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3《她说》：说他，说他们
她说，She Said，主体是她：第三人称单数的她，女性的她，她是曾被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女演员、女员工、女助理，她是《纽约时报》进行事件调查的女记者，她是从闭口到开口的女证人，她也是拍摄这部电影的女导演玛丽亚·施拉德，当“她说”的主体从个体变成群体，从沉默的个体变成言说的群体，“她”说了什么？她们说了什么？
当然，从“她说”到她们说的指向是明确的：说“他”，而玛丽亚·施拉德也将这个被说及的“他”，从个体延伸到了群体，甚至从一种现象变成了一种体制，一种权力，一种丑闻，“说他”变成了“说他们”——《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终于演变成了一场运动，席卷全美甚至全世界，影响深远。但是从“她说”到他们说，从“说他”到“说他们”，其中需要扩展和转变，需要延伸以及演绎，但是在没有挣脱男性/女性对立的单一视角下，其实这种言说和被言说的关系依然只维系在简单的事件陈述中，依然只是个体的偶发性行动，甚至隔绝在Me Too整个运动之外，最后的她们说还是回到了“她说”，说他们还是只是“说他”。
电影根据畅销书《她说：打破性骚扰的故事，帮助点燃了一场运动》改编，改编的侧重点放在前半部分上，也就是“打破性骚扰”的沉默上——当《纽约时报》编辑部终于完成新闻调查的审核，按下“发布”按钮，编辑部的文稿变成了对外的新闻，由此开始了事件的后半部分故事：哈维温斯坦被判处23年，属于好莱坞体制之内的丑闻被揭露，MeToo运动如火如荼……但这一切仅仅是最后文字的记录，是调查报告“发布”后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文字的记录并不是“说”的一部分，而在这个从“她不说”到“她说”的调查过程中，“说”是不是成为了最重要的态度？“说”是不是就是最具意义的行为？
要她说，但是她不能说，她不敢说，她无法说，这便是“说”的困境，而这个“说”的困境究竟来自于何处？当然来自固有的权力体系，来自于强大的规则和体系，《纽约时报》的女记者乔迪和梅根着手进行调查，她们对事件的定性值得玩味，乔迪把哈维的行为看成是“越界行为”，而梅根则认为这是好莱坞的系统性骚扰——不管是越界还是骚扰，都是某种个体的行为，都是发生的个案，但是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调查对象的增多，调查的事件本身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给乔迪打电话的罗丝说这是“普遍存在的现场”；梅根在深入中发现受害者已经不只是好莱坞的女星，还有米拉麦斯公司的女员工，更可怕的是，在调查中所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事件中的女性普遍选择了沉默，而它们之所以沉默是因为签订过相关协议，类似于被封口；不仅米拉麦斯公司有具体规则，甚至所谓的平等就业委员会、地方检察官、档案业务员，都告知信息不能透露。
| 导演: 玛丽亚·施拉德 |
那些故事或者被写在绝密的档案里，或者躺在保险柜里，或者永远烂在当事人的肚子里，这就是“他”所表现出的巨大权力。这个“他”是哈维温斯坦，据外媒的报道，在好莱坞哈维几乎一手遮天，他在奥斯卡上被感谢的次数比上帝还多，手下项目光是奥斯卡奖项就拿了差不多80个，就连李连杰、周润发、成龙以及《无极》《英雄》《少林足球》等等华语电影，走到国际也少不了他的操作。乔迪和梅根寻找证人揭露哈维和米拉麦斯公司的丑闻，让她们说出的就是“他”的种种行为，“他”成了她们口中的谈论对象，但是这个“他”只是一个符号——在整部电影中，哈维出现过声音，他给《纽时时报》的迪恩打过电话，和正在开会的女记者通过电话，他留下的是警告是质疑甚至是威胁，最经典一句话是：“我爱真相，小心为上……”一个所谓的反派一号，竟然没有真正出现在电影中，所以“他”只是一个意指的符号，“他”的背后是整个好莱坞的规则体系，是权力结构，是让“她”沉默的制度性安排。
要面对强大的“他们”，要揭露他们的种种丑闻，玛丽亚·施拉德却只是让“她”甚至“她们”来完成，这是力量上的不对称，但是玛丽亚·施拉德无疑强调了一种正义性，似乎微小的力量也能撼动大树，这便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在她们的努力下，根深蒂固的规则逐渐瓦解，在她们的行动中，几十年都无法改变的体系逐渐坍塌——她们凭借的是什么？是勇气？是毅力？不如说是玛丽亚·施拉德预设的女性力量和天然对抗权力系统的信仰。从女记者角度来说，他们敢于投入这一场充满风险的调查，就在于他们是经历了阵痛又回归女性世界的女人：乔迪有女儿，在家庭生活中和女儿经历的是成长的教育；梅根刚生下孩子，她经历了某种抑郁，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但是她走了过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接手的这场新闻调查让她体会到了身为母亲的重要意义。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最终能打破沉默，也是基于女性这一身份：劳拉要接受乳房切除术，在之前她也是选择沉默，但是当她将要推进手术室时，她接到了曾经同事帕梅拉的电话，让她不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劳拉拒绝了，后来她约见了乔迪，在海滩上她对乔迪说：“我不希望我的三个女儿长大被这样对待，认为被性侵犯是司空见惯的事。”曾经遭受了性侵的罗威纳也一度拒绝作证，乔迪从纽约千里迢迢找到罗威纳的住处，遇到了她的丈夫安德鲁，安德鲁根本不知道在妻子身上发生过这件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丈夫蒙在鼓里，这其实也是妻子对家庭的补足责任，终于罗威纳说出了发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那些事；真正站出来第一个揭露丑闻的女星是艾什莉·贾德，2017年已经将近50岁的她在一次锻炼中，经过了犹豫之后拨通了乔迪的电话，她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基督徒”——本色出现的艾什莉·贾德成为“她说”最重要的证人，也从她说开始，很多证人加入，最终让调查得以完成。
《她说》电影海报
女记者是妻子，是母亲，女受害人是妻子，是母亲，是女人，是基督徒，这是“她说”的第三人称单数被强化身份的表现，而这种强化是站在“她”作为女人的一个角度来阐述的，从个体出发构建起一种群体的网络，然后形成蔚为壮观的“她们”，才能形成一股力量终结他的权力，终结他们的规则。但是在这部电影中，这种基于个体而迸发出的力量不仅看上去是偶发的，而且掩盖了背后真正遇到的困难。虽然有《纽约时报》团队和领导的支持，但是仅仅凭借两个女记者去做调查报告，显然还是太弱了，他们碰到的是拒绝、质疑、威胁，以及沉默，但是玛丽亚·施拉德只是流于表层：仅仅凭借她们锲而不舍的态度和行动，真的能打动那些沉默者？甚至锲而不舍的行为也仅仅是不断打电话——很少有他们在调查中遇到危险的场景，甚至在整部电影中没有具体干扰者的出现。有人选择沉默，那就继续找线索继续打电话继续搜集证据，因为在预设中那些当时人会基于自身的女性角色而“幡然醒悟”，所以从调查受阻到最后顺利进行，乔迪和梅根根本没有付出特别的代价，甚至一起都是轻轻松松的，而那些最后发声的“她们”，内心的转变同样没有经历过挣扎，甚至于让人一头雾水的是：她们经历了什么而说？她们说的话又改变了什么？
这是“她说”的事件性叙事，而从“她说”到“她们说”，从“说他”到“说他们”，同样缺少对社会性问题的总体性思考，他代表的是权力，电影似乎在一点的论述上谈及了这个“他”所代表的权力，“这是男人的进化问题，对于女人来说完全是你情我愿的东西，这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意义的……”米拉麦斯公司的财务总监兰尼在对《纽约时报》的迪恩这样说，这个观点当然代表的是哈维的想法，甚至代表着好莱坞以及男权社会的普遍看法，性骚扰乃至性侵，在本质上就是男性在上对女性的驾驭，而女性也完全需要这种驾驭，它是精神意义上的进化论体现，所以“你情我愿”构筑了这样一种合理表达。如果玛丽亚·施拉德以这个视角切入他和她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男性进化论提出影像化的驳斥证据，从而让她们和他们形成反抗关系，或许更有力度，更有张力，也更具社会性。
但是没有，仅仅是一个观点，仅仅是空泛的符号，她也好，他也罢，无法承担起更多社会性意义，当“她说”仅仅是基于自我而选择个体行动，当“说他”也只是揭露一些现象，那个点击发布的按钮也仅仅是一篇单薄的稿子，和这部电影一样，只是流于表面的事件性叙事，甚至只是完成了一个故事，而“她说”甚至可笑地成为了妥协的“他说”，参与电影制片的两家公司Plan B和Annapurna都和布拉德·皮特有关，此前也都与哈维有过多次合作，而布拉德·皮特的两任交往对象格温妮丝·帕特洛、安吉丽娜·朱莉甚至都被哈维侵犯过——这是对哈维的讨伐，还是对权力隐性的维护？或者好莱坞端掉的只是一个符号，强大的权力系统还在运作，还在张开那恶魔般的大口，比以前更猖獗地把一切都变成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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