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里写道:“不要阅读我。”《文学空间》是莫里斯·布朗肖于1955年出版的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布朗肖在本书中通过《马拉美的体验》《卡夫卡与作品的要求》《里尔克与死亡的要求》等文章，分析了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的作品，探讨了写作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构成文学的“力量”或“文学空间”是什么等理论课题。他认为，写作就是寻求作为“作品”的某种东西成为可能的那个时刻或那个点，文学空间就是死亡的空间。在寻求小说和评论的新途径中，布朗肖表达了一种极限体验，即把死亡设想为“ 的 考验”的体验，这对后来法国的意指学派、日内瓦学派和社会学批评学派等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另有附录《根本的孤独和世上的孤独》《想象物的两种说法》《睡眠，夜》《荷尔德林的思路》等4篇文章。
《未来之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作家莫里斯·布朗肖的文论集，汇集了布朗肖为复刊后的《新法兰西杂志》写的文论。布朗肖以一种充满激情和焦虑的学识向我们谈论了普鲁斯特、阿尔托、布洛赫、穆齐尔、亨利·詹姆斯、萨缪尔·贝克特、马拉美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甚至是将来某一天的最后一位作家。通过对这些经典作家的品评，表达了他对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系列问题的看法, 《未来之书》可谓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渊薮。“对小说而言，第一层是预备的航行，把奥德修斯带到那，遇见塞壬。这一航行完全是人类的故事，它关系着人类的时间，与人的激情相联，极其丰富多变足以吸收叙述者的一切力量和注意力。”开篇莫里斯·布朗肖回归神话，以“塞壬之歌”引出写作的神髓，海妖塞壬用歌声引诱人们，造成船毁人亡，歌的源头处也是听者的死亡地。
《等待，遗忘》是布朗肖的中篇小说。遗忘自哪里开始？记忆自哪里结束？思考遗忘，让人意识到思考自身之开始的不可能。思考遗忘就是思考记忆。这种辩证将等待置于显而易见的地方。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对话中，什么也没有说，一切都消失了。“小说”“叙事”和“批评”在布朗肖的世界里不断减弱，使得在《等待，遗忘》里仍被容许说话的只有语言本身——那不是任何人的，既不是虚构的，又不是反思的，不是已被说出者的，也不是仍未被说出者的语言，而是“在它们之间，像这片有固定空旷的地方，事物在它们潜在状态的蓄聚”。思想静默的迷途，在等待中从自身回到自身。通过等待，离开思想的事物回到已成迷途的思想，等待，是不失去方向的迷途之地，是没有游荡者的颠沛流离，“在等待的尽头，需要等待的事物长久以来只能维持等待，或是到最后一刻，或是到无限远的瞬间：我们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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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2201122·1705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8.50元 | |
| ISBN：9787305135095 | |
| 页数：324页 |
此神秘正是以下：我是不幸的，我坐在我的桌前，并且我写着：“我是不幸的。”这怎么可能？
——《卡夫卡及文学》
坐在桌前，是身体于桌子之前，也是时间之“前”，一种句子已经在脑中形成：“我是不幸的。”但是坐下开始书写：“我是不幸的。”一个书写的句子之回应，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又是奇异的可能性，因为它是不可能性：无法抵达时间之前的这种“不幸”，或者说无法在程度上完全抵达，它造成的是“引人非议”的结果，是本质上的欠缺，“因为还必须知道为何书写”。于是，坐于桌前的书写让卡夫卡察觉到“那条他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
但是，这种神秘性还在另一个维度被展开，《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一本书，一个物，一种阅读，也是必须坐在我的桌前才是可能的，而且是为了可能察觉到那条“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这条道，就是从阅读趋向书写，从阅读者趋向书写者的邻近可能——我的阅读如何接近卡夫卡的书写？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其实已经明白地显示在书名上：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之前的卡夫卡和之后的卡夫卡，起点的卡夫卡和终点的卡夫卡，书写的卡夫卡和被阅读的卡夫卡，何以在“从……到……”的结构中变成一种邻近的可能性？“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到底是为了邻近而接近甚而至于理解，还是在阅读的阐释中让作者死去而自己成为作品的另一个作者？
谁的卡夫卡？卡夫卡是谁？在1943年的《卡夫卡的阅读》中，布朗肖已经指明了“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混沌性，当我们研读作品，我们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就是映射在某些残篇、未尽作品之上，被所识与被所掩的部分光线，因而，总是更加加剧了那些作品的分裂”，最后碎裂成细尘般大小的遗作，而且这些遗作和道德脱不了干系，它们最后成为“遭到长篇大论的评价所侵袭的寂静之作”，成为“无限发表题材的未刊之作”，成为“沦为历史注脚的永恒创作”，甚至于在布朗肖看来，卡夫卡自己也早就预料到了同等程度的灾难——否则，他为什么在生前想要毁掉自己的作品，因为“那必定会倍增众人的误解”。所以，在这种阅读的混沌性中，我们成为了某些残篇，“从卡夫卡到卡夫卡”那条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实际上就是未知本身，而阅读卡夫卡必然要成为说谎者，但又不是说谎者，那是一种惶惶不安，一种对命运的焦虑。
这并非是差异诠释的并呈，而是“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这个结构本身的虚无。卡夫卡是书写者，卡夫卡式被阅读者，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两个“卡夫卡”，那么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就是一种阅读于书写的解读过程，而“从”所确定的卡夫卡就是这个结构的起点，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初，那就是书写如何是一种可能？坐在桌前开始书写，这是毫无理由的，当他凝视笔端的时候，他甚至不会听命于“停下”，但是这个毫无理由的书写却被黑格尔推向了矛盾的囹圄：为了能够书写，他必须具备书写的天分，但是一方面只要书写者上尉坐在说桌前，作品便无法被卸下，他也无从知道是否具有成为书写者的能耐；另一方面，只有在书写者开始书写之后，他才具备天分——必须具备天分他才能够书写而成为书写者，必须书写才能印证他是不是具有天分，因和果是一个互为彼此的关系，或者说，这个过程本身就取消了因果，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甚至，书写就是一种“停下”，它是空洞，它是虚无——文学的书写“正如同虚无工作于虚无之中”。
这是文学行动具有异常性的本质，也是书写者超越的难题。这个难题似乎在阅读者那里被化解了：当书写者书写而不停下，是因为在书写中“等待着一个读者的靠近”，他将会用一个书写和阅读者的双重身份向语言提问。所以在作为书写的“卡夫卡”那里，文学的书写变成了一种非法的存在，而且是无意义的：作为一个书写者，当卡夫卡偶然写下“他从窗口眺望”，他认为瞬间意识到这个句子已经完满无缺，因为这个句子“作者得以成为作者”，是句子造就了他，句子就是他本身，他即是这个句子存在的整体。但这种句子造就的书写是一种“无目的性的自动写作”，但是当卡夫卡在坐于书桌前就已经有了“我是不幸的”，之后坐下来书写，在布朗肖看来，对书写者而言，句子就已经把全身心投入的他监禁了，“这个作为其唯一生存证明的句子，表面上看来完美无缺。而……同时也是其他人的句子，一个可被阅读的普遍句子。”
这个被认为是完全无缺的句子，监禁了书写者，这种监禁的状态使得作品消失，“它流变成其他人的作品，一个其他人所是（却非他的）作品”，它是一本用其他的书来论断它的书，一本异于其他本书的原初智术，一本透过作为其他本书的映射而被理解的书，实际上，为阅读者打开了入口，“读者造就作品；透过阅读而使作品诞生；他是作品真正的作者”，而且是书这一物件“鲜活的意识和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这个读者而书写，作者和读者也在此意义上合为一体。虽然作者和读者合二为一，但是在单纯的书写者意义上来说，作品已死，作者已死，在书写一开始就已经发布了命令：停下，“除非放弃书写，否则书写者无法隐匿于自身之中。”
但是在这个阐述过程中，布朗肖还只是站在阐释学的基本框架里。但是这绝不是“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闭环——很明显的一个疑问是，当作者在作品完成之时就宣告作品死亡，继而让作者自己也死亡，阅读者变成了作者，是另一个作者，那么这“另一个作者”是不是还是作者？他是不是还是会和完成作品的作者一样走向死亡？“作者之死”为读者留下了命名的空间，但是读者的“作者化”同样是一个重复的过程，作者死亡之后重生的“另一个作者”，只不过是死去作者的同语反复——甚至，文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摧毁自身”。显然，布朗肖并不是把“到”卡夫卡的那一个卡夫卡看成是纯粹阅读意义上的存在者，他必须返回到“卡夫卡”作为书写者的存在，探讨书写本身从死亡到重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只是文学，我无法，也不愿是任何他者。”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明显，卡夫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书写者，这里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生前就希望摧毁自己的作品。布朗肖认为，卡夫卡的这个想法可以单纯地认为他的作品尚未完成，因为“我的作品是残缺”，所以要摧毁其作品，让这种完满变成一种永不满足的缺憾。但是卡夫卡的这种预设并不是对作品本身的要求，而是不愿让自己成为他者，在他看来，只有将书写隐匿于自身中，才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布朗肖认为，卡夫卡式奇异的，他怀着自我救赎的目的不相信确定性，他对字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信念，他从未对一般人“惊世骇俗的转变”感到畏惧，他肯定于自身中存在的的潜在力量——“只是文学”的卡夫卡所挑战的不是非书写的可能性或者艺术评论，而是书写的能力。或者说是书写本身在围困和解放，在虚无和实有，在空洞和完满中抵达“未知的近邻可能性之道”：“我是不幸的”的书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活着，它是存在，它是思考，但是“我是不幸的”的书写又是可能的，它是流畅的字眼，它是精准的发展，它是幸福的影像——“我不幸之状意味着我力量的竭尽；然而，我不幸的表达，却是力量之长。”
《万里长城》没有在建筑工人手里完成，也没有被卡夫卡书写完成，这个以失败为主题的作品，是卡夫卡书写的一种病征，但也成为他文学的一种象征，“他的精力无穷，仿佛他的激情是如此绝望，从这层思考来看，希望的缺席便可能成为最强劲的希望，然而，这种无止尽的不可能性只能证明继续的不可能性。”所以，他是书写者，书写本身在书写时便是他命令自己“停下”，便是让作品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准备书写之人“正是已死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越是躲开自己，就越是在场，自身毁坏和无限崩解的另一个说法是：幸福和永恒。这便是卡夫卡在《日记》中所说的“满意的死亡”，“即我所能写出的最佳作品，正是奠基于这种能够心满意足死去的权力上。”布朗肖对此的解读是：因为是死亡才是极限，支配死亡即是支配自身，其能力就是全能，而艺术对于瞬间的控制，便是达到了“至权”，“无论如何，他冷静地等待死亡，使得他能够透过他的主人翁们维持一个清楚的视线，能够透过洞察的亲密性将他们的死亡合一。”
满意的死亡是满意的书写，死亡的权力是书写的权力，所以回到“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结构，一个卡夫卡在书写，也在死亡，一个卡夫卡在死亡，也在书写：“从卡夫卡”开始，“无所谓，为力行而书写。”“到卡夫卡”完成，“写吧，惧于力行的你。”“从卡夫卡”开始，“让你身体里的自由发言。”“到卡夫卡”完成，“喔！别让你身体里的自由蜕变成字词。”“从卡夫卡”是文学毫无意义，“到卡夫卡”完成是文学并非毫无意义——“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是从意义的缺席到创造的革命，是从书写之物到崭新现实，是从停下到在场，是从空无到存在。正是在“停下”制造的不在场中，文学语言走向了空洞，走向了虚无，走向了不完整和不确定，走向了空缺，但是否定本身被链接在语言之中，但是文学在“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转变中，形成了一个自明的存在：“无言，为无言而说。”
无言是死亡，言说是死亡之后的书写，因为，“能见上帝者，必死无疑。”无言的死亡才能给出死亡的生活，而文学正是“为无言而说”：否认白昼，文学重建白昼，肯定夜晚，文学察觉出夜晚的不可能性，布朗肖借用的一句话便是：“背负死亡而生，并永存于死亡本身。”这是死亡的权力，这是文学的权力，这也是卡夫卡所说的书写的权力，它所区别的正是确定的、表意的、指称对象的日常语言，而卡夫卡在文学的书写中所拥有的的是“制造含混性的语言”，“它确实在观念上具备了这个——‘背负死亡而生，并永存于死亡本身’以便从文学之中获得话语的可能性和真理的——历史性时刻。”
所以，布朗肖认为卡夫卡一生都在这种书写时刻中，都保持着书写的权力。但是，这是一个“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被确定的卡夫卡？为什么《变形记》因为一个客体的欠缺而把读者卷入困顿的怪圈之中？为什么《审判》中乔瑟夫·K在两个男人未读一字而实施了荒谬的审判？书写是不是真的是“为无言而说”？书写者的死亡权力是不是偏执地制造合一的读者？甚至于卡夫卡一个个体，他嘱咐马克斯·布侯让作品消失，为什么不自己销毁它们？布侯变成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奇异的变形”，他成为了卡夫卡的权力影子，布朗肖说：“布侯的处境是悲怆的。”卡夫卡书写的文本被米莲娜翻译成捷克文，两个人在1920年间左右相遇之后友谊变成了激情，甚至是卡夫卡唯一一次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激情，“为何他爱，或者，不能爱上米莲娜？”卡夫卡的恐惧、焦虑最后将米莲娜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这是属于卡夫卡含混的变形，含混的审判，含混的权力，含混的情感？那一部属于卡夫卡书写的现实之书从来不是“为无言而说”，它总是在说，总是在书写，总是在含混，它没有停下，也没有死亡，当然也没有被销毁，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是另一个卡夫卡：他坐在桌前，他写下“我是不幸的。”他成为了不幸的书写者，“如果唐·吉诃德疯了，那么，塞万堤斯显然疯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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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48·2200817·1673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当当12.40元 | |
| ISBN：9787305161520 | |
| 页数：132页 |
你说，我们不停地出生
但是死者，它们，以死亡而结束。
——路易—勒内·德·福雷《塞缪尔·伍德之歌》
塞缪尔·伍德在说，在说着出生，“不停地出生”，在说着死亡，结束的死亡，不停地出生和作为结束的死亡，构成了“我们”的生命长度，但是，在被死亡划出了生命的句号中，“我们”为什么还会“不停地出生”？当出生成为一种持续的状态，是不是消解了死亡的终止感？“塞缪尔·伍德之歌”仿佛定义了一种出生的非存在，不停地出生，总是在出生，出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意义？又仿佛描述了一种死亡的非存在，“以死亡而结束”，是以作为智者的“它们”的存在被取消而结束的。
出生的非存在，死亡的非存在，存在和不存在具有了相同的厄运，塞缪尔·伍德之歌成为“绝对终止的持续和延续”，在其中的是“我们”，而这个“我们”，在出生的存在和非存在、死亡的存在和非存在同义反复中，却是通过“你说”来言说的，而“你说”是不是将“塞缪尔·伍德之歌”变成了一种括号之外的“他者”的声音？“你说”而言说，“我”自然成为了一个故事，或者，“我”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通过别人来讲述的，所以，“我”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甚至在不停地死亡中，孩子要受他人的审判，而那个“我”之外的你将拥有审判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这暴露了孩童时期暴君的欺骗”；而到了“你说”的死亡面前，智者的“它们”也一样听到了如暴君的声音：“禁止老去！”——就像犹太教阿西迪姆一位大师拉比·纳曼·德·布雷斯拉夫的话。
但是，在这个“你说”构成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中，塞缪尔·伍德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渴望回到没有暴君存在的孩童世界？渴望在真正的智者生活中回到永恒的本原？——“你说”指向两种渴望的状态：当孩童不再“总是出生”的循环世界里，他唯一留下的是自己的印记，即使是痛苦的记忆，也是“我唯一的财产”；当满足之人的智者“禁止老去”，他将无需意愿、无需希望、无需任何改变地活着，或者，“智者死亡时不需要他人”，在无人陪伴中，他以“本原，绝对的本原”中得到满足，从而成为真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满足的人”。当孩童以生命最初的印记作为唯一的财产，当智者在“禁止老去”时拥有绝对的本原，塞缪尔·伍德唱响了生命之歌，“死亡的时刻，或者是通过死亡，我们才能够从概念的意义上重新抓住开始，即出生：强拍当时取消了时间的直接性，极乐中的忧郁或许也从中消除了。”
“塞缪尔·伍德之歌”作为“你说”的部分，作为“我们”的渴望之源，正是路易-勒内·德·福雷写下的诗歌，和“寻找孩提时期的自己把印记留在哪里”而发现唯一财产的《海上悍妇》一样，是福·雷德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探寻，正是他把“不停地出生”安放在“以死亡而结束”的背景中，在死者并非作为智者而出现的逻辑里，出生才被赋予了另外的可能，“唯有出生在前赴后继，也就是说，总是有出生进行，亏欠自己的出生，最终的非存在才能够阻止。”这种阻止是为了终结存在对于非存在的干扰，而非存在一直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中“顽固地坚持着”，于是，回到“出生”的状态，便是寻找婴儿的语言，寻找婴儿语言中的安静：它是私密的，含蓄的，“安静，它被献给安静，通过一个不可能的挑战，它许下了一个愿望。”而这安静作为最初的语言，作为“前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非存在”？
“安静所言说的内容甚至比字词更久远。任何言说之人都是由必死的肉体构成的。”言说是肉体构成的言说，是字词作为工具进行的言说，字词“首先是我们的主人／因为要保持沉默，就必须经由它们”，而当字词以工具的方式存在，当主人保持着沉默“经由它们”，言说是不是成为一种塞缪尔·伍德口中的那种“裂口”？“无可挽回的裂口。让我们为此备案。／我们遗憾终生。”抱憾终身如不断趋近的死亡，在肉体呈现为言说时，走向某种终结。是的，当塞缪尔·伍德面对那个“太美”的她时，为什么只是在梦中感受痛苦？“唯有在梦里，她才会现身于人前／太美了，以至于无法减轻痛苦”，而通过德·弗雷笔下的塞缪尔·伍德之歌，莫里斯·布朗肖分明听到了肉体言说的嘈杂和自我欺骗，“因为只有和梦魇一起，她才会出现在那里。”一边是理智的白昼，一边是梦魇的欲望，一边是记忆，一边则是死亡，它们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斗争，“人们从睡梦中挣扎着醒来，以期质问她，忘却她。接来的一个又一个子夜里，她又回来了，还是同样的姿势，倚在另一扇窗户边。”
这必然是一个裂口，一个“我们遗憾终生”的裂口，但是布朗肖的疑问是：“为什么不斩断缆绳，向她奔跑而去呢？”她在梦中，她呈现于一种不言说的美，她在理智的白天之外成为一种非存在，如已经结束了的死亡，而我们是在死亡近旁默默坚守着的存在，只有向她奔跑而去，就是接近非存在的死亡：在死亡中，借助于死亡，这死亡，不仅得到认可，而且被称为“作为寂静的完美形式而被选择”——布朗肖所回忆起来的是一段在埃兹的生活，经常居住的小屋子，有两种宽敞的视角，一边可以看见科西嘉岛，一边可以眺望费哈角海岬，但是布朗肖看见的却是墙上的一幅肖像，“塞纳河畔的少女”紧闭着双眼，“洋溢着敏锐而吉祥的笑容”，让观者相信她正沉浸在无比美好的时光中，“她引得贾科梅蒂去找寻一位愿意重新尝试死亡中的极乐考验的年轻女子。”
这一幅画提供给布朗肖的是关于死亡非存在的言说意义，如在梦中，如虚幻的存在，如死亡，当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带来不言说的美好，是不是“来自别处的声音”带来的是死亡的安静？不再言说，不再以肉体的方式言说，不再用作为工具的字词言说，安静如少女双目紧闭所感受的美好，空幻而永恒。言说就是斩断缆绳向着美好奔跑而去，言说之人会一直与我们言说，就像塞缪尔·伍德所说：“我们触动了诗文。”——“将古诗文延长，从而赋予它一种昏暗而璀璨的光辉，淳朴中的崇高。就是通过这些修饰语，我才平息了那些声音，那些呼唤我们、吸引我们迈向终点的声音。”但是，听到“来自别处的声音”而言说，也是一种以不停地出生而走向的死亡，也是以“禁止死亡”而看到了无可挽回的裂口，所有在德·福雷那里，布朗肖看到了“一场巨大的、无止境的、无可挽回的灾难”，它将临在生命之中，以肉体的方式显现，以智者的死亡而终结——德·福雷像一句誓言在说：“我不再写作了。”
因为他丧失了写作的天赋？因为在巨大的灾难中已经感受了死亡？德·福雷仿佛在“你说”中将“我”的故事都消耗了，一种孩童般的暴力让他“不再写作”，但是从“我”的故事中挣脱出来，从第一人称的书写中转变过来，不妨看做是德·福雷的死亡和新生，当那个缺乏自我的我，那个在真实与幻想之间争辩、犹豫和摇摆的我，变成“你”，变成塞缪尔·伍德，变成奥斯蒂纳多，变成“海上的悍妇”，新的写作开始了，“或许他明白了：为了不再写作，那就必须继续写作，永无止境地写作，直至终点，或者从终点开始。”言说从不言说开始，生命从死亡开始，书写从缺乏自我的我之后的你开始——“在长时间的寂静之后，作者所感受到的义务，如同一次判决，甚至是罚入地狱的宣判。”
第一人称的独特地位被改变了，在人称的转变中，作者被罚入地狱，“面对每一个继续寻找财富的读者”是不是如《奥斯蒂纳多》一样，变成了一段乐谱？“哦，奥斯蒂纳多！哦，辛酸的美丽！”德·福雷就是在这辛酸的美丽的“前奏”中寻找另一种写作？寻找另一种开始？“精神无法逃脱死亡，它是即时生命的接替……精神唯有在自身死亡的同时才能够存在……先前的经历不复存在。”引用黑格尔的话是要将工具的言说，肉体的言说都变成精神意义的死亡，而“我”也从时间的变奏中，从“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组成的“我们”中解脱出来——没有当时也没有现在，只有结束和开端：只有婴儿般的安静，只有少女般的美好，“安静，它被献给/安静”。
回到了言说的“前语言状态”，回到了生命的“智者”状态，布朗肖引用勒内·夏尔的《无名的野兽》，来阐述诗歌言说中“瞬间的永恒”。无名的野兽结束了兽群中的行走，成为“狼吞虎咽的巨人”，它用“八句戏言”装扮自己，在乡野之间“虔诚地打着嗝”，即将分娩的腹部满是忧郁——戏言、打嗝所组成的声音，是无名野兽的言说，可是在拉斯科的檐壁里，乔装的母兽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双目噙满泪水，闪烁着智慧”——一种智者的出现，提供了关于肉体和工具言说的死亡，但是，“闪烁着的智慧”又如何在“我的面前”形成一种永恒的瞬间？无名的野兽，起初在一种言说中，是口中说出来的语言，但是，不是纯粹的话语，不是与神明保持着融洽，而真正的书写是“闪烁着智慧”的言说，是以神谕的方式“非个人”的存在——或者就是一种非存在，“神谕也好，书写也好，都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能自我表达，不能自我保护：没有与书写之间的对话，没有与神灵之间的对话。”正如苏格拉底所指出的，真正的写作，真正的言说，是坚定的话语，是为存在得到担保：“可以用来交流并且是为交流而生。”
言说和书写不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为了交流，所以当声音来自于前奏而被置于开端，一种交流就是“召唤最初的决定”，像先知一样，“并非指其能够预告未来的事件，而是指这语言不依赖某些既存的事物，不依赖现行的真相，也不依赖已然说出或是已然得到确认的唯一的语言。”它从婴儿般的安静这个开端而来，它指向还没有言说的未来，“来自神示的话语就是这样，它什么也不授意，什么也不强迫，甚至什么也不说，却让这份安静变成了野蛮地指向未来的手指。”在勒内·夏尔的诗歌中，处处是这种指向未来的“无名的野兽”：在《最初的磨坊》里说：“诗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搁浅在岸边，唯有在原处慢慢等待。”在《形式的分割》中说：“一旦证据崩溃，诗人便汇报以未来的喝彩。”在《毁灭之诗》中有记载：“诗歌，重新定性人之内部的未来生活。”《早起者》艺术的名字就是对“最早起床者”的呼唤：“我们之前的这个征服不定的征服与保存，低声地抱怨着我们的毁灭，将我们的失望转移。”或许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中，这一结论更加尖锐：“此刻，我距离契合线和终点，并不遥远。在那里，我思想中的所有东西将通过融合而成为未来的空缺和承诺——这个未来并不属于我，我请求您赋予我安宁和休憩。”
一种指向，一个目标，一种瞬间，未来在开启，未来在言说，“诗歌是这个未来的、非个人的、欲来的话语。”而在默默坚守在死亡近旁的“我们”呢？是不是在未来的言说中会成为一种人称上的交流者？“我们”是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合体者，“我们”都在近旁走向未来，“我们”都在为交流而生中不再是自己的我，这是最初的言说，而“我们”是最后的言者，保罗·策兰说：“任何人都不会为证人作证。”“我们”的存在是为自己挑选一个伴侣，但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某些存在于我们身上，却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对自己感到匮乏，从而超越自身无法抵达的界限。伴侣此前早已缺失，这一缺失，甚至从此就处在我们的位置之上。”没有证人作证，没有证人的证人，声音不是存在之时的声音，思想是外乎于时间的声音，所以“我们”既是交流者，也是陌生人，在安静中，我们一起走向言说的未来，书写的未来：
语言。语言，它，一直没有失去，是的，不顾一切。但是它必须穿过自己缺乏的回应，穿过一个糟糕的沉默，穿过致命的话语厚重无比的黑暗。对于已然发生的事情，它没有给出任何词语便穿过了。但是，它穿过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穿越，得以重新返回白昼，经由这一切而变得丰富。正是在这一语言中，在这些年和后面的那些年中，我努力写诗：为了言说，为了给自己指明方向，为了知道自己处于哪里，为了知道应当去哪里寻找某个为我呈现的真实。我们所见的，是事件，是运动，是进程；是为了赢得一个方向所作的尝试。
柏拉图说：“对于死亡，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保罗·策兰说：“任何人都不会为证人作证。”莫里斯说：“我是你，当我是我的时候。”于是，在“出发/无论如何，出发”的声音中，莫里斯所要听到“来自别处的声音”，只是为了打破生与死构筑的生命封闭形式，消解我和你的割裂状态，破除肉体和工具意义的言说，而这一切他在福柯身上找到了战斗的武器：“福柯质疑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某些理性或理性化的危险。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一般的权力概念，而是权力的关系、构成、特征及其运作。”福柯所坚持着的观念，就是要摆脱主体的概念，不再有作品，不再有作者，不再有创作的整体，“恶人的理性是现代历史的事实。非理性之人不会获得如此多的永不失效的权力。”作为肉体存在的福柯，作为言说的福柯，终究在莫里斯的世界里成为了“没有证人的证人”，终于成为了面向未来的“我们”，于是，当一种死亡发生，莫里斯站在以死亡而结束的智者面前，想起了第欧根尼拉尔修队亚里士多德说的那句话：“哦，我的朋友们，我没有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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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1020·1425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 |
| ISBN：9787305103568 | |
| 页数：149页 |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 “他绕着她转”，她在说 “住口”之前是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 “他绕着她走”，还是 “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 “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 “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 “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 “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 “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 “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 “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 “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 “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 “他们”中的一个，所以 “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 “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 “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 “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 “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 “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 “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 “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 “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 “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 “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 “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 “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 “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 “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 “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 “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 “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 “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 “被俘获”的感觉， “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 “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 “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 “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 “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 “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 “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 “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 “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 “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 “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 “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 “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 “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 “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 “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 “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 “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 “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 “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 “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 “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 “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 “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 “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 “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 “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 “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 “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 “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 “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 “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 “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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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71020·1422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20元 | |
| ISBN：9787305173356 | |
| 页数：183页 |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 “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 “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 “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 “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 “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 “灾异”，用 “发光的孤独” “天空的空洞” “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 “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 “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 “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已经发生，奥斯维辛在时间的历史中，而且已经被命名，甚至它提供了关于战争，关于罪恶，关于死亡的一种已经被陈述的结论，或者说， “已经”就是一个不再回返不再重复的终点，它就在那里，无法漫出界限，而我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观察、审视甚至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个沉入到了时间内部的事件：属于人类的悲剧已经发生，那些人已经死去，最后的审判已经完成。但是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是因我们的在场而存在？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公正？
莫里斯·布朗肖却说： “最后的审判”这个短语在德语中的仪式是 “最年轻的一天”，是超过每一天的一天——不是审判被保留到了时间的尽头，也不是在我们的等待中出现公正的结果，而是它永远向前， “每一刻，它都在完成、在回归、也在沉思”，在完成、回归和沉思中， “每个正确的行为让这一天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我们的等待无关，甚至和定性的审判无关，在消除了时间的界限的意义上，死亡也不再是一种走向终点的过程： “那些和集中营同时代的人永远成了一位幸存者：死亡不会令他死去。”
最后的一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最后的死亡是一直在死亡，最后的审判也不再是有一个神化的上帝的审判，那个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站在罗马城外的时候，当被问及 “你什么时候会来？”弥赛亚的回答是： “今天。”什么是今天，是区别于昨天的今天？是还没有到明天的今天？布朗肖说， “此刻就是今天了。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永远是此刻，就像每一天的一天，就像一直在死去的死亡，就像最年轻的审判，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于是在消解了时间的命名，死亡的命名中，神性的命名也消解了。
谁是弥赛亚？ “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的神，弥赛亚并不具有任何神性：他是一个安慰者，公正者中最公正的人，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人，甚至也 “不确定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每个人也都可以不是他，就像黑格尔所说： “绝对的外在性的绝对的内在性”，他在罗马城门外的时候，是和乞丐、麻风病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匿名的，即使被认出来而被问及什么时候到来的话，他也在 “永远是此刻”的今天，在每个人中，所以弥赛亚的降临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更远未来的取消，列维纳斯和肖勒姆说： “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例外——都只预言到了弥赛亚的时间。关于未来，哪只眼睛又能看见它，除了你之外，主啊，为那些对你忠诚并一直等待你的人而行动吧。”
哪只眼睛能看见他？奧维德说： “他因自己的眼而死。”纳喀索斯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因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死亡，死后化为水仙花。这一种自恋源于那看见自己的眼，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在死亡的在场中，神杀死了自己， “这让人想起：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死去”，而在他用神的方式杀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制造了一个他者： “你并非他者，你就是他者。”神制造了他者，神就是那个在上面的 “一”，所以在不是弥撒亚 “今天”的降临中，不在 “不确定是一个人”的神性中，它变成了荷尔德林所说的病态欲望： “在人类中，病态的欲望从何而来，这欲望只有一，且只来自一。”也正是这样一种病态，使得最后的审判变成了 “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审判被抛向更高处：上帝，唯一的审判者；即重新回到一。”
神性走上了最高处的审判，病态的欲望来自于唯一的一，而死亡就是纳喀索斯的眼，那么， “发光的孤独”在哪里？ “天空的空洞”是什么？ “被延迟的死亡”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布朗肖放在最后提供了回返可能的 “灾异”在最高的审判、唯一的一和纳喀索斯的眼中，何处呈现？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灾异？ “灾异安排着一切。”这是灾异的定义？ “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这是灾异的特点？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这是灾异的隐喻？中性词的灾异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损害，却威胁着不可触及之物，它是对自身的迫近，是 “把未来抽离出来或者劝阻开”，所以灾异是一种分离，却没有视觉的界限；灾异是最高的法则，却不是大写的存在；灾异不是已变得疯狂的思想，但却是某种思考之后的产物；灾异会描述，却遁逃所有经验的可能性……
“任是何物也都无法满足灾异，即纯粹的废墟中的毁灭与它并不相宜，同时，整体性之思又无法界定其界限：一切事物被损害、被摧毁，神和人重新走向缺席，虚无代替了一切，这一切同时太多又太少。 ”当布朗肖如此解说灾异的时候，那些同时太多又太少的 “一切”如何会缺席？无法满足的灾异又如何被命名？似乎在一种悖论中滑行，无论是对灾异的命名，还是对灾异的论述，似乎都在背离灾异本身， “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这样的悖论面前，就有了灾异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相对于灾异我们是被动的，而灾异也许就是这种被动性，在此之上它永远地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绘制整体性思想的界限，我们对一切事物做出解释，我们发现疯狂的事物，我们描述经验之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在写作，在思考，在命名，而所有一切，在灾异面前，我们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容易在绝对之物中迷失方向。
布朗肖在这里其实设置了一个入口，当我们在灾异面前是被动的，那么灾异就具有了 “被动性”特点，而这种被动性对于被动的我们来说，就提供了关于沉默的言说，关于拒绝写作的写作，关于自我的他者，关于匿名的命名，关于死着的生存的一种灾异状态。被动性是主体的消失，是一种 “精疲力尽”，它与主动性相对的是，当我们思考时，需要的是 “承受它，承受”，也正是这种承受，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没有终点的重复： “呈现它并再次呈现它。”所以在主体消失之后，被动性也就取消了权力，取消了经验， “从统一性中分离，无法让位于任何显现之物或自我呈现，没有自我指示，没有自我象征，通过驱散和缺席，永远都落在我们可以称呼为它的下方，临时的指谓。”同时，被动性又是无边际的，没有 “已完结的过去”，也没有 “存在尽头的存在”，所以这是被理解、被暗示的灾异： “被理解的灾异，被暗示的灾异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而是像无法追忆的过去（在高处）。这个过去在回归，同时也通过复返来驱散现在时，在现在时里，它就如同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当我们以回忆的方式看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有最后碾压的不幸，有堕落于需求之中的束缚，有无法消弭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提供了一种被动性的场景，在我们 “承受它，承受”的反复中，我们如何言说？我们如何写作？布朗肖认为，当被动性取消了主体，其实写作也必须取消主体， “阅读，书写，就像我们生活在灾异的留意之下：暴露于没有激情的被动性之中。”灾异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有一种 “遗忘的兴奋”，要求 “将要说话的人不是你”—— “让灾异为你而说，要么借由遗忘，要么借由沉默。”
不管是遗忘还是沉默，都是在被动性中打开灾异的世界， “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为什么要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要在拒绝写作中写作，布朗肖认为，所有的文本，看起来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但是这是一种权力，一种经验，一种存在于过去的 “已经”发生的文本，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就是一种被动，而不是被动性，在被动提供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是权力和经验的产物，所以要在不写中写作，不写不是否定性，不写也是写的效果，甚至在边停边写中写作和不写， “并不会堕入绝望，是仿佛没有念想了：这是有利于灾异的。”所以当写作或者不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便成为了关于灾异的写作，而保持缄默的言说，也依然是言说。
不写作的写作，缄默的言说，当取消了主体，当没有了权力和经验，当时间成为最新的今天，其实那个写作者、言说者总是存在的，他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我之外作为他者的他者。 “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受恩于他的无限帮助，这帮助可以是没有最后期限的呼救，而这呼救又只有我而不是他者能够应答。”在这个他者里，匿名是他的姓名，外在是他的思想，非相关性是他的能力所及，复返是他的时间，所以他者， “让时间走出自身的秩序，让生命向它的被动性开放，向陌生人展示从未抒发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在自我死亡之后开始的一种 “死了”。
“真正的哲学行为是让自我死亡。”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意思是自我死去，自我如同死去，在必死的运动中，自我和他者从同一到分离。我们活着，是以肉体存在的方式活着，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意义，无法获得死亡的体验，所有的思考，都是肉身意义中的自我思考， “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所以一个只有自我的人只是进入到 “已经”的时间里， “他来到之前，没有人等待他；当他在那里时，没有人识得他；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灾异早已令存在误入歧途。”所以在灾异的被动性面前，我们的疑问在于：我们何为？谁不是我们？
我们之外的他，开始了死亡的书写，而这样一种死亡就是死去， “死去，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停止的迫近，生命正是通这种迫近在向往中延续，那些永远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迫近。”布朗肖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描述是： “他的生平是：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第一个 “他死了”是一种肉体的自我死亡，甚至是 “自杀”，而在死亡之后，开始书写便是 “活了”， “书写，为了不是仅仅在摧毁，为了不是仅仅在保存，是为了不传递；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也正是在这个书写状态下， “他死了”，这便是灾异的死亡体验，就像那句话， “人们杀死一个孩子”，布朗肖说： “别误读了这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操作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也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优先时段里完成，它制造不可操作之物，它将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抹却）时间的时间本身，抹灭或摧毁或馈赠永远已经在未被言说的上帝的先到之中。”
所以灾异不是等待完成，不是获得意义，不是拥有权力，不是最后的死亡，就如乔治·巴塔耶所说： “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越过死亡，就是没有终点，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历史中的书写，集中营，便 “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所以对于历史文本的遗忘就成为灾异的写作：
如果遗忘走在记忆前面，或者是遗忘缔造了记忆，或者它从未参与过记忆，遗忘却不仅仅是一种缺失、一种失误、一种缺席、一种空虚：既非否定也非肯定的遗忘也许是被动性的苛究，既不欢迎也不收回过去但是却在过去中指出哪些是从未发生的（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中指出哪些无法在现在找到安身之处）。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那里有 “此刻就是今天”回来的弥赛亚，有对于神性自然拒绝的 “天空之蓝”，有 “我们不再依赖它而活”的写作，有意味着死亡的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但是在灾异的书写中，它是发光的孤独，它是天空的空洞，它是被延迟的死亡， “还要说的话”就在缄默中被言说，而且永远言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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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0219·1365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23.00元亚马逊10.90元 | |
| ISBN：9787305145483 | |
| 页数：112页 |
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在适当时刻，我认真拿出一本摆放在书堆里的书，在适当时刻，我努力看见了有一扇关着门的封面，在适当时刻，我仔细阅读从第一句话“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不在，门是由朱迪特打开的”的小说。认真、努力和仔细，都是适当的动作，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适当就是一种计划，一种有备而来的行动，所以在那个时刻也一顶被赋予了这样一种合理性。
但是，它为什么不是某个时刻？某个时刻也是拿起本书，也是看见封面，也是读到第一句话，但是某个时刻是消解了时间和动作的必然性，它更像是一种随机和偶发的事件，某个时刻变成了随时随刻，于是，即使拿着，即使看见，即使阅读，也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而第一句话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在场的缺席，为什么来开门的是朱迪特？而不是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为什么开门是迎向和她住在一起的我，而不是陌生人？
我是确定的，我的到来是确定的，在这种确定中，朱迪特是不是也是确定的？她来开门是不是确定的？或者说那个同住女性朋友克劳迪娅“不在”也是确定的？如果都是确定的，那么这样一个时刻是不是就是“在适当时刻”？“然而即便在这个我尚不能完全理解且不太喜欢的新环境里，她仍然完美得和从前一样，不论是线条、气质，亦或是年龄方面：某种青春令其奇异得和从前相似。”不喜欢新环境，完美和从前一样，青春的奇异和从前相似，这就是一种适当的时刻，就是一种在场。但是为什么在朱迪特在场的“适当时刻”，我仍然感觉到一种突然，一种缺席？
当我问“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没有回答，像是对于我心生焦虑的躲避，而且，“当她转过身瞥见我的时候，我有一种突然的感受：她只是现在才开始瞥见我。”转身是不是是当时刻？为什么只有在转身的时候才瞥见我？是瞥见而不是看见，那种不认真也不仔细，甚至是无所谓的瞥见，是把我放在一个缺席的位置？还是她在瞥见中被我放在缺席的位置？“关于这个我对她说过话并为我开门的年轻女子，她从过去到现在，在一个无法评析估量的时间内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在我眼中始终可见。”是的，对于我来说，她是可见的，但可见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已经没有了必然性，它必定会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无意义，所以瞥见而看见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是她主动在制造适当的时刻。
所以在这种无意义中，我却是在场的，我在门槛处停驻，我强行进入，我在房间中走了两三步，我好奇地观察位于床尾的大沙发，在被打开门而被看见的世界里，房间、床、沙发和小家具表现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存在总是在适当的时刻，而当我看见这样的时刻，无论朱迪特是看见还是瞥见，是转身还是面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在场，而且我把她放在了一个缺席的位置上，“对于房间的某些方面我看得很清楚，它们已经与我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她，我看不清。”
这是一种主动看不清而带来的缺席，但是克劳迪娅呢？她和朱迪特同住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对于房间的意义存在着一种同构性，也就是所有关于房间、沙发、床和小家具，在表现了世界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在一起的生活，那么当朱迪特缺席的时候，克劳迪娅是不是也是瞥见我而使我看不清最终导致缺席？关系的微妙在于，朱迪特是在场的，她以在场的方式被我缺席，而克劳迪娅是不在场的，她的缺席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缺席——在确定的那扇门打开后的缺席。
但是在我进入其中问出“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缺席，在一种被念想甚至想象的世界里，她始终以悬念的方式出场。而且之后，她真的回来了，当她回到房间，是不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消除缺席而真正显现的“适当时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不太容易妥协，我觉得她和朱迪特年龄相仿。”我不认识克劳迪娅，在我面前被我看见的她其实是一种概念的存在，甚至她是存在于朱迪特的背景之下，她们自小就是朋友，“对于朱迪特而言，她更像一个站在身后有着强硬性格且充满才华的大姐姐。”
这是我和克劳迪娅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她的第一次在场，从缺席到在场，看上去更像是我的一种安排，而正是这种安排，在适当的时刻，她却以一种后退的方式制造了再次的缺席。“至少，如果她被我的出现惊呆，并且我确定她后退了，有一瞬间她试图退回后面，仿佛面对我的在场她已尝试引入一个逃生通道，后者本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在我之前到达这个房间的可能性，一个可以亲自给我开门并以她自己的方式迎接我的可能性。”她回来是有准备的，有准备的必然应该是看见我的时候，会伸出手然后礼貌地握手，或者和我打招呼，但是她却后退了，这种后退把一切的必然都变成了可能性。而在我看来，后退仅仅是“对其缺席进行补偿的尝试”，自我安慰？在被朱迪特瞥见之后，克劳迪娅的在场让我在惊愕和不安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第一次缺席而在场是因为她回到了房间，第二次缺席而在场是我在避难所中给了她一个位置，然而当这种在场到来之后，接下去发生的事似乎完全在我安排之外了，“当她将我安置在单式间时发生了一件同样令人讶异的事情：她没有让我一人留在房间里，但是将我们关在房间里。”在场变成了两个人，我和她，就是“我们”。在几乎封闭的房间里，我们都已经在场，我们都已经显现，我们都开始言说。我重复着问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平静地说：“我来拜访您的朋友……”即使她从一开始表现出烦扰、忧虑，“一个不稳定的、轻微的动作和一种冰冷的欢快使她变得不可捉摸”，尽管在我这句话之后她颤抖地说：“我的朋友！”但是通过言语而在场的确打破了朱迪特式转身而瞥见的缺席感。
她开始要喊朱迪特，她参与到我的行事中，这是适当的时刻，就如我对她说的：“我担心对你而言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比您想要承认得更加不讨人喜欢。但是现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它了：某些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共同的房间里，我和她成了我们，成了“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的显现，所以某些事已经发生，已经发生的完成时，不是将要发生，不是正在发生，它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回应着那个适当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假象，通过言说而形成的假象？在适当的时刻而出现的假象？
因为，当我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您会离开或是最终地远离。”克劳迪娅却说：“您在撒谎。”为什么“永远不相信”的事情会成为一种谎言？谎言也是言说，当命名一种明确的事件之后，它其实已经在显现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谎言之于言说，就像一个个体之于“我们”一样，是一种包含在其中的属性，我无法逃离我们，谎言无法逃离言语，而这样无法逃离就是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了毫无区别的共通体立场，“不论您是否在这里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我的生命只会为所有对它而言微不足道的事情改变，而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而言它是不变的。”这一段克劳迪娅的独白，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充满了某种戏剧性，但是我们的共通体却让这句话变成了我的想法。
言说变成了某种深渊，当我看见深渊的时候，其实看见了我和另一个我，“一个是分离的、放逐的，迷失在一个荒芜的远方；另一个是贪婪的，充满占有欲而不可动摇的”，但都是我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从其中逃脱的我的整体，我之整体也变成了我们之整体，不可分割，不可拆解。而当克劳迪娅走进门厅进入卧室，在把门关上的时候，看上去是对于我们关系的一种解构，是对于我在场的不介意，也是对于被跟随的不关心。
她再次完成了一次缺席，当退出我们之后，这种不可分割性又让她在场——因为她离开，我也离开，离开变成“我们”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动作，而缺席实际上再次成为在场，再次成为显现，“我也一样，我将会走进门厅，从那里走上安静的维克多路，沿着下坡走向在这个时刻会令我愉悦的歌剧院，我将会非常幸福。”看上去是从房间“迁徙”，是改变了我之存在的表象方式，而我的意义也在她的助力之下：“从此我将必须扮演一个角色，在她的助力下（不论怎么说我都是她的客人），一种理性生活的表象将以我为蓝本，即便这将是具有喜剧效果的。”我是一个蓝本，她是一个背景，我是一种离去，她是一种缺席，即使她用一种监视，我用一种逃离，在这个已经建立了共通体的关系中，谁也无法真正缺席。
似乎是安全的，克劳迪娅的三次缺席，最后都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在场，通过言语，通过迁徙，通过监视，甚至通过逃离，即使没有在可能性中相遇，即使她在看见的时候后退，即使在我们退出房间后都离去。但是这适当的时刻真的到来了吗？——而不是已经发生的某时某刻？为什么作为歌手职业的克劳迪娅会用歌声的翅膀保护？为什么特别的日子会成为“某个给定的时刻”？又为什么在十分明亮的白天会下起一场雪？是不是在我们之间还有那个“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朱迪特？又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我对朱迪特的脸庞也见得同样多”，在新的我们里，言语不属于我，那种美丽不属于她。
“死亡！但为了死去，必须写作——终点！为了它，一直写到最后。”只有死亡，才能在我们之外变成可能，才能捕获“适当的时刻”，才能在朱迪特的在场中真正缺席，而死亡又不是终结，它是一个开端，一个从最后复生的开端，“某种程度上，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写作变成对于不死之死的最好注解，写作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重建，写作是遗忘，也是一种记忆，在朱迪特和克劳迪娅并不在一起的“她们”之外，寻找到那个真正的“适当时刻”，那个和雪一样在发生的时刻。于是在梦中完成在场，在命名中制造缺席，“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去睡觉了。她也需要她自己的夜晚。”
克劳迪娅回来了，不是缺席之后的在场，她已经变成了在适当时刻必须出现的写作者，是和我从死亡开始而被命名的我们：
在夜晚，当我起身，谁和我一同起身？在此刻，没有白昼也没有夜晚、没有可能性、没有等待、没有担忧、没有休息，然而一个站立的男人被包裹在这话语的寂静中：没有白昼，然而就是白昼，以至于这个在低处倚墙而坐的女人，这个半曲着身体，头部倾向膝盖的女人，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从结局处开始，从死亡处开始，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从缺席的时刻开始，“一个人物？但没有名字，没有生平，记忆拒绝她，她亦不愿被讲述，也不愿幸存；在场？然而她不在那里；缺席？但根本不在别处，在这里；是真的吗？完全超越真相之外。”我和她，她和我，我和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和我，那些名字是谁，那些生平是谁，那些记忆是谁，那些言语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爱也不重要，在缺席和在场，在我和克劳迪娅、我和朱迪特之间，出现过和欲望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责任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肉体有关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去爱是可怕的，而我们只能够去爱最可怕的。”爱不是去爱在场的物质，它在某种相似性中已经在“我们”中接近了真相。
离去而归来，缺席而显现，死亡而开端，曾经发生过，现在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单线时间里，它以反复的相似性证明着永远在场，所以在适当的时刻不再是一种需要寻找的确定关系，它就在那里，在写作，在梦想，在循环，在爱，“我能回想起这一切，而回想本身就是在这相同的空间里更进一步，在这里走得更远就越是和回归相连。然而，尽管这循环已将我带走，尽管我必须永远地写下去，我却是为抹去永恒而写：现在，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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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70117·1360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70元 | |
| ISBN：9787305140600 | |
| 页数：123页 |
不含糊的话语之激荡——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
“第一夜”会消失吗？以及如何消失？当这一个问题被提及的时候，那个发出问题的人并没有消失，他是我，在“第一夜”里说话的我。我是不存在于引号中的我，我只是一个读者，在没有引号的第一夜以及另一夜打开莫里斯·布朗肖的《最后之人》的我。如此，在第一夜和另一夜组成的复数世界里，我也变成了复数：第一夜，我在微凉的夜晚抽出这本书，然后凝视着封面上的那副图，正面的脸是一个男人，突出的喉结证明了一种明确的性别，于是这个人就是他，他在凝视，他在张望，但是他却不在说话；而在他之左右，却是另外两张脸，左侧和右侧，不仅是方位的不同，还有着特点的差异：左侧的脸腮远远鼓于右侧的脸腮，左侧的眼睛也远远大于右侧，甚至左侧的眼神也以平视的方式区别于右侧的俯视。
正面、右侧和左侧，三张脸也是组成了一个复数的世界，是三个不同的他，还是一个他具有的三张不同的面孔？如果暂且把这样的疑问搁置一边，从第一夜的翻开，到进入其中，叠加的页面也是复数之一种，包括从“一”到“二”的章节也组成了小说复数的结构。但是第一夜的复数并没有以完成的方式终结，当书签被插于其中某一页的时候，第一夜暂告一段落，就像小说被时间打断搁笔在一个逗号里一样。于是从第一夜到第二夜，重新从封面的三张脸开始，从第一夜翻阅到被中断的那一页，然后继续进入其中——或者第二夜也并非是结束，它依然可以从第一夜的中断继续，依然可以像第一夜一样留下逗号，接着是第三夜，第四夜，在无数的夜晚，把《最后之人》拉出一个长长的未终结的段落。
但是必须有一个终结：第123页，最后一句话被安放在引号里：“之后，他……”这是最后的句子？最后的章节？最后的结局？之后是不是也是一种未完的继续？引号里的省略号是不是一种不被终结的符号？在这个和“自己关联”的句子里，谁给“他”一个引号的话语权？谁给了“他”一个没有说完的可能？引号、省略号，以及一个“他”，其实把一部小说带向了“第一夜”之后无数的夜，带向了我之外无数的“他”，带向了最后之人永不最后的结局。
复数的脸，复数的夜，复数的省略号，复数的他和自己，以及在书和小说前面不带引号的我，是不是这一切就组成了那个复数的“我们”？是不是就开启了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起先是不语的，起先只有一个我，但是，“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于是我们从我身上涌出，从小说里涌出，突破了第一夜，突破了封闭的房间，突破了可以合拢的书，在我们的合唱中，“向海的某处”是所有关于我们“持续不断地赞颂我们之所是”：
我们之外有什么？回答是：“无人。”谁是远的，谁是近的？回答是：“这里的我们，那里的我们。”谁是最老又是最年轻的？回答是：“我们。”谁该被荣耀，谁走向我们，谁等待我们？回答是：“我们。”这太阳的光来自何处？回答是：“惟来自我们。”那天空来自何者？回答是：“我们内中之孤独。”那么谁该被爱？回答却是：“是我。”我们之外是无人，我们是远的，是近的，我们是在这里，在那里，我们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我们享受荣耀，我们走向我们，我们等待我们，我们产生光，我们的孤独变成天空——我们是复数的，我们全部在这儿，我们“挺立在一体的孤独中”，我们发出合唱声，但是为什么唯有关于被爱的人只有我一个？
当我是一个，是孤独的单数的时候，我就在引号里，不是拿着书从第一夜开始阅读的我，不是翻到最后一个看见省略号的我，而是在书中的“我”，那么这一种孤独，这一种单数，是不是就是书里的那一个词语，那一个将要说出来的词语？而我之存在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被爱”，被动地爱，我的对面一定有一个主动爱的人，在这样互动的关系里，我是因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的，或者说，另一个人因为我而存在，存在是爱，是隔绝孤独，是区别于我们，那么那一个人是谁？
是他？他其实是先于我而存在的，第一句：“自从这个词得以受我运用，我即表达出一直以来我心中对于他的想法：他是那最后之人。”一个关于他的词，被我运用，然后再滋生出一种想法，所以他是我之前的主动者，是他把我纳入到这个词语范畴里，“他是最后之人”的命名，当然是先于我存在的一种现象。他是谁？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对于她的故事的叙述经常曲子书本，“对一些人而言，他极容易接近，而且是奇特地容易；而对于其他人，他就像被天真包围，其外部极为光滑，内里却是由坚硬水晶构成的突刺，以至于只要一接近，就有可能使他被自身无辜且又长又细的针所刺。”很明显，他的存在总是和他们有关，和复数有关，这是这个复数和“我们”形成的合唱，我们挺立的孤独不一样，他实际上是远离他们而存在的。
他们一定在说话，他们一定在叙述，他们也一定在聆听，这其实就是他们世界的规则，而当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他自然成了“最后之人”：“他说他不能够思想到他自身，对其他的、特定的某一个还可以，但那就像是一支箭，从太远的地方被射出而无法抵达目标。然而，就在它停止并坠落的时候，远处的这目标却开始颤震低鸣，然后向它迎来。”最后之人是无力的，是无奈的，甚至是无人的，他无法抵达目标，所以不和任何人说话，但是“他说”却又把他变成了言语者，那么他向谁说话？他为什么说话？
他是一个词语，当被我受用而成为“最后之人”的时候，他是在向我说话，于是我和他建立了第一种关系。从一个词语开始，我看见他的眼神是带着银质的光彩，“他脸上就有着某种孩子气的东西，他的表情邀请着我们予以关爱，乃至某种模糊的保护感。”他需要被保护，而且正是邀请我们予以关爱，而我们之中的我，以不一样的方式走近他。或者是：“某个我所阅读、所书写的话语，为了让位于他的话语而闪避。”或者是：“我经过他的房间，我听见他咳嗽——像一匹狼，他说——那的确是种冷冷的呻吟，某种独特、严峻、略带野性的声音。”又或者是：“我以关注，以计算，以希望，以怀疑，以遗忘而最终以怜悯包围他，但我总是保护他免于其他人的窥探。”这种我和他的关系，其实渐渐模糊了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他可能是他们中最无用、最多余者，但是他却改变了我，“我无法想到我，就是有一个可怕的什么横在那里，一个困难点，一个障碍，它逃逸，它不被触及？”是的，在这个主动提出的问题里，他却在我这里被触及。
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最后之人，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所以我需要从他们那里将他剥离开来，从世界的整体中抽离出来，“我说服自己相信我首先认识的是已死的他，然后才是垂死的他。”一个已死的人，却是一个垂死的人，死不是一种在第一夜发生的终结，它在继续，在垂死的状态中不死，而这种不死之垂死，是因为和我发生了关系，像一支箭，即使没有抵达目标，也不至于在停止的时候完全坠落为无。所以，“时时刻刻，我被赦免于这样的想法：他，最后之人，并不会是那最后之人。”而当我主动将他命名为垂死之人的时候，是不是我让他不死，让他在死亡的状态中进入我和他的关系里？“他不能死，因为欠缺未来。”未来在死亡的对面，只有在垂死的状态中，才可以“然后向它迎来”。
但是，在我之前已经出现的他，在他们之外的他，在垂死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另外的故事，而我只不过是被他带向了一种歧误中，“那么，是谁遇见他呢？又是谁和他说话？谁没有想到他？这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预感到那绝对不是我。”不是我，难道是我们？当我还未从我们中抽离出来，他是不是也以他们的方式在世界之中？他们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谁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个本质问题；“也许他就在我们之中：首先就在我们全体之中。”是的，他在他们之中，在我们之中，全部的人之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在场，而正是因为他的在场，所以他需要被忽略，“他必须成为那多余之数：多出的一个，单单是那多出的一个。”
于是是最后之人，但又不是最后之人，“我相信从他身上对我们漫散出一种幻想，激荡着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开启了我们对于一个不让人思想的思想的揣想。”而在这样的在场和“需要被忽略”的过程里，他从他们中抽离，我从我们中抽离，然后以相同的方式相遇，以相同的方式成为谁，“但也许他不过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即是无我之我——如此一种我不愿开启的关系，我拒斥着它，它也拒斥着我。”但是当他不过是我的时候，那种歧误却更为明显了，在场而被忽略，那么缺席呢？是不是会在死亡中变成垂死的状态？
垂死而不死，一种过程里的死亡似乎就要解开“最后之人”的全部意义，那个谁终于出现了，是她，我之外的她，他之外的她，男人之外的她。一个年轻女子，曾经和我认识的人，当她变成谁出现之后，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她早我数年来到这里。因此在她眼里我曾是个新人，一名越过门槛、跨进离弃惑域的无知者。当他到来，我便也成为旧人。”这只是她称他为教授时最外部的关系，当她在我面前被锁定被关注甚至被命名为新人的时候，当她开始询问他的时候，我似乎就是他，而且以一种推动的方式让她在他面前，“对她，他不会噤口不语，而她一看见他，也肯定会来到他身边，和他说话。”她不是把他当成我，而是把他从我们之中再次抽离，于是她走近他，于是她远离我，于是他和我在谁的关系中变成两种状态，我不在场，他在场，“我和他没有任何一种的关系。这状况才应该将我完全占据。”
言语开始了，“我喜欢他的眼神，那也许是他所拥有的之中最美的。”她说，“我或许可以认为他美。”她又说。一种言说就是一种命名，就是一种关系，垂死的人第一次在她面前变成在场，她身上那种透明的光仿佛正如他眼睛里如孩童一样的眼神，在被需要被保护中回到了谁的那个问题。但是我又在哪里？“我意识到一段无止境的距离不仅将我与她隔绝，也将我和我自己隔绝，并且让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正在远离彼此，虽然我们同时也朝着对方接近。”一个女人与我隔离，一个男人隔离了我和我自己，当她和他在一种言说里共同在场的时候，即使是缺席，也变成了一体，“她并不显得特别担心，甚至当他的缺席达到最长的时间之际，她又变得几乎是全然平静了。”而这平静的一体性也让她不惧怕死亡，“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
死亡之不怕，是因为他就是垂死之人，他用一种在场的方式让她在死亡中不在场，相反，在缺席的状态中她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而我在哪里的意义又何在？我是无我之我？我是他者之他？或者说那个被词语受用的我本来就是另一个他，那个和她走近而成为一体的他就是另一个我？“可怕的梦思，我满足不了的思想，且在其中我认不出我自己。”当我认不出自己的时候，我就是最后之人，而当她说：“是的，我不知道，但我接受他。”她接受他，他便是那个垂死之人。在我和他的这种分解而模糊的关系里，我是不是还是主动者？“若我必须是他的命运，就让这命运降临他，而不要贬损他。但我随即想到：这更卑懦，这让我保住了灵魂平静且受护卫的尊严。”
其实，在这个因为她而使得垂死变成一种在场事件的时候，我和他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远的也是近的，是最老的也是最年轻的，是我们走向我们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发出太阳一样的光也制造孤独，我们是我们之所是的我们，我们是一体的孤独中的我们。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一体中海油“该被爱”的那个我？那就是从我们转身回到自身，“这一部分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全都结合于这一点直至我们的分离里，仅只结合于此而非别处，这将是终极目标。”转回自身，是在最后之人的垂死中，是在一体的孤独的开放中，是在她之出现和接受中，是在不明的言说中，是在缺席的在场里，“日与夜，日与夜，那儿即是我们所在处，而秘密的缺席便是我们的处境。”
这其实是真正的我们，“我们必须融化至彼此。你为结束者必将是我内中的起始。你不受循环之幸福吸引吗？你领先我，爱慕的记忆，不曾有过之事的回忆。你像个希望般领先我，而我却也是你所该追及的，你将可重新连接上的。想想吧，把这也加进那极限思想里。”不是一种复数，不是一种独立，是一切期待的不被期待者，是不可预知的确定，于是在“之后，他……”的省略中，在最后一页和最后一夜的返回中，没有引号的我再次看见那封面上的那张脸：不是复数，不是面具，不是最后之人，“我，要的是你成为一张脸，成为一张脸中那可见者，而你，是要为我再一次成为一张脸，成为一个思想，但却是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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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61222·1353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亚马逊16.40元 | |
| ISBN：9787562497363 | |
| 页数：97页 |
“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
——玛格丽特·杜拉斯《死亡的疾病》
“她在房间里睡觉。她睡觉。”两个句号，两个她，重复而无扰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睡眠在蔓延，房间里的不幸在增长，那么，这一种睡眠是她的在场，还是她的缺席？在这个封闭的形式里，她是被动的？还是需要被发现？神秘的睡眠是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当被书写成一个可以打开的文本的时候，一种睡眠是不是已经被描述了？
首先只是看见，甚至是端详着她的安睡，他经过，他发现，他停留，但是睡眠还是睡眠，她在自己的神秘世界里不应该醒来。但是当神秘的睡眠被看见，也就意味着要被破译，而当叙述者成为破译者的时候，他其实变成了一个“你”——“这个难以平息的‘你’，在一个先于一切法则的义务里，确认或维持着它对之诉说的那个男人。”“你”不是为了确定身份：一个男人，一个他，而是为了和她，和睡眠，和房间里的在场-缺席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先应该对他，以及一个男人做一种属性的归类：一个男人，他从来只知道同类，只知道其他的男人，“那些男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增生”，甚至，当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与他相连的女人只是合约的一部分，甚至让草率的批评家会谈起一个妓女。
他只在自己的同类，或在自己的增生世界里，当他看见了她的时候，当房间和睡眠提供了在场的证据的时候，其实在场也是缺席。他变成“你”是一种合约里的规则，那么当这个你走进房间看到她以及她的睡眠的时候，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她的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迎接，一种供奉，一种屈服；而他在变成“你”进入合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睡眠就成了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死亡描述”：“你只明白死人的体态优雅，你同类的体态优雅。”——“你发现在这里，在她身体里酝酿死亡的疾病，展露在你面前的这个形体宣布了死亡的疾病。”
死亡的疾病之出现，是不是继续着“你”的契约？双重的建构其实是脆弱的，一方面当她的被动变成迎接、供奉和屈服的时候，她其实还在那里“独自一人真正地说话”，所以当他走进和看见的时候其实根本无法看见“其不可能的总体，其所有的方向”，只是以“死亡的疾病”来命名一个整体，她睡着了，是对他的拒绝；而他却变成了“你”，于是把这一场睡眠，这一个女人，当成了另一种在场：“你不认识她，虽然同时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旅馆中，在马路上，在列车里，在酒吧里，在书里，在电影里，在你自己身上……”而最后用一种死亡的疾病来定义：“你望着这个形体，你同事发现地狱般的威力、可怕的脆弱、软弱、无比软弱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死亡的疾病’不再是男人的唯一责任，他忽视女性，或者，即便知道了女性，也对她一无所知。疾病同样（或者首先）在女人身上得到激发，她就在这里，并用她的存在宣布了疾病。”死亡的疾病建立起了他和她，你和他者的关系，两种命运是有差别的，一个在追求被拒绝的爱情，一个则通过体态的优雅“为爱而生”。所以这具有双重性：它是一种受阻的爱情，也是一种爱的纯粹运动，“两者都召唤深渊，召唤‘撑开的两腿’令人眩晕的空洞所揭示的黑夜。”
“死亡的疾病”其实是超越了死亡，而是“对一种从未到场的生命的离弃”，而这种离弃是对于“无法与之交合的女人”的缺席的主动出击，仿佛“死人真是怪得很”的判断一样，走向了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而其实，这种“死亡的疾病”并不只是一个男人的命名，而是女人在封闭性的世界里接受另一种合约，“同意把自己和他关在一起。”当“自己”出现的时候，那种神秘的睡眠似乎正走向一种对话，“最初几天，我不知道把这个病叫什么。后来我就能够叫了。”
同样从缺席到在场，“好几天……甚至可能整个一生”的时间，“你说：试验爱”的互动，“从来都不是出于一个意愿”的多元，组成了“死亡的疾病”的序列和谱系，当他从无语之欲中得到了求知之欲，“或许你从她那里获得了一种你从未有过的乐趣，我不知道。”当她为他敞开了孤独，“他会在她突如其来的缺席所创造的新的孤独中，体验到一种感伤，一种再次见她的欲望。”一种共通体之建立，其实是让他和她在不可通达之处通达，在共有之物的陌异性中共通——共通体解散了他之存在的“增生的自己”，解散了“她在房间里睡觉”的无限蔓延，“仿佛爱，总不可辩护，没有假定独一无二的、无法预见的相遇。但，带着他的天真，他或许比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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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斯·布朗肖：我永远是匿名的自身 |
所以在解散了自己而以“死亡的疾病”建立的共通体中，自己却以所有人的名义发问，“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我自己提不出来”是一种个体的封闭和缺席，却成为所有人的在场，或者成为共通体内部整体的在场。这是“情人的共通体”，弱化自身的追求，和集体达成妥协，而那些偶然意义的“疯狂的爱”、死亡的激情，都隐藏在“可恶之过度”的共通体里：“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
情人的共通体，出现了“灾异”的可能性，而在布朗肖那里，灾异不是灾祸，它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所以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为阐释样本，布朗肖将之命名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这意味着，它不言明自身，或者，它如此不可言明，以至于任何的言明都不把它揭示吗？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地存在的东西。”“不言明”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不言明自身，另一种是“如此不可言明”，就如睡着的状态一样，在在场和缺席之间形成了一个共通体，“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就是不可言明的命名，这是否定的共通体，这是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
“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这是乔治·巴塔耶在1952年1月23日的笔记上写下的一句话。共通体为什么需要无共同性者？那些无共通性者是不是像在情人共通体中一样，是一种不可言明的状态？共通体，涉及到的另一个词是共产主义，共通体者当然就是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看来，共产主义这样的共通体其最根本的基础当然是平等，也就是说，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全人类平等地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社会类型，甚至当有人把它定义为一种透明的人性原则基础上的共通体，这种为了完美性而具有的平等性如何建立？透明的人性原则，如南希所言，是一种本质上“只为自身而生产的人性”，也就是“内在”的人性，当它变成绝对的内在性的时候，其实是阻止了将自己设定为纯粹的个体现实，“一种越是向一切敞开，就越是封闭的现实。”
在场就是缺席？是什么让绝对的内在性反而消解了纯粹的个体现实？甚至这种内在人性还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极权主义，那时的共通体就变成了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以及一个集体的人所共有的东西。而布朗肖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中希望看见一种“否定的共通体”，一种以“他者”来实现“完美的脱轨”的共通体，一种以共通的方式敞开自身的共通体，一种以缺席的原则适用存在的共通体。而其关键一步是导入一种“相互依赖性”的东西，这种相互依赖为的是给”缺席”留下一个位置：“缺席的共通体时刻准备着把自身转变为共通体的缺席。”
谁将缺席？自身的缺席？任何人的缺席？“任何人都有资格属于我的共通体之缺席。”其实是“我的”缺席——“我的”是一种被约定的从属关系，它存在着一个悖论：我的是我的“我的”？“共通体的缺席如何依旧是我的，除非它是“我的”，就像我的死亡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毁灭对任何一个人的一切从属关系，同时还有一直隶属于我的专有关系的可能性？”我的书，是不是属于我之整体？而整体如何产生隶属关系？悖论之存在，就是为了让缺席变成一个不充分的存在，这就是“不完满原则”：“从根本上，存在需要他者或他物，好让自身得以实现。如果存在只是独自一个，它就封闭了自身，落入睡眠和平静之中。”
独自一个就是那场从不醒来的睡眠，就是独自说话的言说，它是封闭的，它是在场的，但是它从不敞开自身，“我不独自思考我所思考的东西。”乔治·巴塔耶的这句话其实让“我的”的从属关系在“不可言说”中变成一个缺席，而在缺席的世界里，自我隐藏在共通体的背面，而它所出现的存在是一个“他者”：“这个不可还原的他者，一直与那个考虑他者的人，在其平等中保持一种不对称性，那么，一个彻底不同的关系就强行提出了自身，并强加了社会的另一种形式，而这个形式，我们还几乎不敢命名为‘共通体’。”同者和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他者的引入，这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性，而他者就是为了在自身的封闭世界里寻找一个缺席的突破口：“每一个存在的生存召唤一个他者或诸多他者。”
共通体不是为了让自身迷狂，也不是为了让成员融入高度统一的整体，前者是一种个人主义，后者是一种极权主义，只有他者之存在，才能在缺席中完成不充分原则，才能敞开自身，才能达到共享的目的，而死亡也一样，它所建立的缺席意义在于：“一个活着的人，看到同伴死去，就只能在他自身之外继续活下去了。”而布朗肖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与你一起死却没有你，让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接受这个超越你我的礼物。”所以在共通体的建立阶段上，首先是要寻求一个共通体，然后以缺席的方式“反攻”另一个共通体，然后在不充分原则之下变成“否定的共通体”，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巴塔耶的“无头者”就是这样一个共通体，里面的成员从来不确定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们是缺席的，但是当他们提前进入到“虚无”中的时候，他们却暴露给了外部，“它意味着同团体的法则决裂，那法则建构了它，把它暴露给超越它的东西，而不让如此的超越只是团体的超越，即把它暴露给外部，而这外部也是团体之独一性的亲密关系。”这一种行为被称为“献祭”，“献祭不是杀戮，而是离弃和给予。”巴塔耶说，献祭就是把自身和共通体联系起来，但是以离弃的方式造成缺席，正如他者和死亡意义一样，是为了敞开自身和共享。所以，最后“无头者”的共通体中便消除了“头”这个权威，这个理性，这个领袖，甚至是这个自我的自身
“共通体，平等者的共通体，让它的成员经受了一种未知的不平等性的考验，如此以至于它不让一个人臣服于另一个人，而是让他们在这责任的全新关系里，可以被不可通达之物所通达。”所以在文本的写作中，读者变成一个未知者；在友谊中，友谊就是“献给没有朋友的未知者”的友谊，而那个沉睡中的爱情，也变成了“死亡的疾病”这一共通体。共通体就是一本书，一本匿名的书，一本未知读者的书，一本却在缺席中共享的书：“如此的匿名性，通过同未知者的关系，创建了巴塔耶所（至少有一次）称呼的‘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