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0 《声音与现象》：我的言语是“活的”
形而上学的历史是绝对的要自言自语。这种历史，在绝对无限显现为自身死亡时，它是关闭的。一种没有分延的声音，一种无书写的声音绝对是活生生的，而同时又是绝对死亡的。
——《第七章 根源的补充》
67.1公斤，当这个夜晚的健走结束，当体重秤上显示这样一个数字，我是带着一种惊喜开始了说话：“终于瘦了，离减肥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说话其实是内心的自我言说，或者只是写在一张月度体重表上，甚至只是发在了某一个群里，即使言说，即使书写，即使宣告，其实一切都是自言自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只有我一个人说话，只有我一个人书写——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没有对话，他们没有交流。
和他们没有交流，却在对自己交流？这是不是如胡塞尔所说，是“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或者说是不是如胡塞尔所强调的是一种“灵魂的孤独生命”——一种“无指示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指示，取消了意义。他在《逻辑研究》中似乎也举证了同样的一句话：“你瘦了，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也是某人对自己说，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和自己说话的“孤独的话语”，其实并不对自身指示任何东西，因为“主体于自身一无所获”，他所进行的举证是：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佯作交流，其实意味着我并不需要交流——因为它没有任何目的性，也就没有说话，也就只能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在独白中，各种词无论如何不能在心理活动的此在的指号功能中为我们所用。因为，这样一种表述在此没有任何目的性。有关的活动实际上在同一时刻被我们自身所体验。”
但是，这种自言自语真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真的不需要交流？真的是无指示的表达？或者说，这真的是一种自言自语？为什么要在内心对自己说？为什么要书写在一张纸上？为什么还要发到群里？所有一切的表达即使不是为了交流、告知和表现，但是自我这个主体却获得了一种所指，甚至我开始设想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会看见更惊喜的变化，会对自己说更多的话，或者在“灵魂的孤独生命”中再现更多的说话者和交流者。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再现，是想象，是去除了所谓的“同一时刻”的无指示表达，反而在寻找一种目的，甚至在获得一种意义。
自言自语是一种声音，在胡塞尔的引用和否定之外，却在德里达的现象学的还原中，找到了自我支撑起来的意义：“在语言中被制造的。一般语言就是这个。也唯有这个是一般语言。”一种再现，一种想象，就是一种自我的在场，而当语言被制造再现的时候，它其实回到了一般语言的“现象学还原”上，也就是开始了一个“真正的”话语：“‘真正的’语言完全有机遇与想像的话语一样成为想像的，而且想像的话语也完全有机遇像真实的话语一样真实。”于是，这种“真正的”话语就像走在画廊里找到了经验之外那个迷宫的出路：“一个在我们面前发出声响的名字令人想起德累斯顿的画廊……我们信步穿行于一个又一个大厅……一幅泰尼埃的油画……再现一个油画画廊……这个画廊里的画又再现一些画，这些画使人看到一些可以明白的含意。”
发出声响的名字，让我们步行于一个又一个大厅，再现一个油画画廊，在画廊里又再现一些画，一些画不是在表达，而是让人看到含意，它是自明的，它是自为的，它“在自身中包含了自己出路的迷宫”，于是这个和经验无关的世界里就剩下说话，“要使声音在走廊里响起以补充在场的光辉。”于是在场的阳光升起，“它就是伊卡洛斯的道路。”它不是经验，不是表达着的意义，不是绝对的知，所以它不是关闭的，它不是历史的结束，不是死亡，而这一种“补充在场的光辉”的说话，就是对于现象学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全部现象学的话语已经陷入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图式”，而在拯救之中，反而走向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对在绝对知的彼岸‘开始’的东西来说，闻所未闻的思想是需要的，这种思想通过陈旧的符号的记忆认识自己。”
这不是无限显现为自身的历史，不是自言自语毫无交流的形而上学，不是绝对的知，而是一种发出了分延的声音，而是具有了书写的可能，而是打开了在自身中的迷宫，甚至在自我逃避中而已能获得一种确认，就如胡塞尔对于未成形的现象学还原：“他切断任何被构成的知，强调源于形而上学、心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假定的不在场是必要的。”但是德里达在胡塞尔的这个论断中却看到了现象学还原的问题，那就是胡塞尔对于现象学必然性的论证中，真的消除了形而上学的假设？或者说，他的认识观念“难道不自在地是形而上学的吗”？他的现象学所批评的根源“其历史终结和只是从根源上被恢复的纯粹性中的形而上学计划本身”？
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对于现象学的还原，胡塞尔的目的就是揭露蜕化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失明”的错误和堕落，德里达认为，这种失明存在，“能够不定地在自身在场的同一性中为了同一性而被重复，即使它并不实存。”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像是一个“原始的、非经验的、无根基的空间“在不可还原的虚空上面显现，从这个虚空出发，定义了“在场在理想性的形式中的安全”，也是从这个虚空出发，在场的安全性又自行消失，当在场的理想性只是形式上的安全，当这种安全性又会自行消失，那么是不是这个虚空本身就是不安全的？而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根源就在于，他把逻辑学置于符号的反思之下，符号的观念先于逻辑的反思，“这个观念在其上自我调整的符号的本质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什么东西为规定语言的本质和起源而赋予认识理论以权力？”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胡塞尔把传统的观念改造成表述的观念，并没有消除两者之间的承续关系，甚至胡塞尔对于现象学的历史命运的把握中，在对本体论的还原过程证明了古典形而上学的在场，“并且标志着现象学对于古典本体论的依附关系”。
这种依附关系的出现在德里达看来现象学是不彻底的，或者说，可以被质疑的，“胡塞尔只是在理性的方向上对语言发生兴趣，从逻辑出发规定逻各斯，实际上，他从最终目标的普遍逻辑性出发已经规定——并且是以传统方式——语言的本质。”理想性，纯粹语法，在场，对于这些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德里达需要进行另一种梳理和阐述，而最基础的一个工作是：“形而上学观念应该得到规定。”而这个规定就需要重新对胡塞尔现象学体系中的的符号“双重意义”的混淆性进行还原。
符号的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表达的观念，它是一种纯粹语言学的符号，是设定意义的理想性，正是就这种理想性，使得表达性语言和口头语言存在不可还原的关系；符号的另一个观念是指号观念，它并不表达任何东西，并不传递所谓的意义。但是符号的这两种观念，在胡塞尔看来，总是处在一种“混淆”中，一种观念加入另一种观念，一种体系染指另一种体系，而他的现象学还原就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区分”，“这是胡塞尔要作为逻各斯的可能性重新把握的意义的表达和逻辑的纯粹性。”所以，为了证明类／种关系的决裂，胡塞尔重新现象学的处境，“在这种处境里，表达不再在这交错中受到阻挡，不再与指号交错。”而他把“灵魂的孤独生活”看成是这种区分的标志，“但是，诸种表达在它们在其中不再作为指号而活动的灵魂的孤独生活中还发挥了它们‘意谓’的功能。符号的两种观念并不因此作为更广义或更狭义的观念而绝对地互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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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83·2170319·1375 |
符号使真理肉身化，这是一种还原，而还原的本质是从传统的、古典的形而上学中去除那种依附关系，德里达认为，这需要重新揭示符号的本质，尤其是不传递所谓意义的指号观念，在德里达看来，指号具有内在性，这种内在性使得它依附在表达上，也就是指号的表述意义补充到表达之中，实现表述功能的统一，从而实现了记述意义上上的本质共同体，“指号落入绝对理想的客观性内容之外，即落入真理之外。”在真理之外，也是制造真理并使之肉身化的一种功能，“表述的意义由于来源于联想的诸种现象，总是联系世界上的一些经验的存在者，它在语言中就遍及所有经受还原的东西，纯叙述性，世俗存在，本质的非必然性，非自明性，等等。”还原而看见了口头话语最自发的活动，看见了言语最简单的实践，甚至看见了表达的权力相互混淆。
但是表述如何走向表达？或者如何实现表达的功能，在胡塞尔看来，表达是承担意义的符号，“诸种表达是‘意谓’的符号”，那么什么是表达？为什么是“意谓”的符号？在胡塞尔那里，表达是内在化的过程，表达的话语并不需要真正被大声说出来，而意谓针对的是“理想对象的外在”，但是它却可以作为“灵魂的孤独生活”摆脱自我而实现“自在意义”的那个出口，也就是它在“自我旁边”，却也形成了一个出口，意谓的东西就是意义，“它为说着的东西和说话者保留着，因为它说它所要说的：明确、清楚而有意识地说。”而手势、面部表情等非意识、非志愿的表述，是一种尚在等待的“意谓”，是潜在的表达。
指号当然具有意谓的功能，但是胡塞尔似乎把表达看成是“一种志愿的、坚定的、一部分一部分地意识到的、意向的内在化”的时候，忽视了指号的内在化，从而忽视了意谓潜在的表达意义，甚至将“作为意志的精神逃避纯粹精神意向，逃避纯粹赋予活力的过程的东西”也从意谓中驱逐出去。在这里，德里达认为，指号和表达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功能上的，而不是实体上的，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被涉入一种交流，而且表现着一些体验，它于是作为指号而进行活动。”所以当胡塞尔认为内心独白不是一种交流，“因为我并不需要交流”，德里达却认为，交流的本质是一个主体的活动被赋予生命力，当他在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说者在寻找听者，而实际上是听者制造了说者，“因为他把说者把握为一个并不是散布简单声响，而是对他说话的人，这个人用声响同时完成某种赋予的活动和他向听者显示的活动，或者说是他要向听者交流活动的意义。”而在被制造的说者中，交流也具有了在场的意义，具有了表述的本质，而这种在场使得“意谓”具有了另一种生命力：“纯粹的表达性将是一种‘意谓’的纯粹主动意向，这个‘意谓’使一个其内容将要在场的话语富于生命力。”
内心独白，那些词不仅再现，问且成为想象物，想象中的再现，超越实在，“因此，这已经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这种还原把主体的体验孤立为绝对确定性和绝对存在的范围。”其实，“生命力”这个词才是德里达需要强调的，它关乎的是“真正的话语”，关乎的是自我的在场，关乎的是重复可能性的理想性——“理想性即重复”也是胡塞尔对存在的规定，所以德里达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质疑中进行补充。我对自己说话，我在场——不仅是听者的在场，还是说者的在场，不仅是词语的在场，还是想象的再现，“把在场设想为先验生命的普遍形式，就是使我知道，在我不在场时，在我的经验存在之外，我的生前、死后，现在都存在着。”而这正是现象学的本质要求，“现象学的声音就是在世界的不在场中的这种继续说话并继续面开对自我在场——被听见——的精神肉体。”
内心独白，被听见，这是一种沉默，而沉默的意义就是在“表述的交流中驱逐我自身中的与他者的关系，驱逐作为后面的、最高的与外在于意义的层次的表达”，正是这两种驱逐，使得现象学在声音上得以还原，德里达认为，当主体向自己说话的时候，当他对自己说“你是这样”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生产活动，而我的言语是“活的”，它们没有离开我，即是在场的，所以声音具有了现象学的价值，也就实现了胡塞尔所说的那种被赋予活力的能指：“这是与我绝对相近的。活生生的活动，就是给出生命，赋予能指身体以活力并把身体改造为‘意谓’的表达的活力，就是语言的灵魂，它不与自身分离，也不与它的自我在场分离。”
这是活生生的自我在场，这是生命力的现象学，这是纯粹的语言，所以纯粹性意味着普遍性，意味着一般语言的还原，“‘自言自语’不是一个对自我关闭的内在，它是在内在中不可还原的“开口”，是在言语中的眼睛和世界。现象学还原是一个舞台。”而这种不是自我关闭的“自言自语”，在德里达看来，更是一种对阙如的补充，是对原处自我的非在场，而补充的意义就是让无限变成有限，变成书写的差异，“补充的差异在其对自身的原初欠缺中代替在场。”进一步来说，自言自语使自我在场是一种“自为”：“自为将会是一种对自我的取代：是为了自我，而不是自我。”自为的意义就是使我活着，就是让我成为“意谓”——这样的一种“根源的补充”，就是把说变成了真正的“意谓”，变成了“要说真的”。
当意义、理想性、对象性、真理、直观、知觉、表达等观念在纯粹性而普遍性，在自我而自为，在表述而意谓中联合的时候，“它们的共同模式就是作为在场的存在：对自我同一性的绝对接近，而对为了重复可自由支配的对象，对时间性现在的维持”，而这种在场的存在，这种对自我的绝对接近，这种再现的想象，难道不是真正从古典形而上学的依附中找到了现象学的出口：“理想性形式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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