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4 《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范畴是革命的支柱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历史地呈现出来，是泛黄的纸张，是点缀着的霉点，是陈旧的文本，1996年1月10日是一本书可以延伸到的历史原点，甚至这样一个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起点也是属于一种商品，而购买的时间也“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似乎一切都向着“物化”的那个方向表现出来，但是当书成为一种商品，当时间失去他可变的性质，是不是一种失去了意志的“直观的态度”？甚至，当被取了出来作为阅读的时候，一本书，一个人，一种单一的时间，它距离所谓科学的、本质的事物到底多远？它被当成一种理论的普及还是一种实践的指导？

无非是从最小单位的物开始，我之阅读一本书，我是主体，书是客体，这是最简单的二元论，或者是卢卡奇的观点多少有争议，或者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中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但终究是一种单数的感受，当阅读完成，当书重新放入历史，也是对于主客体二元论的自动消除，物回归物，我回归我，像是一段个人的历史在呈现之后又归于沉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不是在阅读式的劳动中失去了成为“真正的主人”的作用，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这或者也只是阅读的忌讳之一，按照某种目的打开，按照某种计划合拢，它还是泛黄的纸张，还是点缀着的霉点，还是陈旧的文本，还是凝固成一种空间般的历史，而正是这种合个人目的的、机械的、直观的方法论，在卢卡奇那里，变成了一种物化式的异化。

放在宏观历史中，它就是一种阻碍变动，取消辩证的危机，体现着商品拜物教的特性，而这种商品拜物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主义，就是发展经济，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所谓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商品形式的变化，而这种形势变化带来了人和物之间的结构关系的改变。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建立的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这是商品结构的一种潜入过程，当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意味着它渗透到了社会的素偶有方面，并以自己的形象来改造，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建立“表面上的联系”。

如果商品是整个社会存在普遍范畴时，它应该是不被歪曲的，因为即使商品关系产生了物化，也是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当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表现的形式，也会通过反抗这一过程，使人从“第二自然”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这种物化只是一种中立的对象化，而不是一种异化。但是物化却并不是总在这种“决定性意义”中，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物化最后就会成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而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在可计算性的“合理化原则”下变成一种机械化生产。

编号：B88·1960110·0235 作者：（匈）卢卡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438页

“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最后连时间也失去了它流动的、可变的、质的哲学属性，变成了凝固的空间，直观的态度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取消了人的意志，在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也在这样的直观态度中以“自我客体化”的方式被取消了人和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人不再是真正的主人，而是以机械化的一部分结合到另一个机械系统里。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不断物化的过程，不管是法律，还是国家，其实都变成了一种机械系统。

而这种变化在卢卡奇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思想从近代理性主义中萌芽，理性的认识中，康德规定了一个“自在之物”，虽然奇特、含糊和矛盾，但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也在概念的非理性和知性的理性的矛盾中建立了辩证法的方法论，但是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却是一个二律背反，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方面人表现为社会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环境是由‘公众舆论创造的，就是说是由人创造的”。如何理性认识这种变化，如何辩证把握规律，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找到人之存在成为“自在之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当然要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到正确的道路。

卢卡奇：用审视的眼光建立个体的“总体范畴”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在于忽视了事实的历史性质，他们“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做‘科学’的不变基础”，它是机械主义的事实，它是单个的、孤立的事实，甚至在拜物教假象的笼罩下，“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当然是一种物化甚至是异化，而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建立一种“总体范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

总体的范畴，不是把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而是在环节的彼此关系中建立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方法论，就是辩证关系的出发点和钥匙，只有纳入一种总体范畴，现象的对象性才能找到它的历史性质和它在社会中体中的作用，才能让主体在生产、再生产的自我设定链条里，不断分解，不断产生，从而找到整体的规定性，才能在存在和意志中建立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也正是这种整体性，“摧毁这些范畴的虚构的永存性后，它也摧毁了它们的物化性质”。

而其实，马克思的总体范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总体性，一个是人的总体性，而历史的总体性最后归结的依然是人的总体性，“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资本主义摧毁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无产阶级取代资本主义呢，是不是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的总体性就是这样一种定义：“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历史的发展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命定论的，“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这种超越经验事实的历史发展论就是一种辩证，因为辩证的方法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包含在全部的总体中，而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而当无产阶级开始站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对于现在的认识，就是对于一种必然性的认识，就是对于辩证的把握——他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他变成了社会事物的尺度，也正是这种人的总体性，使得历史也变成了人的历史，“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

控制对象性形式的历史，也就意味着在反抗异化的道路上有了自己的历史，而控制的历史、反抗的历史，就变成了人实践的历史，“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从实践上打破物化结构，就是形成一种动态的过程，就是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人的总体化并非是个体意义上的总体，而是形成一种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就是作为一种总体的人站在历史舞台上。而当阶级产生，指导它进行实践的则是意识，则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阶级意识也是总体的意识，而它对于实践的指导就变成了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同时它也是在总体性中自我扬弃、自我解放的主体，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者，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而成为一种武器。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无产阶级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起决定性的影响，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了自觉改造社会的任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超越现存的社会，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落脚点是阶级本身的总体化：“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

但是这似乎还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在卢卡奇看来，这是必然的终点，但是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如何能取代资本主义？这里其实涉及到具体的实践问题，而在现实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地位还存在着一种合法性和非法性的不同，机会主义似乎坚持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而革命党人则相反，他们坚持的是非法性，“合法性或非法性问题于是对共产党说来归结为单纯的策略问题，甚至是必须即席解决的问题，由于要根据直接需要采取决定，几乎不可能为这种问题定出一般规章。”而这也正是一种矛盾所在，卢卡奇认为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方法需要交替使用，就是根据现实的环境做出决策，但其实，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在卢卡奇的实践意义上，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革命，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他反对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提出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加入了那些最坚决地反对制宪议会、建立苏维埃制度、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取消“自曲”和使用恐怖的人们的行列，也就是说，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和资产阶级革命相同的结构形式，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成熟阶段，“即经济发展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充分的意识形态成熟性，无产阶致只需采摘这种发展的果实，暴力实际上只需要用来排除它发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碍。”这是一种“有机的”总体观点，在卢卡奇看来，这是夸大了革命进程的有机性质，而真正的问题是卢森堡“过低估计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卢卡奇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要么站在运动的前头，要么借助武力来把它镇压下去。”

卢卡奇把卢森堡做出有机的观点是因为她对俄国的情况不了解，也大大高估了布尔什维克掌握的为解决土地问题选择形式的实际权力，而卢卡奇的实践论在某种程度上突出的却是暴力论，在他看来，暴力不仅是和经济力量一样，是一种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最后行动”，是在历史上的“最后登场”，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自我扬弃的必然步骤，因为只有采用坚决的自我扬弃，才能抛弃物化了的关系对人的奴役的统治，才能把实践变成一种自觉的意志。

但是，卢卡奇的实践论，甚至暴力论，在具体的革命行动中往往陷入一种矛盾，当1967年卢卡奇重新站在现在时，审视历史的时候，他很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所走过的那条充满矛盾的路线，在《新版序言》中他说自己的思想是“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一方面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徒”，“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当卢卡奇逐步抛弃伦理唯心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在流亡维也纳、卷入国际革命运动洪流的实践中，他也认识到了当时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自己二重性矛盾的加剧，当最后选择“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热情倾注于革命的救世主义之中”，他才发现自己又走上了一条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从而带上了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不仅遗忘了劳动，而且也歪曲了实践，“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主义不仅是主观主义，而且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总体性，所以在1967年的时候，卢卡奇希望自己再次走向作为总体的历史，“《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历史是曲折的，不仅仅是作为无产阶级成为主人的历史，而且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历史，而卢卡奇的自我剖析就像时间一样，需要抛弃那种直观的态度，让它回到本质的、流动的、可变的自我世界里，而这也正是辩证的真正意义：“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条曲折的线索：它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