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6 《西方哲学史》：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

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绪论》

哲学是知识还是教条？或者说哲学更趋向于科学一面而接近“确切的知识”，还是更趋向于神学的一边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学科？当然，罗素将其列入到科学和神学杂夹的中间状态，甚至是双方攻击的“无人领域”，既不是确切的知识，也不是超乎之外的教条，但却带有知识和神学的某种特点，而这种科学、哲学和神学的模糊性，使得哲学无论在界定，还是在主题的探究上，都具有某种多元性，模糊性和多元性，实际上取决于那个认识哲学的人，而当罗素站在近代哲学的终点，回望从古希腊开始的哲学发展史的时候，他的历史系统论更是在科学和神学的摇摆中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发展的产物。

正如副标题所言，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联系”两个字标注在时间内部，就是构建起古代到现代的一种历史脉络，它是连接的，它是发展的，它是交叉的，甚至它是“相互攻击”的——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神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排斥，其实也是在其中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神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矛盾，而某一个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只是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功过，它指向的是更远的历史。

在《英国版序言》中罗素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他的意思很明确，哲学家不是孤立的人，包括他的学说，他的观点，都不只是自我时代的产物和见证者，而是贯穿在整个政治、社会发展史中，也就是他，无法逃出环境的影响和约束，甚至他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一个“笼统而广泛的形式”，是具体的，却也是整体的，是“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代表，在《美国版序言》中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编号：B62·1961207·0343 作者：（英）罗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6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081页

这是罗素的哲学史观，哲学家地位的高低，并不是仅仅取决于他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的高低，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他在个体上的哲学意义并不是割裂的，而且他在学派之间，学者之间争论的问题，也并不是属于纯粹的自我学说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认为，斯宾诺莎在哲学的成就上比洛克更伟大，但是因为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叙述比较简略，卢梭和拜伦，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但是因为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所以他们是重要的，甚至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在行动上影响了之后社会的发展，罗素也给了他们相当的篇幅。

这样的哲学史结构，当然和罗素对于哲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和所起到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回到“哲学”的界定，罗素说，哲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则是“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哲学是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产物——“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科学、神学和哲学，是三种相互影响的学科，也相互渗透到历史细节中，罗素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似乎也在寻找这三种相互渗透学科的时间分野，寻找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观点交汇。

罗素：哲学就是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

古代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到毕达哥拉斯，从赫拉克利特到巴门尼德，从德谟克里特到普罗泰戈拉，乃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身上，就体现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则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前一种具有宗教情怀，更像是神学的起源，而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的探寻，更具有科学的理念，而这两种倾向都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罗素在叙述古希腊文明的兴起时用了一个词：“突然”，他认为，当时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但是无论是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终缺少了“某些因素”，而希腊人的真正意义就是把“某些因素”提供出来，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写出了纯粹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思考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他们构建了神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继而有了法典的雏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在神话意义上创造了一个从天上带来了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是光明的使者，却也是苦难的象征，所以从原始典型上来看，真正的神并不是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力量、宗教苦难、神秘意义的典型，他和狄奥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巴库斯的酒神文化，组成了古希腊文明在知识之外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发展成了神秘主义，继而在本能的、热烈的生活方式中鄙视道德和理性，甚至在感情上引向一种反动，这是一种矛盾的精神体验，“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是危险的。”而哲学在科学之外变成了更多的想象，想象一方面在理性和知识的追求中变成实证式的科学，而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了宗教，“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当泰勒斯说出“水是最好的”，这个被称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到底是把哲学建立在科学之前的想象上，还是站在宗教之前的灵魂意义上？他认为水是原质，大地漂浮在水之上，却又认为磁石体内具有灵魂，万物都充满了神，而在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万物都出于一种无限而永恒的元质，“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而阿那克西美尼更具体地说到了气，他认为灵魂是气，火是稀薄化了的气，当凝聚的时候，气就变成了水，在凝聚的时候变成了土，最后变成了石头。可以看出，米利都学派所认为的水、元质和气，都在思考宇宙的本质起源，他们是某种科学的假说，而且在罗素看来，“很少表现出来夹杂有任何不恰当的神人同体的愿望和道德的观念。”

而毕达哥拉斯，这个被罗素称为“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哲学家，他一方面提出了“万物都是数”的论断，启示了数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数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意义，它是一种自明的东西，完全带有神秘主义的特点，“毕达哥拉斯代表着我们所认为与科学倾向相对立的那种神秘传统的主潮。”而这种神秘主义和他建立的宗教有着某种相关性，房里不许有燕子、东西落下了不要拣起来、不要去碰白公鸡、不要吃心……所有这些诫命其实都属于原始的禁忌观念，而当毕达哥拉斯将“万物都是数”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罗素认为，他开启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时代，“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这是一种宗教与推理的密切交织，是道德追求和“对于不具时间性的事物之逻辑的崇拜”的密切交织。

古希腊对于宇宙、本体、神的探寻，本身就闪烁着想象的光彩，而这种想象一方面趋向与毕达哥拉斯一样的某种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火是万物的根本，巴门尼德提出不可分割的“一”，而另一方面则像米利都学派一样，在想象中趋向于对于知识体系的最原始构建，赫拉克利特的“万物都在流变着”的观点，恩培多克勒提出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德谟克里特提出的万物由原子构成，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特点。所以罗素认为，“一切支配着近代哲学的各种假说，差不多最初都是希腊人想到的；我们对于希腊人在抽象事物方面的想象创造力，几乎是无法称赞过分的。”虽然幼稚，虽然片面，但是却“创造了种种具有独立生命与发展的理论“，而这也正是在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哲学丰富性的一个表现。

而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古希腊哲学在渐渐成型中，对以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苏格拉底的德行和知识、对于死亡的淡然、内心的纯洁，更像是一个和基督教里的殉道者一样，是为了更高标准的伦理，但是这种伦理是用知识来构建的；而在柏拉图那里，他构建的理想国，他提出的理念论，他主张的灵魂不朽以及宇宙起源论，都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哲学理论和体系：他的理想国是最早的乌托邦，把哲学家作为统治者其实提出了智慧的统治里；关于理念的学说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从此之后共相问题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灵魂不朽最后发展成了基督教的学说，“如果忽略了柏拉图，他们的神学就差不多是不能理解的了。”而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是第一个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人，他的形而上学解放了柏拉图的理念陷阱，确定了理念的实体化，他在逻辑学说中创立的“三段论”影响了之后的逻辑学，而他在物理学提出的“第五种本质”、“月球以下”这些概念，“一直统治着科学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所以罗素说：“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

哲学家是因，也是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之后，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更具有这样的因果互相渗透的作用，罗素说他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提出的永恒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实际上塑造了中世纪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学说的重要影响，他提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太一、精神与灵魂，灵魂不朽是因为理念不朽，灵魂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某种物体的形式，而是“本质”。所以在古代哲学和天主教哲学的分界点上，罗素说：“普罗提诺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则是一个开端。”

而这种开端，实际上让哲学更多具有了神学的特点，从犹太教的发展，到基督教的革新，从教父时代到经院哲学家，在中世纪期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哲学，哲学就是一种神学，无论是关于上帝还是公义，无论是关于律法还是天国，都在探讨灵魂的归宿问题，甚至在罗素的《天主教哲学》部分，也并没有专注于哲学的演变和理论的发展这些历史，几乎只是一部基督教在中世纪的进程历史。而在这个哲学等同与神学的历史阶段，最大的贡献倒是圣奥古斯丁的主观主义，“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是单一还是复合，不知道是静止还是移动，但是只要思维，我就知道了，所以他实际上具有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的影子，甚至在罗素看来是“笛卡尔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

而从对于上帝和灵魂的探讨到“我知道”的确立，实际上哲学已经走到了近代的发展阶段，而近代的“我”这一主体从笛卡尔得到了确认，“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疑地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虽然具有形而上学的影子，我甚至也只是一个上帝的人化，但是“笛卡尔式的怀疑”让人类的理性开始登上了舞台，而实际上，理性和知识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在时代背景上就是科学世界的到来，罗素认为，近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两点便是教会的威信衰落，而科学的威信上升。科学虽然在一种意义上会变成实用主义，甚至是技术主义，割裂了理论的构建，但是毫无疑问，科学威信上升之后，理性主义下的我取代了神学中的上帝，继而在思考，存在中变成近代哲学的一个关键词。

但是这种“我”在近代哲学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甚至矛盾的发展历史，笛卡尔从主体的存在建立全部知识，莱布尼茨从“无窗单子”中明确了真理判断的标准，而洛克的经验主义强调的依然是一种客观主义，而到了休谟那里，当经验主义哲学登峰造极的时候，一种谁也无法反驳、谁也无法相信的怀疑主义成了主流，而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是主观的，黑格尔又借斯宾诺莎的影响拯救自己，而卢梭的浪漫主义运动则将主观主义从认识论扩张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里面，最后必然的结局就是巴枯宁式的彻底无政府主义。“我”这一主体最后导致的是一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这个极端是一种病狂。”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理性的发展，培根提出哲学应当只依靠理性，他的哲学的基础是实用性的，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使人类驾驭自然；而在洛克那里，“众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在人世间无有共同的长上秉威权在他们之间裁决，这真正是自然状态。”他的分权学说在政治意义上也开启了新的时代，而到了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天主教哲学时代对于灵魂、上帝的探寻，使哲学更具有神学的面貌，到了到近代哲学阶段，科学威信的上升，又使得哲学在理性和唯物上不断发展，而从古希腊文化去寻找哲学的源头，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气质，所以这种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的“联系”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脉络，而对于罗素来说，真正的哲学所具有的的意义也许并不是方法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对于时代对于自我的改造：“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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