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4 《在适当时刻》：某些事情发生了

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在适当时刻，我认真拿出一本摆放在书堆里的书，在适当时刻，我努力看见了有一扇关着门的封面，在适当时刻，我仔细阅读从第一句话“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不在，门是由朱迪特打开的”的小说。认真、努力和仔细，都是适当的动作，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适当就是一种计划，一种有备而来的行动，所以在那个时刻也一顶被赋予了这样一种合理性。

但是，它为什么不是某个时刻？某个时刻也是拿起本书，也是看见封面，也是读到第一句话，但是某个时刻是消解了时间和动作的必然性，它更像是一种随机和偶发的事件，某个时刻变成了随时随刻，于是，即使拿着，即使看见，即使阅读，也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而第一句话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在场的缺席，为什么来开门的是朱迪特？而不是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为什么开门是迎向和她住在一起的我，而不是陌生人？

我是确定的，我的到来是确定的，在这种确定中，朱迪特是不是也是确定的？她来开门是不是确定的？或者说那个同住女性朋友克劳迪娅“不在”也是确定的？如果都是确定的，那么这样一个时刻是不是就是“在适当时刻”？“然而即便在这个我尚不能完全理解且不太喜欢的新环境里，她仍然完美得和从前一样，不论是线条、气质，亦或是年龄方面：某种青春令其奇异得和从前相似。”不喜欢新环境，完美和从前一样，青春的奇异和从前相似，这就是一种适当的时刻，就是一种在场。但是为什么在朱迪特在场的“适当时刻”，我仍然感觉到一种突然，一种缺席？

当我问“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没有回答，像是对于我心生焦虑的躲避，而且，“当她转过身瞥见我的时候，我有一种突然的感受：她只是现在才开始瞥见我。”转身是不是是当时刻？为什么只有在转身的时候才瞥见我？是瞥见而不是看见，那种不认真也不仔细，甚至是无所谓的瞥见，是把我放在一个缺席的位置？还是她在瞥见中被我放在缺席的位置？“关于这个我对她说过话并为我开门的年轻女子，她从过去到现在，在一个无法评析估量的时间内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在我眼中始终可见。”是的，对于我来说，她是可见的，但可见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已经没有了必然性，它必定会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无意义，所以瞥见而看见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是她主动在制造适当的时刻。

编号：C38·2170219·136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305145483 页数：112页

所以在这种无意义中，我却是在场的，我在门槛处停驻，我强行进入，我在房间中走了两三步，我好奇地观察位于床尾的大沙发，在被打开门而被看见的世界里，房间、床、沙发和小家具表现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存在总是在适当的时刻，而当我看见这样的时刻，无论朱迪特是看见还是瞥见，是转身还是面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在场，而且我把她放在了一个缺席的位置上，“对于房间的某些方面我看得很清楚，它们已经与我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她，我看不清。”

这是一种主动看不清而带来的缺席，但是克劳迪娅呢？她和朱迪特同住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对于房间的意义存在着一种同构性，也就是所有关于房间、沙发、床和小家具，在表现了世界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在一起的生活，那么当朱迪特缺席的时候，克劳迪娅是不是也是瞥见我而使我看不清最终导致缺席？关系的微妙在于，朱迪特是在场的，她以在场的方式被我缺席，而克劳迪娅是不在场的，她的缺席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缺席——在确定的那扇门打开后的缺席。

但是在我进入其中问出“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缺席，在一种被念想甚至想象的世界里，她始终以悬念的方式出场。而且之后，她真的回来了，当她回到房间，是不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消除缺席而真正显现的“适当时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不太容易妥协，我觉得她和朱迪特年龄相仿。”我不认识克劳迪娅，在我面前被我看见的她其实是一种概念的存在，甚至她是存在于朱迪特的背景之下，她们自小就是朋友，“对于朱迪特而言，她更像一个站在身后有着强硬性格且充满才华的大姐姐。”

这是我和克劳迪娅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她的第一次在场，从缺席到在场，看上去更像是我的一种安排，而正是这种安排，在适当的时刻，她却以一种后退的方式制造了再次的缺席。“至少，如果她被我的出现惊呆，并且我确定她后退了，有一瞬间她试图退回后面，仿佛面对我的在场她已尝试引入一个逃生通道，后者本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在我之前到达这个房间的可能性，一个可以亲自给我开门并以她自己的方式迎接我的可能性。”她回来是有准备的，有准备的必然应该是看见我的时候，会伸出手然后礼貌地握手，或者和我打招呼，但是她却后退了，这种后退把一切的必然都变成了可能性。而在我看来，后退仅仅是“对其缺席进行补偿的尝试”，自我安慰？在被朱迪特瞥见之后，克劳迪娅的在场让我在惊愕和不安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第一次缺席而在场是因为她回到了房间，第二次缺席而在场是我在避难所中给了她一个位置，然而当这种在场到来之后，接下去发生的事似乎完全在我安排之外了，“当她将我安置在单式间时发生了一件同样令人讶异的事情：她没有让我一人留在房间里，但是将我们关在房间里。”在场变成了两个人，我和她，就是“我们”。在几乎封闭的房间里，我们都已经在场，我们都已经显现，我们都开始言说。我重复着问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平静地说：“我来拜访您的朋友……”即使她从一开始表现出烦扰、忧虑，“一个不稳定的、轻微的动作和一种冰冷的欢快使她变得不可捉摸”，尽管在我这句话之后她颤抖地说：“我的朋友！”但是通过言语而在场的确打破了朱迪特式转身而瞥见的缺席感。

她开始要喊朱迪特，她参与到我的行事中，这是适当的时刻，就如我对她说的：“我担心对你而言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比您想要承认得更加不讨人喜欢。但是现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它了：某些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共同的房间里，我和她成了我们，成了“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的显现，所以某些事已经发生，已经发生的完成时，不是将要发生，不是正在发生，它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回应着那个适当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假象，通过言说而形成的假象？在适当的时刻而出现的假象？

因为，当我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您会离开或是最终地远离。”克劳迪娅却说：“您在撒谎。”为什么“永远不相信”的事情会成为一种谎言？谎言也是言说，当命名一种明确的事件之后，它其实已经在显现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谎言之于言说，就像一个个体之于“我们”一样，是一种包含在其中的属性，我无法逃离我们，谎言无法逃离言语，而这样无法逃离就是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了毫无区别的共通体立场，“不论您是否在这里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我的生命只会为所有对它而言微不足道的事情改变，而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而言它是不变的。”这一段克劳迪娅的独白，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充满了某种戏剧性，但是我们的共通体却让这句话变成了我的想法。

言说变成了某种深渊，当我看见深渊的时候，其实看见了我和另一个我，“一个是分离的、放逐的，迷失在一个荒芜的远方；另一个是贪婪的，充满占有欲而不可动摇的”，但都是我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从其中逃脱的我的整体，我之整体也变成了我们之整体，不可分割，不可拆解。而当克劳迪娅走进门厅进入卧室，在把门关上的时候，看上去是对于我们关系的一种解构，是对于我在场的不介意，也是对于被跟随的不关心。

她再次完成了一次缺席，当退出我们之后，这种不可分割性又让她在场——因为她离开，我也离开，离开变成“我们”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动作，而缺席实际上再次成为在场，再次成为显现，“我也一样，我将会走进门厅，从那里走上安静的维克多路，沿着下坡走向在这个时刻会令我愉悦的歌剧院，我将会非常幸福。”看上去是从房间“迁徙”，是改变了我之存在的表象方式，而我的意义也在她的助力之下：“从此我将必须扮演一个角色，在她的助力下（不论怎么说我都是她的客人），一种理性生活的表象将以我为蓝本，即便这将是具有喜剧效果的。”我是一个蓝本，她是一个背景，我是一种离去，她是一种缺席，即使她用一种监视，我用一种逃离，在这个已经建立了共通体的关系中，谁也无法真正缺席。

似乎是安全的，克劳迪娅的三次缺席，最后都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在场，通过言语，通过迁徙，通过监视，甚至通过逃离，即使没有在可能性中相遇，即使她在看见的时候后退，即使在我们退出房间后都离去。但是这适当的时刻真的到来了吗？——而不是已经发生的某时某刻？为什么作为歌手职业的克劳迪娅会用歌声的翅膀保护？为什么特别的日子会成为“某个给定的时刻”？又为什么在十分明亮的白天会下起一场雪？是不是在我们之间还有那个“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朱迪特？又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我对朱迪特的脸庞也见得同样多”，在新的我们里，言语不属于我，那种美丽不属于她。

“死亡！但为了死去，必须写作——终点！为了它，一直写到最后。”只有死亡，才能在我们之外变成可能，才能捕获“适当的时刻”，才能在朱迪特的在场中真正缺席，而死亡又不是终结，它是一个开端，一个从最后复生的开端，“某种程度上，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写作变成对于不死之死的最好注解，写作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重建，写作是遗忘，也是一种记忆，在朱迪特和克劳迪娅并不在一起的“她们”之外，寻找到那个真正的“适当时刻”，那个和雪一样在发生的时刻。于是在梦中完成在场，在命名中制造缺席，“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去睡觉了。她也需要她自己的夜晚。”

克劳迪娅回来了，不是缺席之后的在场，她已经变成了在适当时刻必须出现的写作者，是和我从死亡开始而被命名的我们：

在夜晚，当我起身，谁和我一同起身？在此刻，没有白昼也没有夜晚、没有可能性、没有等待、没有担忧、没有休息，然而一个站立的男人被包裹在这话语的寂静中：没有白昼，然而就是白昼，以至于这个在低处倚墙而坐的女人，这个半曲着身体，头部倾向膝盖的女人，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从结局处开始，从死亡处开始，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从缺席的时刻开始，“一个人物？但没有名字，没有生平，记忆拒绝她，她亦不愿被讲述，也不愿幸存；在场？然而她不在那里；缺席？但根本不在别处，在这里；是真的吗？完全超越真相之外。”我和她，她和我，我和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和我，那些名字是谁，那些生平是谁，那些记忆是谁，那些言语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爱也不重要，在缺席和在场，在我和克劳迪娅、我和朱迪特之间，出现过和欲望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责任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肉体有关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去爱是可怕的，而我们只能够去爱最可怕的。”爱不是去爱在场的物质，它在某种相似性中已经在“我们”中接近了真相。

离去而归来，缺席而显现，死亡而开端，曾经发生过，现在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单线时间里，它以反复的相似性证明着永远在场，所以在适当的时刻不再是一种需要寻找的确定关系，它就在那里，在写作，在梦想，在循环，在爱，“我能回想起这一切，而回想本身就是在这相同的空间里更进一步，在这里走得更远就越是和回归相连。然而，尽管这循环已将我带走，尽管我必须永远地写下去，我却是为抹去永恒而写：现在，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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