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8《资治通鉴（十八）》：臣之事君，有死无贰

《资治通鉴》第十八册记载了《后晋纪一》至《后周纪五》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936年丙申，尽于公元959年乙未。

【以父事之】

在五代十国的五个中原政权中，后晋高祖石敬瑭写下了一段耻辱的卖国史，他以割地求荣的方式、自称“儿皇帝”的姿态，获得了一席帝位。

后唐末帝猜忌石敬瑭，清泰三年命石敬瑭移镇太平军，石敬瑭遂与桑维翰、刘知远等人谋反，后唐进兵讨伐，石敬瑭见自己力量不足，便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而求救的回报令人瞠目结舌：“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时的刘知远认为不妥便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石敬瑭不从，当奏表至契丹时，契丹主大喜，对他母亲耶律太后说：“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

“以父事之”的代价是：尊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己当然就变成了“儿皇帝”；割给契丹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每年岁输帛三十万匹。如此，契丹主便派兵支援他，并将“儿皇帝”石敬瑭扶上了帝位，“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契丹主信守承诺，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石敬瑭即帝位，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就在石敬瑭即位后，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及宋审虔等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玄武楼自焚，之后后晋帝车驾入宫，实行大赦。

即位之后，石敬瑭果然实践着自己“以父事之”的承诺，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及述律太后上尊号，他还任命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配备着卤簿、仪仗、车辂，送到契丹行礼；上表称臣称呼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当契丹侍者到，石敬瑭也在别殿拜接契丹的诏书和敕令；每年后晋除了要上贡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而且对于述律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王、北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都有馈赠；这些人如有不满意便来责备甚至索取，而后晋帝卑辞谢之；晋朝使者去契丹使，契丹态度傲慢语多不逊……后来，契丹主制止后晋帝上表称臣，只是让他写信时自称“儿皇帝”，对于这样的要求，后晋帝也无怨言。

但是，这一行为对于后晋来说是蒙羞，后晋帝派遣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表示对上尊号的谢意，王权认为自己累世担任中国朝廷的将相，以此为耻，羞于向“穹庐”下跪，便说自己年老有病推辞不去，后晋帝发怒，王权坐罪被停官。

【用兵有缓急】

石敬瑭以割地贡帛自称“儿皇帝”的方式，得到了自己的帝位，这一举动自然是一种耻辱，而对于这种耻辱，后晋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后晋出帝，石敬瑭死后，立侄子石重贵为继承人，他就是晋出帝，虽然也是后晋皇帝，但是他反对石敬瑭割地称儿的做法，即位后，石重贵渐渐脱离对契丹的依附，他首先宣称对耶律德光称孙，但不称臣，于是契丹于天福九年伐晋，双方在澶州交战，开运二年，契丹再次南征，石重贵亲征打败契丹，开运四年，契丹第三次南下，由于后晋重臣杜重威降契丹，后晋主力丧失，石重贵被迫投降，全家被俘到契丹，后晋覆灭。

和石重贵一味抗拒契丹的态度不同，刘知远在整个过程中善于观察形势，在契丹入侵的时候，晋出帝命令刘知远会师到太行山以东，但是出帝久久等他不来，于是开始怀疑他，“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出帝开始疏远刘知远，刘知远开始自我守护，这时候郭威对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穡，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刘知远后来建立后晋，而后晋覆灭后正是郭威建立了后周，成为了后周太祖。此番话，郭威也是站在战略的角度分析了出兵之机。

后来，后晋和契丹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刘知远知道后晋凶多吉少，但是并未加以劝谏，契丹屡次讨伐，刘知远也没有拦击的打算。当契丹占据了大梁，刘知远便分兵守护四方边境防备契丹侵袭，而另一方面他又派遣将安阳人王峻向契丹主奉上三道表章：一是祝贺契丹进入大梁；二是因太原是夷、夏人杂居共处之处，守防士卒屯聚之地，所以不敢离镇前往朝贺；三是本应献上贡品，位正值契丹将领刘九一的军队从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太原城中人心忧虑恐惧，待召回刘九一的部队，道路畅通，才可以送入贡品。契丹主看到表掌后大喜，在刘知远的姓名上也加上了“儿”字，还赐给他优待大臣象征的木杖。不仅如此，刘知远还派遣北都副留守太原人白文珂献上珍奇的丝织品和名贵的马匹。

虽然在表章中讨好契丹，虽然献上珍奇之物，虽然也不反对在姓名上加“儿”字，但是刘知远不是求荣的石敬瑭，不是抗拒的石重贵，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契丹主甚至着急，“你既不奉事南朝，又不奉事北朝，你打算等什么呢？”而此时的郭威对刘知远再次分析了局势：“胡虏对我们怨恨很深啊！王峻说契丹贪婪残暴失掉人心，一定不能长久占据中国。”当有人劝刘知远起兵进攻时，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应当随时采取合适的策略。现在契丹刚刚招降了晋国的十万兵马，像老虎一样雄据都城，形势没有其他的变化，怎能轻举妄动呢！况且观察他们所贪图的无非是钱财物品，钱财物品得足了，一定要向北回国的。况且现在冰雪已消，气候转暖，他们必然难以久留，应等他们退去，再去占领那里，才可确保万无一失。”

已经看到后晋大势已去，天福十二年二月己巳，行军司马潞城人张彦威等三次上书劝刘知远登皇帝位，刘知远迟疑不决，郭威和都押牙冠氏人杨邻入内劝说刘知远道：“现在远近的人心，不谋而合，这是天意啊！如果您不趁这个时候取天下，而谦让不就，只怕人心就要转移，而转移了您就要反受其害了。”刘知远听从了他们的劝进。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即位之后对契丹的态度来了大反转，他下诏书道：“各道官员为契丹搜刮钱财的，都罢免；原后晋臣子被胁迫派出做使者的，不予追冤，唧于其他契丹人，各处都要诛杀他们。”

【善防重威】

天福十二年二月，刘知远称帝成为后汉高祖，而在后汉建立之前的一个月，后晋以悲剧性的方式结束了国祚，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后晋的文武百官在大梁城北远远地向后晋主辞别，然后改换白衣纱帽，迎接契丹主耶律德光，全都在路旁伏拜请罪。契丹主头戴貂帽，身披貂裘，内裹铁甲，立马于高岗之上，命令归降的百官起立，改换服装，安抚勉慰百官。癸卯，后晋主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以及弟石重睿、儿子石延煦、石延宝全部向北迁移，后宫左右随从有一百多人。后晋主在路上，食物供给接不上，有时和太后一同断食，而那些旧日的臣下竟没人敢前来拜见的，只有磁州刺史李榖在路旁边迎接拜谒，君臣相对泣下。李穀说：“为臣无能，有负于陛下。”于是把自己所有的资财献上。后晋主到达中度桥，望见杜重威的兵寨，感叹道：“天啊！我家何负于人，竟被这个贼人所破！”大哭而去。

后晋末帝把杜重威骂成“贼人”，就在于他的投降葬送了后晋反击的机会。杜重威在后晋开国初年，接连参与讨伐张从宾、范延光、安重荣的叛乱，为维护晋初国内稳定有着积极的贡献，然而其在后晋对契丹的作战中，消极避战，率军投顺，亦直接葬送了后晋的国祚。但是在后汉建立之后，刘知远对地方实力派采取了怀柔政策，还遥拜杜重威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拒不受命，还联合辽军对抗，坚守魏州，直至粮尽，方素服出降于后汉，被任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刘知远的做法自然遭到了司马光的批评，他在《后汉纪二》中，通过一个事例来批评后汉高祖的错误做法。

当时的郭威请求杀死杜重威的一百多名牙将，并抄没杜重威家中的资财，当时的高祖同意了，但是却又任命杜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司马光评论说，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非仁、非信、非刑当然无法团结大众、无法执行命令、无法惩罚奸佞，后晋也基本上走到了尽头。直到刘知远病逝之前，才后悔当初的决定，在临终时他召见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人受顾命，曰：“余气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后事托在卿辈。”其重点就在于这句话：“善防重威。”

刘知远病逝后秘不发丧，庚辰下诏称：“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谤议摇众，并其子弘璋、弘琏、弘璨皆斩之。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切不问。”最后将杜重威陈尸于街市，而他的最终下场是：“市人争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须而尽。”

【纲纪坏乱】

后汉“祚运之不延”并不仅仅在后汉高祖身上体现出来，《后汉纪三》记载的两件事同样是一个警示。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为人贪婪卑鄙，专门聚敛钱财，丧车不交钱不准出城，下至清扫厕所、做乞丐的，也不免交税，有时还让他手下的人去偷人家的钱财。乾祐二年，八月甲申，郭威从河中返回，途经洛阳，当时的王守恩倚仗自己位兼将相，坐在轿里出来迎接。郭威大怒，认为有意侮慢自己，旋即拟堂帖任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取代王守恩做留守。王守恩还不知情，官吏告诉他新留守现已在西京府里办公了。王守恩大吃一惊，狼狈而归，见几百名家属已经被赶出府外。而对于此事，不管是郭威的任命，还是王守恩的结局，朝廷都不过问。

对此，《资治通鉴》引用欧阳修的观点，“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法制如何坏了？因为白文珂、王守恩都是后汉的大臣，而郭威当时仅仅用一个枢密使的堂帖就更换了他们的官职，这是郭威无视君主的异志，但是郭威能这么轻而易举实现，就在于白文珂不敢违背，王守恩不敢抗拒，更在于后汉的朝廷置之不问，“岂非纲纪坏乱之极而至于此欤！”所以欧阳修认为，治理国家要从小事做起，要防微杜渐，“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另外一件事则发生在八月戊戌。当时的郭威回到大梁，入朝拜见后汉隐帝，隐帝慰劳他，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自己只攻克一座城，没有什么功劳！而他率领兵马在外，保卫、治理京城，供应军需物品、使军粮不缺，都是朝中众位大臣的力量，所以郭威说，把赏赐分赏给大家。后汉隐帝还建议加授他藩镇，郭威照样推辞：“杨邻位置在我之上，尚且没有兼领藩镇之地；况且帷幄近臣不可以与史弘肇相比。”于是在九月壬寅，后汉隐帝遍赏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九个人；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辛亥，加窦贞固司徒，苏逢吉司空，苏禹珪左仆射，杨邠右仆射；乙卯，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己未，加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并兼侍中；辛酉，加朔方节度使冯晖、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兼中书令；冬，十月，壬申，加义武节度使孙方筒、武宁节度使刘赟同平章事；壬午，加吴越王弘俶尚书令，楚王希广太尉；丙戌，加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这就是遍地分赏，于是有人议论说，“郭威不专有其功，推以分人，信为美矣；而国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滥乎！”这“不亦滥乎”也成为司马光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和欧阳修的观点一样，指向了后汉“纲纪坏乱”的现实。

【岂敢厚自奉养】

“不专有其功”的郭威为后周太祖，他在即位之后的所行的确称得上是一位贤君。 广顺元年，太祖对王峻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后周太祖生活在乱世，所以认为成为帝王之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姿态，于是命王峻清理四方贡献的珍美食物，下诏停止进贡，因为在他看来，供养一人却是以黎明百姓受损为代价，而且他认为那些积于有司之中的贡品“甚为无用之物”，还下诏：“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还将汉宫中数十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闻汉隐帝日与嬖宠于禁中嬉戏，珍玩不离侧，兹事不远，宜以为鉴。”广顺二年，郭威病重，他曾经屡次告诫晋王说，自己看到唐朝十八座皇陵没有不被挖掘的，认为是金银宝玉藏在里面的缘故，所以他希望自己死后只是穿上纸衣够了；棺材也只要土烧的，墓穴中不要用石头；工匠要由官府出钱不要麻烦百姓，安葬完毕后要为陵墓附近的三十家百姓免除徭役让他们守陵；不要修建地下宫室，不要设置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墓碑上只要写上这么一句：“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正月丙申，宣后周太祖死于滋德殿，封锁消息不发丧。

【忠臣不事二君】

在《资治通鉴》第十八册中，评论最长的一段文字是针对以孝顺谨慎闻名的冯道。冯道在后唐庄宗时代开始尊贵显赫，他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朝官，而且不离将军、宰相、三公、三师的职位，他能言善辩，他足谋多智，他左右逢源，他曾经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誉礼遇的情况，当时的人每每用有德行度量来推重他。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道德模范，在修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看来，却是“无廉耻者”。“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欧阳修认为礼仪是“治人之大法”，廉耻则是“立人之大节”，冯道身为大臣而毫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而且欧阳修读了冯道的《长乐老叙》，更是认为，“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为什么冯道违背了“立人之大节”？那就是他没有保全节操，欧阳修说在五代中，“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那些真正的儒者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这段历史中？

欧阳修举例说起了一个叫王凝的人，他在任上因为疾病去世，妻子李氏带着儿子背着王凝的尸骨回老家，经过开封时想住在旅店，但是店主不愿接纳，李氏眼看天色已晚，不肯离去，哪知店主“牵其臂而出之”，这下不得了了，李氏长天恸哭，“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邪！”随即自断其臂。对于李氏的这一举动，欧阳修给予了较高评价，那些不知羞耻者自愧不如，“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李氏的自爱，冯道的廉耻，被放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忠”的阐释，一个臣子要忠于君主，就像一个妇人要忠于妇道一样。但是这里明显表现出欧阳修的狭隘思想，店主不肯接纳是错，但是只是拉了她的手臂，李氏就认为失节了，甚而极端地砍下了手臂，是不是矫枉过正？

同样，对于冯道，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嫌疑？司马光自然赞同同时代的欧阳修的观点，他在“臣光曰”中将这个观点更具体化，在他看来，“内有夫妇，外有君臣”都是礼法的要求，“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正是因为有礼法有人伦之道，所以，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从冯道来说，他身为宰相，历事五代八主，“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但是他却心安理得，毫无羞愧之心，“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这就可以看做见机行事的冯道丧失的是道统，是礼仪，是人伦，“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而这样的奸臣，竟有人认为他保全了自己远离了祸害，也是贤能的表现，而且冯道自己也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誉礼遇的情况。

司马光的批评有着某种辩证性，他认为，放眼五代乱世，何止冯道一个人？冯道走上这条路也并非是他自己的原因，“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冯道为前朝宰相，国家替换之后他又背叛前朝，而后来的君主也不诛杀他，还任用为相，“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这种二分法自然尤其道理，但是司马光的忠君思想和欧阳修如出一辙，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一个臣只能侍奉一个国朝，那么在五代十国纷乱之际，当国朝不断更替，是不是所有的臣都要以死表达忠诚？司马光也说到，“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在这样一个时代，忠如何体现？“不事二君”如何实现？甚至按照这种逻辑，宋太祖黄袍加身是不是也是违背礼法？而且比冯道更为可耻，因为他所窃取的是政权——在《后周记三》中就出现了文法的微妙之处，显德元年正月庚申，“帝命太祖击之，太祖皇帝遣百馀骑薄其营而伪遁，伏兵邀之，大败唐兵于涡口，斩其都监何延锡等，夺战舰五十馀艘。”“帝”和“太祖”并置在一起，谁是君来谁是臣？

【王道荡荡】

将“太祖”和“帝”并置在一起，司马光对于周世宗这一“帝”却评价极高。郭威驾崩后，柴荣登基为帝，他在即位同年的高平之战中击退北汉与辽的联军；显德二年，派兵自后蜀手中收复秦、凤、成、阶四州；显德三年至显德五年，三次亲征南唐，迫使南唐割让淮南江北十四州，并去帝号，只称江南国主；显德六年，柴荣北征辽朝，连克三关三州……这是周世宗在武功上的成绩，而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出色。显德二年，周世宗发现官府长久没有铸造铜钱，而民间许多人销毁钱币做成器皿以及佛像，铜钱越来越少，于是他命令开始设立机构采集铜来铸造钱币，除了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锋之类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让送交官府，付给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在五斤以上的判死罪，不到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对于此举，周世宗对侍从大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这一点似乎正符合司马光对佛教的看法，周世宗的观点就在于“佛以善道化人”这是一种爱民的体现，所以司马光评论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另一个小事则是在和将军、丞相在万岁殿就餐时感到不安，“两日大寒，朕于宫中食珍膳，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不能躬耕而食，惟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差可白安耳！”周世宗之所以能冒着矢石亲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泰民安，就是为了民享天禄。

有人问司马光，五代的帝王中，唐庄宗和周世宗谁更具有贤能？司马光首先认为，“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壹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比较两位帝王，唐庄宗是善于打仗的人，所以能以弱胜强取得梁国，但是没过几年众叛亲离最后没有安身之所。而周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具体表现在：“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他的宏规大度，唐庄宗怎么可能和他同日而语，《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周世宗就是这样的人。

周世宗驾崩后，司马光没有以“臣光曰”评价，但是那段文字依然是对周世宗的赞誉：

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

当然，司马光也指出了周世宗存在的一些问题，“然用法太严，君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寻亦悔之，末年寖宽。”

【成一家之书】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是《资治通鉴》的最后纪年，至此，“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这部编年体史书终于画上了句号。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再次回顾了编撰的经过，他指出了编写此书的原因：“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编撰的要求，“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文本的由来，“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成书的规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当然最重要的是指出了这本书对于治世的作用：“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对于此书的编撰，皇帝也下了“奖谕诏书”，诏书中再次说及了修史的重要作用：“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久远哉！”当然对《资治通鉴》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皇上赐予司马光绢银、对衣、腰带、鞍辔马等，最后不忘对司马光表达关心，君臣之间的感情可谓至深，“冬寒，卿比平安好。遗书，指不多及。”

《资治通鉴》历时19年编撰完成，记载了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而作为观者，历时两个月阅毕，距离司马光编撰此书也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阅毕之后的一文是：只是为什么不录入《考异》三十卷？也没有《目录》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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