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3《国家精英》：必须抛弃“救世学校”的神话
一些人拥有智慧，另一些人拥有财产；当某一个辉煌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智者将成为有产者，而有产者也将成为智者。这样，你们的力量将得以完善；面对这样的力量，谁都不会有半点异议。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
拥有智慧的人是智者，拥有财产的人是有产者，智慧和财产代表着权力或资本，而权力和资本就是社会中的力量，当智者和有产者共同拥有力量，无疑他们组成了力量场域。当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对19世纪中叶的社会力量场域做出评价，这一篇“致资产阶级”的文章所折射的不是对这一种力量场域的赞美，而是一种讽刺：在人数和智慧方面，资产阶级占据了大多数，资产阶级无疑是力量场域的主宰者，而在他们看来，自己“代表着力量，而力量就是正义”——波德莱尔把力量和正义等同起来，其实意味着在力量场域中，拥有人数和智慧大多数的资产阶级不是在创造和维持着正义，而是以正义之名制造着差异和等级。
力量不是正义，甚至是正义的扼杀者，而在“1846年的沙龙”上，波德莱尔除了看见资产阶级用力量主宰所谓的“正义”之外，他更是无情揭示了他们走向“辉煌的日子”时进行的内部身份转变：智者会成为有产者，有产者也将成为智者，当智者拥有财产，有产者拥有智慧，力量在完善中更是消灭了所有的异议。当资产阶级拥有智慧和财产的完满形式，波德莱尔的讽刺是不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布尔迪厄看来，就是权力结构中的“再生产”：智者在再生产中成为有产者，有产者同样在再生产者中成为智者，转变而拥有，他们所建立的力量场域就是一种权力场域。
无疑，在这个身份的转变、场域的转变中，智者和有产者的再生产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他们拥有不同的权力和力量，不同的权力持有者为了争夺权力必将展开争夺场域的斗争，在这个竞技的空间中，一方面，任何一种权力都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他们需要更多合法化的权力，甚至需要一种特权意义的“神正论”，无论是俗权和神权之间，还是士兵和教士之间，无论是骑士和僧侣之间，还是实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他们都通过斗争进行再生产，都通过争夺实现更多权力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当权力的争夺者成为行动者，他们本身就拥有大量“足以在各自的场域中占据支配性位置的特殊资本”，为了维持或者改变彼此的力量关系，他们在策略上形成了对抗——这些策略包括繁衍的策略，继承的策略、教育的策略、经济的策略、社会投资的策略、婚姻的策略等，在这些策略的形成和实施中，对抗本身就变成了再生产，“在不同的再生产策略之间存在着实际联系，尤其是不同水平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奇特的相互连带关系。”
权力场域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权力的再生产，而布尔迪厄将目光转向权力再生产最典型的一个场域：名牌大学，在他看来，名牌大学这个场域体现着权力斗争的两个巨大变化：一方面和经济特性相比，学业称号的影响在看似不变中却比经济场域更强地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学校这一机构中的存在着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他们为官僚主义式的大文化提供保证技术称号不衰落的机会。而两者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是一种霸权，“持有文凭，甚至是持有经过刻意誓言才取得的文凭，成了经济场域中霸权位置的先决条件；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再加上经济权力场域中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造成了权力场域内部力量关系结构的深刻转变。”这种深刻变化当然是一种再生产的具体实践，但是当学校机构、学业称号、学业文凭都成为霸权的组成体系，就像波德莱尔对于“资产阶级”的预言一样，力量将代替正义，力量将消除异议，布尔迪厄不无忧虑地断言：“新一代‘精英分子’的代言人正是企图在描绘未来的假象下，通过这些预言来编织未来。”
| 编号：B83·2200621·1666 |
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这一书名似乎和波德莱尔关于1846年的沙龙那篇文章风格一样，带着某种讽刺，“学校的上流精英就是一种国家精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副标题“名牌大学和群体精神”则明确指向了这一特殊却具有典型性的场域。在他看来，学校不再书写“救世学校”的神话，而变成作为霸权和使霸权合法化的基础存在；教学机构不是为了达到一种平等性，而是在建立甚至争夺着权力；教学者也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一些“中了魔法的人”；甚至教育社会学也不再是一种运用型的末流科学，“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无处不在的权力，无处不在的象征性暴力，无处不在的魔法和霸权，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场域得以维持甚至加强，还在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和波德莱尔所说的“谁都不会有半点异议”的被动制约相比，主动同谋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自愿，而是一种“丧失了以觉醒为基础的某种自由可能性”，“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所默认的这种制约必然得以实施。”
丧失了觉醒式的自由追求，在客观条件成熟之后默认了权力结构，当主动同谋成为象征性暴力这种特殊权力结构实施的一种保证，布尔迪厄其实从“国家精英”中审视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他看来，分析社会结构必然要关照社会行为的行为者，无论是他的表现形式还是实践风格，都是作为行动者的建构行为而存在，当行动者作出如此的行为，它背后必定有着一种心智结构，心智决定认识，认识决定行动，行动影响社会，在这样一种逻辑中，“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所以行动者的判断力是一种“分类与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图式”，惯习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是维持间隔、距离、等级关系，并在时间中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
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有着折射关系，社会空间的划分和行动者的原则有着对应关系，这也解释了“主动同谋”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培养“国家精英”的名牌大学，如何会失去“救世学校”的神话意义？如何会被纳入到权力场域中，甚至在权力的再生产中成为一种霸权？而作为科学又如何揭穿象征性暴力的“着魔”过程，揭开等级化原则和评价原则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神秘面纱？布尔迪厄从“学业分类形式”出发，首先分析了高等学校中的“优胜者”身上具有的等级性，当优胜者通过“德与才的等级”的划分而成为一种类别，它其实模糊了学科分类的界限，社会出身和政治地位似乎成为这一等级的基础——只有法语和哲学的优胜者还保持着某种精英成分，还具有理想学生的特征。所以从这个事实出发，布尔迪厄认为，所谓获取知识其实变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他们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因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能够与之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无意识地获取这种文化。”
优胜者和非优胜者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二元思想的对立，而当知识获取成为一种特权，象征暴力已经孕育了发芽开花的土壤，在学校，分类体系建立起来，一方面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另外，对于教师而言，学业位置的等级化也成为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在这样一种机制中，“所有的人都进行分类，所有的人都被分类，被分为最好类别的人们变成了初入行者的最好的分类者：从中学的优等生会考到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再到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从教师学衔考试到博士学衔，从博士学衔到索邦大学，从索邦大学到法兰西研究院，在这一运行周期中，所有会考中的最高类别通过控制水平紧随其后的分类决策机构的通道，实际上支配着所有的分类程序。”学校无疑变成了一架巨大的实施分类的认知机器。
但是这样还没有产生精英，在布尔迪厄看来，精英学校只有通过赋予圣职授任礼这一象征性仪式，才能在理性合法化的过程中造就精英，而这种象征性仪式，其实就是一种“以造就分离的神圣人群为目的的神化行动”：神化就是把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进行培养，就是在象征资本的集中中建立垄断，“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这种神化无疑是把学校变成了神化的机构，在这样的机构里，只有依赖于惯习的同质性，“惯习往往是在明证性的问题上分享彼此的观点所产生的快乐中，在通过契约、规章、官僚主义的控制表现出来的明确的规范化之外，人们以即时的、直觉的、实践的方式获得的。”惯习也是某种垄断，在制度化的仪式中，所谓的精英群体就是划分了非精英群体而得以存在，而这就是分派，“分派就是做标记，就是设立神奇的边界，而这条边界常常由于一条横在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之间的真正的围墙而得到承认。”就因为会考有最后一名录取者，所以尽管最前一名的淘汰者和这名录取者只差一名，却造成了“绝对的不连续性”，“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是一条权力划出的界线，“神化行动其实就是在社会的连续性中开凿一系列或多或少有点专制性的鸿沟，并且通过象征性的工作使之合法化”，不管是专业还是证书，都成为神化的一部分，而最终，证书改写了身份，身份转化为命运，再生产变成了一种权力交换，“教育体制正是通过它在个人或者集体的雇佣交易中所扮演的决定性的角色直接促进着社会类别的再生产。”
高等教有机构作为一种场域，折射的是家庭在社会和文化地位方面的差异，又通过学业差异反映出来，所以这样一个场域，就是制造了“大门和小门”的对立，形成了可以运作的权力体系，而这个权力体系、权力场域最后通过国家担保的任命证书——文凭而得到明证，名牌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变成了国家精英。这样一种场域的权力结构产生的效应，是它们与小型高等学校及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扩大，同样，教学机构之间在象征资本方面的距离也被拉大，甚至名牌大学本身场域中极点之间的社会距离也进一步扩大。这些距离的产生和存在，其实也为权力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争夺权力在发生，权力合法化的过程在持续，霸权位置的优先获得权斗争越发激烈，就像资产阶级“智者将成为有产者，而有产者也将成为智者”，这种权力场域的结构变化是一种再生产，但并非是一种完善，相反，它造成了“救世”神话的破灭，造成了国家精英的象征性贬值。
学校上流精英是国家精英，在布尔迪厄面向国家权力体系时，从学校的权力场域看见了国家层面的缺陷，“我们在社会学的一些明确的断言中看到的激进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都是以这种比较的名义的政治伪装成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虽然权力改变滋生了霸权的土壤，但是再生产也有其固有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当霸权者之间进行斗争，必然会让理性、无私、公民的责任感之类的普遍概念或多或少地进入权力场域，权力的差异化显然总是伴随着对于暴政的防备，而且在新的秩序逐步形成中，一系列的创造性构想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回到社会结构具有变革的“机制”这一科学性事实面前。科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各种激情表现所具有的专断的、无法辩护的、反常的特性，同时在揭示特权的等级化评价时、在揭穿强制给出的象征性效能时，能够发现更理性的行动者——回到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的关系上，回到行动者的判断力和区分上，科学的意义就是重新找到一种力量，重建一种场域，在那里出现的不是将成为有产者的智者，也不是将成为智者的有产者，“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些惰性的并且可以互换的物质颗粒，而是可以区分的具有辨别力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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