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6《拾遗记》：非守文于一说
录曰：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卷二·夏禹》
大禹开凿龙门，负火而进，行十里“既觉渐明”，见一蛇身人面之神，神示之以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还授之以玉简，长一尺二寸合十二时之数。八卦之图和一尺二寸之玉简，大禹得之“以平定水土”，而他也认出那蛇身人面之神便是华胥所生的圣子伏羲。
这是羲、禹的“历史性”相遇，一个是神人，一个是夏王，大禹在幽暗的龙门里“迷于昼夜”，仿佛就是在寻找圣迹，而穿越这幽暗之门，就像是在穿越历史，终于蛇身人面的伏羲献身，八卦之图和玉简传授给他，也使得大禹最终平定水土，完成了圣德之奇迹的接力棒。所以对于这一具有传奇性质的相遇，萧绮在“录”中说：“夫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希夷彷佛之间，闻见以之衒惑。若测诸冥理，先坟有所指明。”从衒惑到被指明，就是圣德在寻找历史的结合点，大禹无疑是见证伏羲之圣德的另一个标志，故他说，伏羲和夏禹，隔着悠旷的历史，但是能达到“日月同辉，阴阳齐契”的同在状态，而对于这一状态的解释，萧绮认为，他们都能够探究事物变化的缘由，领悟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千万年只是寸阴而已，所以圣道之传承，只不过是“参机会道”的事。
夏禹之传奇，在王嘉之文和萧绮之录中形成了两个文本，而他们似乎也是“参机会道”之存在。在本书并未收录的萧绮之《序》中说，王嘉的《拾遗记》“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本来所撰的十九卷二百二十篇“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嘉“纪事存朴，爱广尚奇”，把《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都“集而记矣”。但是这博采神仙之事，却最后因为历史原因而残缺了，“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散。”一方面萧绮对于此种损失感到悲伤，但是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残卷进行了辑录和整理，除了“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的标准，除了“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的编辑，萧绮最重要的是在文末中附录了自己的“录”，而这些录不仅仅在于文本式的补充和考证，更在于透露出自己的观点，“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素；世德近者，则文存靡丽。”这句话里很明确地说出了萧绮对王嘉神仙之事所持的评论观，那就是两个词：道和德。
王嘉之文和萧绮之录，形成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文本，王嘉重在辑录，萧绮重在评论，如何结合是不是如伏羲、夏禹之相遇，是一种“参机会道”的做法？王嘉“博采神仙之事”，是在人和事之具体记录上面，上自春皇庖牺，下至晋代时事，王嘉就是以历史年代为经，看起来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在每卷中，都是按照一朝的事迹记述前后顺序，体现了“史”的体例；在具体内容上，先记帝王以及帝王相关的琐事，再记述一些名人轶事，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手法；而且，在具体写作中他甚至还借用了《史记》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于不同篇章之中的“互见法”。当然，在《拾遗记》中，除了这种独特的史体结构之外，王嘉在内容的取舍上突出了道教思想，“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便是他收录的宗旨。
《拾遗记》中，“博采神仙之事”最突出的便是圣人的出生神话，也叫作“感生神话”，如第一篇《春皇庖牺》上说：“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颛顼出生时“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筒狄吞燕卵生商的感生神话更为具体：“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后来夜梦神母，神母对他说：“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简狄于是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商朝的祖先），“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后嗣兴焉。”除了帝王的“感生神话”，圣人孔子出生时也颇有传奇色彩，“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
除上古帝王和圣人的感生神话之外，《拾遗记》也记述了很多封建帝王的传闻逸事，这些传闻轶事具有的传奇性使得他们不同于常人，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圣德”的化身。如《春皇庖牺》：“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庖牺的美德超过了前代的圣王，就在于他制定了礼法道义和礼乐制度，具体而言，“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而且，“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因为他“变混沌之质”，而被成为“宓牺”；而《炎帝神农》则“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他更大的意义是“渐革庖牺之朴，辨文物之用”；颛顼在位时，“帝乃揖四方之灵，群后执珪以礼，百辟各有班序。”这是统治力提升的显著标志；而在《唐尧》中，帝尧则是“记天地之造化之始”，“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到了虞舜的时代，“舜乃祷海岳之灵，万国称圣。德之所洽，群祥咸至矣。”
当然除了圣德之外，其中的很多传说故事记述了帝王对长生不死仙道之术的追求，周穆王、燕昭王、汉武帝等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之术的帝王。尤其是周穆王驭八骏而西行，王嘉记载了八骏的具体名字：“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蔓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而对西王母的记述更是多了传奇色彩，“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嵰州甜雪，崐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最后西王母和周穆王“乃命驾升云而去”。
| 编号：W27·2210920·1776 |
除了帝王的神异之事，王嘉还记载了各种奇异的存在，据粗略统计，《拾遗记》中记述的植物大约有七十多种，且对很多植物都有具体形态的描述，如“大如盖，长一丈……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的夜舒荷；“状如菖蒲”的芸苗；“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的合欢革等；《拾遗记》中共出现了约五十多种动物，如“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的重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声音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的背明鸟，“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的嗽月兽等；还有很多对奇景异物、远国异人的描述，如能刻作人形，“宛若生时”的暗海潜英之石；浮忻国所献“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的兰金之泥；日南之南“其水浸淫从地而出成渊”的淫泉；大月氏国进献“四足一尾，鸣则俱鸣”的双头鸡等就是对奇景异物的描述。而“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的祈沦国人，“人皆善啸”“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两舌重沓的因霄国人等则是对远国异人的描述。
所有这些描述无不充满神异的色彩，具有浓郁的神仙道教气息，这也是王嘉著述的出发点。或者这些“绝世而弘博”的故事只是一个壳子，更重要的是王嘉在文中所透露出对于“道”本身的探寻，古代帝王具有传奇之物是一种道，而他们所表现的圣德是另一种道，此道而彼道并非是截然分开的，道之为道，其实是一种治理之道，而这个对于治理之道的纪录和阐释则让王嘉文和萧绮的录“参机会道”，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统一结构。在上古帝王的记述中，所突出的就是圣德，“自稽考群籍，伏羲至于轩辕、少吴、高辛、唐、虞之际，禅业相袭，符表名类，未若尧之盛也。”这是卷一之末对尧的评价，而其实贯穿着三皇五帝“禅业相袭”的一贯性评述，所以在谈到“精灵冥昧”之事时，萧绮说：“至圣之所不语，安以浅末，贬其有无者哉！”孔子也不说是真是假，真假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对人世治理上的意义，于是，萧绮对于“茫茫遐迩，眇眇流文”，提出了一个观点：“百家迂阔，各尚斯异，非守文于一说者矣。”不要对这些奇思异想恪守成规于一家之说，所谓的“异”其实是一种思想的突破，是传奇的现实意义。
古代帝王具有圣德，而那些圣人更是体现了圣德思想。周灵王时期的孔子，在王嘉的笔下就是“天感生圣子”，而且孔子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看到了麒麟身上的丝带认得是母亲当年系上去的丝带，“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及解绂之岁，垂百年矣。”历经百年最后的征象便是一种传奇，而萧绮在录中评价孔子的德：“是以尊德崇道，必欲尽其真极。昆华不足以匹其高，沧溟未得以方其广。含生有识，仰之如日月焉。”比孔子稍长的老子，“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他是道教之祖，所以萧绮在录中评价到：“观乎老氏，崇谦柔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知大朴之既漓，发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虚无，究斯深寂？”甚至孔子也认为他是真龙下凡。
具有圣德的孔子和老子，无疑达到了道的境界，无论是“崇谦柔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的出世，还是“尊德崇道”的入世，他们都是“异于俗世”的存在。也不仅仅是圣人，《拾遗记》里写到了很多普通人，但是他们因为好学，因为聪慧，因为追求自身之道，所以也具有了非凡性，比如贾逵之“舌耕”、何休之“学海”、任末之“经苑”、曹曾之“书仓”，以及“才包三古，艺该九圣”的刘向，所以萧绮评价说：“逮乎后汉，贾、何、任、曹之学，并为圣神，通生民到今，盖斯而已。若颜渊之殆庶几；关美、张霸，何足显大儒哉！”这一评价已经非常至高了，他们不仅被称为圣贤，甚至是从人类产生之日到现在的大儒了。除了这些圣贤和大儒，《拾遗记》卷八记述了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的几位后妃，她们是吴国孙坚母、吴主赵夫人、吴主潘夫人、孙和邓夫人，蜀国的先主甘夫人。对后妃逸事的记述主要表现她们的心灵手巧、容颜绝美或聪慧贤德：吴主孙权赵夫人的受宠是因为她心灵手巧；赵夫人善画，巧妙无双，她不但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也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还能扸发织为罗縠，并裁为幔，“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是当之无愧的“机绝”“针绝”和“丝绝”；而潘夫人之所以能得宠于孙权则是因为她的美貌，她“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就是因父坐法而被输入织室时，仍被同幽者看作是神女，敬而远之，吴主孙权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蜀主刘备的甘夫人则以贤德而受宠爱：当先主刘备取玉人置后侧，夕则拥后而玩玉人时，她的“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的忠告使先主幡然悔悟，并撤走了玉人，夫人明大体、顾大局的贤德品性可见一斑，难怪当时人都称赞她为“神智夫人”。
上古帝王和圣人具有的圣德，大儒具有的美德，后妃具有的贤德，《拾遗记》无疑构建了一个德的世界，“人臣之体，以斯为上。”但也正是记述了这些人具有的德，反面也衬托了无德之人。《殷汤》一章中除了记述“商之始”的契感生之外，也讲述了末代的商纣王，“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而在《周》整卷中，萧绮更是对整个周代的帝王进行了评价：“成、康以降，世襈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在他看来，两位女子徇死汉江，就是忠贞节义的丧失，所以他认为：“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在评价越国灭吴这一史实时，萧绮指出：“观越之灭吴，屈柔之礼尽焉，荐非世之绝姬，收历代之神宝，斯皆迹殊而事同矣。”而在《燕昭王》中，他认为，每一个禀受天地阴阳灵气的人都是受天之命而出生，都是具备了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故守淳明以循身，资施以为本。”但是通过大臣甘需之口对燕昭王提出了批评，“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动虑，所爱之容，恐不及玉，纤腰皓齿，患不如神；而欲却老云游，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执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
《拾遗记》对秦始皇、汉武帝、汉成帝、汉灵帝、魏明帝等帝王异闻逸事的记述，突出表现在他们劳民伤财大肆建造宫室苑围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方面。秦始皇为建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著名的“怨碑”就是这种骄奢的证据，“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对秦始皇奢侈残暴的揭露和批判；汉武帝为一睹已逝宠妃李夫人的芳容，竟然派“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耗费十年时间到暗海取潜英之石；魏明帝修建凌云台使“群臣皆负畚锸，天阴冻寒，死者相枕。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群臣进谏，他不但不停止，还“广求瑰异，珍赂是聚，饬台榭累年而毕”。所以萧绮在录中说：“至如秦皇、燕昭之智，虽微鉴仙体，而未人玄真。盖犹褊惑尚多，滞情未尽。”他们一生都在追寻长生不老之法，初涉仙风道骨却依然没有达到玄妙的极境，就是因为他们狭隘的欲求过多；谈到汉武帝时，萧绮也说：“夫仙者，尚冲静以忘形体，守寂寞而祛嚣务。”汉武帝专心于攻打讨伐，大肆营建苑囿，是“失玄一守道之要”；汉灵帝让宫人赤身裸体在就吃中追逐是一种淫荡的丑态，让宦官学鸡叫而让真鸡迷惑是糜烂的生活，“可为悲矣”。
《拾遗记》第九卷为《晋时事》，这是王嘉记述同时代之事，对王公贵族奢侈挥霍的批判更具针对性。石虎是后赵石勒的侄子，他性情残暴，骄奢贪婪，石勒死后，他更是杀了石勒的儿子自立称王，石虎在位期间更是游猎无度，政治黑暗，他大肆掠夺珠宝、美女，甚至还一度盗掘先代帝王的陵墓，“芳尘”“粘雨台”“燋龙温池”“温香渠”等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无一不流露出石虎的豪奢和荒淫。王嘉对王公贵族的批判，还表现在他们对女性的玩弄和遗弃方面。石崇的爱婢翔风曾经深得石崇的喜爱，她十五岁即特以姿态见美，并能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崇曾指天发誓，让翔风在自己百年之后殉葬：“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然而翔风年仅三十时，石崇即退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而翔风也只能作五言诗以自怨：“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白嗤！”萧绮在《晋时事》中这样评价石虎：“自古以来，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焉。”
或者是荒唐怪诞的神话，或者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或者是正史所不载的神仙方术，《拾遗记》“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之博采是有着明确的“道德观”，有着强烈的是非观，记述这些“异于俗世”的存在，正如萧绮所说是“变通而会其道”：“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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