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03《一战再战》：革命的虚幻图景
根据托马斯·品钦的《葡萄园》改编，《葡萄园》是一部当时阅读之后打了五星的小说，但是如果不回顾，连主题和情节也都被遗忘了，而当进入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影像世界，除了对文字叙事中的充满隐喻的虚拟“葡萄园”有限激活之外，可以说安德森的这部电影基本上脱离了《葡萄园》的架构，没有1984年夏天的设定，没有“出牖型人格”和“穿牖型人格”的阐述，没有和图像有关的24fps宣言，也没有“类死人”概念，在摇滚、反政府游行、毒品、暴力组成的所谓60年代叙事中，安德森或者从品钦的文本世界中，给出了关于这部电影唯一相关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铺陈在政治矛盾、自由斗争这些宏观叙事和血缘真相、母亲身体个体叙事之上的“革命”。
革命必定和革命者有关，而革命者在电影中被分解为两个阶段：16年前和16年后。黑人佩尔菲迪亚是“法国75”组织的战士，她把自由信奉为革命的第一理想，她勇猛善战，她无所畏惧，她身先士卒，所以她是纯粹的革命者，但是革命者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拥有身体的个体，当她以一个女人的身体执行革命行动时，两者无可避免发生了冲突，她和军政府的史蒂夫·洛克乔正面抗争中，这种身体叙事和革命叙事混杂在一起，造成了佩尔菲迪亚的双重身份：他们发生了关系，她怀上了孩子，她变成了母亲。佩尔菲迪亚的双重身份造成的困境是：她无法阻止这种交错，但她又必须摆脱这种束缚，革命是她最终的归宿，革命者是她唯一的命名。
安德森将这个双重身份的困境表现成某种“景观”：当佩尔菲迪亚闯入洛克乔指挥办公室的时候，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命令他“站起来”，这个“站起来”表现为一种革命者的命令，但同时又奇怪地变成了一种欲望的呈现，洛克乔的下身“站起来”了，当洛克乔以投降的方式站起来，是对革命者手中的枪代表的革命的暴力式臣服，但是当下身“站起来”，却变成了欲望的张开，它去除了暴力变成一种引诱，暴力和去暴力、对抗和愉悦构成了矛盾，一方面佩尔菲迪亚作为革命者，具有革命的明确指向，但是当她在男人“站起来”中又变成了女人，在之后的几次行动中，女人的身份不断被强化，最终她变成了母亲——佩尔菲迪亚挺着大肚子进行射击训练成为这部电影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是革命者的身份压制母亲身份，还是母亲身份解构革命者身份？如果单是从佩尔菲迪亚的选择来说，革命是她永恒的事业，她必须保持自己的纯粹性，所以她在最后出狱后离开了这里，扔下了在她面前“站起来”的洛克乔，扔下了革命同志的帕特，也扔下了从未见面的女儿夏琳。
| 导演: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
这也是一种牺牲，但是在佩尔菲迪亚看来却是为了更崇高的革命，也就是革命者依然是她唯一的身份，佩尔菲迪亚的这一选择倒是符合《葡萄园》中的设置，“革命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节欲”，先戒毒，然后戒烟、戒酒、戒糖，不断减少睡眠、降低需求、与情人断交、不做爱，“对敌的注意越是集中，你就越多地抛弃隐私、行动的自由、来钱之道，因为你总是有可能坐牢，有可能进入最终的节欲形式，毫无痛苦地脱离一切生命。”这种节欲式的革命就是佩尔迪菲亚对女性属性的一次拒绝。但是当她选择离开回归革命队伍，却留下了身体叙事带来的后果，它让16年后的故事进入到一个从虚幻中挣脱却又不得不面对生命惩罚的结局。
首先就是“站起来”的洛克乔，他的欲望在那一刻被打开，之后佩尔菲迪亚怀孕，之后又将她从监狱中救出，佩尔菲迪亚留下一张纸条而消失，对于洛克乔来说，也许只是一次不动情的耦合，是革命者和对革命者进行镇压的军警之间的一次意外，他在行动中立下了战功，他获得了勋章，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校，当他加入圣诞冒险者俱乐部，面对蒂姆“你有没有跨种族恋爱”的问题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没有”的回答。那一刻他“站起来”到底是纯粹的欲望还是混杂着一种情爱？就像佩尔菲迪克是纯粹的革命者还是作为一个女人的革命者一样，洛克乔否定了跨种族的恋爱，因为在这个俱乐部里，需要的也是纯粹的血统，而俱乐部最后得知他和夏琳的母亲有着一段关系时，他们制造的“黑人混血”就变成了一种开脱不了的罪，蒂姆按照“干净地干掉”任务而一枪轰掉了在路上疾驰的洛克乔，但是洛克乔生命力顽强，他最后带着一张扭曲的脸回到了俱乐部，也说出了真相：“我曾遭遇过一次逆向强奸。”他所指的就是发生在16年前“站起来”这个欲望故事：不是自己主动“站起来”，是受到了佩尔菲迪亚性感的诱惑；不是自己强奸了她，是佩尔菲迪亚对自己实施了强奸。
“逆向强奸”是男性对暴力女性的臣服？是洛克乔为情欲寻找的借口？还是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次意外？它背离了男女在情欲中的关系，它制造了另一种革命，但是洛克乔并没有在这场欲望的革命中脱身，这次他被55号办公室的毒气杀死，这也是冒险俱乐部对不纯粹者的清除，更是对他否认跨种族恋爱的惩罚。而实际上，“站起来”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情爱系统，佩尔菲迪克因此怀孕，最终离开了家人，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更在于她回到了女人的身份中，同样，洛克乔在面对质问他的夏琳时，就说：“我爱过她。”这才是基于生命最真诚的表达，爱就是身为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爱就是去除了革命者和军警身份的感受，当然，爱也造成了两人的悲剧，在革命世界里，所谓的爱是不存在的，爱必须变成另一个面具，革命就是节欲，就是脱离一切生命的状态——在《葡萄园》中，品钦对革命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他认为所谓的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和好战分子都患有了“厌新症”，那就是“痛恨一切新事物”，而这种病症亵渎了人类的有机原则。
《一战再战》电影海报
当16年后的故事展开，它或许就变成了革命式“厌新症”的反面，从而走向了人类既有的有机原则。帕特也是革命者，也是佩尔菲迪亚的同志，他们曾并肩作战，他们曾共同行动，“革命万岁”甚至是帕特口中不断重复的口号。但是和佩尔菲迪亚作为纯粹的革命者不同，他的行动略显迟缓，他的斗志略显低沉，甚至当他想要和佩尔菲迪亚在一起，佩尔菲迪亚的母亲认为他配不上女儿，因为佩尔菲迪亚来自“革命世家”，因为佩尔菲迪亚是纯粹的革命者。的确，帕特算不上纯粹，甚至行动中他也总是出错，当16年后和夏琳居住在“湿身者”庇护点，他完全变成了落魄潦倒的人，他记不起接头的暗号，他暗杀洛克乔时完全没有准星，在撤退中甚至犯了低级错误从屋顶掉了下来最终被逮捕——“革命万岁”只是在口头上证明他还是一个革命者。
但是，正是这个逐渐偏离了革命行列的男人，却成为了夏琳的“父亲”，他抚养夏琳长大，他对她的关心照顾无怨无悔，在夏琳被追捕时，他又奋不顾身前去营救。可以说，帕特是在去革命化中凸显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担当，“我想保护你，让你远离母亲的那些事。”远离母亲就是远离革命者，远离所谓的纯粹意义上的激进和好战，远离对一切新事物的痛恨，而当把这一切都放在远处的位置，帕特所要恢复的就是人类的有机原则，这个原则和情有关，和爱有关，和生命有关，它是具体的、鲜活的、亲切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帕特作为“父亲”给予了夏琳“一战再战”的勇气和力量：夏琳有着母亲的革命纯粹性，也有着帕特的生命有机性，她被抓捕之后没有哭泣，她一个人设计制造了蒂姆的死亡，“绿色田野，贝弗利山人，还有胡特维尔枢纽”的革命密语就是她的强力武器，而说完这句革命密语之后她扑向了帕特，第一次止不住哭泣起来。当夏琳第一次读到佩尔菲迪克写给她的信，这封从“阴影的另一端”寄来的信中，佩尔菲迪克说自己一生都在伪装，这就是革命带来的虚幻图景，它让自我、生命和情欲迷失，所以她问夏琳的是：“你快乐吗？你拥有爱吗？”快乐和爱是佩尔菲迪克作为纯粹革命者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么们失败了”，但是拥有快乐和爱的夏琳却成为了新一代的战士，“也许你是那个能匡扶世界的人。”
集合的命令响起，夏琳推门出去，这是16年后成长起来的“女儿”，这是不再“逆向强奸”的女人，这是不会再伪装的女战士，这是感受过快乐和爱的女孩，“一战再战”所指向的不再是虚幻的革命，而是自由，是信念，是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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