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8 谁的自行车

是阿七的自行车。在他的微博头像中，我看到了这一张自行车的照片，“有机会就多骑车吧，锻炼身体，长命百岁。”这是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作为身体行为的共同倡导者，听到这句话还是有些共鸣，但更多是那张照片里的亲切。其实照片是我拍的，去年的四月，站在三楼的走廊上俯视下去，就是阿七那辆躺在香樟落叶上的自行车，“只是树叶落在地上，那一层还是太薄，也太瘦弱，无法埋没一辆可以行走的自行车的身体”。

可是那时已经是春天了，四月的春天总是会有些抒情的冲动，一辆车，对于阿七来说，是珍贵的，我也拍过好几辆阿七的自行车，他属于骑车一族，那些车配置也相当高，都在万元左右，这自行车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工具，明显是不一样的，在这看上去简单的车身上，也凝结着一种情结，这种情结会慢慢超越物质，超越自行车的工具属性，而慢慢滋生出一种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就带上了很重的个人烙印，带上了身份归属。

自行车，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我从十二岁学骑开始，上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上班，都是踏着自行车，两个轮子承载着岁月的变迁，而现在，“自行车”这个词越来越熟悉，它的可能边界也越来敏感。这样的放大效果对于以前只是作为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将直接产生最根本的一个疑问句：谁是自行车的主人。也就是说，自行车还是那辆车，不管是去年的还是今年的，不管是横躺着还是骑行着，不管是阿七还是老九，总之如果还原成一辆自行车，它就只是齿轮、轮轴、钢圈等机械设备组成的工具，但是自行车是活的，是依托人而具备存在意义的，所以，自行车必须是一个身份识别的标记，它承载着很多与人有关的利益诉求。

去年看的那部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自行车的主人是青春年少的孩子，慢慢独立却难以挣脱社会的束缚，有着冲动的情绪却受制于一些道德。一辆山地自行车将两个身份迥异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小贵和小坚，一个是农村来的打工者，一个是城市底层的中学生，但是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必须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也就是说，他们无意中放大了单车的意义。小贵只要赚到六百块元就能把银色山地自行车变成自己的，而在和继母及继母女儿的冷漠中生活的小坚，偷走了父亲的500元钱买了单车，对他来说，这一辆单车意味着融入同学圈子，意味着有限地告别孤独，也意味着城市身份的回归。小贵和小坚，似乎都在自行车的阴影下，他们其实并不知道那辆车带给了他们生活多少深层次的改变，但是在表面上，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了身份认同，有了自己的标识。但是仅凭自行车建立的身份系统未免显得脆弱，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自行车丢失，每天都有自行车被找到，在丢失和寻找的过程中，自行车的归宿意义完全被消解，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你买的二手车是谁丢的，谁是你之前自行车的拥有者。这是自行车回归工具属性最无奈却是最简单的途径，也就是说，对于一辆自行车建立起来的识别意义系统，太容易被推翻。

对自行车的争夺最后变成了巷子深处的一滩血，这是少年的寓言，这是青春的残酷，而结果，自行车还会属于不一样的主人，或者继续流浪，继续被争夺。这也是现实的无奈，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这是二战前后的罗马，与青春的十七岁不同，这里更多是社会的贫困、危机以及社会中的失业、黑市、卖淫、人的自私等。一辆自行车，完全成为生存的一种象征，高于身份，或者完全超越了身份，对简单的身份识别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所以对里奇来说，自行车是活下去的希望，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然而第一天上班，工作上必须的脚踏车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它看上去合情合理不蔓不枝，但是却把里奇推向了一个更黑暗的现实中，于是跟他的小孩子到处找车，最后无可奈何下手偷别人的车，却被逮个正着。

“一个穷人他的车被偷了，他就不得不到处去找。”车等于工作，工作等于命，因此车等于命。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蕴含着生存的可怕现实，而可怕现实又演绎着一个悲剧的循环：你偷我的车，我也要去偷别人的车，丢自行车的现实转化为“偷自行车的人”悲剧，谁的自行车似乎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我的自行车”也成为一个泛化的概念，它看上去寄托着生存的理想和对现实的反抗，但实际上，这是命运的捉弄而已，女巫说：你的自行车？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我只能说是你命里注定的事。听仔细了！眼前要是找不着，这辈子难找到。你明白了？眼前要是找不着，这一辈子恐怕就难找到了。要留神！

电影表象后面的政治的 、经济的甚至哲理的深层内容，完全是通过“自行车”这一工具得以展开，所以，从电影等艺术角度解析“自行车”往往显得比较理想，而在现实中，一辆自行车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青年河源启一郎说，自行车是他的女朋友，一路上陪伴着他，十几个国家的游历让他和这辆自行车不离不弃，甚至产生了很真挚的感情，从纯粹工具到寄托感性，是一次升华，所以自行车的意义更加凸显，更加人文化。但是，这种意义的凸显和人文化，只是一种个体的情感表达，但是只因河源启一郎是一位日本友人，做着慈善的事，这样，在人文意义之上又加上了一层道德意义。这还不够，又因为他骑行了十多个国家都平安无事，唯独骑行到了武汉，到了中国被偷了，而且他是日本人，身份属性也很特殊，所以，在人文意义、道德意义之上又加上了国家意义，也就是说，自行车这个原本简单的工具，因为主人的热爱，因为一起做着慈善事业，因为是日本友人的骑行，那么这辆自行车完全是一件艺术品，一个象征物，一个谁也触碰不得的符号，它充满了排他性和危险性。所以，在这个厚重的符号丢失后，当地力量聚集在一起寻找自行车，从官方的警察到草根的网民，河源启一郎蓦然发现，“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而经过3天的缜密侦查，案件告破，有关方面“连夜”将失而复得的自行车送到河源启一郎手中。

其实，抛开夹在“自行车”一层层人文、道德和国家的属性，如果自行车仅仅是自行车，丢失再找回，就不会成为一个新闻事件，而因为自行车的符号不断被放大，“丢失的自行车”就完全成了变味的一盘菜肴，起先是有些娱乐的味道，说：“欢迎来到世界的尽头。”“到了我们这儿，你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而更多的是关于城市尊严、国际形象的讨论，有人说短短几天，在偌大的一个武汉，将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找到并归还失主，完全是一个奇迹，而这正是有关部门给予丢失自行车的“外宾”VIP待遇，这“凸显我们自身权利的贫乏”。网友王牧笛说：“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行车丢了真的可以找回来，关键看谁丢。为那些年我们一起丢过的自行车感伤中……”这种“选择性执法”并不能起到改善某种国际关系的作用，相反，却完全成为国民对有关部门不力的一次嘲讽，甚至是“民族自尊”和国家尊严的反诘，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丢车的故事，每天都有偷来的车和被偷的车，这里有我们的中国人，也有像河源启一郎的外国友人，而那些偷车的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在中国的人，也就是说，你根本没必要把一件偷车的事上升到国家尊严，上升到国家形象，河源启一郎的车如果碰巧是被一名日本人偷去了，那么这将会变成多么具有讽刺的一个故事啊。

当然，偷车一定会折射出某种国民素质，折射出市民的文明程度，作为本国国民，当然需要提升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理想，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惩治力度，加强建立和健全自行车的购买、流通体系。这样的话，当”自行车“不再具有丢失和被偷的问题，那么它的身份就会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而这样的理想主义，在目前阶段也只能成为一个笑话。

因为”自行车“，自然联系到那个叫杨佳又写成“杨+”的罪犯，这个身负6条警察性命而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就是因为自行车而走向了不归路，那是2007年10月，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因为无法和杨佳核对上，自行车的主人变成了谜，在中国这样司空见怪的事，对于杨佳来说却是悲剧的开始，一辆自行车最后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大案，杨佳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为自行车而进行的报复性故意杀人，与“选择性执法”一样，在某种程度都是对与现实的放大，热爱骑自行车旅行的杨佳，在被判死刑后二审庭上对法官只问了一句话：你们到底打我了没有？没有人回答，沉默的背后或许是社会早已有的苍白，“自行车”的背后有时候是一个孤独的人，有时候是一座被尊的城，有时候却是一个遥远的国，“一个孤僻的人”，这是对杨佳的形容，而或者，我们可以把自行车叫做“孤僻的自行车”，谁的自行车永远是一个问题，而我们行走，身上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有那一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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