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3 《金陵十三钗》:以身殉道的乌托邦寓言
这个夜晚从来不应该是寂寞的,它距离平安夜/圣诞节只有一天时间,这个充满西方救赎意义的宗教节日,应该是虔诚和安静的,但是在大街小巷的橱窗里,已经充满了太多有关节日的各种符号,和推陈出新的购物折扣、美食大餐,宗教信仰将变成消费狂欢,这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的一种变种,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夜晚走进电影院,在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中感受74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同样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冒险行进,它可能像消费取代宗教一样,用娱乐来消解苦难,把1937年的那场国耻用娱乐化的视角再度阐述,或许,和平安夜/圣诞节的世俗遭遇一样,不过是在走向商业道路上披上了国家主义和个体道德拯救的外衣。
《金陵十三钗》,一个弥漫着浓郁胭脂味的题目,当然会联系到《红楼梦》里的“十二钗”,“金陵十二钗”是《红楼梦》里太虚幻境“薄命司”里记录的南京十二个最优秀的女子,当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十二钗,是十二地支的轮回,是女子之中的“冠首”。在电影中,除了让人想到婉约、古典和性爱,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脱身于13个妓女的代称时,而作为出类拔萃、侠义血性的形象而被塑造出来,这很容易看到张艺谋或者创作团队流露出的褒扬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在电影中是把这些风尘女子作为赞美和讴歌的对象,从出卖肉体的女性到拯救生命的英雄,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大国耻面前,这一“丰功伟绩”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1937年,南京的平安夜,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这一晚,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2005年,严歌苓把这一史诗背景发酵成了小说《金陵十三钗》: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她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妇女被强奸,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强奸,它比屠杀更残酷。而在《金陵十三钗》里,严歌苓就是要表现“大强奸的后面,有震撼心灵的大拯救。”
风尘女子靠什么拯救?这其实就是一个难题。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有几对对立的关系,一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的军人/抵抗者之间的冲突,这是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二是以约翰和女学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受教育者和以秦淮河边妓女为代表的中国下层妇女之间的矛盾,看起来更像是西方宗教信仰和中国殖民地文化的对立;三是对女性身体进行窥视、强奸的男性和受到伤害的女性之间的身体对抗,这三种关系交杂在一起,在多元的人物关系中,13个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从一开始就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他们被人欺骗,无处逃匿,只能越墙强行进入教堂,这种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于西方宗教的一次干涉,而这样的干涉影响了教堂文化的独立性,也为战争中的救赎提供了新的可能。
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河女子,有着卷发、胭脂、旗袍,会唱极具风月情怀的小南小调,看上去她们风骚,她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人,他们被人瞧不起,甚至连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她们摆弄自己的身体,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无什么廉耻,他们被学生们称作“钓鱼巷”而遭蔑视,甚至连和女学生平等地上厕所的可能也不存在。她们虽然一直都是社会边缘人,但是从一开始她们大部分人缺乏自主救赎的意识,尤其在这样残酷的战争时代,她们仍然风花雪月,仍然搓着麻将,仍然袒胸露乳。而其中作为自主意识觉醒的代表,玉墨在这个群体里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她曾经是一名教会学生,所以她本应和这些女学生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具有宗教的救赎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她却在社会边缘化中被糟蹋了身体,成为肉体的牺牲者。当肉体被糟蹋,精神世界似乎也彻底沦陷。所以,玉墨的身体寓言其实是在为剧情寻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也就是在她身上有着最自觉地“大拯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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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电影海报 |
但其实,不管玉墨如何具有自觉意识,她所在的社会地位和团队属性也只能让她们拥有一种身体叙事的狂欢。这是战争的必然,是非人性和非人道的必然,豆蔻和香兰显然是忽略了战争的这一特点,而在追求精神和优雅中失去了身体和生命。一个是想回青楼拿琵琶弦,为受伤的小兵浦生弹《秦淮景》,一个是找遗忘在箱子里的耳坠,她们对于纯肉体之外的优雅都有残存的向往,但是战争的残酷让她们永远回不了家,所以对于她们来说,精神世界似乎高不可攀,但是在在身体之害面前,她们可以用身体来实现救赎,当玉墨在赴宴之前对约翰说“明天我的身体就不属于我自己了。”在这一刻,身体已经成为不可亵渎的一部分,是救赎的开始。身体的救赎深深浸透着殖民地社会的现状,和玉墨的身体哲学一样,作为中国军人代表的李将军也在用自己的身体抵抗侵略,当他孤身一人时,他完全把身体之死当成是毁灭敌人的一种武器,解救了那些在教堂中的人。
用身体的救赎当然对立着宗教的救赎。与妓女相应的是金陵女子学校的学生,她们纯洁、弱小,她们从小接受者西方的文明和教育,她们会说英语,会唱赞美诗,他们是中国殖民社会的现代女性,所以在意识里,她们看不起那些风尘女子,称他们不优雅,下贱,甚至势不两立,在蔑视中完成了对中国底层妇女的定位,这是殖民地化之后,中国两种女性阶层的对立,也是宗教救赎和身体救赎的对立,但是当最后被日方邀请去赴庆功宴的时候,女学生想选择以跳楼的方式来逃避日本军人对她们身体的糟蹋,她们拒绝身体之痛,成仁成义也只是完成对上帝的忠诚,所以他们的救赎是自我的完善和超越,但是显然和国家主义,和个体的道德力量拯救格格不入,所以我们看到了电影在故事背后建立的到的乌托邦寓言,也就是严歌苓说的,在“大强奸的后面,有震撼心灵的大拯救。”
“一边是女孩,一边是女人,两边如何选择?”这是约翰的疑问,但是当他们觉醒的时候,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就会成为道德的狂欢。她们脱掉了旗袍,她们抛弃了丰乳肥臀,她们剪掉了波浪卷发,在约翰易容般的手法面前,她们扔掉了有关身体的一切媚俗低俗的东西,扔掉了情色符号,她们代替了女学生,在找寻到遗失的纯真、善良和优雅之后,她们彻底颠覆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命运归宿。在战争中,这样的自我觉醒显得很光明,至少你会觉得人性充满着善良,也衬托着侵略者的残酷,但其实,这渗透着浓郁的“以身殉道”的儒家思想,它强迫所有软弱的人都达到道的高标准,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身体来完成对道义的命名。约翰也是,他本来是个殡葬师,和宗教没有什么关系,睡觉也害怕神父的遗像盯着他看,而且酗酒,对女性身体充满着肉欲的渴望,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被感化了,他抛弃了日本人进入教堂之后躲藏的打算,大胆向着日本兵质问,当女学生被摔死,他也终于完成了自身的救赎,以神父的名义来保护这些学生,当他遇见自己的同伴,完全可以逃出南京城,但是他还是拒绝了,对于他来说,保护教堂里的人的生命安全,才是他的目的和意义。还有乔治也是,最后在缺少一个人的无奈下,他主动要求打扮成女性,和她们一起去赴宴会,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神父的遗愿,要保护好这些学生。
道德高于一切,不管是受过教育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还是曾经酗酒的假神父,还是以身体作为生存之本的风尘女子,甚至书娟的汉奸爸爸,也都实现了道德的救赎,身体完全成为一种道具。但是“以身殉道”是易于瓦解的道德乌托邦。面对战争,面对毫无人性的侵略者,个体的道德力量显得很可笑,乔治赴宴背后就可能就是一个反逻辑的结局,既然13个人是为了身体牺牲而去赴宴,那么作为男性改扮的乔治,如何用他的性别角色完成救赎,最后只能使所有的人都作为战争的牺牲品。
“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进时代状况中去,它似乎游离于其他讨论和思考,也无法形成一个冲突和论争的场域。当仇恨与正义感孤立于其他思想课题的时候,它无法避免抽象化和简化,因而也就无法避免被遗忘的命运。”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这样说道。其实,表现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已经太多太多了, 《南京!南京!》、《风声》、《拉贝日记》似乎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在这段历史面前,所有的角度创新都可能是一种过度阐述,《金陵十三钗》用道德感化实现大拯救,看起来真的像是距离历史遥远的乌托邦,而张艺谋在这部电影身上贴着的“战争史诗电影”的标签,其实也是在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与日俱增中带来的“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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