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3 《铁人》：波兰社会的“父子隐喻”

那座桥旁终于不再有荷枪实弹的军警，不再有令人恐怖的抓捕和袭击，取而代之的是一束鲜花，一支蜡烛和一张最后达成的协议，这是一种胜利，11年前，这里是马切齐克的父亲中弹倒地的地方，当一个在罢工中的牺牲者永远无法获得一块到墓地的时候，11年前大桥现场成为马切齐克寄托哀思的地方，从墓地到大桥，从牺牲到胜利，场景的转换对于一个亏欠的儿子来说，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告慰，对于这一场罢工来说，也不仅仅只是达成了一项协议，作为罢工运动的代言人，马切齐克是在通过和大家的努力甚至在流血牺牲之后，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权益。

“就像一场梦，但却是现实，我希望你能为我感到骄傲。”在妻子安格尼沙的陪同下，马切齐克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梦境变为现实，需要的是在历史的曲折中抵达现场，需要不忘记那些付出，而对于当时的波兰社会来说，这样的现实却成为一种迷雾，就像在华沙电视台录制节目时，女嘉宾念着稿子所说：“有人认为一转身，身后的世界就不见了，像被偷走了。”转身而不见，像是一种遗忘，而在1981年的罢工运动的身后，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是1970年的工人罢工，所以当马切齐克转身面对1981年更声势浩大的船厂罢工运动的时候，他需要自己在转身面对现实的时候，能永远记住1968年的经历，记住1970年的屠杀，而1968年的经历和1970年的屠杀，在马切齐克和父亲的关系上，也呈现出从误解到和解，从隔阂到相容的过程。

记住身后的世界，就是记住历史，记住父亲，记住在那个特殊时代书写过的斗争，记住用鲜血换来的胜利。但是对于马切齐克和他父亲来说，这个隐藏在身后的过程却是曲折的，而这种曲折的经历也让一种父子关系充满了时代的隐喻，就如国家和人民，权力和自由一样，在波兰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马切齐克是一个私生子，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又缺少母亲的爱，所以在马切齐克的成长中，这是一种缺失，或者正是这样的缺失，在马切齐克的人生经历中，带有更多的疯狂性，在那一份关于马切齐克的资料中，关于生理和心理的不正常包括：经常酗酒、精神病患者、心脏病和肝病，而在行为学上，则在履历上写着：具有流氓行为，曾袭警。

	导演: 安杰依·瓦伊达 编剧: Aleksander Scibor-Rylski 主演: Jerzy Radziwilowicz / 克里斯提娜·杨达 / Marian Opania / Irena Byrska 类型: 剧情 / 历史 制片国家/地区: 波兰 语言: 波兰语 上映日期: 1981-07-27 片长: 153 分钟 又名: Man of Iron

但是这种病态的词汇并非是马切齐克在和父母的不正常关系中造成的，在他参与和领导罢工过程中，那种所谓的政治当局作为另一种父权，对他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伤害。1968年3月的学生运动中，他曾被警察殴打；1970年12月的工人罢工中父亲被打死，面对电视机里播放的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声明中，他愤怒地拿起凳子砸电视机，而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病，几个医生给他套上了特制的衣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而最后医生的诊断是：在精神问题上，他和我们一样。也就是，马切齐克只不过在这种愤怒中“被精神病了”；而在之后的罢工中，因为和妻子安格尼沙一起在火车上散发传单，被当局以“乱丢垃圾”为由，关进了监狱；而在1981年的罢工中，当局对他的定性则是和西方敌对势力相勾结，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是颠覆政权的“后方指挥部”主要人物。

罢课罢工行为，几乎组成了马切齐克在这13年的政治生活的全部，如果说1968年主要是为了争取学生的权益，1981年为了实现工厂的合理工资，都是一种生活诉求，但是这种群体性的行为却成为政治当局的眼中钉，从而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打压、控制，所以在马切齐克的生命中，他面对的其实更多的一种特权意义上的“父亲”，而他所做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父权式的专制，给普通市民、普通学生、普通工人一个民主对话的窗口。而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和父亲的曲折关系，便也具有了一种历史性意义，所以身处在和特权、父亲的双重关系中，马切齐克的特殊性，就在于为当时的波兰社会提供了一个争取权益的自由式样本。

1968年马切齐克是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当时他的父亲是造船厂的工人代表，但是当马切齐克找到父亲希望学生和工人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当他和同一宿舍的德泽科要求父亲支援的时候，父亲却强烈反对，不仅反对工人们卷入其中，而且反对自己的儿子参与罢课，“这是一个挑衅行为，这是一场重新夺权、重新洗牌的政治运动，不要把工人卷进去，你们也不要被他们利用。”父亲曾经参加过以前的罢工运动，他的背上也留下当时被殴打的创伤，他对马切齐克提出了警告，并告诉他，这场运动真正的动机是利用学生和工人力量来夺取政权，所以千万不要被利用。但是年轻气盛的马切齐克完全无法听进去父亲的忠告，并且在被关进房间的时候骂父亲是懦夫，“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并肩作战，但不是现在。”对于父亲对于形势的判断，马切齐克却愤而离开，并承诺永远不和父亲一起战斗。

《铁人》电影海报

这是父子之间隔阂的时代，甚至走向一种决裂。实际上，不管是马切齐克投入运动，还是父亲保持观望，在他们内心来说，都希望这个社会能有更多属于个体的平等权利，都希望当局能够创造自由和民主的环境。而当1070年的工人罢工开始之后，以马切齐克为代表的学生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个相异的过程，而在马切齐克那里，看起来更像是对于两年前父亲拒绝参与的一次报复，但是当听到窗外工人高喊口号、呼吁他们一起加入的时候，马切齐克的内心是矛盾的，父子矛盾上升为一种斗争态度，似乎已经违背了初衷。马切齐克的沉默却最终造成了父子的生死相别，在这一次罢工中，从那座桥上经过的父亲终于被军警的子弹射中，他一个人倒在了桥边，这是一种牺牲，而不再罢工队伍中的他，更像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

当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时，马切齐克终于走出了宿舍，来到桥上，希望把父亲的尸体抬回来。但是在他面前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是全副武装的坦克，是不断响起的枪声，从桥上望下去，那个父亲倒地的地方也没有了尸体。最后在停尸间找到了永远不会阻止他也永远不再说话的父亲，他的名字以标签的形式挂在赤裸的脚上，看到那一幕，马切齐克是伤心的，是悲痛的，他脱下了自己的鞋子，为父亲穿上，而在墓园里，他也把父亲安葬在那里，虽然是简易的土，简易的十字架，但也让父亲有了一个归宿地。这是马切齐克和父亲走向和解最终站在一起的象征，两年前的隔阂也随着这悲痛的泪水完全冰释。

但是，没过多久，当马切齐克来到墓园的时候，发现父亲的墓地已经没有了，他愤怒，他疯狂，他难以遏制那种悲伤，但是找到墓园也是无果，父亲的尸体不见，父亲的墓地不见，这是另一种缺失，而这次对于马切齐克来说，却开启了争取自己权益斗争的序幕，因为不仅要为父亲的死争得一种尊严，更要去除这种社会的荒谬和不公平。也就是，马切齐克从个体的悲痛变成了具有更广泛社会意义的斗争，而他也从1968年的参与者、1970年的旁观者，变成了1981年的领导者。

站在前沿，暴露在当局面前，其实，马切齐克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他的朋友，他的人工友，他的妻子，也都一起加入，散发传单，张贴广告，从造船厂开始，起初是为了恢复被解雇的工人的权益，后来走出造船厂，成立罢工委员会，组织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他们缅怀1970年的罢工牺牲者，而另一方面他们争取更多属于自己的权益。对于马切齐克来说，罢工似乎是充满着困难，一方面工人们有顾虑，他们认为这样的罢工没有什么作用，甚至会威胁到自己，“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而另一方面，工厂的领导威胁他们，“你们这是流氓行为，工会不会保护你们，我们还会发起游行谴责你们。”而这一幕在马切齐克的记忆中并不陌生，在他被捕入狱回到家里的时候，工厂就把他解雇了，而且还来到他家里，威胁他和妻子。

和安格尼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起先想拍摄一部反映父亲的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但是身为电视台人员的安格尼沙却被领导警告，说她是“为社会的敌人树碑立传”，并且把她免职了。两个人都失去了工作，站在铁轨上的时候只能以泪洗面，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继续通过安格尼沙的镜头，拍摄和父亲有关的照片，并且把展览办在自己家里，而这样的私人化行为也被制止，在家里，他们就被威胁，办展览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证，而在家里张贴照片，必须合法，所以那些照片必须烧了。面对种种的警告、威胁，甚至关押、拷打，安格尼沙一度想放弃，她甚至收起了照相机，但是马切齐克鼓励她，希望一起继续战斗，最终两人紧抱在一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志。

可以说，马切齐克在父亲时候，已经完成了一种蜕变，他不再为了个人的情感，父亲逝世，妻子被威胁，甚至刚出生的孩子也被搜身，但是他站得更高，目标更远大，斗争也更激烈，而所有这一切，他要付出的则更多。而最终，通过工人们的不懈努力，自由工会取得了胜利，谈判的最后结果就是签署了工人提出的协议。这是艰苦的斗争，当胜利到来的时候，对于马切齐克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不仅是属于工人们的权益得到了认可，而且可以告慰死去的父亲，也从此真正结束了父子相隔的遗憾，在个体生命和政治生活中，突破了父子的隔阂和对立。

而这种父子隐喻，其实更具有社会意义，马切齐克的运动生涯在这里这是一条副线，通过朋友、妻子和他们的回忆展现，而真正的主线，却是一个在华沙电视台的记者温克尔，他接受了政府官员巴迪的命令，被派往造船厂获取情报，然后通过报道揭露罢工的“真相”，揭露马切齐克的阴谋，从而分化这次罢工。作为一个电视台记者，温克尔对于这次运动也是逐步了解，而在不断接触和马切齐克有关的人员过程中，他也慢慢从一个被贿赂的人变成了支持者，从一个阴谋论者变成了胜利的欢呼者，完成了自我蜕变，

在电视台录制准备好的一起节目时，女嘉宾被统一的台词就是：“波兰的母亲和女儿们，希望你们重返工作岗位。”通过女性之口号召大家结束罢工，这是一种政府喉舌的工具意义，而温克尔也带上了这样的喉舌属性，当初他作为记者才写过关于马切齐克父亲的报道，但是从来没有提及他的死。那次在电视台遇到马切齐克和他被解职的妻子，听说安格尼沙要拍摄一部关于马切齐克父亲的纪录片，他却逃避了。而当这次接受这个非常任务，就是继续担当曾经的角色，甚至还要打入内部分化罢工，实实在在变成了阴谋的实施者。

但是，温克尔似乎还有着某种底线，他几乎都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而当他接触了在电台工作的德泽科，1970年马切齐克的父亲倒地时的见证者胡莱维琪夫人，马切齐克的妻子安格尼沙等人，看到了德泽科提供给他的关于1970年对罢工进行屠杀的录像、1970年当局和罢工着谈判的录音，他实际上已经慢慢进入到历史真相当中，也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见证者，而实际上，在他内心来说，当局的种种骗局、压制和垄断，他也成为了一个反对者，就像政府对酒的垄断，以及在特殊时期的禁酒令，对于一个开喝酒的人来说，就是对于权利的一种压制。所以在最后和安格尼沙见面的时候，为了躲避那些窃听设备，他靠近安格尼沙说了一句：“这个制度不会维持很久。”而在被政府官员威胁的时候，他举起了那根捆子，敲打着那些用来训练的假人，以发泄内心的不满，最后，终于愤怒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不是你们的一颗棋子。”而他辞职的理由是：“船厂已经赢了，我祝他们一切都好。”

他们一切都好，其实是我们一切都好，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他需要的也是正当的权益，需要的是社会公平，需要的自由和民主，所以从最初不明真相的卧底，到最后的觉醒者，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温克尔还是马切齐克，都在这样一种转身的过程中，记住了身后的世界，看见了斗争的意义，也在更具社会性的父子隐喻中获得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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