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8《集外集拾遗》：我以我血荐轩辕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飞禽属于白昼，属于高空，属于被看见的风景，当飞禽归巢睡觉，只剩下沉沉的夜了，于是“单见蝙蝠能干了”，于是在沉黑的夜里只有蝙蝠在思考在说话——是夜迎接着蝙蝠，还是蝙蝠成全了夜？但都是沉寂而孤独的，甚至于有一种被吞没的感觉。当鲁迅以此比喻《狂人日记》的诞生和存在，是自谦，更是对飞禽归巢现实的某种讽喻。

《狂人日记》还显幼稚，还太逼促，艺术上还“不应该”，对于一九一八年的中国来说，这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确是为了破中国的寂寞，而鲁迅如蝙蝠一样“能干”，是在黑夜中也开始学习了鸣叫和飞翔。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自己只是答应钱玄同做文章，便有了第一篇《狂人日记》，这也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即使如此，自己也“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当然也不能成为文学家，所以包括自己在内，“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所以“实在不是作家”的鲁迅，把做小说写《狂人日记》看成是“乱嚷”，乱嚷而使得文本幼稚、太逼促、在艺术上“不应该”。

但是，这绝不是鲁迅真的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自己也“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他是想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是想在呐喊中“聊以慰藉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是想利用社会力量“来改良社会”，或者说在乱嚷中“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因为鲁迅知道中国总该有天才，只是被社会“挤倒在底下”了，所以“破破中国的寂寞”便成为首要。这种创作的使命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鲁迅要“破破中国的寂寞”，需要的还是外来的力：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那时北京的会馆里没有参考书没有底本的翻译，写出《狂人日记》这“有点小说模样的东西”，所仰仗的是先前看过的外国文学作品和医学上的知识，而取材则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鲁迅绘制了“破破中国的寂寞”的方法论：仰仗外国作品的力量，来写国民的病苦，在唤醒和疗救中，发现中国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的天才，并以这些新的创作家来带动中国文学真正的革命和复兴——但是当“文学革命”出了实绩，收获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和特别”，甚至还“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

这或者也是鲁迅的一种困惑，所以给当时《新潮》编辑孟真，即傅斯年的信中，鲁迅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提到，《新潮》里面有纯粹科学的文章，虽然好，但是不要太多，重要的是要刺中要害，“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按照三皇五帝的眼光来看，讲科学和发议论都像是蛇，“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但蛇自己是不肯被打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毒重的好”——要切中要害，其实就需要从内外两个层面，从中国和世界两种维度来“破破中国的寂寞”，而这两个层面、两种维度的“破”，总需要知道中国的寂寞在哪里？

中国的寂寞，鲁迅当然已经说得太多了，而在《集外集》之后的《集外集拾遗》中，鲁迅还是在“集外”的世界里保持着对中国的审视，在《诗歌之敌》中，他提到了“诗孩”孙席珍，作为当时的绿波社成员，作为《文学周刊》的编辑，被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为“诗孩”，这是一种乐观的称呼，而自称“于诗又偏是外行”的鲁迅则把目光放在了中国诗歌的现状上，他认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有学者就认为，绍介压迫民族文学来给青年，或者用新诗的乐观和悲观来定义中国将来的命运，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诧异”的，这便是“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而更有反对诗歌党以柏拉图的观点来否定艺术，否定诗歌，认为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隔了三层，所以诗人是社会的危险人物——在这样的现状中，中国的戏曲尚未萌芽，而诗歌却已“奄奄一息”，“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

“诗歌之敌”就是那些用哲学和智力使得感情结冰的思想家，是那些诧异于向青年介绍压迫民族文学的学者，是那些位在声色犬马之间玩物的“豢养文士”。诗歌奄奄一息之现状便是中国文艺之现状，鲁迅说《民众文艺》虽然说自己是民众文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民众文艺作品，因为那里执笔的都是所谓“读书人”，而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么会有作品？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只能带到黄泉里去了。但是他却介绍了“难得的文艺的光荣”，把一个被抓获的“劫犯”的文章登了出来，这篇取名《一个“罪犯”的自述》的文章里有很多别字和错字，比如“门口”写成“们口”，“王八蛋”写成“王八但”，“知道”写成“之到”，但是“自述”却写出了真正的民众文艺，进京卖猪受到的曲折和不公都跃然纸上，把一个“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的民众之一分子鲜活地勾勒出来。

这或者是鲁迅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讥讽：报纸杂志美其名曰是“民众文艺”，但都是读书人写的文章，而真正的民众不识字，既不能写也看不懂，民众文艺到底在哪里？中国文艺的现状，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这中国的寂寞的确需要“破破”，破破便是革命，正如鲁迅在孙中山逝世后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到，孙中山作为创造民国的战士“第一人”，他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站出世间来的时候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继续革命，临终之际的遗嘱还说“革命尚未成功”，所以，“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再到文艺革命、文学革命，革命就是打破旧有的秩序，就是打开新的窗口，甚至就是乱嚷，就是呐喊——在“单见蝙蝠能干”的黑夜里，鲁迅是大胆的，是孤绝的，甚至是不惜被孤立的。

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战是激烈的：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布了“青年必读书”的征稿，希望向青年读者推荐十本书，鲁迅“缴了白卷”，不仅推荐的数目是一种空无，而且鲁迅还发表了对“青年必读书”的一个观点：“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说自己看中国书时，沉静下去了，但是“与实人生离开”了，而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以鲁迅认为，“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由此他劝青年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而青年最要紧的是行，是活的，所以要在外国书里与人生接触。一个是与实人生离开，一个是与人生接触，一个是僵尸的乐观，一个是活人的颓唐，一个只是为了言，一个却是行，当鲁迅把中国书和外国书放在如此绝对的对立中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放眼世界，要有革命的思想，要打破中国的寂寞，但是此种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在更多人看来是偏狭，甚至于是一种“崇洋媚外”、卖国——论战无可避免，而鲁迅也是从容应对，毫不妥协。

名为“柯柏森”的作者在《偏见的经验》中反问鲁迅，所谓的“人生”到底是什么的人生？是欧化的人生还是“美化”的人生？“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在揶揄之后，柯柏森把鲁迅的经验说成是“偏见的经验”，“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为此，鲁迅在《聊答“……”》一文对“卖国”进行了质问，“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所谓卖国不正是锁国吗？而对于“偏见的经验”，鲁迅反问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自己取消了判决，所以最后只剩下“啊”“哈”“唉”“喂”这些声音，这些声音只不过是丢了国粹的脸。

名为“熊以谦”的作者在《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一文中，对鲁迅的批评更为直接，他认为，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所以鲁迅说沉静下来和实人生离开了，是“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鲁迅自己也写小说，如果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即使鲁迅自己不读中国书，也不应该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既是书，总是有颓唐和厌世，也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由此，作者认为，鲁迅是青年前面的人，当青年出了流弊，需要的是挽救，而鲁迅非但不挽救，还推波助澜说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还说要行不要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最后，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替中国做事，就应该做中国的文学家，甚至于做中国的世界文学家。为此鲁迅驳斥了作者的观点，他认为，自己说要多看外国书，并不是要说外国话成外国人，“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所以鲁迅认为，这是一种关于“言”的立场，所谓的卖国绝不是因为语言的改变，而实在是政权的存亡，最后鲁迅反讽道：“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另外，赵雪阳在写给孙伏园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鲁迅缴了白卷引起的教训比选十部书本身要大，这种非议证明革命精神总是要被可悲地扑灭，而真正需要的是实际地去看，“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鲁迅对此的回应是，“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自己的坚持就是不反对，自己的不妥协就是拒绝同流合污——虽然鲁迅在某些地方还是有着情绪化的表达，还是有着避其锋芒的方式，这一场论战鲁迅的态度是决绝的：读书要读和活人有关的书，和实人生有关的书——一句话，是要在文学中发现人学，所以在他为各种著作写的小引、题记、序言、后记中，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这些观点，无处不为了“破破中国的寂寞”。

《哈谟生的几句话》中，他对挪威作家哈谟生的作品评价是：“这简直好像是在中国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的暗疮上开刀。”他跺着脚骂托尔斯泰用“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唠叨”来算利息，他说自己文坛先辈伊孛生的革命勇气是“不至于陷其人于危地的”，鲁迅便认为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是有区别的，但都不是“遵命文学”，“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罢，并不全在他曾经做过各种的苦工。”从外国文学看见中国需要打破寂寞的现实，这便是鲁迅在其中的用意，所以几乎每篇序言、小引、后记、题记，都在中国和世界中建立其联系的纽带，都从外国文学这扇窗户回望和发现中国文艺的现在和未来：他认为勃洛克在《十二个》中“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他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都会诗人，但是中国没有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他认为中国和苏俄文艺存在着隔阂，“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他认为俄国小说和散文集《争自由的波浪》表现了平民时代争取自由的激情，但是，于中国来说，既没有真正争自由的平民，也没有平民文学，“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他认为高尔基《一月九日》的译本是一个范本，不仅作者伟大，译者诚实，“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文学之外，文艺也需要这样一种向外的目光，在《<近代木刻选集>小引》中，鲁迅认为中国古代的发明到了欧洲有了革新和升级，反倒让中国自己吃亏，木刻也是这样一种公案，中国就是木刻的先驱，但是只是木板画面的纸牌，即使最后有了刻画，也与欧洲的创作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的截然不同；所以在《<新俄画选>小引》中，他认为其中多收了版画是有原因的，“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而对于陶元庆举办西洋绘画展，鲁迅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中西方文化极好的融入，“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利用西方文本排练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也认为这个剧本“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那就是对于革命者的两重态度，剧本用一种转向证明了反革命者的野兽性，对于中国现实来说，也是具有启示意义。

打开世界，关注中国，对于鲁迅来说，“集外集”的拾遗依然不是将自己关闭在现实之外：“集外”里各种汇编的小引、序言，是为了关照中国的现在，是为了启开中国的未来；“集外”也有易被遗忘的书刊广告，而这些广告中也透露着鲁迅的用意，《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的广告中，鲁迅说：“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奔流》凡例五则中的第二则写道：“本刊的翻译及绍介，或为现代的婴儿，或为婴儿所从出的母亲，但也许竟是更先的祖母，并不一定新颖。”“集外”当然也收录了鲁迅的一些讽刺诗歌，《好东西歌》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南京民谣》批评的是虚伪的“强盗”，“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言词争执”歌》中抨击的是卖国政府，“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说道卖的另有人，不近不远在场上。”而《自题小像》作为鲁迅的自况，满满的都是一种革命激情：“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荐轩辕”是自我的革命，是战斗的理想，这是作于鲁迅二十一岁的作品，二十三岁是在东京还赠给了许寿裳，但是鲁迅五十一岁时又写了出来，三十年时间，诗歌还是那首诗歌，而站在中国现实中“我”当然还是那个“我”，我依然还在，“我血”依然澎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当然也依然没有熄灭，中国和世界，集内和集外，也都在未变的一体世界里“破破中国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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