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8 《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但愿艺术是人性的
同莉莎一起在教堂里。我无法祈祷……我用套语继承了上帝，现在又用这些套话来忘却他。人们要把他变成一个有魔力的枢密顾问，人们之所以接受关于他的古怪的套话，是因为上帝已经过时。
——M.瓦尔泽《间歇》
在教堂里无法祈祷，用套语继承上帝又用套语来忘却上帝，接受宗教教育又认为上帝已经过时，当这些矛盾甚至悖论成为1960年小说《间歇》的主题，其实并不是作为瓦尔泽想要恢复一种虔诚的信仰，而是在小说的世界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成为在扭曲的感觉里生活的自己的一个巨大投影。小说主人公以背离的方式面对上帝，恰恰是在母亲极其虔诚中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让瓦尔泽成为一个“天主教的残疾人”。
也是母亲，虔诚到了极端，便是“一刻也不安宁”，那个占据她生活中一切的上帝似乎成了牢笼，而不光是她自己关在牢笼里，甚至把所有的一切都以上帝的名义囚禁起来，包括自己的女儿。于是瓦尔泽将这样一种宗教教育称为“纯粹农家式的宗教教育”，它不光是去除了生活应有的属性，人性之间的关系，也隔离了作为个人正常的信仰，以致在这样非市民式的教育中，投射到瓦尔泽身上的是“无法恢复过来”的创伤性宗教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恐怖之中”。
但是，当瓦尔泽写下《间歇》，用小说的方式喊出“上帝已经过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次自我突围？使得，瓦尔泽将这个关于上帝和言说的文本称作是“上帝方案”：“将来某个时候，我借助目录，很便于查找的笔记本，可以轻易抽出一本记有对‘上帝’一词的全部体会的小书来。”他用自己的经验写下上帝，这个上帝就已经不是坐在教堂里的可以祈祷的上帝，也不是用套语继承而又忘却的上帝，更不是母亲虔诚得几乎疯狂和恐怖的上帝，当然也不是已经过时的上帝，而是自己的上帝，是语言的上帝。
在瓦尔泽看来，从那一个上帝变成笔记本里的上帝，是一种言说的需要，因为上帝问题从来不是可以回避的，“当人讲‘我不信上帝’，他已谈到了上帝。一切否定已没用。”上帝之上帝，其实是语言之语言的区别，无法否定地说出上帝，重要意义不在于是否说到上帝，而在于如何说出，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语言问题”。在这个成为语言的上帝方案里，上帝其实已经活在了文学中，“文学是对生存的语言反应；宗教也是。”在瓦尔泽看来，文学是一种退化的宗教，不管是文学还是宗教，它们的意义是在对生活做出回答，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一个言说的方式，甚至里面变成了和作者有关的创造，所以当文学里的上帝出现，那个全能的、无所不能的、不朽的上帝就已经不存在了，“并非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
| | 编号：B55·2011029·0595 |
汉斯·昆·伯尔辑录十二位著名作家的对话，用集体的方式谈论神学于文学，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作家？神学在文学领域要寻找什么？神学家可以对作家说些什么？”对话是为了倾听和询问，是为了“避免自以为知道得更多的姿态”，也就是说瓦尔泽一样，寻找不同的上帝方案，用集体的方式寻找对上帝的言说。在这样一个有些庞大的主题面前，可以分列出几个相关的话题，关于上帝，关于耶稣，关于宗教，关于文学，他们中有基督徒，有天主教徒，有无神论者，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则是多元的，多种言说的，多种方案的。
而汉斯·昆·伯尔之所以要在集体层面多元考察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其目的似乎和瓦尔泽一样，希望让宗教成为一个语言问题，从而在言说层面上回答文学和艺术的意义归置。而这个目的似乎有些急迫的，在《艺术与意义问题》的文章中，汉斯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艺术似乎“除了尸体、半死不活的病人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当艺术正日渐失去其意义，就像曾经信仰上帝的人问的那个问题：上帝不会死吗？当问出“上帝不会死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彻底的否定和悲观，而是带着一种疑虑寻找答案，或者能够在超越现实的意义上获得终极的意义，而这正是汉斯在“无意味的艺术中”试图发现“不是无意义的历史”的目的：
艺术的终结已是老生常谈，然而令人惊异的艺术发展却将那些预测判罚为谎言。可是，我仍以为不能那么轻易地给现代艺术所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下总结论：有如此之多的挑衅，如今已不知何为挑衅性；有如此之多的反叛已找不到接收者；有如此之多的喧哗，听众却少得可怜；在学院中有如此之多的反学院派；有如此之多的由权势集团资助的艺术革命家；有如此之多的靠着自己宣称“艺术已死”、“丢弃艺术”和“无艺术的艺术”而竟能活得很好的艺术家……
这似乎是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异，现象是对上帝的怀疑，而本质上却还有着信仰，所以关于艺术意义的危机和信仰危机一样，可以在“上帝不会死吗？”的疑虑中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而这种肯定论就是汉斯在历史视野中发现艺术的意义。艺术有何意义，这是这个问题最本质的部分，汉斯认为，艺术的意义不是一种涌出和利益，而是“在它自身中就得已表明的东西”，按照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才是美”，也就是艺术品被创造出来，它的目的在于发生好和朗现艺术本身，所以它不是自足自封的，而是自律的，在和社会、生活的呼应中凸显艺术的意义。所以艺术的意义在自律中就成为一个信赖甚至信仰问题，它和宗教一样，在审视历史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植根，一种新的基本确信，一种新的可栖泊的基本信赖”。
所以，汉斯认为，艺术是意义的继承、预识和朗显，首先是和过去建立关系，然后在“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中走向未来，“这种意愿将过去某个时期的特定要素或某种伟大自由的文化纳入自己的创遍造之中，并由此创造出真正新的东西。”连接了历史和未来，而艺术意义重要的显现还在于现在，“那些知道我们去往何处的艺术家们将与当下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建立艺术途径，并不是直线的，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创造性的，甚至可能是颠覆的。但是不管何种方式，艺术的意义合目的性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让艺术成为“为人效力的艺术”，而这也是艺术意义和文学信仰走向自律的标志：“艺术应该是、愿意是人性的，真正人性的艺术，属人的艺术！”它为人服务，它反抗丧失人性的东西，使人性发光，“尚未存在的东西在每一幅艺术作品背后敞开了自己，有某种东西涌现出来，人们虽不知道尚未存在的东西在何处，但人们可从中感受到希望。”
艺术是人性的，是不是对于艺术之意义的言说？是不是和神学一样，回到了“上帝方案”里？而十二位著名作家在对神学和文学的阐述中，也几乎都在回答汉斯所提出的那个意义问题。在著名作家的对话中，很明显看出他们对于信仰危机的观点，K.马尔蒂说，当上帝是世界的掌管者和统辖者，我们似乎理所当然要他为我们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担负责任，也就是说，上帝会在交通事故中，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传统的信仰眼下也许会给家属更大的安慰，但我担心，他们很可能就会因此信奉一个完全是非基督教的上帝形象。”W．简斯也认为，“整个圣诞故事是促人思考的最大的乌托邦。”L.林泽尔的对话中明显表现出了人类探究上帝的原始信赖具有的危险性：“对上帝的询问首先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究竟存不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依持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谁庇护、接纳我们？”
而对这个问题进行形而上思考的W.施努雷更是以否定的方式认为：“集中营里的煤气炉证明了上帝的无能。”他用了一个比喻，上帝是“蚁类头脑中的上帝”，这是一种逃遁，上帝不在了，因为上帝从来就是人想出来的，“当我寻上帝的踪迹时，我找到的是人的忧虑和恐惧。作为一个作家，我只对此感兴趣：那些恐惧到底通往何处？它们通向死亡。”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施努雷的质疑同样在基督身上，他认为历史上的基督甚至是“恐怖分子、颠覆者和创新者”，一个坚持简化、搞分裂的人，只是在“艺术性很高的犹太信仰大厦中为智力低的人建造了一个社会住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无非是“宇宙的颅缝”，在如“孩提时代的信仰残渣”里，地球就是上帝物质化的想法，他的作品《逆光摄影师》中就说到：“宇宙的颅缝可能比这个无神论作家的工作室还要透风一点。”
上帝是人想象出来的，人需要的是自律，再次回到汉斯的人性观，那么人如何在自律的层面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自己的宗教，面对对上帝的言说？其实，当这些作家用童年处境、父母纽带、畏惧、精神上的畸形等自我经验来审视信仰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宗教建立在自己的体会中，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教，“触及宗教也就是触及自己，触及自己的历史和身份。”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接近上帝，就是在接近自我，言说信仰，就是一种自律。所以无神论的施努雷在否定“蚁类头脑中的上帝”之后，认为“宗教就是伦理学”。L.林泽尔也认为，这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神话”，而这个神话的终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抬头看见天空空空荡荡，当上帝不再“在上面”，上帝就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心里，“他是我心中的上帝”，一切的祷告就意味着：“呼唤和唤醒我心中的上帝”。
这似乎和耶稣成为基督一样，在肉身寂灭之后成为信仰，它一定是关于自我的救赎，只有当肉身死去才能走向复活，“我认为耶稣复活在他的门徒身上，复活在他的信徒身上。他通过那些门徒，通过优良的教会传统把作用发挥到人世间来。”跨越死亡，走向未来，这就是复活的意义，“对我来说，复活就意味着：我或者我们在对上帝的信赖中死去，这时大家都坚信，无论上帝会做什么，也无论他要把我们变成什么，他都是好心好意，因为我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就是一种面对自己，P.黑尔特林在对话中就表达了这个观点，当耶稣为我们做出了解救人、使之成人的榜样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拯救自己”，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人之行为的根本大法”。H.伯尔更是把这样一种表达称为“基督教式的”，它不是基督式的，因为它回到了自我，“要上帝，却尽可能不要这个词。”
用“基督教式”的信仰代替基督式的救赎，就是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这是批判，这是审视，这是对于信仰危机的自救，当然也是在人性的意义上重新言说上帝，而这一切就是“宗教对宗教批判的抵抗”，它依然活着，依然有拯救者，依然在找寻生命的意义，依然发现人类的巨大自由，而这一切就是为汉斯所提出的艺术的意义问题找到了“上帝方案”：
在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后，在现代宗教批判之后，在当今的世俗化和非教会化时期，宗教又成了话题，处于紧张、非同一性和病态中的世界和自我被揭露出来，“反抗死亡”的希望图景成为可以描述的东西；自我之维系成为可能，责任显明，伦理学也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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