，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平行的交汇”，埃科怀疑，“矛盾修辞法之所以这么有市场，是因为各种政治理想（那些理想一直试图强行减少矛盾，营造某种大一统的局面）坍塌之后，人们一直在某种充满纠结的环境下争执不休。”
理想坍塌，信仰丧失，基点消融，在这个流动社会里，用双手触摸一本书显得如此珍贵，它是有形的，它是具体的，它是历史沉淀的，它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但是这样一本由指纹、空白处的注释、下划线、扉页上的签名，甚至是蛀虫咬出来的洞组成的书籍，或许也在流动社会中成为了一种幻影，当埃科用“帕佩撒旦阿菜佩”作为书名，让人可以触摸直到永远的时候，这个不解其意的短语何尝不是一种对流动社会的讽刺？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无数学者都在尝试弄清楚这几个字的意思，可是思来想去，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并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出自冥神普鲁托之口的含糊之语也许并不指向具体的意义，但是当它出现在但丁的《神曲》中，当它印制在封面中，当它像咒语一般被念出，当它集合了埃科天马行空的文章，或许在喃喃自语中，也是一种触摸：“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我这部集子一会儿说公鸡，一会儿讲驴子，却也折射出了近十五年来这个社会的流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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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1120·1431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 |
| ISBN：9787532773251 | |
| 页数：450页 |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 “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 “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 “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 “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 “我”之存在，就没有了 “我思故我在”，所以 “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 “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 “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 “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 “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 “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 “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 “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 “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 “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 “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 “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 “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 “他”还是 “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 “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 “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 “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 “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 “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 “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 “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 “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 “ “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 “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 “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 “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 “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 “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 “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 “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 “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 “侏儒”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 “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 “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 “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 “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 “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 “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 “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 “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 “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 “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 “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 “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 “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 “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 “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 “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 “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 “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 “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 “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 “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 “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 “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 “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 “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 “我”：当罗伯托从 “阿马丽利斯号”爬上 “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 “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 “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 “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 “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 “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 “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 “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 “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 “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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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170219·1367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18.00元 | |
| ISBN：9787532772858 | |
| 页数：208页 |
玛雅仍旧天真，而岁月已经使我变得成熟。假如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当做失败者，包括那些赢家。
——《一八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从左至右是o、r、e、z，四个字母是已经排列完毕的字母，是需要被印刷的字母，但是当被阅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种背反的方式？应该从右至左，它们被书写在一张纸、一份报或者一本书上，就是zero，一个零。但是，只有在你翻开这一个封面，逆着光从背后逐字识别的时候，它才能组成一个单词，才能变成一个零，这是一种被印刷的目光——当从左至右变成从右至左，当正面看见变成背面组词，那一张《试刊号》才能正式变成创刊号。而这一本被印刷甚至被出版的书的封面，已经把这种背反变成了现实：一个大大的零，〇，椭圆，灰色，醒目，一本即将被阅读的书注解着那个“零和博弈”的结局。
从封面开始，〇是不是就是一种中和，左和右，又和左，顺光和逆光，在合一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完整体？那么当“我”面对玛雅把那些赢家都变成失败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完整体：是他们从赢家变成了失败者，还是我从失败者变成了赢家？失败和成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总是在一种整体中结合，看不出谁付出了失败的代价而郁郁寡欢，也看不出谁获得了既有利益而沾沾自喜，就像天真和成熟，就像像父亲的男人和像女儿的女人，在性和爱的暧昧中变成了自由之人。
但失败者总是首先到来。当年过五旬的科洛纳，也就是我，在单身公寓里发现自来水不再滴水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昨天晚上还有水，但是今天早上却变成了空白，像一个梦，一个未醒来的梦，如果从因果论来看，当这个结果猝然而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原因？房东说原因是阀门关了，但是这不是最先的原因，当我想到最先的原因时是害怕的，因为自己没有关闭阀门，那么一定是有人进入了房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今天早上到来之前关闭了。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在早上到来之前的晚上，当另一个神秘的人制造了这个结果，那么他一定不是“万因之因”的上帝，他更像一个魔鬼。
这仅仅是一次神秘事件？对于我来说，却是在我成为失败者的生活中加入了更多宿命的东西，两年的婚姻破裂，我被安娜抛下，这是一个失败者经历的事件；懂德语的我在迪·萨米斯教授的注视下无法接近费里奥教授，这也是一个失败者尝到的无奈滋味，“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这是我对自己命运的注解，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在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将我从人生赢家的定位中逐出，“在那里，不是孩子记恨父亲，而是父亲记恨孩子。”所以当早上的水龙头终于不再向外滴水的时候，我的失败体验已经延伸到了最微小的领域。
而这个微小的领域却是令人不安，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就在不久前，一起工作的布拉加多齐奥死了，死在那条曾经出现过连环杀手的那个路口，出现在战时沦为废墟的那条街上，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因为布拉加多齐奥经常和我谈起一些事，这些事在历史中已经盖棺定论，已经被灰尘覆盖，但是在他看来却并不是真正的结局，他在推测和调查中，发现了事实表面之外的秘密，和另一个人的死有关，和一群人的覆灭有关，和一个阴谋的掩盖有关，或者和谎言有关。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不明不白死去的时候，我对于失败者的理解似乎又多了一种阐述：我变成了潜在的被害者，将和布拉加多齐奥一样，会在某一个日子命丧在连环杀手出没的那条恐怖的街上，而自来水不向外滴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从结果推测原因，又从原因推测结果，似乎一切的原因和结果都已经写好。这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发生的一幕，如果时间向前，在那个原因之后的结果就会出现，那么对于我来说，可以选择让时间以背反的方式逆向而行，也就是说现在的“早上八点”回到和布拉加多齐奥在一起的时间，那个时间他是不死的，甚至我也不是失败者，因为西梅伊那天邀请我去做一件可以改变现实的事情，而这件事正像所有失败者的梦想一样，诱惑着我：“有朝一日写一本书，从而赢得荣誉和财富。”
从六月六日星期六回到了四月六日星期一，仿佛是从失败者的状态回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期盼之中，声誉和财富以数字的方式呈现：在一年时间里会得到每月六百里拉的报酬，之后的六个月里，会得到一千万里拉的现金，而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会赚到八千万里拉，“之后，您可以不紧不慢地再找工作。”只有金钱，没有后顾之忧，不紧不慢找工作似乎也成了人生赢家的写照。这是一种诱人的工作，这是摆脱失败者阴影的希望，而西梅伊提供的工作就是以背反的方式消解一种时间意义。
“一本书。是一位记者的回忆，讲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忙于筹备一份报纸，而这份报纸永远都不会面世。另外，这份报纸的名称应该是《明日报》。就像政府的一句格言：明日再说。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明日：昨日》。”一份命名为《明日报》的报纸，一种永远不会面世的新闻，“明日再说”其实并不指向明日，而是把昨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发表在明日的报纸上，一种预测，一种揭秘，当新闻被以这样背反的方式出版的时候，它本身具有了一种消解意义：这是新闻还是旧闻？而在这种背反里，作者也被消解了，“等书写成之后，您就要消失。”拿着钱消失，作为人生赢家消失，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诱惑，而在新闻里，本来作者也只是一个工具，一种署名，他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存在于历史的价值。
而西梅伊似乎把这种消解拔高到一种关于追求自由的使命：“本书应该让人想到另一份报纸，它要展示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尽力实现一个独立于所有压力的新闻典范。要让人们明白，实验的失败，是因为不可能创造一个自由的声音。为此，我需要您编造、设计、撰写一部史诗。”用自由来书写历史，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是要和政府和官方的历史相对立？是不是在明日的借口中又回到昨日，甚至回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今天？
这是一种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还是和现实进行抵抗的自由主义？“我们会通过深度报道，外加调查，以及出乎意料的预测，来谈论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明天其实是对今天和昨天的否定，是以背反的方式来记录现在的历史，看起来这的确是一种新闻使命，正像布拉加多齐奥所说，“报纸会说谎，历史学家会说谎，如今的电视也说谎。”爷爷曾经作为游击队被关进集中营，父亲在现实里死于酒精中毒，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在这个说谎的世界里，他就需要这样一种担当：“于是，我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去发现各种阴谋。”
历史充满了阴谋论，而媒体总是选择沉默，为什么今年冬天的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电视台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为什么“空气污染正在影响几代年轻人阴茎的大小”的新闻会成为一种笑话？为什么只要预付一笔费用，就能够得到镶嵌在相框里的证书，徽章，以及各种小玩意。而成为马耳他骑士？为什么去自由妓院知识分子被他们说成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艺术史？每一个为什么其实都被掩盖在谎言之下，都变成了官方说法。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那个掩盖在谎言之下的“为什么”和历史有关，和墨索里尼有关：当一九四五年，墨索里尼在盟军突破防线之后，放弃了加尔达湖来到了米兰，躲进了市政厅，但是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到底做了什么？是命令瓦尔泰利纳的一处要塞进行抵抗？还是在最后的旅行中被德国人营救？或者是在那一场命名为“短剑行动”中他已经走向了末路？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关于墨索里尼最大的疑问是：那具在洛雷托广场的尸体是不是就是如历史所书写的就是墨索里尼的？
“注意：墨索里尼最后一次在认识他的公众面前出现，是那天下午在米兰的主教府邸。在随后的旅行中，他都是和亲信们在一起。在被德国人接到之后，他又被游击队逮捕。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只是在照片或者宣传片里见过他，而没有见过他本人。在最后两年的照片里，墨索里尼是如此消瘦和模糊，以致有人窃窃私语——尽管只是说说而已——说那不是他。”从质疑开始，到否定终结：“我将能够证明，洛雷托广场的那具尸体并不是墨索里尼的。”调查，寻找，发现，而最后的结论就是布拉加多齐奥对于谎言的揭露：“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是经过了改头换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欺骗当中。我对你说过，永远不能相信人家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他会在《明日报》上刊登独家重磅新闻？他会把历史扔进垃圾桶？可是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曾经遭受了谎言之害的人，一个经历了家族变故的人，当他的尸体在那条小巷里被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以自己的死让墨索里尼的死回到里历史，是不是意味着一条已经成为废墟的街仍然会死气沉沉，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明日只是昨日的一个延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的调查涉及一百件事情，那么至少有一件他猜中了，所以才被灭口。”西梅伊如此解读布拉加多齐奥的死亡，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布拉加多齐奥也死在不自由的昨日，而明日报更只是一种借口，一个阴谋。
在我会见西梅伊的时候，就说起过这份《明日报》的幕后人物就是维梅尔卡特骑士，一个本身就控制着出版“帝国”的人生赢家，而他要办这份报纸，只是“希望跻身金融界、银行界，最好还有大型报纸的顶级沙龙”，那种“在一切方面讲真话”的承诺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积累，“印数很少，而且是私密的”怎么会成为一种公共读物？怎么能够变成改写历史的证明？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变成了含沙射影的文章，环境会影响生育的文章也被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布拉加多齐奥的调查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事，所以当他被杀死之后，这份明日报试刊号就停止了运转，“维梅尔卡特骑士确定，《明日报》这整件事对他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决定了结此事。”
这是一个阴谋之外的阴谋，而其实在《明日报》为试刊号所做的努力中，都在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寻找所谓的自由和真相。记者所写的语言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而美其名曰是“读者的语言”；新闻的根本原则是“事实与观点分离”：借助引号，在文章中插入一个目击者的生命，让他代表路人或者公共舆论者，而其实只不过是记者自己的杜撰，因为，“加上引号之后，那些声明就变成了事实，也就是某个人发表了某种观点的事实。”另外，还要反驳，不是反驳谎言，而是在反驳中证明“对反驳者可信度的质疑”；要建立所谓的档案，“这样，在撰写各种文章的时候，就能够掌握某个人的所有行为不当之处，也就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去四处寻找。”要重新利用虚假的新闻，“一个丑闻总会令人联想到另一个丑闻，我们只需要影射坊间的某些谣言。”
像一种游戏，而这种戏谑的方式在那些所谓的星座运势、填字游戏得到了更多的阐释，而编辑部所选用的问答题几乎就是在一种既定事实中找出其“合理”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要从左向右写字？“因为不然的话，句子就会以一个句号开始。”为什么手指有十个？“因为假如是六个的话，摩西十诫就会变成六诫。”为什么上帝是完美的存在？“因为假如他不完美的话，那就成了我表弟古斯塔夫。”为什么妈妈总是妈妈？“因为假如她变成了爸爸，那么妇科医生就不知如何维持生计。”为什么指甲会长长而牙齿不会？“因为不然的话，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会吃牙齿了。”……
为什么的疑问，不是为了寻找答案，不是为了找出原因，而是在因果的必然性中制造戏谑的效果，而这种戏谑不仅解构了那些存在的合理结果，也把原因变成了笑话。而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正在发生
的一切，似乎都在这样的“为什么”和“因为”变成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嘲讽。而在编辑部里作为副主编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走到了这种尴尬的境地，婚姻失败的我爱上了可以做我女儿的玛雅，玛雅也在我的身上找到了父亲的感觉，这是一种不伦之爱，却比正常的爱更炙热，更激情，更疯狂，原因就在于两个失败者找到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办法。我的失败是一个阴影，而玛雅呢？“我处在一个洞里，永远也不能成为，比如说报道海湾战争的特派记者。”处在洞里的玛雅，被布拉加多齐奥说成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她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那种走出洞里的感觉，而在我看来，这是失败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契合，“没有比两个失败者的愉快相遇更大的成功。”
这是一种两个人都渴望的爱情？但是，“对于这种疯疯癫癫的人，除了再开始做爱，又能说些什么呢？而在做爱的时候，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一个赢家。”除了做爱之外自己就是一个赢家，而爱情的意义最基本的不是做爱吗？当做爱被排除在外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失败？所以从不伦之爱来说，失败变成了成功，一种背反被合理化了。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死去之后，我和玛雅匆匆离开了没有滴水的公寓，离开了那条有连环杀手的小巷，离开了关闭了的《明日报》——当一切又回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的时候，逆向回到过去已经完结，而面对明天似乎刚刚开始。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会放在何处？那些历史的谎言需要谁来揭发？我的离开和《明日报》一样，也只不过是一种谎言，就如那本英国纪录片上的最后字幕一样：“欺骗是思想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状态的思想。”这是对历史上的“短剑行动”的解读，也是对活在背反现实的一种注解。
理想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当逃离了自我设置的死亡威胁之后，玛雅向我展示了“明日”的生活：
我们可以置身这些游戏之外：我重新开始做德语翻译，你重新给那些放在女性发，或者牙医候诊室里的杂志工作。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看—部好电影，周末到奥尔塔来。让所有人都见鬼去吧。我们只需要等待：一旦真正变成第三世界，我们的国家将充满活力，就好像到处都是科帕卡瓦纳。女人是王后，女人是国王。
当阳光下的圣朱利奥岛重又闪烁着光芒，我仿佛看见了明日的希望，我仿佛成为了人生赢家，但是明日和昨日，真实与谎言，失败与成功，以及生与死，父亲与女儿，怎么会成为一个整体？它是一个〇，椭圆，灰色，醒目，万因之因不是上帝，它是魔鬼，就像那个为什么的戏谑问题一样：“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因为假如它们相遇，在上面锻炼的人双腿就会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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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51109·1234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亚马逊26.50元 | |
| ISBN：9787208124431 | |
| 页数：126页 |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许你们有问题要问我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我也很想问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小说作者曼佐尼先生，其实他也应该关注一下你们，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问题是存在的。世纪文景出版，软精装封面，59.00元定价，而且文字作者是翁贝托·埃科，在被塑膜包裹的封面上，这一切以一种豪华而且经典的方式凸显出来，不是“只见其表”的外观式判断，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这个世界就应该指向这一条没有岔道的路，所以在小心翼翼撕掉塑膜，认认真真读完腰封，仔仔细细打开书本的时候，是分明带着一种致敬的态度来阅读这个故事。但是在一个以“在很久以前……”为开端，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终结的故事里，其实没有了欣喜，没有了致敬，包含着马可·罗兰采蒂大量插图也只能撑到126页的故事，以翁贝托·埃科的大名却缩写到33000字数的小说，也在我不到一个小时的翻阅中合拢。
作为“留住故事”系列的一部，意大利的霍尔顿学院和“共和国图书馆-艾斯布雷索出版社”创意推出的这个系列是为了留住经典，“专门拯救那些近千年来即将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文学故事。”带有那个“留住故事”的标志，说明这个故事已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包括《唐·璜的故事》、《罪与罚的故事》、《大鼻子情圣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在内的“留住故事”系列，很明显面对的是孩子，也就是埃科所说的“你们”，而在这个被塑膜包裹起来的豪华而“经典”的世界里，是看不见“你们”的，看见的只是“致敬”，只是软精装，只是59.00的定价，只是像标签一样的“翁贝托·埃科”。
而所谓的致敬只是“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翁贝托·埃科把他称作是“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的人，“因为写这个故事的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先生，是二百多年前米兰的一位显赫人物，他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看上去有些忧郁，就是这个人，执着地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的烂纸里发现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事大约发生在一六几几年。”一六几几年隔着翁贝托·埃科两百多年的时间，而隔着我则是完全未知的距离。据说，《约婚夫妇》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是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和《神曲》并称意大利文学双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在意大利，它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但是却也成为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
这里似乎就有一种谁是读者的问题，翁贝托·埃科在《这个故事从何而来》里也说到：“有些成年人看见你们在读这个故事，就会让你们别再读下去，因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写的这本《约婚夫妇》实在无聊，既没意思又不好读。”曼佐尼用20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小说，并成为意大利的文学经典，当然是意大利文学的骄傲，所以埃科就把它提升到一种国家意义，“《约婚夫妇》这本小说在意大利读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以往的二百年中，意大利的长篇小说乏善可陈，而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却涌现出了传世佳作。由此看来，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的确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小说，它对所有后世作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认为它没意思的人。”二百年的时间影响了许多作家，当然包括埃科，但是这似乎并不适合学生阅读，所有小说必然会遇到读者的偏差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生读者和曼佐尼的经典之间有着某种隔阂，而埃科似乎就是为了化解这种隔阂，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于是曼佐尼的经典，在埃科那里变成了这个故事，埃科讲述的这个故事，又会变成“留住故事”——他和你们之间，埃科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他阅读故事，他也书写故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起到了一种“读者创造”的意义，而这种创造是微弱的，完全改变的语言习惯和叙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功利。
没有读过曼佐尼的小说，于是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陌生、未知的埃科世界，这是一种普及，一种留住，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近似童话的故事里，读到了从杀人者而出家做修士的克里司多福罗，读到了专横跋扈的堂罗德里戈，读到了被拆散的约婚夫妇伦佐和露琪亚，读到了被救赎而皈依的无名氏，读到了暴力和宗教，读到了集会和抗议，读到了阴谋和瘟疫，读到了善良和拯救。而种种经历，种种遭遇，目的便是在弘扬一种美德，“好像曼佐尼先生是为穷人撑腰的，穷人总是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此外，他对坏人也绝不心慈手软。”
露琪亚·蒙德拉和伦佐·特拉马利诺，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他们本应该享受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却遭遇到了坏人，堂罗德里戈老爷拥有权势，也欺男霸女，雇佣打手把两个人分开，而在露琪亚和伦佐被拆散之后，他们无法在一起逃亡，于是各奔东西，一个进了修道院，一个流浪遭遇了抗议和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有着不同的坏人，专横跋扈的贵族青年埃吉迪奥，被引诱而变坏的吉特罗黛，肆无忌惮的浪子无名氏，打手尼比奥等等，在这些坏人面前，露琪亚被抓被打。而另一边的伦佐，则在“三十年战争”的前沿，遇到了抗议的人群，最后却认为他是在煽动民众反封政府而被逮捕，最后又在混乱中跑出了城，但是他似乎一直没能越过米兰打工的地盘，前往威尼斯共和国。
实际上，没有去往威尼斯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政治救赎的理想，而转向道德和宗教救赎。曾经一起见证了露琪亚和伦佐的爱情，并让他们成为约婚夫妇的修士克里司多福罗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甚至还把仇人杀了，但是他最后做了修士，“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而是因为他内心饱受煎熬，真心渴望悔过。”悔过是因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曼佐尼这样安排是因为，在他看来，“忏悔和原谅比报仇雪恨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在露琪亚逃亡过程中，她遇到的那个恶霸无名氏，也是在一种忏悔中起了善心，露琪亚跪倒在他面前，央求他放过自己，并说出了一句他从未听过的话：“上帝会因为一个仁慈之举而宽恕你很多罪恶！”
为什么铁石心肠的无名氏产生了怜悯之情和悔恨之意？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而看到上帝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许多罪恶，所以实际上在无名氏的内心里，善恶是分明的，只不过露琪亚的哀求刚好打开了他内心向善的那道门，“人性本善”似乎是曼佐尼的一个信条，“人当然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状况变得卑劣或邪恶：堂安保迪奥当神父并非出于本心，因为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来摆脱生活的困境；吉特罗黛走入歧途是由于那个时代不公平的继承法所造成的，她的家人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孝子贤孙”；堂罗德里戈是个流氓无赖，这是当时那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所造成的；也许那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在这样一种社会性的恶面前，人只要不丧失良心，只要自己主导行为，就可以像无名氏一样。
“就这样，上帝开恩”，杀人的卢道维柯成了神父克里司多福罗，作恶的无名氏变成了“开明士”，上帝成为他们皈依的目标，而在约婚夫妇的流浪过程中，使得他们最终走在一起的似乎并不是上帝的力量，或者说并不是完满的拯救，而这也正是曼佐尼小说存在争议的地方。本来露琪亚已向圣母发愿，“所以就再也不能嫁给伦佐了，还要彻底将他忘掉。”但是在露琪亚万念俱灰中，在伦佐颠沛流离中，一场大瘟疫，让他们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一场瘟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人染上瘟疫死去，而伦佐也染上了瘟疫，但是最终死亡却没有降临在他身上，而在他回去之后奇迹发生了，感染过瘟疫的露琪亚也痊愈照顾者一个恢复中的女人。他们在瘟疫中团聚，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最后，伦佐、露琪亚和安妮丝夫人一起搬到了贝加莫，在那里伦佐慢慢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缫丝厂，他和露琪亚也没有忘记为这个世界添上一群孩子，安妮丝的小外孙们每天都要在爸爸的面颊上留下亲吻的痕迹。”
用制造瘟疫的办法让伦佐逃离坏人的追逐，从而顺利回家，最后和露琪亚团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在曼佐尼那里，不管是坏人变坏，还是降临的灾难，似乎都看成是一种天意，“正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埃科这样说，也就是说，曼佐尼设定了一种天意，无论是好人的庇护，还是坏人的从善，都是在天意之下转变过来，“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这自然符合曼佐尼的世界观，但是当瘟疫也成为一种天意的时候，却存在着某种争议，瘟疫的确清除了很多污秽，“它让堂罗德里戈和格里佐一命呜呼，让堂安保迪奥复归平静，让人们忘记暴动的事，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为难伦佐，它还让伦佐与露琪亚劫后重逢。”用瘟疫去除污秽，用瘟疫让爱人重逢，但是瘟疫毕竟是灾难，露琪亚和伦佐经历了瘟疫不死，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要将此归因于天意，似乎有一些勉强，甚至是对灾难的消费，而在瘟疫下，天意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从来不给任何人面子，通常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打击，让他们葬在同一片墓地中。”米兰三分之一的人丢掉性命，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难以逃脱天意，所以在这样一种灾难中，曼佐尼的选择性设置看起来主观味道太浓，也把整个故事当成了一种道德说教。
“曼佐尼先生告诫我们要笃信天意，其实是想鼓励我们要有扶危济困的善良意愿，就像他小说里写的那些帮助弱者的人一样。”虽然埃科还是给曼佐尼一种正名的解读，但是在这个“上帝开恩”的故事里，道德和宗教也完全贴上了标签，甚至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曼佐尼的原著没有阅读，实际上在埃科“留住名著”的缩写中，曼佐尼本身也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空洞的符号。“留住故事”是为了留住读者，而当读者的对面从作者曼佐尼变成作者埃科，或许留住的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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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40425·1069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4.00元亚马逊26.90元 | |
| ISBN：9787532754557 | |
| 页数：532页 |
我一辈子都花在想象其他世界的物种上 但是当上帝要我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的时候，不是孕育一个奇迹，而是产下一个可怕的东西。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奥托说得没错，事实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一个骗子，我活得像个骗子，以至于我的精液也制造了一个谎言，一个死去的谎言。我于是恍然大悟……
上帝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传说？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只有被藏匿的自己？所谓信仰绝非是一个听从圣谕的奇迹，那想象的世界里，有着不一样的物种，有着和自己不一样的谎言，当波多里诺以一个骗子的方式完成一种虚幻的创造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王，不是帝，不是父，也不是上帝，君臣或者父子的谱系中从来没有听命的延续，一个谎言的背后是另一个谎言，一种死亡面前是下一个死亡，活着像一个骗子，死去像一个骗子，父亲像一个骗子，孩子像一个骗子，在一个续承而不变的命运深处，即使你用划线删除的方式，抵达的也只是一只手的隐藏。
腓特烈死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在那条河里，尸体就如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总是伴随着一个帝国的征战荣光；而那只叫“葛拉达”的圣杯呢，在一个连环揭开的审问中，也最后成了如父亲使用的木碗；甚至那个和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寻找，最后也只是在东方贤士的不断死亡中，成为一个逃离的噩梦，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似乎只存在于奥托那个临死的遗言中。而波多里诺的实践、引领和逃亡，只不过是不断走进死亡的记录，当他最后成为那个柱头隐士的时候，所有人看见了一个在高处睿智如上帝的人，也看见了赤裸如一条虫的人，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驾崩成为最后的一个谎言，而事实呢？无非是在未知的怪病掩盖下成为一个无法回溯的传说，杀害这个词或者太过血腥，而那被沾染上的弑父之血的罪恶在波多里诺那里完全变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救赎，向上爬，再向上爬，柱头却只有一个顶点，当赎罪的波多里诺看见底下那些祈祷的人，他看见的绝非如上帝一样的荣光，而是悲悯，“我准备净空我的灵魂和智慧，从此抵达精神的国度，我会在黑暗中通过烈焰的途径完成我的旅程……”那一句重复伊帕吉雅口中的话其实是在重复一个没有自我的文本世界，那爱情，那肉欲，那拯救的灵魂在已经被抽空，只有黑暗的荣耀，只有遥远的孤独，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那伸出的手遮挡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如此睿智？”波多里诺的回答只是：“因为我隐藏自己。”那只手里藏着掌纹，藏着干过的一切罪过，藏着书写的记录，藏着一个谎言般的历史。
“一名编年史的作家绝对不能相信如此不确定的见证。将波多里诺从你的记录当中删除。”睿智的帕夫努吉欧在波多里诺离去的时候，把那些记录的文本看成是他自己的故事，一切出自他的口中，一切也成为一个骗子的叙事，而那段真实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呢，不是诞生在远方沼泽地的蛮族故事，可是不要相信历史的最终代价是，连谎言也最终被删除：“不要白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不相信是因为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次文本记录。其实，一切的征战和寻找，一切的肉欲和爱情，一切的信仰和救赎，早已经写在了“不会写拉丁文”的羊皮纸上，当划去“做了”写成“犯下”，当划去“太臣”写下“大臣”，当划去“主神”而写成“主”，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一五五年十二月欧拉里欧氏族波多里诺的记载中那段“杀和屠杀或宰杀我几乎会写拉丁文并不是我不懂拉丁文因为我用一本拉丁文书学会识字所以有人对我说拉丁文我懂但是问题在写我不会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入口，那文本的记录里是拉丁文语言的缺失，是一个帝国历史的缺失，也是那个关于征战和死亡预言的缺失，就像法斯凯特森林的浓雾，笼罩在一个手指疼痛的书写故事里，所以最后波多里诺伸出手隐藏的自己的谎言就像他看见的那一头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独角兽，“一头真把角放进处女肚子的独角兽”，那肉欲的发泄从来都带着原罪。
原罪里先出现的是一个丧失的父，那也是一个确实的传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我父亲认为十二岁，而我的母亲则希望我已经十三岁，显然是因为她努力让我成长在对上帝的恐惧当中，让她觉得时间较为漫长。当我动笔写字的时候，肯定已经十四岁。”十二岁，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在模糊的记忆中，波多里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自己，所以即使在羊皮纸上涂写着一个遗落的传说时，也只是用自己并不懂得的拉丁文书写，“经过了十二年在两条河川之间的挣扎之后，我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其实，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的陈述和回忆明白地表明着自己的迷失，“你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是他在用力抵达那个泛拉丁帝国，那个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统治的帝国。奥托主教找不到撰写的《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最初的版本，也就意味着那个帝国只是一个谎言，而拉黑维诺教不多力诺拉丁文文法，是要重建一个虚幻的帝国，“你说得没错。至少有一回，我用一个谎言救了一座城市，而且是我自己的城市。”拯救的历史重任降临到波多里诺身上，那也无非是一个和拉丁文有关的知识体系。
作为腓特烈的亲舅舅，奥托主教给波多里诺的任务就是重建自己文本遗失的帝国：“如果你想成为文人墨客，或甚至有一天撰写历史——如老天同意的话——你也必须说谎，发明一些趣闻，否则历史会变得单调无比。”这个把诗人说谎当成高尚事业的人在临时之前为波多里诺设计了一个重新寻找缺失的统治力的谎言：“基督徒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是在摩尔族以外的地方。耶路撒冷和非基督徒的土地之外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一个懂得联合两个王国的皇帝，会将非基督徒的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贬为失落在其荣耀的汪洋中的两座遗弃的孤岛！”这是处在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征战的目标，在中心之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想办法让腓特烈往东方去，因为在那里才有照亮他成为王者之最的光明……把大帝带离米兰和罗马之间这一片困境……否则他至死都会被黏在这个地方。”而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必须成为一个高尚的诗人，高尚的说谎者。
所以，波多里诺的巴黎学写变成了对于谎言知识的某种追逐，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七艺，有法律，有医科，还有魔术，而在这些知识体系之外，多于波多里诺来说，吸引的却是用阿拉伯文思考，用普罗旺斯语描述的阿布杜，以及那一个不是球体而是如圣体柜的大地形状。这是一种新的想象？对于知识体系而言，也意味着某种虚幻，所以巴黎之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这是关于一个绿蜂蜜的诱惑而已。吃下绿蜂蜜所看见的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爱情，这是一股欲望之后像真实的存在，伊甸园一般的神话诱惑，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仿佛那个独角兽的故事又开始苏醒，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出现在波多力诺面前，却是美丽无比的勃艮第的贝阿翠丝——红胡子腓特烈的皇后，波多里诺的“母亲”，“因为贝阿翠丝除了优雅、聪明、无比的温柔之外，还拥有了‘缺席’这一项优势。”缺席的欲望在绿蜂蜜的世界里成为真实的存在，那些信件，那些“回信”，都成为波多里诺构筑自己世界的道具，像阿布杜一样写情书，在“我向你致意，我的心，我的躯，我的喜悦……”中满足某种对缺席世界的欲望，甚至在告别巴黎回来之后”诱惑“皇后，”为了避免拥抱，波多里诺把双手摆在身后，但是他们的嘴唇已经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之后，也跟着张开了一点，而这一开，已经足以让他们在那一瞬间，仅仅在持续非常短暂的亲吻那一瞬间，透过半开的嘴唇，轻触彼此的舌尖。“像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又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独角兽抵达了女子的身体，在那里完成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当皇后生下孩子的时候，波多里诺总是感觉自己是孩子的父，而这种父性的移植自然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原罪：”他意识到就在那一刻，他同时犯下了四种罪行：他侵犯了皇后的尊严，他因为偷情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他背叛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还有他向复仇的可耻诱惑让了步。”甚至还有“用一种难以磨灭的方式去玷污心中偶像的贞节”的第五种罪。
缺失的欲望，造就了缺失的父性，波多里诺只不过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作为延续者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却总是带着无法消除的罪恶感，而在猝死的皇后之后，波多里诺和柯兰迪娜的婚姻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但是那个独角兽却一直没能实现欲望，柯兰迪娜那个肚子里死去的孩子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也是使命破灭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而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骗子，在绿蜂蜜、独角兽的世界里制造精液，制造父的神话。
父的神话缺失完全是波多里诺出生的一个谎言，腓特烈是他的父，而其实，自己的真正父亲却是意大利山村的一个农民欧拉里欧氏族加里欧多，波多里诺曾经返回故乡找到父亲，却原来是一个关于征服和被征服的城市语言，腓特烈围城那座城市，而父亲的城市却没有被命名，所以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失去父也意味着失去城市，而城市免于围攻，也只能接受一种重新命名的命运：“了解吧，他并不使用新城市或亚历山大这些名称，因为没有他的允许，一座新的城市不能存在，他仍然使用罗伯瑞托这个老城镇的名称，就好像这座城镇只是稍事扩张罢了。”而他在父亲和腓特烈面前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臣服，一种是共谋，而这两种角色也使他成为两种“儿子”，“厌恶流血的我，原本希望让两只手保持干净，并拯救许多其他人的生命，但是看看因为吾我而造成的这一场屠杀，这些死者都背在我的良心上面！”对他来说，命运却是无法选择，一座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一座城市的衰落。
所以对于奥托那个寻找约翰王国的努力，变成实现父的神话的另一条途径。在教堂里三名东方贤士完整无缺的遗体成为波对力诺编织谎言的开始，那是新基督教的传说，寻找圣物就是寻找神，寻找主，寻找王的诱惑：“不过我也认为，一件圣物必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找到位置，才算真正站得住脚。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之外，东方贤士可能只是一个地毯贩子的骗局；但是在祭司王约翰的真实事迹之内，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见证。”为三具遗体找到一个新的伯利恒，波多里诺开始了新的虚构，那些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函是一个有关历史的文本，里面提到的圣物或者叫“葛拉达”，或者叫“葛拉”，或者叫“真血”，或者叫“葛拉萨”，或者叫“葛拉兹”，但是在不同的名字后面，却从来没有人提到那是一个杯子。
那是遥远的传说，在左西摩的预言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虚伪或者邪恶，在那个黑暗的通道里，那些头颅的启示对于波多里诺来说，恰好是寻找约翰王国实现父的途径的最理想办法，左西摩的那份斯玛士那份地图似乎准确标注着那个遥远的王国，那个实现新的秩序新的统治的王国，那个奥托临死前遗言里勾画的新世界。“不过，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四处是大骗子，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放弃寻找他的王国。实际上，科斯玛士的地图依然存在，只要找到左西摩，把地图夺过来，然后出发前往未知的国度。”所以波对力诺的伟大行程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变成了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教皇于是召唤欧洲所有的君王，以十字为构标志发动第三次东征，解放再次遭异教徒征服的耶路撒冷。”而腓特烈则取径陆路，带着一万五千名骑士和一万五千名随侍从拉拉蒂斯邦出发，前往那个未知的国度。
波多里诺和诗人等人则成为“东方贤士”，甚至带着被绑着的左西摩，“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剩。如果你们带我一起走的话，我以神圣使徒之名发誓，我会成为你们的奴隶，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为你们找出一条路径，带你们直达祭司王约翰的国度。”这是左西摩的话，其实也像一个预言，在东征的途中其实实施的是一个杀死腓特烈的阴谋，那间真空装置的房间终于使腓特烈一命呜呼，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至圣“葛拉达”的守护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希望，这个恺撒、奥古斯都和圣查理曼的惟一合法继承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死去。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却是一个伟大梦想的破灭，寄托或者借口，在那间房间里消失，多年构筑的关于父的传说真的变成了一个谎言，即使制造了河里淹死的假象，也只是为了逃脱腓特烈真正儿子的问罪。
这像是一个悖论，波多里诺离开生父拜腓特烈为父亲，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满足，而腓特烈之死却又将自己的关于父的虚幻世界推翻，面临的又是另一个子对自己的惩罚，所以腓特烈之死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出现，而那个被定义的约翰王国变成了另一个父，一一九〇年六月，像东方贤士一样去寻找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变成了最后的谎言，而十二贤士的真正目的也绝非是为了寻找基督拯救的那个王国，不是为了寻找神主的救赎，每个人都怀着不一样的目的：“不过这样的淘渴望对每一个人来说，差异却越来越大。波罗内和奇欧只想找回‘葛拉达’，就算他们并没有抵达祭司的王国也没关系；对波多里诺来说，找到这个王国一直是他不可抑制的欲望，就像可以寻回失落部族的所靳罗门拉比一样；至于‘诗人’，不管有没有‘葛拉达’，反正他要找的是一个王国，而且任何一个都行；阿祖鲁尼是惟一企图逃离家园的人，而阿布杜——大家都知道——认为走得越远，就越接近他那一位纯情欲求的对象。”
在迷途的时刻、停歇的乏味以及痛苦的波折，这是将近四年时间的寻找，他们经过布布克妥的黑石，经过沙罗帕塔纳贫苦的城市，也经过阿布卡西亚的森林，他们遇见无以计数的蝎子，遇见色彩丰富鲜艳的毒蛇，遇见长着两三个头的蛇群，遇见披着如鳄鱼般的鳞甲的螃蟹……在这个怪异的世界里，他们其实是走进了迷失的黑暗之中，抵达彭靼裴金则意味着一种虚幻世界的破灭，这个没有任何敌人，只有虔诚的基督徒的城市里，他们遇见了助祭约翰，却把彭靼裴金的阉人说成是异教徒，说成是违背圣父圣子同一圣体的异教徒，这是对上帝的亵渎，都是“让上帝隐藏在后面的面具”，而助祭却也是一个有着麻风病的病人，背着一个秘密却无法得到权贵，“我要求阉人通知我的父亲，让他知道我没有办法继承他的王位，并尽快培植另一个王储——或甚至告诉他我已经丧命，让我可以藏身到同病相怜的人集中的地方，而从此不会有人听到我的消息。”所以这样一个带着疾病的事实也摧毁了关于圣父创造圣子的传说，“所以，圣父创造出来为人类赎罪的圣子并非源自圣父的本体，而是后来才被孕育出来，肯定是在世界创始之前，并高于其他的生物，不过也绝对低于圣父的位格。”
王国的贾瓦盖甚至说，耶稣的力量不如上帝，他甚至只是一个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当初宣布让查理曼列圣也像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对于约翰王国的寻找变成了一个变故，就如那个叫“葛拉达”的圣杯，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生父的木碗，“简单、贫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杯子就在眼前，每个人伸手可及，“但是却没有人认得出来，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像认不出的耶稣，认不出的父亲，缺失的世界砸向波多里诺。而在这个倾圮的世界面前，波多里诺却像救赎一般看见了那一头独角兽，以及独角兽身后的女子。
伊帕吉雅，所有人都叫伊帕吉雅，“所有的伊帕吉雅人都叫做伊帕吉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是一名伊帕吉雅人。”同一个名字，是没有自我的重复，还是整体的独一无二，这个八世纪之前埃及亚历山大的女人现在却成为一头独角兽后面的复活者，没有绿蜂蜜，没有幻觉，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像是看到了真实的爱情。而这种真实就如伊帕吉雅所说，在事物的对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邪恶不是上帝创造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上帝虽然不希望如此，但周遭还是找得到邪恶，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阴暗面。”这便是上帝的疾病，完美意味着没有邪恶，没有阴暗面，但是并不是完美至上的是上帝，而是上帝在“散发”中消除冲突，控制和谐：“请试着了解，处于饱满状态的上帝，他也可能是一种有相对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的所在，不是吗？”
世界的疾病就如谎言，有时候是消除对立和冲突，有时候是为了和谐，所以在伊帕吉雅面前，波多里诺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所以，一旦证明了们可以从受苦中的繁复世界回到独一无二的上帝身边，我们将可和平与信心，还有让他能够重新组织的力量，以及重拾呼吸韵的活力，重新交还给上帝。”在伊帕吉雅的世界里，波多里诺看到了爱情，疯狂的爱情，对于贝阿翠丝，“我培养的是爱情的念头，所以我不需要一张脸孔。”那是一种缺失，而对于柯兰迪娜，“我和她之间并非热情，而是一种欢乐、温存，以及就像对一个小女孩或小妹妹一样的强烈喜爱”，是一种人性中的光辉，而在伊帕吉雅那里，则完全是那个独角兽的寓言，“从她的腹部开始一直到下面，伊帕吉雅有着山羊的身躯，两条腿的末端则是象牙色的羊蹄。”人和非人，就像邪恶之于完美，就像和谐之于阴暗，是一种相互间的印证，而这种印证是不是也像父与子，圣父与圣子一样，导向一种自然，“至于生出来的小孩，如果是男孩就会交给你，如果是女孩，就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大自然希望的方式。”
但是却不是在一起的爱情，和白汉斯人的冲突中，波多里诺得到的是伊帕吉雅告诉他的逃跑计划：“她全身颤抖地要他转告波多里诺尽快逃亡，因为他的生命面临危险，她啜泣着交代他最后一个留言：她深爱着他，而他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逃回到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寻找约翰王国的结束，意味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终结，意味着寻找圣杯的破灭，但是回到君士但丁堡，回到现实，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片段的终结，腓特烈死亡变成了一个清算的行动，但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腓特烈死于谋杀，甚至左西摩，也只是一个可笑的预言，那个圣物盒里没有“葛拉达”。
“我杀了一个人。这人在大约十五年前杀了我的继父，王者之王腓特烈大帝。”现在的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忏悔，远离了父王，远离了王国，远离了爱情，甚至远离了那一段拉丁文的记录，但是那个关于征战关于寻找的故事真的就在那四年时间里发生过？“但腓特烈是溺死在西里西亚的！”这是一个被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记录，被写在不断划去的拉丁文里，对于波多里诺的回忆，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谎言还是真实？“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了；只是，我不仅遗失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录，而且在试着回想的时候，思绪也越弄越糊涂。并不是因为我记不得发生的事，而是我没有办法赋予某种意义。经过了今天发生在的事情之后，我必须找个人谈一谈，要不然我会陷入疯狂。”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重要的不是叙述的真实性，就像耶稣的意义不是完美，而是在一种对话和书写的对应中找到自己，无论是羊皮纸的读者，还是叙述的倾听者，都在一种虚构和想象的世界里抵达真实，意义并不取决于是用拉丁文还是用阿拉伯文，并不取决于是生父还是养父，并不取决于是死于真空还是河水，并不取决于缺席的肉体还是无数重复的名字，并不取决于上帝的完美还是疾病，意义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历史，另一个上帝：“没有任何意义的故事并不存在，我正是知道如何找出意义的人之一，就连其他人都发觉不出时我也办得到。然后，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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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40224·1057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69.00元亚马逊53.00元 | |
| ISBN：9787532759941 | |
| 页数：750页 |
按照物理学的解释，傅科摆（Foucault pendulum）指仅受引力和吊线张力作用而在惯性空间固定平面内运动的摆。为了证明地球在自转，法国物理学家傅科于1851年做了一次成功的摆动实验，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地球是在自转，傅科摆由此而得名。而在翁贝托·埃科的文本世界里，那个每过120年分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都要重新聚首一次，像傅科摆一样，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能量。这个天大的秘密是子虚乌有，还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或者只是送货的购物清单，但是三个朋友根本已经走火入魔，随后，所谓的秘密不过是他们三人自己的发明。今年正值《傅科摆》出版二十五周年，作者翁贝托·埃科对小说进行了修订，增补了数幅插图，并改写了其中一个章节。本书以翁贝托·埃科于2013年修订的《傅科摆》为底本。
不是傅科摆取决于地图，而是地图取决于傅科摆。你们听懂了吗？那可能是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一张地图，但只要将其置于傅科摆之下，六月二十四日黎明时那注定的阳光识别出那张地图——不是别的地图——上的那个点，耶路撒冷就出现了。
——《第六章 蒂菲莱特》
“取决”是一个动词，一个人为的动词，一个神秘的动词，和实证主义无关的东西，在傅科摆和地图组成的神秘主义历史中，时间成为一个摆动着的物体，它来回，它辗转，它甚至消失，只是当“六月二十四日黎明”出现的时候，那个基督受难的寓言，那个圣殿骑士受审判的传说，何以找到最后的那个点？找到六次寻找和会合的“耶路撒冷”？找到基督避难处？光天化日之下，是袒露在那里的状态，而在它的反面，是地下世界，是统治地下的潮流，那么这个从地下到地上，从阴暗到光明的通道在哪？
在马丁修道院？还是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是在没有意义的地图上，还是在创造的“计划”里？“圣殿骑士懂得秘密不仅仅在于全球潮流地图，而且要找到那关键的一点，脐，地下之脐，世界的中心，指挥的原点。”取决的时间是那个夏至的黎明，是圣约翰日的黎明，而阳光一定要到来，在那一刻缓缓地从窗户中透射进来，照耀着傅科摆，照耀着那一个点，那个世界的中心，指挥的原点，那个重新出现的耶路撒冷。古往今来，众所周知的事，只有等到众人聚到一起，只有等到历史重新演绎，只有等到阳光出现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从别处而来的通道。但是，这太奇妙的见证如果只是一个传说呢？或者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呢？如果傅科摆还在，那个点也在地图之上，“但如果是多云天气呢？”多云是阳光外的另一种存在，是从窗户透射进来的另一种存在，那个点一定会是模糊的，一定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结果是：“那就要等待来年了。”
贝尔勃似乎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假设，一个没有“取决”这一动词的假设，这一天，这一刻，这一点，都变成了如梦一样的东西，那么黎明就刚好是梦醒来的时间，在那个基督受难和圣殿骑士受审判的寓言就变成了阿布拉菲亚关于世界中心的回答：纪尧姆·波斯特尔死于一五八一年；培根是圣奥尔本斯子爵；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里有傅科摆……就如萨隆所说，不是在阿加尔塔，是在别处的通道里。那么就这样在多云的天气里划出一道分割线，“我”所构建的秘密只是回到家里的一个计划。
那个梦在贝尔勃的文档里，那个后缀是.doc的文档替代着一个永远不会来临的神学传说，是梦中梦，又像是同一个夜晚连续发生或者交替出现的情景，和黎明无关，和阳光无关，和地图无关。梦无非是寻找到了自己的通道，自己的那个点，“您做出决定，十行，二十行，一百行，然后程序从电脑内置的计时器提取秒数，使其随机排列，简言之，总是从中提取出新的组合。用十行诗就可以获得成千上万首意想不到的诗篇来。”组合，提取，写作，就如做梦一样，将一个有关上帝的诗篇变成了电脑有关的游戏，“这使人想到，世界的任何表象、任何声音、任何字句或言语都不是它显露的意义，而是在讲述一个‘秘密’。标准很简单：怀疑，永远怀疑。甚至可以让禁止通行的交通标志背后的含义大白于天下。”
这个游戏一直在贝尔勃的世界里成为念念不忘的东西，在同样为.doc后缀的“阿布”文档里，他给这个游戏下了一个指令，将每一个“a”换成“akka”，将每一个“o”换成“ulla”，“那就会出来一段几乎带有芬兰语腔调的话来。”替代的符号，转换成了另一种语言，另一个意义，这种对于诽谤者的一次私人性回击就变成了一个设计好的计划，“神秘的哲学，字母和它那无限旋转置换的世界是一个极乐世界。”正像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行进的“五条道路”上如饥似渴地寻找上帝时，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却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经历，而他的《贺克玛哈泽卢弗》既成为字母组合的科学，又是心灵净化的科学。正如迪奥塔莱维不相信阿布拉菲亚一样，那些字母的顺序完全可能变更，这样一样，一篇文章，一个文档，就可能产生出与其相悖逆的意义，“并且能预兆一些晦涩的推测”。BASIC，小程序，启动，安装，变换，替代，“试一下吧，当INPUT询问你时，你就书写I，H，V，H（雅赫维），并启动程序。也许你会感到不悦：可能的组合只有二十四种。”但是当有一台可以验证一百万个置换排列的电脑，只要用一千四百乘十亿年，上帝那个秘密的真实名字同《托拉》全书一样长。是的，在我眼前的屏幕上就会显示出上帝的七百二十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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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科摆图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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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字母的轮盘 |
这是组合的上帝之名，这是被改写的上帝之名，没有范本，没有地图，也没有必定的一点，可是不管是我，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卡索邦，还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贝尔勃、迪奥塔莱维，都在寻找那个点，寻找新的耶路撒冷，寻找唯一受难的寓言，那套“赫耳墨斯主义”的神秘学丛书并非像保存在电脑上以.doc为后缀的文档，充满了随机性和替换性，他们认为这是伟大的事情，是博学的见证，是解开历史之谜的计划。命名为“赫耳墨斯主义”就是一场冒险，一场随时可能遇到多云天气的六月二十四日的冒险，那个被写在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宙斯的信使、亡灵的接引人、梦神、盗贼之祖、财神、魔术师的庇护神，又是字母、七弦琴、牧笛、音律、重量和尺度的发明人，否定同一律，否定矛盾律，否定排钟律，在链状如螺旋的神秘主义下不断回复到自身，而对于自身的阐释，直接将变动和含混，将无限可能变成了世界的符号。而这一切的旋转创造的秘密就如傅科摆的那根线，就如光线，在绘制着一个令人着迷的旋转轮状，无限是散播，而那一个点就静止在那里，成为一切回到自身的终点。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傅科摆。”第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个神秘主义计划的全部意义，这句被写在“凯特尔”里的句子就像是揭开那个世界的箴言，是的，迪奥塔莱维就说过：“第一个塞菲拉就是凯特尔，是冠冕、起源、原始的空茫。它最先创造了一个点，后来变为“思想”，从此设计了所有的形体……它曾经存在过，却又不存在了，曾经封闭在名字里，却又从这名字中逃了出来。它只有“谁？”这个名字，被人称呼其名的纯粹欲望……”谁的名字，是一个无限的可能，是一个充满疑问的开端，它从起源、原始的地方出发，指向的是所有，是存在和不存在，是封闭和逃跑，像傅科摆。
傅科摆，一个装置，一个无心无脑的自动装置，一个圆球，一条长线，上端固定在教堂祭坛上方拱形的天花板上，当圆球等时地来回摆动时，“描绘出它那宽阔的振幅”，铜质的圆球形锤摆上涂抹着一层从教堂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夕阳余晖，散发出暗淡的闪。这不是黎明，是夕阳，所以那个点成为一个像是与科学实证有关的圆周率，圆周、直径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确实一个无理数，一个像是有着神圣理念的数字，“圆球形锤摆从一端游移到另一端的时间，则是由最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些尺度之间奥妙的协力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尺度就是悬挂点的单一性、抽象维度的双重性、圆周率的三元性、平方根神秘的四边性和圆的完美性。”悬挂只有一点，维度有双重性，而圆周的三元性、平方根神秘的四边性和园周的完美性，让傅科摆成为一种象征，“锤摆的末端无休止地重复刻划和描绘，在短暂的时间里继续讲述着他们从一个冰期到另一个冰期曾经做过、也许在成为‘主宰者’的使者之后仍继续在的一切——也许末端在从萨摩亚群岛前往新地岛的途中，在其平衡点上触及了‘世界的中心’阿加尔塔。”
计划开始了，在摆动中，在一个点的神圣性上，在圆周的完美性上，神秘主义的“赫耳墨斯”开始了，“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的那一刻，傅科摆到达摆动面边界时减缓速度，懒洋洋地向中间移动，在移动途中又恢复了原有的速度，充满自信地杀向主宰其命运的神秘力量的隐形四边形。”而当锤摆的末端接触沙盘，每一次摆动在沙盘上划出的那一道凹槽逐渐扩大，形成缺口和沟谷形状的对称美，而这样的一种摆动形成的艺术，“像曼陀罗的轮廓，一个隐形的五角形结构，一颗星星，一朵象征圣母马利亚的玫瑰。”或者更像游牧民族常年迁徙的足迹，而这种迁徙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计划，“也许圣马丁修道院就是真正的圣殿。不管怎么说，理想的实验或许只有在极地才能实现。那里是唯一的理想之地，悬挂点正好在地球自转轴的延伸线上，傅科摆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明显的旋转周期。”
主宰者、世界的中心，就像那个永远静止的“固定点”，“它无体又无形，既无量又无质，看不见听不到，也难以感觉到；它无居所，不处在时空之中，它不是灵魂、智慧、想象、主张、数字、秩序、尺度、实质、永恒；它既非黑暗，也非光明，既不是谬误，也不是真理。”而这个具有科学意义在一八五一年进行的实验，从天文台转到了宗教先贤祠，最后以“摆锤线长六十七米，锤摆重二十八公斤”的物理形态悬挂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的顶上。从科学到神圣，从天文台到修道院祭坛，傅科摆仿佛具有了启蒙的意义，具有了智慧的意义，而这样的转变是不是会离那个点，离起源、原始的东西越来越远，即使我告诫自己要像个科学家那样，但是那种顶礼膜拜，那种神秘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玩乐，而这样的危险性实际上是在违背博学和智慧，“你好像看到自己被铐在审讯床上，上面有某种活动装置可以把你翻转过来，让那些东西扎进你的肉里，直到逼出口供为止。”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离开荒唐，离开失去理智的游戏。
不是从确定开始，不是从静止开始，“为什么这个有着实证主义色彩和上了油漆的小房子会站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雄狮与蟒蛇雕像旁边呢？”当口令变成砰的一响，那个世界用一种解构和暴力的方式打开了“贺克玛”的世界，“在第二个塞菲拉中，阴暗的阿里夫变成了光明的阿里夫。从黑暗之点涌现出《托拉》的字母。身体是辅音，呼吸是元音，两者皆伴随着虔诚教徒的赞美诗。当符号的音律移动时，辅音也跟着动起来。这就产生了贺克玛——聪慧、知识，这些原始的思想像宝盒似的包含了一切，并且随时都能在创造之中展现。”迪奥塔莱维的话响在耳边，阿布置换的字母，BASIC小程序，上帝的七百二十个名字，以及那可以移动的塔楼出现在计划里。那是四角形的小塔楼，有大拱门，有一口吊钟，而从左边伸出了一只同其他形象不成比例的巨大手臂，握着一支利剑，“好像隶属于被关在塔楼中的那个长翅膀的怪物，从右边则伸出了一支巨大的小号。”这一个装置出现在计划的路上，出现在神秘主义的路上，而那三十六扇窗和一百二十的数字，仿佛就是那个神秘玫瑰十字会的符号，“一百二十除以三十六等于3. 333 333”，保留七位数，也是无理数，也是过分完美，而这数字的组合，数字的逆反，像是走到了科学的归路上，走到了那个和聪慧、知识有关的“贺克玛”，只是它已经从文档变成了相悖逆的文章，“因为我是第一个又是最后一个。我既被尊敬，又被憎恶。我是妓女尊也是圣女。索菲亚”。照片上的这句话是对于索菲亚的一次命名，命名里的悖逆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而我在潜望镜室里看到的是一条名叫“比纳”的河流，“它从源头来，然后分成各种支流，直至全部汇流到最后的塞菲拉这个大海中去——而在比纳，所有的状态都已经事先成形了。”
一个点延伸开来的宫殿，在时间里，在历史中，在世界末日一样的暴政和反抗中。圣殿骑士是不是就是那个点，就是那个历史的源头，然后分叉成不同的河流，他们或者被写在一三〇七年腓力四世逮捕令中，或者在奥蒙率领大家去往苏格兰的逃亡途中，或者在大量的捐赠中在整个欧洲建立的领地上，也或者在围困阿什凯隆的那场大火里，而“一三一〇年四月，五十四名翻供者被判处了死刑。在日落时分，莫莱和沙尔奈双双被活活烧死。”的那个结局也远非是圣殿骑士的终点，即使在审判中被指控三次否认基督，向十字架吐口水，脱光了衣服接受亲吻……也都只是以惯用的宗教审判形式在河流上设置了障碍，那个贝尔勃写在电脑上的小运河.doc写出了“比纳”的另一种隐喻：“小运河的名称源于一股湍流，后来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它仍然流经最贫穷的居民区。小运河帮的那些小孩委实是一群卑鄙下流的家伙，是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伙暴徒。”分叉的河流，就像两个帮派，在大火中交锋，而经历过四次战争的上校阿尔登蒂成为解开这个谜团的活着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好吧。众所周知，在腓力国王发出逮捕令的前两天，也就是命令执行的一个月之前，一辆牛拉的干草车穿过圣殿的围墙不知去向。”
一辆牛拉的干草，穿过圣殿的围墙，而最后不知去向，在法国占星学家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中，记载如下：“在反刍动物牵引的/干草车中隐藏着骑士/他们的武器发出了响声”。骑士、武器、响声，作为一种预言般的记载，这个谜团就变成了圣殿骑士为雅克·德·莫莱进行复仇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普罗万成为新地下圣殿骑士的所在地，而特里特米乌斯掌握了圣殿骑士使用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体系就像是博尔赫斯所写的“假人”一样成为一个更大的谜团，“原信息的每一个字母都被它前面的字母所替代。把A写成Z，把B写成A，以此类推。”而要实施这一计划，需要的时间就是一百二十年，六个地方有三十六个骑士，每个地方各为二十年，一百二十年的计划分布在每一个世纪里：“所以每一个世纪，或者每一个一百二十年，在每一个地方，总会有六个骑士在场，总共为三十六个守护骑士。”而在二〇〇〇年的时候，圣殿骑士就认为，这第二个千年将标志着他们的耶路撒冷、一个尘世的耶路撒冷、反耶路撒冷的来临，而在这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他们仇视教会，自比敌基督。”
毕达哥拉斯的传统理论，喀巴拉的奇数和偶数计算，以及迪奥塔莱维的内和计算法则，上校的牛拉干草密谋解读，使得圣殿骑士的复仇计划变得完美，而寻找圣杯也从宗教意义变成了和历史有关的计划：“不管圣杯是什么东西，对圣殿骑士来讲，它象征计划的目标。”而那条绘制的计划路线，“从北方的古堡开始，然后从古堡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阿加尔塔，从阿加尔塔到沙特尔，从沙特尔到地中海滨，再从那里到巨石阵。这样就会得出一个路线图、一种北欧古文字，差不多像下面这样。”对于中世纪的那段谜团，对于和复仇有关的历史，都被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就像尤利乌斯·埃沃拉在《圣杯的奥义》上所说：“中世纪在等待圣杯英雄的到来。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领变成了“世界之王”的形象和代表……隐形的皇帝也是宣言。而中世纪……也有中心世纪之意……隐形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即将苏醒的君主，复仇和复辟的英雄，并非对少带点浪漫色彩而已消亡了的过去的幻想，而是在今天唯一能够合法地自称仍活着的那些人的真相。”
但是真相到底在哪里？当政治警察德·安杰里斯告诉我们的时候，阿尔登蒂已经蒸发了，没有尸体，就像是另一个谜团，而这个经历过四次战争的上校就像在编写一部想象的战争史，而他自己的卷宗上分明是记载着另一个叫阿尔登蒂的人：“阿尔登蒂不是他的真名，但他持有法国的有效护照。几年来，他会不定期地在意大利露面，他被指认为——尚不确定——在一九四五年被缺席判处死刑的阿尔科维吉上尉。他同纳粹党卫军合作将一些人送进了达豪集中营，他在法国也是被警方监控的人物，还因欺诈被审判过，差一点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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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贝托·埃科才是最后逃脱的“我” |
没有尸体是不是象征着对于圣殿骑士历史的解读就是一场阴谋？那些数字和历史纪年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东西？线索断了，历史是不是也被中断了。而我在完成了圣殿骑士有关的论文之后的离开，像是一次重新寻找线索的努力，只不过这样的寻找是以爱情的名义开始的。因为爱上安帕罗，我来到了巴西，这个和北半球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许是悖逆的开始：“安帕罗对我讲，在她们南半球，当水从洗脸池下水口泄流时，旋涡是沿顺时针方向转，而我们北半球却正好相反，是沿逆时针方向转——或者恰好相反。”
是的，历史和现实，宗教和亵渎，上帝和敌基督，文档和传说，以及光天化日和地下潮流，都在悖逆的两面，都在相反的两面，而那写着一百二十年的普罗万密文，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型玫瑰十字会，也在南半球的摩尔人式典礼仪式、巴西东北地区游民无产阶级崇信的非洲巫术中搅浑在一起，而与安帕罗的爱情呢，在那个名叫阿列埃的世界里轻易被解构了：“世界充满了神奇的应和，惟妙惟肖的相似，需要通过梦想、神谕、魔法渗透它们和让它们渗透进来，这样就能借相似与相似之间的运动作用于自然和它的力量。”优雅与爱的“赫赛德”在南半球的巴西巴伊亚、萨尔瓦多变成了白火，变成了对文明的嘲笑。阿列埃竟然说，圣殿骑士团是在模仿玫瑰十字会，“玫瑰十字会会员贯穿整个中世纪这一事实，不仅从他们渗入了圣殿骑士团中被证实，而且有更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这个手上没有生命线的人像是脱离了生命的必然规律，甚至脱离了肉体的属性，就像安帕罗所说：“只有一系列支离破碎的手纹，像溪水碰撞到了石头，又在一米之外再次汇聚流淌。那应当是死过很多次的人的手纹。”比纳的河流已经成型，而阿列埃却将这一切推到了颠覆的尽头，而那场附体仪式完全可以看做是他对于整个计划的破坏，“不信教的人比我们更脆弱”，安帕罗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离开我，离开了爱情，离开了躯体。
这是那一点的终结，“现代人有一种幻觉，总是认为时间的推移是直线性的，是从A向B前进的。但也可以从B向A运行，由结果产生原因……先来和后到是什么意思呢？那位漂亮的安帕罗是先于还是后于她那些混血的先人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在阿列埃的体系中，那些一百二十年的复仇，那个地下潮流的通道，都只是一个点的骗局：“只有一个点，这个点在同一瞬间产生出所有其他的点。”就像贝尔勃《电动弹子球.doc》上写的那样：“弹子球从一处跳到另一处，毫无方向地游荡其间，但都是根据你的意愿。”是的，在和南半球的安帕罗爱情走向解体的时候，贝尔勃所爱上的洛伦扎·佩雷格里尼也只不过是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贝尔勃所许诺的幸福像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而离开安帕罗回来的我在莉娅身上找到了爱情，那“砰”的枪响声变成了我们合二为一的标志，密码被打开了，关于上帝，关于宇宙，关于生命，也关于历史和神秘主义，其实都只是一种仪式，“要返回起点而又不走回头路的最好方式就是绕圆圈走。鉴于蛇是唯一善于蜷成圆圈的动物，所以那么多人把蛇奉为偶像，产生了那么多关于蛇的神话，因为很难让河马蜷起来代表太阳的复出。”莉娅说，“这就是为什么圆圈和圆周运动以及周期性的轮回对每一个偶像崇拜与每一个庆典仪式都是基本的选择。”所以爱情也一样，而在这返回自身的努力中，莉娅怀孕，一个新的生命体开始诞生。
但是计划远非是这样一种仪式就可以返回自身，实际上赫尔墨斯已经让我们陷入了无法逃脱的神秘主义陷阱里，“从赫耳墨斯计划诞生起直到那一天，我背着半个世界逍遥自在，十分惬意。现在，‘他们’开始算账了。我也是一只蜜蜂，奔向一朵花，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朵什么花。”他们是谁，是恶的撒旦，是死过很多次的阿列埃，是洛伦扎，“我们更多的是帕拉迪奥主义者，但全世界都知道，对我们来说，撒旦是善的本原，很可能阿多尼斯才是恶的本原，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而撒旦企图对抗他……”而洛伦扎大声宣告着：“我是索菲亚，为了摆脱天使的束缚，我要犯……犯所有的罪行，甚至最美妙的罪行！”恶和罪行，在“他们”那里变成了真正的计划，变成了上帝，变成了那一点，阿列埃的数字命理学，阿列埃的小剧场，都成为这一场神秘主义计划最后覆灭的场所。
这是邪恶与恐惧的”凯沃拉“，是的，“取决”的动词变成了一场阴谋，一场颠覆的阴谋，那张地图其实已经万群没有了意义，而普罗万的密文呢，那个干草牛车的计划在轮盘的字母替换中变成了：“在圣约翰路/一牛车干草三十六苏。/六匹打有印戳的新布/在白慢路上/十字军的玫瑰将用来撒在地上/六朵一束的六束玫瑰分送下面六个地方/每束二十旦尼尔，总计为一百二十旦尼尔。”莉娅把它们变成了一张材料和价格的清单，“三十六，这可能是一辆或每辆牛车所载干草的价格。”根本没有复仇，没有圣殿骑士，没有地下潮流。但是这样的解构却已经太晚了，一场“考验”等待着我们，那便是“那个象征着抵抗、忍受和耐心恒久的“耐扎克”，贝尔勃提着阿列埃的行李箱，只不过是这个死过无数次、没有手纹的人的另一个毁灭计划。
“我很高兴，卡索邦，您在纯粹中找到了准确的直觉。希特勒真正唯一的执念就是地下潮流。希特勒接受地球是空心的理论，即‘地球空洞说’。”世界之王就是独裁，最高未知者就是那个挂着傅科摆的祭坛：“只有‘计划’才能解释种族灭绝大屠杀令人费解的官僚主义！希特勒在犹太人身上寻找启示，寻求使他能借助傅科摆准确定位的那个点，在空心地球凹形拱顶下的那个点上，地下潮流纵横交错一一你们看看概念多么完美，它们就在这个点上同天上的潮流趋同了，空心地球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将千年来的赫耳墨斯主义直觉具体化了。”是的，那个傅科摆，那根线却成为贝尔勃吊死的工具，而迪奥塔莱维在白化病的折磨中死去，六月二十四日的黎明，巴黎国立工艺美术馆，成为这个神秘主义最后溃灭的见证，那幅秘密地图呢？无非是子虚乌有的传说。
弗罗芒发动机、蓄电池、一架缝纫机，在“他们”的祭坛里，上演着“人的献祭”，傅科摆前说出的那句话成为邪恶的谶语，“摆已经不在它往常所在的交叉甬道里摆动了。它悬挂着，很大，挂在祭坛中央的拱顶石上。圆球更大，摆索也更粗壮，我觉得好似麻绳，或者拧在一起的金属缆绳。”阿列埃实施了一个“他们”的计划，而贝尔勃最后说的“拔掉塞子”已经无法挽救这计划，“傅科摆开始快速而猛烈地摆动，也带着它的受害者一起摆动。摆垂线在锤摆的重力下绷紧了，现在像绳套样，紧紧地拴在了我那可怜的朋友的脖子上，他已被抛到空中，悬空吊在摆锤线上，突然被拋向祭坛最东端，现在又荡回来朝向我摆动，此时他已经死了。”傅科摆从来不指明一张地图，从来不指向世界之脐。而即使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像是一种梦幻，即使星期天的博物馆免费，一切如曾经的那样，傅科摆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计划坍塌了，神秘主义解构了，上帝呢，当然也变成了一切：“从人们不再信仰上帝的那个时候起，并不是他们什么也不再信仰了，而是信仰一切。”
一切都是上帝，一切也都是撒旦，都是罪恶，而圣杯呢？是一个酒杯，也是一支箭，是温和的统治工具，射向天空，与大地的“神秘点”联系在一起，而它的目标是“马尔科特”：“叶索德是从箭中流出的一滴液体，为了产生树和果实，是anima mundi（世界的灵魂），因为它是生殖力在创造过程中所有存在的各阶段相联的时刻。”仅剩下贫穷、绝望和残破的“马尔库特”，只剩下不存在的神秘，只剩下重新开始的真理，而一切都属于“他们”，所以我在被追捕的时刻，在写与不写的矛盾中，看到了“他们”的阴暗，看到了他们试图重新解读隐秘文字的阴谋，“我写了还是没写，并无区别。‘他们’永远会悟出其他意思，哪怕我沉默也一样。‘他们’就这德性，‘他们’盲目追逐启示。马尔库特是马尔库特，就是这样。”
从欧洲到非洲，从巴西到中东，从羊皮纸到电脑，从伏尔泰到耶稣会，从笛卡尔到希特勒，从德鲁伊特到德鲁兹派，从圣殿骑士到共济会，历史就像傅科摆的那根线，在来回摆动，可是那个应该被阳光照到的点呢？那个耶路撒冷呢？或者那个世界中心的上帝呢？一百二十年，三十六骑士，以及七百二十个名字的上帝，干草牛车只不过是价格的清单，一切的权威，一切的原点被神秘主义的计划所覆盖，又用另一种寓言化和好奇心将知识变成一个零点，变成空心是岩柱，“让遍布全世界的你的孩子冠上别人的姓，就没人知遍道他们是你的孩子了。就如同穿上便装的上帝。”被命名的上帝，被诠释的历史，以及被拆解的信仰，解开谜团实际上变成了伪命题，因为无数的未知又让答案变成了新的谜团。
“他们”盲目追求启示，“他们”没有信仰，那么在“他们”这个第三人称面前，“我”在哪里？“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傅科摆。”小说的第一句就是一个隐喻，在“我”和傅科摆之间设计了陷阱，而种种只不过是让“他们”出场，让“他们”以破坏者和毁灭者的身份最终成为对“我”的追踪者，我看到了傅科摆，我成为那个“谁？”，我也叫“砰”，我是铁三角贝尔勃、迪奥塔莱维死去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当然我也是胜利者，那么“我”是不是就是那个点，那个和上帝，那个中心？“我曾以为，没有被如实揭开的谜团最可怕的，它能乔装打扮为疯狂。现在我却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谜团，是我们的疯狂使它变得可怕，因为我们企图以自己的真理来解释谜团。”这一段话明明白白写在738页的文本之后，写在无数个.doc的文档之外，那么这疯狂而可怕的谜团深处，是不是也同样站着一个密谋者，一个第一人称的“我”？
“为什么写小说呢？重写‘历史’。然后你就成为‘历史’。”当历史被重写，“我”就是历史，而这一部“关于隐姓埋名的上帝的小说”也终于有了被冠上被人的姓的可能，遍布全世界，摧毁全世界，“迷信招致噩运”这是对神秘主义的颠覆，这是对“诠释就是知识”的背叛，而上帝终于破壳而出：“因为你是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只要动一下指头，世界就灰飞烟灭了。”连同计划，连同秘密，连同历史，连同干草牛车，连同傅科摆，都被“我”的指头推向那拥有无数条河流，而每条河流都会淹死意义的世界。
“今晚，我明白了这一点：作者必须死去，读者才能发现他的真理。”是的，上帝拿掉了便装，上帝取消了冠名，作者的面前出现的就是那一本“万书之书”，而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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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2120518·0898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0月 | |
| 定价：29.00元 亚马逊18.90元 | |
| ISBN：9787532748020 | |
| 页数：460页 |
为什么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因为倘若有六根，《十诫》就得变《十二诫》。
——《为什么》
是的，翁贝托·埃科的一只手一定只有五根手指，他所诵读的《十诫》一定不是《十二诫》，而且，写下这句话的一定是他的右手，在右手和右派不划等号的逻辑推断下，完全可以将《清一色的右派》看成是他对法西斯分子“和”国家主义者的质疑，就像他对那个叫“路德”的人从修士到对于天主教的唾弃的“笨蛋”转变的某种谨慎态度，左右之争无非是观点是否具有“焦距的长短”的功能，“一张把人划为某组织成员的清单与一张把人开除出某组织的清单是同样危险的”，那么在另一个意义上，翁贝托·埃科只是用手指的数目打开了一扇“启示录”意义的大门。
那个大门上明白写着“Minerva”的字样，如果发挥“焦距的长短”的功用，那么这个符号是从1985年开始出现的，直到1998年，十多年的符号书写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当然不是一次危险的清单行动，也不是有关左右的”笨蛋转变“，我甚至只能用“知识分子”来界定他，在专栏里，翁贝托·埃科已经在寻找寻灵感了，“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种每周一次的“脑力练习方式”肯定不是一次自由的表达，但是“Minerva”已经写在那扇门上了，他不能擦去了，他在等待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是不是真的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黑格尔的诗意表达，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却并不是一次智慧的飞翔，猫头鹰在等待着黄昏到来，而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要生活在可以伸缩的“焦距的长短”中？作为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密涅瓦却成了一度嗜好抽烟的翁贝托·埃科关于火柴盒的命名理由，智慧不仅要起飞，而且还要引起火花四溅？那火花在哪里盛开？在哪里燃烧？是不是飞溅出来的火星会点燃图书馆，而“修道院烧了三天三夜”会成为“玫瑰的名字”一样的悲剧结尾？其实没有火的燃烧，只有香烟袅袅，翁贝托·埃科的五个手指只需要其中两个就可以夹住一支香烟，然后慢慢燃烧，慢慢化为灰烬，或者在即将熄灭的时候，他会从火柴盒里抽出一根，划着，照亮《十诫》，照亮那只看得见的手，而手上已无香烟，只有那个闪亮的字符“Minerva”，还在那里。
银河的阴暗面、我深爱的河岸、映照肺腑之言的绝顶好镜、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纵使是白费口舌、油煎猪蹄的酱汁、就让我自娱自乐吧、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这是《密涅瓦火柴盒》的八个部分，138篇文章涉及政治、法律、媒体、科技、艺术和宗教等领域。从追杀拉什迪、科索沃战争、萨达姆有关的海湾战争、法国旺代叛乱、九三年大革命到意大利有关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马扎伯托陷阱、庭审罪犯，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他紧贴着时事和政治，倾听时代的呼吸，这是《快报》专栏必须要的特色——他只有五根手指，他必须用这样的“脑力练习方式”来表达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埃科，这个埃科不是《玫瑰的名字》的那个叙述者和作者，也不是《悠游小说林》的“万书之书”的模范作者，那么，对于专栏而言，是不是也一定缺少“万书之书”的模范读者？
翁贝托·埃科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一直停在黄昏尽头，没有起飞，它只是观望，“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写的不是菜谱，那么他必定要谈到人生、死亡及善恶。”这是埃科对作家的界定，这个“作家”是不是就是模范作者，是不是就是叙述者？他谈到的不是菜谱，而是人生、死亡及善恶，当然，也会谈及《十诫》，谈及宗教改革，谈及修士的转变，谈及敌基督——“敌基督可以由虔诚本身萌生，由对上帝和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就如同异教产生于圣人，妖魔产生于先知一样。”如果回到那场少了三天三夜的大火，那么敌基督也一定不是在犹太教和法西斯分子的左右摇摆中出现的：“自从那些伪《启示录》预言敌基督将从犹太中诞生时，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而纳粹分子所宣扬的排犹主义雏形也正是从这些关于千年之说的文章中逐渐演化而来的。”千年之说，对于一个社会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来说，实际上就是弥漫的排犹主义带来的政治寓言，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永远的劫难。
“首先，我删去了许多与时政过于相关的文章。”在《前言》里，翁贝托·埃科这样说，我不知道那些算是“与时政过于相关”，从《银河的阴暗面》的副标题“关于种族主义、战争和“政治正确”到《我深爱的河岸》的“关于意大利的专栏文章”，从《映照肺腑之言的绝顶好镜》的“言与行”到《纵使是白费口舌》的“小议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翁贝托·埃科一直关注着社会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和现象，对于《科索沃》，他说：“在新型战争中，杀戮过度的一方将在舆论面前落败。”在《赞颂“旺代”，缅怀“萨洛”》中，他说：“在法国，旺代叛乱是一块永远不曾愈合的创伤。”，在《科拉多与当今国情》中，他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斗牛士》的成功还意味着‘政治正确’的胜利，成为‘严肃’电视节目的典范。”
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翁贝托·埃科要去谈论时事，谈论政治，谈论涉及的宗教、种族、法律和道德？作为报纸的专栏作者，翁贝托·埃科其实在做着一种抉择，那就是通过作者的观察，对社会，对意大利进行另外的构建，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其他人”的圈子，“人类有一种生理倾向，总是在试图构建一些‘自己人’和‘其他人’的圈子。（《博西不如我，不是高卢人》）”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在朱里安·班达看来，是一种“背叛行为”，而翁贝托·埃科却希望在这种“背叛”中发现“那个”社会的特征，“通过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批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这便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便是建立的“其他人”圈子。所以翁贝托·埃科一方面在融入，一方面却划清界限，一方面进入其中参与和批判，另一方则是远离，甚至逃避，这种知识分子的矛盾让翁贝托·埃科的心中充满着痛苦。
他在八岁和十岁写下《我的墨索里尼颂》：“我将投入战斗，如果祖国需要，我还将奉献出我的生命，为了它那崭新的、英雄的、神圣的文明。……”这是一次自我融入，得到社会的赏识，在翁贝托·埃科看来，是曾经的“健康”情感，是真正面对“其他人”，在一种“关于意大利”的生活体验中，翁贝托·埃科也在发现“纯粹文化概念的‘意大利’”，但是在所谓“政治正确”的狭隘主义下，不论是对于战争、宗教，还是社会改革、法律、人性等方面，所谓的那个“其他人”的圈子也只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最后无非成为这样一种表述：“来自意大利的丑闻：一部B级电影，第十页”。
所以，如果撇去一个为了“其他人”圈子而进行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影子，回到文艺青年的身份，翁贝托·埃科还是能够看见“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徐徐起飞。对于互联网，对于信息时代，翁贝托·埃科一直是个前行者，“从书籍到网络超文本”，在《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一专辑中，翁贝托·埃科的时代已经从那些和时事有关的“政治正确”变成了“超文本时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万维网也是所有超文本之母。”“超文本”改变了世界的单一性，改变了从左到右，非左即右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更多的自由和创意，在这里，翁贝托·埃科看到了“苹果”与“DOS”的较量：“我坚定地认为苹果系统是天主教文化的代表，而DOS系统代表的则是新教文化。”在这里，他也体会到了所谓的色情文化在超文本时代的巨大破坏力：“整夜的色情大餐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终于睡下，并梦见了成群的绵羊、天使和温顺的独角兽。（《罪恶一夜纪事》）”在这里，他甚至从WINDOWS3.1系统中大量程序的删除方法中发现信息拥堵对生活的影像，在一个信息的超文本时代，传统的阅读和写作受到了挑战，而文本也呈现了“拼接性”和“可拆卸性”的特点，《哈姆雷特》到成为最不完整的一部莎氏悲剧作品。如此的时代，到底是创作的惊喜，还是没落？自由和创意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超文本也同时改变了文本的唯一性写作和阅读，这种颠覆或许是致命的，“因为那些既成的故事还能教会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其实，对于这一境况，翁贝托·埃科仍然把它视为“千年之说的文章”的延续，敌基督时代的另一种虔诚以及排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曾经的盛行，都在提醒一种已经过去的时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世界在慢慢老去”像是一个祈愿，当翁贝托·埃科列举那些“美妙的青春韶华”逝去的作家诗人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有所不安的，“遥想第三个千年”是他在《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专辑里的主题，这是时间的迷局，翁贝托·埃科似乎要寻找那种清晰的未来，未知的未来其实更是一种时间的游戏，在遥控器、不带图像的电视机等代表的“简约科技”以及“克隆人”、人种优化论、私立学校等新生事物成为第三个千年的主流的时候，未来被简化了，甚至于富含亲情的“手足”也将不复存在，世界被颠覆了，就像游戏：
“为什么只有在北意大利王国才能买到便宜的本田车呢？”穆罕默德不解。“我的孩子呀，你虽然在两岁就开始学习虚拟方程，但没人教过你历史。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北意大利王国独立之于八十年前，之后曾试图把菲亚特汽车卖给瑞典人，往中国出口大米，把巴贝拉酒卖到博尔格尼亚，然而这些北方佬却被南方市场拒之门外，并落到了提契诺州的控制之下。
时间的改变，到最后“为死亡而生存”变成了最直接的目标，但是这种时间的游戏看上去是在逃避现在的“千年”，其实未来并不完全是时间的一种记录方式，时间的内部还有着明显“现在”的痕迹，甚至是历史的影子：“播音员说警方已经找到了关于乌斯蒂卡惨案责任人的些许头绪。她低声自语道：‘好在这世界上尚有正义可言啊。’”回来的正义回到了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惨案，《二〇九〇年的古老专栏稿》就是一个“为死亡而生存”的寓言，也是一个看似先锋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表达。
寄托在时间上的游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是不是对于”政治正确“的一次逃避，或者在还原知识分子的一次努力：“知识分子的义务在于要求政治阶层更新换代”。更新换代是指向未来的希望，也是对于政治的一种解构：“人们会要求政治家去发现谁在做什么，但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则希望他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希望、爱好及一些神秘的激情。”但是在这种鸿沟般的自我定义中，翁贝托·埃科依然在看似“背叛”的言说中寻找那只可以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划亮了火柴，然后把那只天使熊丢进了熊熊大火中，宛如修道院的那场火焰在燃烧，敌基督或许也被烧死在传说中，烧死在文本中，而那只记忆犹新的天使熊，在炉膛里燃烧，身后的许多玩具也在燃烧，像是一支送葬队伍，熄灭的火焰里，“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上一个千年，现在的千年，以及下一个千年，都是“没有纪念碑的土地”，燃烧着，最终是一片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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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26·2120516·0892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6月 | |
| 定价：15.00元 亚马逊15.00元 | |
| ISBN：9787532748914 | |
| 页数：80页 |
当我发现他的故事背景在时间上是多么遥不可及时，我更感到宽松和欣慰。这样，它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也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自信毫不相干。
——《玫瑰的名字·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除了时间，遥不可及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它们产生了互文，可能的困境和可能的阐释，《玫瑰的名字》和《玫瑰的名字注》，它们并排放在我的文家夹里，就像它们原来的存在一样，毫无声息，并没有因为我的阅读而显出不一样的狂热，而相差一个字的文本命名，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衍生的感觉，前和后，五月和六月，或者是母与子？中间甚至隔开着一次长途的奔袭，但是互文的危险不在这里，也不是Umberto Eco，而是《玫瑰的名字注》早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甚至没有故事背景，只有翁贝托·埃科自娱自乐地说到：“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那么，正如拉丁语转化成法语，然后转化成意大利语一样，最后的阐释其实只是一句逃脱的话：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迷宫，而且，必须是封闭的迷宫。沿着曾经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而这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然后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天”，看到了相关联的一本译文图书，而拉丁语手稿是“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的”，当然，译文会最后归结到“所描绘的事件”，按照推断，“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一定是其中有着我们忽视的东西，以致翁贝托·埃科能畅通而自由地建立自己的故事时间轴，包括被虚化的文本背景，没有阻拦，你当然不能判断其中有没有假托的问题，但是你相信了，相信了迷宫是存在的，是由翁贝托·埃科全权负责为你的阅读构建的。然后，你自然进入了他封闭的迷宫中，进入推理的抽象世界里。
按照翁贝托·埃科预设的故事背景，“我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写”，顺着这个时间开始阅读，“我想毒死一个修士”的原始冲动的念头，终归会结出一个恶果，而故事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本“一九七五年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生活在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侣名单”，“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是迷宫的出口？上面的僧侣名单中有谁？有阿德尔摩？贝伦加？还是豪尔赫？阿德索？或者是翁贝托·埃科自己？其实在奥尔菲拉《毒药论》这本书面前，名单也只是假托的东西，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有关“销毁了来信”的大火一定会发生，所以，“毒死一个修士”作为背景，是含着毒的手指，它轻轻触摸着那本羊皮卷的书，然后寻找上面的拉丁文，或者像豪尔赫一样，撕碎吞下肚子，毁灭和创造往往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那时，翁贝托·埃科会很自豪地说，豪尔赫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个影子，一个“前文本”。
在迷宫里，豪尔赫之外，就一定有另一个被谋杀的秘密，“凶手是哈姆雷特。”而这个秘密一旦被解释出来，那么迷宫肯定不是露天的，它藏在了最暗处，“并且，良好的通风条件对孕育火灾是必要的。”告别忒修斯的迷宫和矫饰主义的迷宫，甚至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也不复存在，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的迷宫，根茎一样，“从可能性上讲它是无限的”，无限意味着没有出口，意味着迷宫也没有了任何封闭的意义，火灾发生了？早就发生了，在迷宫为建造之前，就已经烧毁了，包括那份僧侣的名单。
“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这是记载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则笔记，翁贝托·埃科说是”写完小说两年后“，贺拉斯，P伯爵，关于无限可能，关于乌力波的”结束语“，把哈姆雷特杀死在文本里，而这个没有故事可能性的秘密一定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之前，或者在写完小说之前，迷宫再次打开的时候，侦探小说的矩阵也就打开了，所以，翁贝托·埃科会告诉你真正的关于时间的出口是在故事结束之前，“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
围绕“六三学派”讨论实验小说，一九五六年，关于“后现代，反讽，消遣”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迷宫，没有涉及到哈姆雷特，甚至不是玫瑰：“人们可以通过引述其他情节的方式重新找到情节，而引述本身可以认为此引述的情节更少约定性和商业性。”找到情节并不是什么难事，从写完小说两年后到一九六五年，约定性和商业性的书早就开花结果，早就枯萎死亡，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句拉丁语，那束玫瑰：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哈姆雷特死了，在玫瑰的多种象征被确定之后，是不是翁贝托·埃科也会跟着死掉？一九六三年的实验小说最后是侦探情境的矩阵而已，那么我们会在时间的外部遇到那个有关玫瑰的寓言：昔日是一个作为背景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去岁之雪今何在”的诘问？偶然而已，如果你相信翁贝托·埃科的谎言，那么就完全可以把玫瑰当成是“万事万物都会消亡”的抒情之物：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十字玫瑰，感谢这些美妙无比的玫瑰，玫瑰色的生活。翁贝托·埃科就是要让读者迷失方向，然后在他建造的迷宫里“束手就擒”，“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们理清。”不管是《修道院凶杀案》，还是《梅尔克的阿德索》，其实都比《玫瑰的名字》更接近那个迷宫的入口，可是翁贝托·埃科把它们关闭了，他要使自己在文本面前消失之前，先让读者先死去。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读者在哪里？读者没有说：“我读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在这个中世纪有关的迷宫里，翁贝托·埃科其实是要毒死读者，用模范的方式毒死读者，然后自己成为读者，成为最终的阐释者，成为《玫瑰的名字注》里的那个装死的哈姆雷特：“而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这就是一个作者“被消灭”的路径，翁贝托·埃科从混淆时间开始，混淆人物，混淆背景，看起来中世纪是最大的迷宫，在时间上，是一切可能的开始。“既然中世纪就在我的日常想象之中，还不如索性写一个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故事。”翁贝托·埃科戴上了面具，而且更进一步，“我不仅决定讲中世纪，我还决定站在中世纪讲，借助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的口来讲。”作者死去变得伟大而坚定，“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完全是一个退回到“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的虚拟状态中，假托的那些人物和文本会让人像玫瑰一样感到神秘，会感到小说正以“宇宙学行为”的方式开始：“我立即写下了引言，设置了一个四层的嵌套，把我的故事放到三个其他叙述中去：我所讲的是阿德索告诉马比荣、马比荣告诉瓦莱、瓦莱又告诉我的……”
是的，玫瑰还在那里，“只绽放一个清晨”之后还在无休止地绽放，玫瑰不是猴面包树，不能绊倒一个人，当然，书里也不会再有猴面包树的植物课，没有“萨尔加里式”的圈套，有的只是“把阿德索一分为二”的叙事计谋，暗示忽略法，实际上是把翁贝托·埃科一分为二，把他一分为二为读者和作者，叙事者和阅读者，模范作者和模范读者，甚至阿德索和马比荣，马比荣和瓦莱，瓦莱和我……进入游戏的同谋没有现身，他就在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看来，翁贝托·埃科喜欢这样的修辞手法，喜欢一分为二的暗示，所以他会把这本书当成是另一种创作，一种剔除完整局外人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对话：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新的读者产生了，但不会是那些大街上的读者，不会是批量生产套餐式的工作，也就是一分为二之后必须是独一无二，身份的重合是新的文本产生的根源，作者死去是要挽救新的读者，使读者成为新的作者，这就是翁贝托·埃科真正要实现的，就是在时间的另一种叙述中，寻找到文本中的“元语言”，而反讽无疑是那种一分为二的最可能的实现方法，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回答：“既然这过去不能被毁灭，因为它的毁灭会导致沉寂，那么就应该承认需要重游过去，以反讽的并非单纯的方式重游过去。”
实际上，在“玫瑰”的世界里，翁贝托·埃科看起来要消解象征意义，在“元语言游戏”中寻找作者身份之外的读者，这就是他所谓的“占据读者的梦境”：“占据读者的梦境并不一定意味着给他们唱摇篮曲。它可以意味着令他们魂牵梦萦。”所以，不管“毒死一个修士”，还是“哈姆雷特之死”，都是对于反讽这种“元语言游戏”的追寻和实现，也都是为了在文本中发现自己，“作家立意创新并预想不同的读者，他要向读者揭示他们自身，让他们面对自己。”而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中世纪的小说也就是一部关于“谁之错？”的侦探形而上哲学，侦探的矩阵所带来的小说形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则完全是最后一种令人愉悦的可能，那就是发现自己，所有穷尽的文本“注意到只剩下一种书还没有写”，那就是：“凶手就是读者的书。”
凶手就是读者，凶手也是作者，这是书与书之间的言说，返回纯粹，就是退回到我们建造的真正世界，“这一纯粹由可能性和非现实性构成的世界”就是“依据最初界定的结构而存在”，而一切揭示“谁之错”的侦探小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他人即地狱，谁是你自己？翁贝托·埃科说：“一场真正的侦探调查应该证明的是：凶手正是我们自己。”而每个人都活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手稿里，或在那个封闭的迷宫里学着豪尔赫的样子，至于我，则是真正要消灭“他们”，消灭公众的认同，那个上帝的作者最终认同于一个副词，而那个副词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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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20421·0873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3月 | |
| 定价： 33.00元亚马逊21.40元 | |
| ISBN：9787532748549 | |
| 页数：558页 |
经我耐心的拼接，结果我好像是建了一个小型藏书馆，它象征那座业已消失的庞大藏书馆，一个由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构建成的藏书馆。
万火归一，这是书的最后归宿？或者这是藏书馆的最后形态？当一场大火烧毁了“曾是天主教世界最宏大的藏书馆”，那篇“阿拉伯文的文章、叙利亚文的文章，以及西普里安的《晚餐》一书的译介或誊写本”都已毁灭；那本“有关炼金术和埃及文小册子的译文”不复存在，那册“比千只蝎子的毒性都要大”的手稿化为灰烬，当然，作为隐藏着秘密的地方，藏书馆里所有有关的迷宫都将裸露在天地之间，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实，早就有人说过了，那本书有毒，那本书是偷来的，甚至那本书被老迈的豪尔赫撕碎吞下了肚，悬疑毁于一旦，你最后会听到十三世纪的阿德索，或者二十世纪的埃科说：“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回到书页，那些“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其实就握在埃科的手上，同时也放在我的书桌上，时间是永恒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二〇一二年的阅读之于我，就如一九八〇的写作出版之于埃科，或者是一九六八年获得手稿之于埃科，这是一个与“时代毫无关联”的文本，如果再细致一点，那么就在八月十六日，某一个夏天，进入那个“经我耐心拼接”的小型图书馆，展开来的手稿清楚地表明文本里的秘密，《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是一次冒险的开始，尽管埃科曾怀疑是一本假托之作，而且在幻觉中见到了未写的书，但是它却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先是瓦莱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而与我结伴的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并带走了瓦莱的译本，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小旧书店里，从格鲁吉亚语的译本《观镜下棋》里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而“原始资料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的神父的著作”。如此，这当然是埃科故意设置的一个复杂入口，在语言的翻译和文本不断丢失中，读者已经很难寻找到藏书馆里的版本，它实实在在变成了片段、引证和不完整的句子，再加上残缺不全的手稿，埃科的读者似乎永远不会变成他所想要的“模范读者”，而在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法语，还不懂意大利语的阅读中，自然逃脱了我的二〇一二年，这是埃科的计谋，对于他来说，关于手稿的辗转可以概括成以下这句话：“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而在是要成为模范读者还是经验读者的难题面前，我读到了最醒目的汉字：玫瑰的名字，而Il nome della rosa自然变成了汉字的一种注解，像躲在那里的字符，只露出细小的羞涩表情。
这是一个语言上的象征，对于如此不怀好意的阅读，我极有可能像威廉修士一样，被某种迷宫般的语言困住，然后极力挣脱出来，比如“先是用希腊文念了前面几行，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并接着继续翻译成拉丁语读”，这也仅仅是关于另一部手稿的陈述，而其实这并没有让我“知道这部致人于死命的书是怎样开头的”，而是引向了一个双关的游戏场景，正如那一段的描述那样，“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还来自语言的不规范。”语言完全是在设置障碍，而在这样的解读中到底是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对于阿德索的回忆，不管是假托之作，还是语言翻译上的困境，其实对于埃科来说，这只是一个让你绕进去的陷阱，“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这是一个完全是叙述者的作为，作者被空置在那里，对于阿德索来说，只是生命暮年的一种象征，留下“符号之符号”，而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诠释。
埃科在时间的设置上，完全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而从手稿开始的所谓“侦探小说”叙事，则完全是要把你带向一个真实和虚构并存的历史中，没有边际，延伸出来的是那段基督教的教派斗争，以及异端生活中的死亡与爱欲，那么戴上面具吧，在语言的王国里，埃科一定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一下子就进去了，毫无声张，却把手稿带向了现实的背面，“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改变世界。”故事背景在时间上的遥不可及，就是为了与现实不再关联，就像那座存在于山谷之间的修道院一样，里面的秘密则完全交给了读者，“我没有许诺给你们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蓝图，这只是一张记述着一系列可叹可怕事件的单子。”从此，埃科消失了，只有那朵并不盛开的玫瑰还在。
这是七天的旅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作为读者，完全可以像虔诚的僧侣们一样谦恭地反复吟诵这段经文，道在哪里？道和神同在，道就是逻各斯，是“言辞”，在哲学上的意思是“言说”或“理性”，或者说也是中心，是工具，与上帝的统一，是不是僧侣们追求的终极意义？作为言说的一种，语言是不是也是一种道？语言在多少大程度上构筑着神的形象，延伸着神的意义？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依靠着《圣经》这样的正典来还原至上的意义？在修道院里，其实处处都体现着这种“言”，这种逻各斯，在意义的多种构筑中抵达宗教的终极意义。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上，就是完美遵循着神学体系，比如楼堡，“是以三重的模式逐次增高”来象征神学的“三位一体”意义，还有四，“蕴含神圣的教诲”，而七，则“也是跟这些数字一样是神秘的数字”。这修道院“巧妙的和谐中蕴含这神圣的数字组合”，所以每一种数字后面都有“一种极其细微的神圣的意义”。“如此漂亮如此完美”的修道院在布局上的神圣当然是建立了一种意义，而这种建筑的“完美”完全对应着kosmos（拉丁语，宇宙）的次序，也就是“匀称的次序”。包括手稿分为七天，教堂门柱上的绘画，都在传递着一种神圣的意义。而在修道院发生的死亡事件，看起来更像是对道的一种遵循，“先是冰雹，接着是鲜血和水，现在是星球……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得重新审视，凶手不是偶然伤人变得，而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而这个连环杀人事件完全被解读为“遵循《启示录》规定的准则”来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是“遵循《启示录》的七声号的顺序发生的”，死亡超越了谜语，超越了无知，变成被记载和被实施的一种神授，而在威廉的调查中，“因为那些手指发黑的死者都懂希腊文”的推断则再次把死亡带向了一个精心布置好的“逻各斯”。或者所有的谜案在为解开之前，都是隐含着寓意，隐含着现实无法触及的神意，奥尔德海姆的诗为什么所有词的词首都是同一个字母P，为什么可以有十二种方式来命名火，为什么“非洲之终端”是关于独角兽、狮子、阿拉伯作者，以及摩尔人的象征？为什么“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是一种镜子里的影像？
在意义的构筑上，还有爱情，而我和少女的偶遇以及肉体的接触完全变成了一种享乐，一种抵达精神顶端的爱，“少女群中一颗灿烂的星星”是“花园里的泉水”，蕴藏着珍贵香料的芬香扑鼻的幽闺。所以在我的心里，这就是至美，它渗透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修道院里，恰好是为苦难或者恐惧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我所谓的爱其实也只是一种欲望的升腾，但是在那个夜晚却完全成为一种面对自我的意义命名，完全不同于多里奇诺修士的那种肮脏的亵渎，因为在他那里，是“无耻的乱伦”：“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因此谁都不应该被指控有通奸罪，即使是同时跟妻子和女儿有性关系……”
但是，所谓的意义，所谓的道，到底真的建立了一种通向神圣的通道，是不是真的会和神同在？其实，不管是手稿还是传奇故事，都在消解意义，消解至上的神道，而走向一种毁灭。很明显，阿德索的手稿完全是对十四世纪教皇派系之争的一个讽刺，异教徒完全亵渎了神学正典的意义，威廉推辞出宗教裁判官的职务就是在告别异教徒生活，因为“异教徒常常是宗教裁判所制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天使的激情和撒旦的狂热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极端兴奋的意志”往往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亵渎。那么从这里开始，解构便成为揭开修道院死亡之谜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意义来说，最常用的工具便是知识，或者说，用知识的工具化来还原我们的现实，还原现实中的故事结构。
威廉引用培根的话，说“知识的获得要通过对语言的掌握。”从语言开始，知识看是还原我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手稿的语言转译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消灭语言的多义，不管是拉丁语，还是法语、意大利语，甚或我的汉语，都在用知识在传授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手稿这种文本的存在就是语言延伸了知识的领地和范围。而威廉身上，似乎就体现着知识的一种功用，他的旅行包里都是机械，而“神奇的机械”被看做是技艺的成果；他可以从马的脚印推断出马的种类和名字，他的那副玻璃眼镜，也完全是博学的代表，所以在威廉身上，一种强大的知识王国被建立起来，而修道院那些神秘的死亡事件也完全依靠着威廉的博学知识而逐一解开。“世界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蛛丝马迹结成知识的线索，从而打开所有可能的进口。
藏书馆当然是最大的迷宫，藏书馆一方面代表着圣言，一方面则是知识的珍藏之地，“但是，要保持只是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而进入其中的最大危险就是从此困在圣言的迷宫里，而不能通过知识找到出口，而那个“非洲之终端”的迷宫完全是对于意义的颠覆，而获取的知识快感。比如威廉“要找到外部的规律与内部的规律相等的地方”，也就是要承认普遍的知识，尤其是周密的数学知识，藏书馆的建设完全不是为了抵达神圣的高度，而是为了数学里的完整和严密。所以揭开藏书馆的秘密就是寻找“一条对应的规则”，比如要破译“非洲之终端”的秘密，找到“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这段秘密，如果抛却数字里对上帝的和谐之美的赞颂，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的运用，“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作为镜框上方的那些铭文，则完全变成了对quatuor的解读：“这个字有七个字母，只需按动第一个字母q和第七个字母r。”所以，“在第六天与第七天交替的深夜，我们进入了‘非洲之终端’。”从而发现了迷宫里的秘密，发现了豪尔赫，发现了那本书，发现了死亡之谜。
也就是说，从修道院的建筑之美到数字迷宫，都是非宗教意义的，而纯粹是知识的运用，包括遵循《启示录》的死亡谜案，也完全是对意义的虚构，所以藏书馆作为迷宫之一种，完全不是意义的储存，而是知识的象征，最后那把大火其实就是对于意义的消解，而我所建立的小型藏书馆，则是知识的另一种发现。而对于爱情，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身体的欲望满足，女神变成了女巫，而对于我来说，那种被想象成的伟大之爱完全是一种无知：“我不能呼唤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呻吟”，所以，“对于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唯一的世俗之爱，我并不懂得，而且我始终不知道叫它什么。”就像威廉当初所说：“我不喜欢把与万能的上帝交流时在肉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颤栗说成是一种爱。”
所谓的意义被消解，神圣的宗教大厦被烧毁了，知识是通向谜底的通道，所以无论是爱情还是信仰，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发现它，如何谦恭地遵循它，而是如何命名，明明才是最后的道，最后的逻各斯。包括各种教派之间混战而导致的异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缺少命名的秩序，而所谓的敌基督也完全是一种统治的借口，它制造混乱，制造无序，“上帝在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充斥着异教 我们之中有人违反了禁令，把迷宫的封条给撕了……”而作为手稿，所传递的理想状态的命名，就是从亚当开始，这也传达了埃科在《悠游小说林》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命名了所有生物和事物”就是对事物、对信仰、对爱情，甚至对词语的尊重。所以威廉曾说过：“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跟前，看他怎么给它们取名。”这种命名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逻各斯，是道，是和神同在的终极。
但是，寻找到了逻各斯，寻找到了道，一样的难题是谁是亚当？这个悖论的最后意义就是阿德索在尾声里所说的那句话：“然而，一个必然存在的人怎么能够存在于完全被‘可能’充斥的环境之中呢？上帝和宇宙起源的混沌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认定上帝绝对的万能，以及他对选择的绝对自由，不就等于表明上帝的不存在吗？”可能的上帝到底存在哪里？谁能在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万能中命名？威廉作为博学之人最后也是一个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知识的终极意义并不是找到出口，而是制造另一种迷宫，所谓修道院的阴谋也只是一个“无意中发现的阴谋”，那么上帝的秩序是不是真的像那把梯子或者那张网，等你上去之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那么，这份手稿也就是一把梯子而已，“不知道为谁而写，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
博学者死了，作者死了，叙述者死了，那么只剩下了读者，只剩下读着“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的读者，最大的藏书馆毁于一旦，小型藏书馆也是我的拼接之作，那么作为汉语读者之一，告别玫瑰也就是最后的阅读体验了。关于玫瑰，埃科实际上也在寻找命名的办法，从封面，从腰封，从封底，都在阐述着“玫瑰”，偶然的一个词而已：“《玫瑰的名字》的想法差不多是偶然来到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玫瑰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象征形象：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玫瑰色的人生……读者迷失了方向，他无法选择一种解读……”多义的另一种解读就是没有意义，让读者从模范读者变成经验读者，对于埃科来说，这是一种毒辣的做法，但是，当玫瑰带着埃科的体温和标签，再次进入读者藏书馆的时候，多义的玫瑰就开始了对埃科真实的背叛，诠释和过度诠释之后，埃科成了一个被读者命名的上帝，手里藏着毒，但是只能毒着自己，毒着那份手稿，所以1984年，你会听到忍无可忍的埃科在《关于<玫瑰之名>的思考》中大声呼喊：“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