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4 《芙蓉镇》：“哀而不怒”的人性挣扎
一个偏僻的小镇，一段断裂的历史，当时间以模糊的影像呈现的时候，它穿越的是1963年的运动、1966年的革命以及1979年的新生，在批斗、屈辱面前，这一段编年史故事呈现的是记忆和现实的双重挣扎，但人和性的压抑并非是对边缘存在的反抗，谢晋式的“哀而不怒”让批判充满了妥协，甚至那些死亡也被故意隐匿起来，最后只留下谷燕山“完了，没完”的悲叹，王秋赦“运动喽，运动喽”的疯癫，以及秦书田“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坚韧。
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芙蓉镇上，命运总是以“他们”的存在方式复数化，胡玉音无疑是“他们”中的中心人物，她漂亮、爽朗，略带着张扬，在小镇上，她和丈夫黎桂桂经营着一家米豆腐店，因为热情好客，生意兴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必然遭到嫉妒和打压，这种被抑制的命运一方面是时代造就的，“不少社员弃农经商，破坏集体主义经济秩序”，这是从生活变为政治的一场运动，在“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胡玉音自然成了运动的关键人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写在芙蓉镇的墙上，如此醒目，也如此压抑，“四清运动”工作组替她算了一笔账：一个月收入是300元，扣除成本100元，收入为200元，这相当于一个省级领导的收入，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纯收入达到了6600元，这自然成为“穷的穷，富的富”的农村两极分化的一个标签，也当然会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典型，所以在被标注为暴发户的命运中，胡玉音被划为新富农，新屋被查封，而帮助过他们的粮站主任谷燕山、党支部书记黎满庚受到牵连而遭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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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谢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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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胡玉音来说，压制她的并非仅仅是时代无情的运动，站在她的对面的是另一个她——李国香。作为芙蓉镇原国营饮食店的经理，李国香从一开始就掌握着另一套话语权，这套话语权是高高在上的，她有一个当县领导的舅舅，自己又是国营店的经理，在和胡玉音的米豆腐店一条街上，她的饮食店却门可罗雀，甚至被曝光“国营饮食店吃出老鼠屎”，所以她用行政化的命令代替嫉妒心，“你们有没有营业证？拿不出营业证我就让职工来收你的摊。”这是权力异化的象征，但是这样的威胁并没有对胡玉音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而在接下去的运动中，李国香依靠自己的政治背景，不仅成为县商业局的科长，还在“四清运动”中摇身一变而为工作组组长，对于她来说，这样的权力可以让她俯视芙蓉镇，俯视胡玉音，俯视曾经被冷落的命运。所以她以工作组组长的名义，揭露胡玉音，她对胡玉音说：“对工作组讲老实话就是对党讲老实话。”她将自己变成绝对的权威，这种诱导让她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在批斗会现场，她也完全成为党的“代言人”，她揭露右派分子秦书田的犯罪事实：“我们的阶级敌人到底是香还是臭呢，秦书田以收集歌曲为由，向社会主义发动疯狂进攻，而且还掌握着全镇的宣传大权，那些墙上的标语出自这个反动右派之手，这些光荣任务是谁给的？”在批斗大会上，粮站站长谷燕山、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自然都成了批斗对象。
可以说，李国香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嫉妒之后的报复，而这种报复与其说是某种运动的恶果，更不如说是畸形时代中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人性对立。胡玉音和李国香，在芙蓉镇上一开始就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女人，一个是美貌，一个是丑陋；一个是底层的劳动者，一个是高层的压迫者，所以那本“营业证”只是一个借口，那场四清批斗也只是时代的契机，而李国香的内心深处，是性的缺失，是感情的空白，在从国营饮食店到四清运动工作组组长，再从运动中被打击穿小鞋到最后官复原职再次开展文化大革命，李国香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人生总是伴随着权力，而在这种权力背后，却是无法获得的感情危机。在镇上的时候，她舅舅曾问过她，个人问题怎么样了，她的回答是：这里的男人我一个也看不上。与其说是高傲和不屑，不如说被边缘。她曾经倾心于粮站站长谷燕山，但是谷燕山对她根本没有感觉，其实，对于谷燕山来说，打仗时因为伤到了性器官，所以他是被阉割的人，没有性能力，是另一个时代造成的悲剧，而在李国香面前，他却以一种拒绝的方式回应着她的畸形感情，而这种拒绝从某种程度上是保存着自己的象征意义，李国香以他卖给胡玉音几千斤碎米为由，诬陷他和胡玉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她母亲曾经就是妓女”，这时，谷燕山愤怒了，他解下裤袋，“我脱了裤子给你们看！”对于谷燕山来说，被阉割只是生理上的痛苦，而被诬陷更成为一种心理上的痛苦，而对于李国香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对于私人性的窥视和霸占，而对于她来说，在运动、革命中，自己仅有的一点私人性也被涂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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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镇》德语版电影海报 |
而在李国香身边，还有一段更畸形的感情故事。“土改根子”二流子王秋赦无依无靠，只有建在水边的一间破屋子，而在四清运动中，他得知要分各家的财产时，积极主动检举揭发问题，而最后一跃而成为阶级斗争的受益者，甚至最后成了镇里的支书，甚至反过来打击李国香，在雨中让她挂上了破鞋，而在那个特殊时代，命运的转变又总是出乎意料，在王秋赦从贫下中农参观团的身份回到镇里的时候，李国香又成为了镇里工作组的组长，但是王秋赦和李国香在一种匪夷所思的合作中走到了一起，这种合作与其说是和革命有关的权力互补，不如说是感情缺失之后性关系的畸形弥合。王秋赦以汇报工作为由深夜暗访李国香的宿舍，剪吹过的头，新的衣服和皮鞋，这些被打扮一新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段故事的开始，而李国香以鸡肉、酒等等带有欲望意义的刺激物欢迎王秋赦，从最初的工作和思想汇报，到最后靠近、相拥，以及“脖子都没有洗”的提示，无不展现一种模糊、潜台词和暗语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李国香来说，是对于生活孤独状态的弥补，而对于王秋赦来说，则完全是欲望的展现，曾经他觊觎的只是豆腐西施胡玉音，甚至整天摸着枕头底下的人偶来满足自己，而不论是李国香还是王秋赦，在这样一种暧昧的关系中，他们注定要在这故事里被自我阉割，畸形的时代，畸形的权力，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畸形的人性。
所以，与李国香被权力异化的命运相比，胡玉音的感情是遵循着人性，只是这种人性在现实中只能是挣扎。在胡玉音的生活故事里，出现过四个带有关键词的男人，一个是她的丈夫黎桂桂。黎桂桂安分守己，和胡玉音开设的米豆腐店，也几乎是胡玉音拿主意，而在他们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所以说，黎桂桂这一丈夫形象对于胡玉音来说，是一种寄托，是生活安于现状的寄托，所以在胡玉音以“走亲戚”为名躲避生活的那段日子回来之后，听到的是黎桂桂“一个月前被送进坟墓”的噩耗，在坟地里，胡玉音的哭泣是对于自己生活秩序被颠覆的无奈，而对于她来说，黎桂桂就是自己的男人，一种在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男人，所以她在坟头以祭奠的方式来完成仪式。而在胡玉音这段婚姻之前，是和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青梅竹马的感情，只是，在要党籍还是要女人的选择中，黎满庚选择了更具权力意义的党籍，在荷田边的分手对于胡语音来说，是一段被埋葬的感情的终结，尽管在之后的生活中，黎满庚处处照顾这个“干妹”，甚至引发了黎满庚妻子的争吵，但是在这一段畸形的历史中，黎满庚是自我保护性的男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和权力，他可以舍弃感情舍弃女人。
一段纯真的感情，一段正常的婚姻，对于胡玉音来说，这两个男人构成了她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这样一个变异的时代，她作为一个女人，注定是需要有一种生活的依靠，而在他生活中出现的另外两个男人，谷燕山和秦书田，则承担起了象征意义和新生意义。谷燕山作为一个在战场中受伤的被阉割的男人，他的欲望是隐藏的，他只是在酒醉的时候，才想起那段峥嵘岁月，才想起激烈的战争，才会喊出“冲啊，冲啊”的男人的呐喊，在痛骂黎满庚出卖胡玉音是投井下石之后，他一个人在深夜的芙蓉镇上，大喊“完了，没完”，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抗争，只不过这种抗争是记忆中的抗争，所以谷燕山对于胡玉音来说，也是一种象征，一种父兄之爱的象征，他处处照顾胡玉音，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关心她，在秦书田被判刑，胡玉音临产几乎难产而死的时候，谷燕山拦下一辆军车将她送到部队医院，而在孩子名字一栏上，最后写下的是“谷军”的名字。
而对于胡玉音来说，最重要的男人当然就是秦书田。在芙蓉镇里，这个男人似乎总是以一种游离状态存在，他是原地区歌舞团的编导，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分子，他以给人写对联、写标语而生存，而胡玉音夫妇以劳动所得盖起来的新瓦房上，正是他的那一幅写有“社会主义红财”的对联被当成了证据，所以胡玉音在被当成新富农剥夺了家产、死去了丈夫、被分配去扫大街的时候，怪罪了秦书田，但是这种怪罪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扫大街的同病相怜，从最初两人背对着背，到后来面对着面，再到后来每天起早秦书田来敲门喊她“扫大街”，两个人越走越近。对于胡玉音来说，她对秦书田的怪罪其实是对时代的怪罪，美丽在她身上成了一种浩劫，起初是组织的怀疑让她结束了与黎满庚的初恋，之后工作组又将她逼成了寡妇，所以她的眼泪里怨恨，又不甘，但是对于秦书田来说，他却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公的遭遇，他卑躬屈膝面对领导，领导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甚至在扫大街的时候，他都能从中找到娱乐的方式，当他用自己的行动照顾病重的胡玉音，使胡玉音内心空缺的爱情又得到弥补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在这畸形时代最大胆的爱，在一个人的房间了，在孤男寡女的非议中，他们保留着自己的天地，保留着自己的爱。当胡玉音怀有了秦书田的孩子，秦书田以一纸“认罪书”向组织申请结婚时，虽然招致王秋赦的讥讽和谩骂，甚至要他们在门上写下“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时候，秦书田也是乐观地面对，他自己写下了白对联，对胡玉音说：“这是好事，等于当众宣布我们是夫妻了。”所以他们两个人自己举办婚礼，在红烛、喜字和交杯酒中完成婚姻，而这场婚姻唯一到场祝贺的只有象征意义的谷燕山。而这场婚姻被组织斥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最后的判决是，秦书田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义被判有期徒刑10年，胡玉音被判刑3年，因为有孕在身被监外执行。面对人生的打击，秦书田站在雨中，依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回应这种非人的遭遇，“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是他对胡玉音说的话，而其实是作为一个男人对这个时代的抗议，在曾经递交“认罪书”的时候，王秋赦就讥讽他，你还配结婚？还把认罪书扔到地上，秦书田的回答是：“我们总算人吧，公鸡和母鸡，公狗和母狗，公猪和母猪，也让它们有个婚配吧？”这是对这个时代的反讽，人有时候真的不比那些畜生，被剥夺基本的人性？
所以“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成为这个时代最沉重、最悲剧的生存理由，而一个人的胡玉音就是在这种现实的挣扎中迎来孩子的出生，这是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另一个男人，这个见证了她的屈辱、她的挣扎的孩子其实是新生的代表，而在1979年这场运动过去之后，他也成为一个有着完整父爱和母爱的孩子——秦书田被平反，当他回到家的时候，等待他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儿子，是重新归还的房子，是门上红色的对联，以及重新开张的米豆腐店，重新任命的文化馆馆长。
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是秦书田的人生状态，也是胡玉音的现实挣扎，而在这种走向人性回归的挣扎面前，却是李国香最后的孤独一人，这个老女人到最后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男人，而那个在异化的时代中曾经掌握着权力的王秋赦，在新生的时代面前只能看见自己坍塌的人生，就像河边的那破败的房子一样，最后倾圮，而那敲着锣，用沙哑的声音喊出的“运动喽，运动喽”，响彻在芙蓉镇的上空，而这也成为对这个疯癫的时代最好的注解。
从米豆腐到米豆腐，从矛盾到新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是对于这一断代史的注解，里面有道德批判和历史批判，有人道主义关怀，也有男女之间的性隐喻，但是不管是胡玉音、秦书田“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卑微现实，还是谷燕山、王秋赦对于某种记忆的沉湎，对于时代的批判是“哀而不怒”的，他们更多是一种挣扎，一种妥协，而不是死亡的悲剧，在其中，只有黎桂桂被传说中的死亡，以及王秋赦的疯癫，但是这些悲剧都是写意的，最后都以时代的新生作为完结，历史仿佛只是一粒尘埃，被轻轻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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