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8 《谋杀》：作为死循环的“纪实和虚构”
你可以说有两个罗列，一个写小说，一个被谋杀；也可以说有两个张力，一个在大师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大师。——《谋杀》
其实，也是两个余地，或者更多：一个写小说和诗歌，一个被谋杀；一个在自己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自己。在这个“纪实与虚构”的游戏中，余地完全从一个陌生的个体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小说的里面，和外面，一起完成了一个循环，就像《谋杀》一样，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但是，对于余地来说，意义的消解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过程，当身体成为被消解的对象的时候，或者说完成了“献身的激情”之后，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永远无法返回的“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就是余地最后用身体完成消解的小说，那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10月3日23点左右，在家以菜刀割喉自杀身亡；几天后，骨灰回葬湖北宜都。”
一句话，隔着一个分号，不是将生与死分割开来，而是存在的身体和消灭的身体的区别，割喉自杀，至少还是呈现着身体的最后形态，是没有完全消解的肉体，它和鲜血、黑夜组合在一起，但是当时间走向“几天后”，那么身体完全变成了一抔需要标注的骨灰，再无那具体可触摸的特点，而“回葬”故里的仪式变成了余地真正“献身的激情”，像雪一样，覆盖在大地之上。
 | 编号：C28·2120516·0887 |
在这个一般意义的生卒简历中，余地完全具有了“纪实”的特性，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我们还可以读到完全具备自传性质的余地日记，比如2005年的日记里，记叙了报社同事、诗歌沙龙、同居女友和肺结核同事的一些片段，在2007年2月的日记里，他与女友马晶回湖北老家过春节，并举办婚礼；而在2007年9月3日的新浪博客里，余地发表了最后一篇博客：《可爱的平平安安》，在这篇博客里，余地不仅贴出了两张孩子的照片，还这样写道：
给安安
你的牙齿在生长，你的微笑也在生长，你的手——
世界和你一起长大，像你手指头上的螺纹，向外旋转。
生命，让你快乐，让你向未来伸出手。给平平
对，藐视他们，在心里微笑。
把他们逗得大笑，然后抬起腿，狠狠一脚。
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还不明白，那些心。
博客里充满着对于孩子的关爱和期望，而这最后的感情完全可以作为余地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的最生动注解，也为一个月后的割喉自杀增添了悲恸和悲痛，但是这样在博客里记叙生活，是不是一种最真实的纪实生活呢？或者说，余新进、博客、孩子等元素组成的叙事框架里，是不是可以窥见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余地？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继续，在2007年10月9日的《长江商报》上，刊登了题为《湖北籍诗人余地在昆明家中自杀身亡》的消息，这篇标有“本报记者 沈右荣 胡怀军 孙明 实习生 李小颖 《云南信息报》记者 江枫”等作者字样的新闻详细报道了余地自杀的经过，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其中写道：“据其生前朋友介绍，余地养有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其妻身患重症。”。趁妻子洗澡间隙自杀、朋友对其自杀早有预感、骨灰已带回宜都安葬等细节的披露使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余地，一个经历了结婚、生子、写作等过程的人，而他的死亡也完全在生物意义上，只不过用痛苦而极致的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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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余地，或者余新进？ |
但是，还原一个真实余地到底有什么意义？解开余地自杀之谜似乎并不是这篇新闻报道的目的，而新闻报道上的余地自杀行为却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上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其中写到：“据他身边的朋友说这是余地虚构出来的双胞胎‘儿子’，当“余地之死，至今没有答案”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时，所有已经建构的真实余地便被解构了：“他的双胞胎儿子是他杜撰出来的。他的妻子是假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结过婚”。在这样的谜案之前，曾经以为的真实余地慢慢模糊起来，或者这可能就是一个误读的陷阱，一个用自杀虚构的故事。这种充满游戏精神的解构终于让余地彻底从1977年出生的余新进变成了将死亡作为身体一种表现形式的余地，在2000年12月的《在平安夜为一个人守灵》中，余地写道：“就在这个夜晚，他已经悄悄地离开/却没有打扰别人，我知道/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2002年1月的《那一夜的江湖》里，余地直接预言了五年后的自杀：“如果我有一双手，我一定要自杀。”
真实的余地变成了文本的余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用身体来描述和记述死亡，是余地最大的实践，这种实践正如在小说《谋杀》中说的：”不是我进入了小说，而是小说进入了我。”余地的文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小说的意义来消解现实消解身体，“我认为，写作是一次谋杀。”所以余地实际上是他写作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他的自杀是自己早就虚构好的一部小说，套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为了游到岸上/和自己的影子结合”，余地则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要做的是与我自己的结合。我认为，小说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影子。”所以，在《谋杀》中，不管是张力还是罗列，都在一个建立好的文本里，而那些文本则是跟随者他们的出走而无限延伸，“在《谋杀》中，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循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余地的最后目的一定是消解，建立文本是为了消灭文本，生是为了死，所以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是为了消解意义，而在身体上，余地用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创作。就像小说中的张力：“他突破了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甚至超越上帝与作者。”
超越上帝与作者，对于余地来说，就是“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那么这种循环是小说文本对身体的消解，还是用身体消解小说的意义？对于余地来说，对于无法返回的死亡一直情有独钟，在他的小说里处处弥漫着死亡意识，而这种死亡意识又是以消灭身体为前提，比如《堤岸》中的病中少女被强奸，这是身体戕害的开始，当然直接导致了少女最后的自杀；而在《蝴蝶之死》里，罗忆贞在五岁那年的春天，“她目睹了大批的蝴蝶一起自杀”。这个意象挥之不去，也成为她面对“一个清晰的词语：通奸”的世界时，最直接的反应就自焚、割脉、跳崖等形式的自杀，爱情或者婚姻的解构是以身体的解构为前提的，所以在罗忆贞获得国际大奖的时候，她却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不幸身亡。对于身体的意义，从最初的生物属性到象征和隐喻，一步步瓦解，在这个瓦解的过程中，身体残缺不全，《伤疤》里，车祸留下了伤疤成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却变成了“残酷的事实”：“我再也不能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身体，洗澡也将成为一种折磨，我变了，变得如此丑陋。”身体变得丑陋只是解构的第一步，而余地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作者杀死，完成一次谋杀的写作。毁坏的自画像、失踪的京洛士人，以及《猫科动物》里那个尚未成型的胎儿，都像“突然熄灭的蜡烛”，陷入没有尽头的黑暗中。
但是，余地的死亡意识是不是只是对死亡的迷恋，或只是对无法返回的消解过程的实验欲望？对纳博科夫以及文本情有独钟的余地来说，他发现了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时间是隐喻文化的流状媒体”，在余地看来，纳博科夫所塑造的《洛丽塔》就是在实践着他关于时间的命题，老男人对少女的诱奸，从故事的外壳来说，这就是一个非正常时间在身体里的欲望投影，“命运，让他失去时间。时间，让他没有永恒。爱，让他得到虚无。”那么纳博科夫以及他的文本里有着比记忆更为永恒的时间，而这样的时间并不能轻易抵达，当记忆像肉体一样消失，那么时间一定会留下来。这个时间的命题，实际上是对于永恒的追求，或者说，在余地的内心深处，挣扎着一种身体之外的永恒，这种永恒或者来自于爱，或者来自于未来，而永恒到底存不存在？对于余地来说，人无法逃脱时间的桎梏，不管是京洛士人，还是蝴蝶之死，都无法抵达永恒，或者说，在对永恒的追求，到最后必将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付出，就像《在虚构的现实之上》的门代表着未知的事物，但是只有在墙的存在才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永恒，包括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以及永恒的文本都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死循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在只是过去的顶端，未来则不存在。”余地相信纳博科夫这个对于时间的寓言虚构了一种意义，而要从伪命题和死循环中寻找出路，在余地看来，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杀死作者，从文本之中解脱出来。”
没有永恒的身体和文本，也没有永恒的爱和生命，未来是走向迷失的开始，余地在小说中不断解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比如老虎/猫、男/女、他/她，甚至《入夜之后的剪纸游戏》中的第一稿/二稿，正是有这种对立，才会有永恒性，而余地对于对立性的消解使永恒成为一种死亡，在《迷失》中他说：“我似乎已进入了一座神秘的迷宫，消失在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里，也消失在他和我的故事里面。”当雪融化，当极致的美最后消失，所有的象征和隐喻，所有可能的文本，也都成为“一个燃烧的神话”。
余地死在文本里了，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或者只印在这本“小说前沿文库”署名的作者，我情愿把余地当成是那个不愿走出小说、藏在小说深处的一个虚构人物：“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一日，就在他生日的前三天，诗人、小说家余地从他在昆明的住所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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