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08《布拉格公墓》：我恨故我在
这个圈总算画圆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会儿是四月十八日，复活节周日的清晨，我写下了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我经历的一切，给我认为是达拉·皮科拉神父的那个人……
——《二四 弥撒之夜》
四月十八日清晨，是复活节的周日，当“我”记下了“十七日”的日记，那些隐藏的秘密终于“复活”了，这似乎对“复活节”的一种呼应，因为，“这个圆总算画圆了”。而曾经这个圆缺失了很大一笔，十七日的日记中“我”写下的是：“那是三月二十一日晚上。上尉，您的日记始于三月二十四日，您说我可能是在二十二日清晨失去记忆的。所以，假如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那应该是在二十一日晚间。”从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写下日记，到四月十八日画圆了那个圈，一切的追溯都在回忆“我”所经历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日记里的“我”又变成了达拉·皮科拉修道院院长？作为上尉的“你”又是谁？为什么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会失去记忆？二十一日晚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找寻记忆的是“我”还是“你”？
种种疑问或者都在于文本的叙述人称问题，“我”以及“你”，第一人称以及第二人称，他们并不是以某种固化的方式出现在真实的现实里，或者说，“我”和“你”只是一种书写方式，无论是日记还是信件，当“我”和“你”形成了达拉·皮科拉院长和上尉之间的唯一对应时，都在人称中预设了一种经历过的客观世界，叙述本身就可能通向一条歧途，沿着这条歧途而向前，一直到四月十八日清晨的纠正，其实误解和歧途已经太深了，甚至已经无法返回了，所以“我”在十七日的日记中既写到了作为上尉的“你”，又写道了作为“我”的达拉·皮科拉，而这份日记所要给的达拉·皮科拉其实已经被自己杀死了——翁贝托·埃科又在这个复活节清晨完成了一个文本游戏，而在十八日的日记中，他又解构了这个游戏，在“真相大白”中，他以叙述者的口气说道：“当拉格朗日让他监视布朗时，他让达拉·皮科拉登场了——这是他自己的达拉·皮科拉，真的那个早已被杀死。”自己和达拉·皮科拉是同一个人，当达拉·皮科拉在昨晚记述了经历的过程，这个真相又变成了上尉西莫尼尼的故事，而西莫尼尼曾经杀死了达拉·皮科拉就是杀死了自己，他和自己对话，他找到了关键线索，他知道了给他带来创伤的那件事，甚至他知道自己成为了分裂的两个人，但是当他最终把圈画完，他就是复原了完整的过去，连同三月二十一日失去的记忆。
实际上，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一个复杂的嵌套结构，一方面是达拉·皮科拉院长和西莫尼尼上尉相互回忆和杀人构成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从失去记忆开始，到复活节真相大白结束；而这个文本，达拉·皮科拉和西莫尼尼上尉是双重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叙述者，他既是作者也是读者，甚至在为读者梳理线索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一个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在第一层的故事和第二层的叙述之外，则是埃科所书写的第三个文本，它以小说的方式被命名为《布拉格公墓》——这三个嵌套的文本，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互文关系？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不是只是一种写作手法上的单一实践？
实际上，三层的文本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埃科其实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嵌套关系，达拉·皮科拉院长的书信和日记，西莫尼尼的书信和日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真假难辨，它们我中有你，它们既创造了对方又杀死了彼此，所以它们也是一个双层的文本；而在埃科的《布拉格公墓》的小说中，又加进去了“无用的学术说明”，这一份呈现附录状态的资料似乎旨在证明人物和事件具有历史真实性，但是这种证明又似乎是一种虚构。作为最核心部分的日记和书信真假难辨，最后的“无用的学术说明”也欲擒故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互文：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发现的？而这一种写作的目的在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犬宅》的题辞中得到了诠释：
由于具体情节也非常重要，甚至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在故事里加上了一百名在广场上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被执行火刑的修士、天际出现的一颗彗星，以及所有比上百场骑马比武还要热闹的描写，这些情节的好处在于，可以让读者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
具体情节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一百名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执行火刑的修士，天上出现的彗星，比骑马还有热闹的场面，当这些情节被加进去的时候，不是为了更真实更具体地还原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也就是说，在互文中出现误读，在嵌套中设置悬疑，就是为了偏离主题，就是为了扰乱真相。一种策略的实施，埃科针对的当然是读者，而当读者在阅读中出现偏差，历史是不是真的就变得不真实了？真相是不是永远被掩盖了？而当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的这段话，似乎用意就在于讥讽这种历史的骗局，就在于揭露真相，“他们各自都试图向对方隐瞒令记忆消失的那个可怕而不堪回首的理由。”就在于从偏离主题的游戏中回归。
那么就从文本本身进入历史，从游戏中发现真相——第一个文本预设了一个进入的通道，那就是失去记忆的二十二日。记忆缺失就是让真相缺失，二十四日的日记题目就是“我是谁”，这是以西莫尼尼上尉的视角写下的日记，当他醒来的时候，“我是谁”并不是一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叫西莫尼尼上尉，年逾六十七，有点发福，但仍属于那种被人称为美男子的状态。但是这已经是二十日的我了，当西莫尼尼穿好衣服，在镜子前把达拉·皮科拉的胡子贴到脸上，然后戴上假发出门，发现平时星期二开门的肉铺店却没有开门，当他训文旁边的人才知道今天是星期三，也就是说这是三月二十四日。以为是星期二却原来是星期三，那么昨天就是二十三日，但是西莫尼尼却回忆不起来在睡着之前所发生的的一切，也就是说三月二十二日成了记忆之中的一个空白。
| 编号：C38·2201101·1696 |
日期被抽离了，记忆消失了，“我是谁”便成为了一个关于缺失的问题：自己化了妆出门，那么不化妆的那个人是哪个流浪艺人？自己变成了旁观者，那么注视着西莫尼尼的西莫尼尼本人又是谁？回来发现木托板上有十多个头部模型，每个上面都有一顶假发，还有眉笔、腮红刷、粉扑、毛刷、发刷；西莫尼尼打开桌子上的信件，发现信件写给一个叫达拉·皮科拉的修道院院长，也就是自己成了达拉·皮科拉；他看到了自己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个叫蒂安娜的女人，但是谁是蒂安娜？记事本上还有一些纪录，其中三月二十一日的关键词是“弥撒”，三月二十二日的关键词是“塔克希尔”，三月二十三日的关键词是“吉洛要博纳富瓦的遗嘱”，二十四日则是“去找德吕蒙”——西莫尼尼开式循着这些线索寻找，但是疑问越来越多，“那天本来是二十三日，可我却以为是二十二日。那么二十二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塔克希尔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呢？”
西莫尼尼把这一现象称作是健忘症，“它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在迷雾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团迷雾正是那些被我遗忘了的时间。”是健忘的开始，却也是恢复记忆的开始，因为西莫尼尼知道十多年前，他就经常在马尼餐厅议论健忘的人，他们是迪穆里耶医生、好像是双胞胎的布鲁和布洛，以及后来出现的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在马尼餐厅里，正是弗洛伊德让他进入回忆当中，西莫尼尼于是在自己门前挂出“店主离开一个月”的告示牌，然后以记日记的形式开始回忆，“我就开始回忆了。我专心地坐在写字台前，笔耕不辍，偶尔慢慢咀嚼几口食物。”
西莫尼尼从小时候爷爷开始回忆，回忆出现了一个决定文本走向的关键词：恨，“我恨我的母亲，恨她一言不发便离我而去；我恨我的父亲，恨他无力留住离去的母亲；我恨上帝，恨他产生那样的旨意：我也恨我的爷爷，恨他说上帝的旨意如此很是平常。”这只是家族内部情感上的恨，而其实，恨的真正来源是爷爷，作为法国人口中的“旧贵族”，爷爷是古老政体的怀旧者，他不愿向大革命屈服，认为人类渴望自由是错误的，“他们所需的那点儿自由应当由国王来保障。”在这种对革命者的贬低中，爷爷所恨的是那些敌基督者，“我们进入了一个敌基督的时代。”而这个敌基督者便是犹太人，“它们为敌基督的时代铺路，不仅是基督教的死敌，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会社、所有修会不共戴天的仇人。”爷爷把瑞士的共产主义者芭贝特称为恶魔，把我取名西莫内·西莫尼尼就是为了纪念十五世纪被犹太人杀害的圣小西莫内，而他把米兰起义、加里波第成立罗马共和国，以及皮埃蒙特政府取缔耶稣会都看成是犹太人的阴谋，爷爷教育我的是：“他们是一个典型的不信神的民族，他们处世的出发点是，好事要趁今生来完成，不要等到坟墓里去实现。所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为了征服眼下这个世界。”
这是对我来说最早的记忆，爷爷仇恨敌基督的种子就成为了我的人生观，“感谢上帝，这就意味着真的存在一个内心世界！有位哲学家是怎么说来的？我恨故我在。”这是对“我思故我在”的科学和理性的颠覆，而当我成为“我很故我在”的实施主体，其实是我进入了“阴谋模式”中，人总是要制造一个隐性的敌人，又为他担惊受怕，犹太人之于爷爷，共济会之于耶稣会，耶稣会之于我后来加入的加里波第红杉军，以及烧炭党人之于欧洲国王，神父教的国王之于马志尼党人，甚至巴伐利亚光照派之于半个世界的警察，“这，就是他的阴谋模式，可以向里面随心所欲地加上针对任何人的阴谋。”
世界从不休的阴谋开始，阴谋制造了仇恨，仇恨凸显了我的存在，而从爷爷的这个“我恨故我在”的人生哲理开始，西莫尼尼并不是要忠于王权，忠于基督，忠于体制，而是忠于仇恨本身，因为“我恨故我在”，所以我之所恨会制造另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可能就是自己，这是假象的自己，这是被命名的自己，这是分裂的自己，甚至这是一个被自己杀死的自己；另一方面，更需要一种虚构的对象，于是，西莫尼尼便成为了制造假文件的高手，甚至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各国所需的间谍：从1855年开始被公证人骗去了爷爷的财产而在公证人勒博当戈那里工作，他就学会了欺骗；他和秘密警察接触，答应卖给比安科从大街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还有从耶稣会士手中窃取的完整文件，按照比安科的说法，“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能解释得通，那这个故事就一定是捏造的。”它是比真实更合理的一种存在，它甚至取代了真相，于是，我开始我的间谍生涯。
控诉拿破仑三世是撒丁王国的敌人的文件，成为报纸记者被派往西西里歌颂加里波第、揭露共济会给红衫军财务支持革命、在那不勒斯密谋推翻国王统治、在狱中探视若利陷害烧炭党人，成为普鲁士间谍取得法国情报、出卖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与俄国秘密警察接触……从西西里到巴勒莫，从那不勒斯到巴黎，西莫尼尼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陆，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制作了一份“以色列人联盟的报告”，从而在共济会会员的雷鸣山集会、约瑟夫·巴尔萨莫的计划和耶稣会士聚集在布拉格公墓的那个夜晚制造了对犹太人的仇视，这不是对爷爷仇恨的继承，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发现了巨大的“反犹市场”，革命党人、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把犹太人当成了敌人，“从各个政府的态度来看，犹太人还是国王的仇敌。必须围绕犹太人做文章。”于是西莫尼尼从巴黎的图书馆获得了布拉格公墓的照片，那些层层叠叠被塞下了十万具尸体的公墓是犹太人的罪证，加上苦心制作的联盟报告，我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只有在我成功再现了那个巫妖狂欢夜之后，我对奸诈的犹太人的积怨和嫉恨才会从抽象的想象化为无法遏止的狂怒。”
但是，西莫尼尼的阴谋计划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他创造的达拉·皮科拉院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是这种创造作为阴谋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本，西莫尼尼写信给达拉·皮科拉，皮科拉也给他回信，甚至达拉·皮科拉在信中痛斥他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将会被上帝拒于天堂大门之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阴谋者和救赎者，西莫尼尼无论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达拉·皮科拉的口吻留下的日记和书信，都变成了向别人证明的“真实”纪录，甚至成为一种历史材料。但是在记忆逐渐打开的过程中，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自然破绽百出，在自己成为他者的记述中，真相本身就无法成为唯一的文本，所以他们越是互动越是露出破绽，而为了弥补这种破绽，一方面，西莫尼尼设计了达拉·皮科拉“自杀”的情节，另一方面依靠文本之上更高层级的叙述者让分裂的自我消失。
文本从第一个层级慢慢变成了第二个层级和第一个层级的交错文本，而“叙述者”的加入完成了文本的最后命名。从第一章开始，这个叙述者就进入到了神秘的文本中，“就连叙述者本人都还不知道这位神秘作者的真实身份，他打算（和读者一起）去探个究竟。此时此刻，双方都潜入了老人的家中，好奇地窥探着，注视着他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字符。”他是作者也变成了读者：一方面他阅读这个故事，深入西莫尼尼和达拉·皮科拉的互文中，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出自达拉·皮科拉院长之手，它好似揭去了西莫尼尼紧锁的记忆之门的封印，披露了西莫尼尼不顾一切地想要忘却的记忆。”他梳理线索，他推断真相；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日记的中断感到困惑，他发现其中断了必要的线索，他认为两个人有矛盾之处，于是，他变成了作者，她开始改写了这个故事，“当然了，我们的叙述者正在偷偷阅读的那份文件充满了令人吃惊的内容，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改编成一部小说呢。”
从读者变成参与其中的作者，叙述者的存在实际上变成了“第三个人”。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西莫尼尼写给院长的信中说起了早上醒来看到的一个黑影，那个黑影抓起剑杖，在被板凳绊了一个跟头之后跑掉了，西莫尼尼认为这个人就是院长，“我可以确信，是因为我回到了您家里，而您的床上空无一人。”而这一天正午院长写给西莫尼尼上尉的信中也说到自己起床看到了黑影，也是在被板凳绊了一跤之后摔了一个跟头，之后也跑了，线索中断了，但是院长认为“但这个人就是您，我简直可以发誓，如果我猜的没错，拜托您告诉我”……午后西莫尼尼再次写信给院长，他认为如果现场只是两个人那个就会产生悖论，“您是在早上八点的时候从我这里逃走的，然后我去追您。而我是在十一点的时候从您那里逃走的，然后您来追我。”解决这个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两个相互怀疑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一个神秘的“谜”先生，于是，在那天晚上，西莫尼尼记叙了自己再次遭遇黑影之后开枪打死了他，而这个被打死的第三者被西莫尼尼放在了下水道里，而此前他“杀死”达拉·皮科拉，就是把他藏在这里。
叙述中出现了悖论，所以请第三个人出场，而第三个人出场就意味着消失，他的尸体在下水道里，而下水道里就有达拉·皮科拉的尸体，也就意味着西莫尼尼早就杀死了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西莫尼尼对于第三者的谋杀也是为了从叙述者的世界里出来，他决定洗手不干告别间谍生活便是证明，“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是更高层级的叙述者是无法被小说中的西莫尼尼杀死的，西莫尼尼也无法从故事中脱身，叙述者继续叙述，一层层把西莫尼尼的阴谋揭露出来，而最终这个阴谋的背后就是对犹太人的“恨”——于是那个三月二十二日的弥撒之夜浮出了水面：身穿斗篷头戴风帽的蒂安娜是天主教的叛徒，在弥撒之夜她脱去了身上的一切，以赤身裸体的方式亵渎了天主教，而这个和西莫尼尼发生关系的女人就是一个犹太人，“和我交媾的女人不仅有魔鬼的血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知道，犹太人是靠母亲传承香火的。这么说，假如通过这次交合，我的精子在这个杂种女人的腹内孕育的话，我将会有一个犹太后代。”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蒂安娜，而二十一日晚间的那段记忆重新回来了。
一种恨变得正大光明，是因为蒂安娜的真实身份被揭开了，但是从最终的“恨”回到一个人的自己之后，西莫尼尼生活在噩梦中，脸色惨白的蒂安娜总是出现在面前，在折磨中，西莫尼尼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恨，“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为了消灭这个该死的种族。拉奇科夫斯基说得对，只有仇恨让我的心保持热度。”我很故我在，一个阴谋论的主体在日记、书写编织的生活中最终回归到了仇恨的终点——这是在叙述者笔下的命运，而埃科将它又置于另一个文本里面，其实是为了审视这种存在于历史中的恨，“无用的学术说明”中说，这个故事中的唯一虚构人物就是西莫尼尼，但是他的爷爷西莫尼尼上尉确有其人，人物是真实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历史也是真实的，“甚至，干脆跟你说了吧，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仇恨者还活在我们中间，它以一本真假难辨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成为了历史真实的“后续事件”：一九〇五年谢尔盖·尼鲁斯撰写的《以小见大》一书在俄国出版，他在书中提到了这本书，《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的产物；一九二一年，《伦敦时报》宣布它是伪托之作，但是这本书却一版再版；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犹太民族制造了谎言，《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明证，“当这本书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遗产时，犹太人的危险就会被认为是彻底消除了。”
一部手稿，一本出版的书，一个被怀疑伪作的文本，它构成了关于图书的历史，而图书的背后就是一种恨，即使是乌有之书，即使是剽窃之作，就像那些日记和书信一样，已经成为了文本，“无用的学术”就是“我恨故我在”的借口，因为，历史告诉的真相是：“该书是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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