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0《赤彤丹朱》：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
没有流血，却读出了鲜红；没有墓穴，却读出了黑暗……
——《十四》
有和没有，构筑了文本和现实的双重关系。第一层现实是在前天，昨天的昨天，经过了“张抗抗文学馆”，经过了浙报报史馆，经过了炎热午后的马路，经过了可以仰望的14层公寓，然后和一个97岁的老人面对面。现实是纯粹的一次采访，工作需要让面对面变成了现实对历史的一次人为介入。当对话涉及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说过，老人已经被书写在历史里，而我完全在外面，“这样的采访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强行入内的折磨？甚至是一种对时间的解构？”甚至那天下午窗外下起了暴雨，刮起了狂风，响起了雷声，“我在里面，是安静的，是友好的，而外面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里面和外面完全被隔开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那段鸿沟我无力用想象的方式填补，当然，现实本身在窗外和窗内、暴力和安静中成为分割的存在。而且，在97岁老人之外，我还想听一听他的女儿、著名作家张抗抗对那段家族有关历史的回应——我对没有将“著名作家”作为一种修饰放在张抗抗身上，而只想以“女儿”的身份属性来解读个体经历的历史，但是面前一直陪伴我对她父亲作采访的张婴音告诉我，姐姐张抗抗因为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时间接受采访，她的建议是参考网上张抗抗关于那段历史以及创作访谈的文字。让采访变成对文本的静态化参考，当然不是我的目的，但是在无法直接面对的情况下，还是答应了。
这是昨天的昨天的第二层现实。说实话，我对张抗抗只是耳闻，甚至从未读过她的作品，和她的文本建立某种关系似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但是现实是需要用某种方法连接起来，经过城市，进入公寓，是一种连接；购买图书，进入阅读，是一种连接，而完成阅读，通过邮箱提问也是一种连接——即使窗外和窗内、暴力和安静成为一种分割，即使无法面对面采访成为另一种不在，从文本里是不是也能找到线索，是不是也能形成回忆，甚或是不是也能构筑一种真相？昨天的昨天之后，是昨天，是今天：打开了刚刚取来的快递，翻开了还留着递送印记的小说，进入了张抗抗1994年完成的文本《赤彤丹朱》。
赤是一种红色，彤是一种红色，丹是一种红色，朱是一种红色，当四种颜色成为文本的主题，是强化“我的名字叫红”的色彩学人生？还是在解构红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宏大叙事？一种先入为主的观感来自于《张抗抗文学回忆录》自序中的说法：“‘赤彤丹朱’四个红色的汉字垂叠交错，彼此挤压，奏出一首哀婉凄凉的红色变奏曲。在那块猩红色的底版上，留下了辨不清颜色的血迹与泪痕；最后演化成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尽管风暴与神话最终被岁月消解，但心灵的创痛仍与沉重的历史同在。”暗色的红，光亮的红，热烈的红，皇权的红，却在彼此挤压中变成红色的变奏曲，那么红是不是反而指向了鲜血？红是不是对神话的解构？红的覆盖之下是不是有着沉重和疼痛？一个线索是：当1994年张抗抗完成《赤彤丹朱》时，她将小说分成了三个部分：《非红》发表在《收获》上，《非梦》发表在《钟山》上，《非黑》则发表在《花城》上。
一部小说分成三个部分，以彼此独立的方式形成了“非”系列，拆分就是一种拆解，“非”更是一种消解，张抗抗似乎在这种解构中寻找着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讲述方法，讲述是让“作者”变成了“我”，而第一人称的出现，就是实现了现实对历史的介入，就是完成了历史的书写，“我”是旁观者更是见证人，当“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是让宏大的历史成为一种非红非梦非黑的个体叙述，“对于这一点，我一向深信不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闭上眼睛还是睁着眼睛，只要我愿意，封存于遥远过去的那些景象，就会如同影子般清晰或是朦胧地显现出来，然后向我慢慢伸出一只手，像只搭襻似的，把我出生前和我出生后的那些事情，准确无误地钩在一起。”我存在于父母的体内，我慢慢长大和成熟，我破门而出呱呱坠地，对于“我”的一次命名，更重要的是：“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试着来复述这些故事。”命名而复述，“我”其实是走进了历史，甚至于在那段固化的历史和人物命运相连时，“我”发出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 编号：C28·2210709·1762 |
“是……而不是……”把命运变成了一种选择题，但是裹夹在历史中的个体真的有选择的权利吗？“非红”部分是关于母亲的，在红而非红的经历中，母亲到底遭遇了什么？从唐家到朱家，那条小船是母亲人生旅途中的第一站，出生六天的她在小船凄凉的桨声中开始了一生的漂泊；而漂泊在母亲的血液里却变成了自由，人之初性自由的她在抗战爆发后又以漂泊的方式来到了天目山；革命年代的那一记“仙人跳”，又让母亲从浪漫一脚跳向现实，从本真走向理性；参加了朝鲜义勇队之后遇见了自己的爱情，但是爱情在革命中的黯然失色乃至于成为死亡的一种阴影，“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了一步到达。”遇见张恺之奔赴上海走进婚姻，对于母亲来说试一次新生，“爱情和事业，在那两年里，轰轰烈烈地一齐向她涌来。”但是“革命”没有终结，红色还笼罩着，甚至革命变成反革命，红色变成了黑色……
“非黑”是关于父亲的，从11岁到上海谋生，到17岁来到天目山，乃至后来的抗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在父亲的生命中，红色一直是照耀在他身上的光亮，“从一个流浪青年到新闻记者，又从记者到失业青年；从苦闷彷徨徘徊等待，直到觉醒直到反抗——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个正发生着骤变时代的历史；这不仅是他人生的简单记录，而是一次信仰的抉择和确认的艰难旅程。他将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使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之燃烧出最灿烂的光和热。”但是经历的劳改生活、帽子上的“叛徒”字样、隔离审查，那片红色却成为了黑色，“鲜血溅于蔚蓝的天空，天变成了红彤彤的天；鲜血流入焦黑的土地，地变成了红彤彤的地——唯有残留的斑斑血迹，在空气的朽蚀中渐渐发乌，然后如墨如黛如黧如玄，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将他涂抹成一团漆黑。许多年中，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他像一个黑色的阴影，覆盖了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
红而非红，黑而非黑，父亲和母亲的个体历史中掺杂着太多的困惑，混合着太多的迷失，作为一个早在他们体内的“我”，见证了他们生命转折的“我”，又该如何面对着非红非黑的历史？一方面，“我”是父母的代言人，当贾起在天目山牺牲，当爱情在革命中被摧残，我的疑问是：“革命为什么是这样残酷的啊？”当母亲成为反革命，我的问题是：“难道她年轻时所希冀的那个平等、民主和自由、富足的社会，只是一个虚妄的梦么？”当父亲遭遇不公，一夜之间的决定变成二十八年的错案，我的质问是：“如果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人的价值丧失作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理想的‘价值’究竟何在呢？”这是对父母已经经历过历史的疑问，“我”更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但是，“我”更多的意义是对于历史可能性的书写，而这种书写在介入中审视的是从红色理想到红色风暴到红色神话的消解，其中的两个隐喻便是红痣和黑色胎记。
|
张抗抗：置于似红非红、似黑非黑的底色中 |
“我”是在身上肚脐眼的地方偶然发现了小小的红痣，“红痣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也是一个神秘的句号，预示着我少年时代的突然终结。”红痣是原先长在母亲身上的一个标记，红痣代表的鲜血和苦难，代表着革命和理想，母亲迷恋绛红色的绒手帕、红皮鞋、红毛衣，都是红色理想的象征，但是有一天她却发现那颗红痣消失了，一模一样的红痣长到了“我”的肚子上，一种移位，似乎就是“非红”式的遗忘，“我曾经是喜欢红色的……红色奔放、热烈，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可是如今，我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害怕红色，它在我眼前出现的时候，总是像一摊摊鲜血……使我觉得恐惧……我心里的红色，恐怕就只剩下那个小红帽的故事了……”但是当它出现在“我”的身体里，“我”承担的是对于历史“复述”的职责，我是母亲精神的避难所，是流亡的灵魂最后的寄存之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存在着，这个从红到非红的童话里有着浓烈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即使遭遇挫折，遭遇打击，遭遇不公，“非红”的底色依然是一种红，只不过再不是红色风暴的宏大叙事，而是不磨灭的红色理想——当“我”在十九岁那年毅然选择去北大荒，在和母亲不辞而别时，其实在远行中开始了另一种理想，这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超越，更是对自我的命名，“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
而黑色的胎记长在“我”的头上，它又成为对父亲黑色记忆的一次“复述”。黑色是父亲遭遇那一场灾难的写照，是鲜血流入焦黑土地的颜色，是朽蚀的空气变幻的颜色，是父亲在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命运的颜色，但是黑色却依然是他生命中的颜色，“当历史还其本色之时，他一头黑发却已花白。唯有黑色的双眸，依然明澈依然犀利，默默注视着脚下这片黑色的土地。”头上的胎记，脚下的黑色土地，也成为“我”对理想主义的一次继承，当我站在北大荒的黑色土地上，遥望家乡的方向，总能看见父亲的身影，“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体力，担起了所有压在他身上的重负。”他高扬着头极目远眺，他走过“卑贱”的人生却坚持自尊坚忍的人格，他经历了悲惨的遭遇，却“打而不倒”，“爸爸在苦难中逐渐抛却了他的幻想，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笑傲尘世，独立于天地之间。”
红色的鲜血，黑色的焦土，它们是宏大历史中的色彩，红色的理想，黑色的信念，它们是个体历史中的颜色，红色的肉痣，黑色的胎记，它们是长在“我”肉身上的标记，却也成为“我”书写历史的符号，“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不仅仅是见证，更在于反思，在于质问，在于继承。父母“非红非梦非黑”的故事是现实一种，更是一部深厚的文本，当“我”在文本中对诸如“牺牲”“阶级”“血缘”“真相”等进行了解构，回到现实，希望回答的依然是个体在历史中的走向问题：
当我写出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凝望窗外，以往北方夏季干热明朗的天气，近日却是连绵阴雨、濡湿沉闷；雾气迷茫、薄云层叠；天空说不出是什么颜色——非黑非蓝非橙非赤。唯有一只硕大的气球下垂挂的广告条幅，正悠悠飘过这座城市的上空，那是我视线中仅有的一点亮色，像一条巨大而鲜红的舌头。
附录：昨天的昨天采访之后，以及今天的阅读之后，终于和张抗抗在邮件中开始了对话：
Q：《赤彤丹朱》里有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事件，但是因为有“我”的存在，纪实文学变成了虚构，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创作手法，还是在“我”的见证和介入中表达了你对历史书写的可能性阐述？
A：《赤彤丹朱》作为一部长篇虚构文学，不仅仅是因为由“我”的视角，回溯家族历史的那种叙事方法，更多是由于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所决定的。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自由的空间载体，阐述自己对“父母”所亲历的苦难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对于他们大半生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大量原始素材的处理，需要根据自己的创作需求进行剪裁和发挥。这是纪实文学无法完成的。所以，选择虚构，既是文学构思创新的必然，也是为了让历史书写达成更多的可能性。
Q：去北大荒是你人生的重要选择，这是遗传了你母亲的革命浪漫主义，还是继承了你父亲与现实不妥协的精神？亦或是你想要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创世界？
A：这几种因素都有，并非单一的。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成长期，我的父母正处于不公正的待遇之下，家庭生活诸多艰难。但他们从未忽略我的教育，为我买文学书订少儿杂志，鼓励我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我母亲对真善美的向往、对文学执着的热爱；我父亲顽强的个性和对“现实不妥协”的精神，都给予我极大影响。我选择去北大荒，好像是一种必然。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文学的追求，是大家都熟悉的“诗与远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02]
思前：雨中非鹰及其他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