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3 《大河湾》：像是森林尽头的幻象
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非洲，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生活在如今的世界。
——《第三部 大人物》
欧洲意义上的伦敦，非洲意义上的大河湾，从此地到彼处，可以通过飞机、火车，甚至汽车抵达，但是在现实意义上，不论是到达非洲的欧洲人，还是前往欧洲的非洲人，都陷入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尴尬境地，“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只要一跨过地理的分界，就成为了他者，找不到家乡，找不到祖国，找不到归宿，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局势，不论是被统治的历史，还是独立的现在，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都必须接受“如今的世界”，就如被搁置在大陆和海岸中间地带的大河湾一样，从来没有通达的可能，大河湾的地理困境也是政治困境、现实困境，望过去总是被“白茫茫的一片”所遮蔽。
白茫茫是看不见终点的现在，当历史被断裂成“如今的世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似乎只需要平静和简单。我为什么从东海岸的故乡来到这个处在大河河湾处的小镇，就是选择一种简单平静的生活，“我们只是活着，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这或许是很多非洲人的想法，活在现在，就是忘记那曾今统治过的阿拉伯人，忘记之后的欧洲人，也忘记这里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甚至像父亲和祖父讲故事那样，不说出时间，“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谁来了，对于这片土地来说，依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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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9·2140825·1104 |
战争之后的和平局势，仿佛是大河湾重新开始成长的机遇，“人们开始返回镇上，城区的院落渐渐充实起来。人们开始需要我们能够提供的商品。就这样，生意又慢慢做起来了。”但是在大河和森林里，在天黑之后，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孤立无助的感觉又把人拉向一种残存的记忆里，“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某些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过去了解，只是后来忘记了，忽略了，但它们一直没有消失。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一百年前，带到某种亘古不变的状态。”不提及的时间，却处处在那里标注着，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人开始了自己对于现实的选择。扎贝思似乎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作为一个拥有权能的女人，一个女先知，当别的女人用各种香水来吸引人的时候，扎贝思却用防护油膏来驱赶和警告别人。她处在保护之中，实际上只是处在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之中，如此脆弱。而对于下一代，她却希望比自己强，希望能够走出去接受教育，能够跳出无始无终的生活传统。而对于儿子费迪南来说，母亲的这种走出去却变成了自负，白衬衫，白短裤，这一套学校的制服，在小镇上很显眼，而他也以非洲新人类的方式出现，他鄙视母亲单膝下跪的仪式，认为那是土气和卑贱，作为公立中学的学生，他的目标是成为上等人，成为大人物，像殖民时代那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非洲，“萨林姆，你必须送我到美国留学。”这是费迪南向我提出的想法，美国预示着一个新的窗口，去美国留学不是意味着接受更好的教育，不是学习别人的文明，而是要让自己成为非洲的强者，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非洲。“非洲以外地方日渐堕落，而非洲在蓬勃兴起。”对于费迪南来说，他把自己和非洲划上了等号，或者是自我解救和民族复兴，但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具有野心的民粹主义者，变成了对于弱肉强食这一非洲古老法则的忠实实践者，那些崇尚暴力的少年武士才是他崇拜的偶像。
而因达尔却是另一种人生观，他是放高利贷者或金融家的儿子，实际上他是非洲土地上的暴发户，同样来自非洲东海岸，同样是大河湾的“外国人”，在他看来，非洲的未来在欧洲，他穿着伦敦式的衣服，他去伦敦留学，他必须坐飞机，理工学院的地位，以及之后在领地的房子都让他有一种尊贵的感觉，而对于非洲的过去，他的行动准则是“践踏过去”，“抛弃那些关于过去的念头吧；把那梦幻般的迷失感视作平常。”践踏过去意味着完全拥抱现在和未来，这种拥抱其实也是一种冒险，一种纯粹的外来主义，而对于非洲这片土地来说，“践踏过去”也意味着背叛。
实际上在我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万花筒般的非洲社会，这里除了费迪南的非洲新人类的自负和因达尔“践踏过去”的盲目崇拜，也还有像仆人梅迪一样两面讨好的人，像舒芭和马赫什冒险逃避追求幸福却又无法挣脱绳索的人，他把本地非洲人叫做malin，这个法语词意味着被追逐，被吞噬，“他们malin，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把人当成猎物。”而不管是谁，非洲人总是带着某种被隔绝的恐惧感，当他们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们会区分“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但是，“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国籍，他们不涉及政治，他们是和“我们”相对应的词，是和我们相联系的词。
远离政治似乎是非洲人在未知的现实里苟安的象征。而作为欧洲大陆来的神父惠斯曼斯，似乎是另一个象征。他对于这块土地坚守的是一个原则就是：“Semper aliquidnovi.”这句校训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作家，意思是非洲“总有新的东西”。他还把码头大门残碑上的文字还原，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如一，深合他意。”神父，古罗马、拉丁文，惠斯曼斯来自欧洲，带着欧洲古典主义的观念，但是他不是为了统治非洲，而是希望在融合中让非洲更好地发展，他保存遗留在非洲土地上那些古老的物品，希望保存他们的文明，从而为融合之后的重建带来新的历史。但是他对非洲的热爱，对于森林信仰的感觉，却无情地被扼杀了，“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梅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河湾靠近的是战争，一声枪响，出游寻找古迹的惠斯曼斯神父死在非洲人的子弹之下，“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这是应该保存的文明，这是应该坚守的历史，这是应该融合的未来，但是他的命运就像码头大门的残碑一样，被篡改了三个词，变成了和原文相反的意思。码头只留下残碑，只留下闹哄哄交易的人们，就像非洲的现实一样，前进、发展的那把枪“弯了”。
“在每一次退步之后，欧洲文明都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小镇会从头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恢复和平之后，小镇不是单纯在重建，而是切切实实在发展。”这是神父曾经的寓言，在叛乱之后，神父被淡忘，但是小镇似乎正在实现神父预言。而一心安于现状，只想做点生意的我，在小镇重新恢复平静之后，却陷入了一种“归宿在哪里”的困惑，看起来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各个政府部门也恢复了生气，小镇成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方了。但是像蚂蚁一样生活的现实依然存在，而那些年轻的军官却带着枪，开着吉普，四处偷象牙和黄金，“再加上奴隶就齐了，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似乎历史是一个循环，“叛乱时期，丛林让我们感到压抑。现在，丛林让我们兴奋——未经开发的土地，未经发掘的宝藏。“但是在现实面前，似乎容易忘记那些先行者，“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感觉。”那感觉就是新的危机，新的战争。纳扎努丁生活的乌干达，国王被赶下王位，被迫逃亡，而在东海岸，非洲人把阿拉伯人赶出了出去，实际上在不断的暴乱和战争中，非洲从来没有过希望的那种平静生活。
而在这个叛乱结束的地方，新的一切似乎正在发生。那块领地成为新非洲的一个标本，“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抄嘲，想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这是非洲的未来，这是非洲的独立？起先，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愚蠢、嚣张、骄傲，也有伤痛”，是一个俗艳的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正在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但是不甘于平庸的我，在被因达尔带往新领地之后，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那种荣光，就像初来大河湾的时候，扎贝思称他为“爷”，就是一种尊重，而在这个带走廊的平房、空掉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里，我体会到了一种高雅和现代，“我开始意识到，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镇上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沉闷！我开始认识到领地上的社会生活的趣味，认识到这里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被压抑的情欲，当我看到污秽中穿绿裙子女孩的腿的时候，才想到自己还有一种叫做情欲的风东西，以前在小镇上，只要进入妓院才能满足需要，而现在我似乎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历史学家雷蒙德妻子耶苇特用身体诱惑着我，让我感到非常甜蜜。
世界在一霎那被改变了，曾经的小心翼翼，曾经的保守安稳，曾经的渺小和脆弱，一下子发现了新的世界，“领地自有荣光，自有社交之乐和生活之趣，吸引我一次又一次过去。”从未甘于平庸的我感觉我交了好运，“撞上了可以和纳扎努丁多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那种生活相媲美的生活。”其实是一种盲目，压抑之后盲目地爆发，而那种新鲜感、表面的荣华以及情欲的膨胀，都让我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另一个非洲。而在这个新的非洲标本里，依然有着关于宗教，关于独立，关于未来的交锋，费迪南和因达尔关于本土宗教的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我在耶苇特的诱惑中却也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无论是历史学家雷蒙德，还是漂亮的耶苇特，无论是坚持欧洲解放的因达尔，还是创造非洲自我神话的费迪南，其实都在一种虚幻的权势世界里，而总统无疑是这个权势的中心。
“总统是伟大的非洲酋长，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员。他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他无所不包。他既回归传统，又勇于前进，要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把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建造非洲圣母崇拜、穿男仆制服为荣，以及发布一捆一捆的总统《格言录》，都仿佛是新的神话的开始，因为救了总统的母亲而和成为总统座上客的雷蒙德，却感觉到了这种神话的可怕之处，“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但是对于他来说，命运却是无情地被抛弃。所以在一个领地的世界里，在感受了某种荣耀和权势之后，我也发觉了那潜在的危机，“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在“不是征服，而是赢取”的情欲中，来自欧洲的耶苇特也完全是一种野性的象征，而她对于雷蒙德，就像欧洲和非洲的复杂关系，从来不是爱情。
而我和耶苇特偷欢无非也是为了脱离现在的生活，脱离一种沉闷、无谓的紧张，在某种权势的联系中发现“这个国家的现状”，而渐渐地，这样得肉体欲望就变成了一种耻辱，在每隔十天的电话中，在泡沫大床铺平之后，在梳妆台前梳妆的时候，“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种很苍白的东西。我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看着她为了情人梳妆打扮。”而对于因此而联系起来的政治焦虑，也慢慢摧毁了自己的自尊。肉体的宣泄只是暂时的欢愉，而过后是深深的自卑和耻辱，和这块土地一样，曾经有着领地的梦想，有着国家的未来，但是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本地头号商人诺伊曼离开了大河镇，马赫什和舒芭在忧郁开始狂躁，而雷蒙德也被总统失宠，而青年卫队被总统解散之后，小镇的局势也开始恶化，一切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
“总统表面上是在重申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承认和讽刺新出现的一些批评，比如非洲圣母崇拜，还有食物及药品短缺等。”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和殖民时代的雕塑、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一样，是一种毁坏，而那张“祖先的呐喊”的传单分明表达着另一种政治诉求：“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非洲意义的大河湾又一次被推上了不知何去何从的转折点。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而我选择的地点是欧洲的伦敦，那个因达尔实现理想和作为榜样的城市，甚至和因达尔一样坐着飞机抵达，但是新的城市，新的文明，以及纳扎努丁女儿凯瑞莎订婚新的生活，却并不是我想要的一切，“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而因达尔也遭遇了组织惨败的命运，从非洲到欧洲，只不过从一种现实到另一种现实，永远都在世界的外部，永远都在如今的世界，而我回到非洲，“结束那里的生意，把自己拥有的尽可能变现，然后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的想法也无法逃离现实的羁绊，第一次来到了首都，“但是经过了欧洲之旅，伦敦还历历在目，所以首都虽然大，却显得脆弱而粗糙，只是欧洲的影子，像是森林尽头的幻象。”那和非洲有关的森林在哪，大河在哪？只不过是一种影子的生存，种种欲望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破碎的梦。而在大河镇，随着总统宣布激进化政策的实施，我的所有资产都被国有化，我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生存的压力下，我学着因达尔“践踏过去”，开始冒险做黄金和象牙生意，但是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仆人梅迪的举报使我锒铛入狱。
这里没有计划，没有法律，一切像是游戏，而我遇到的是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费迪南，但是这不是他梦寐已久的理想实现之地，他和所有人一样，陷在一种没有归宿的恐慌中，公立中学的学生、理工学院的学生、非洲新人、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都成为了过眼云烟，“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疯狂。”他帮我出狱，但是这块土地已经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威胁，“听说不久会有一场重大的行刑，总统来访的时候也会参加，届时他会听到自己的敌人唱出赞美自己的诗歌。”死亡伴随着赞歌，这是畸形的现实，而这片土地，在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独立和叛乱之后，又回到了现实的困境：“这一片土地经历了多少变化！河湾处的森林，人群汇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欧洲人的前哨，欧洲式的郊区，湮没文明的废墟，罩着光环的新非洲的领地，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无论谁，似乎都在迷惘中，而对于我来说，只有离开，
“汽船又发动了，在一片黑暗中沿河而下，离开了打仗的区域。空中肯定满是蛾子和各种飞虫。探照灯开着的时候，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虫子，在白色的灯光下，白茫茫一片。”在总统到来的这一天，我在河面上寻找自己的方向，可是白茫茫的一片也还是这森林尽头的幻象，走出去可能意味着下一个循环，因为归宿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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