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0 《11号产房》：如何自由地坠落

是坠落，不是堕落。The Beatles told us how to fly，but John Lenno told us how to free fall.在2002年的迷惘中，陶喆信守着唯一崇拜的约翰·列侬的话，向往着一种自由的坠落状态：飞翔是一种依靠艺术、依靠他人的行动，“飞是要靠很多东西才能让你飞起来的。”可是坠落却是一种自由的抵达，依靠自己，获得自由，“我很佩服我也很欣赏能够放手和能够坠落的人。”I can do it是一种境界，一种自我而自由的境界。2002年的陶喆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努力推出了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专辑完成，是一次落地，但是却只能抬头看着天空，向往已经走过却远离的那种自由状态。

对于陶喆来说，2002年是一种时间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状态，2002年里是等待多年突然到来的刹那，是维他命和蛋白质供给的营养，是内在的排斥与挣扎的毒，是生命第一类互动模式的胎动，是上帝造完人降生之前的第七天，是用哭声宣告自己独立的呼吸，是被掷入大海的涟漪，是持续变化的状态——那时，他还叫小胖，那时，他执着音乐中的自我，那时，他的感情一塌糊涂，那时他撞击着台湾流行时代的门，那时，他称自己为“流浪者”，那时，他想要一次真正的Runaway。可是，在逃离之后，一定是一种抵达，2002年的坠落，其实对于未来的时间永远不是自由，而当2015年的现实打开这一种曾经的状态时，在公众视野里的陶喆，似乎更多的注解是关于绯闻，关于出轨，关于PPT，道德或者娱乐，有时候和坠落的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告别飞翔，告别自由，告别列侬的启示，重重地掉落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扬起的只是一路的灰尘，从此或者再也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

	导演: 林立俊 主演: 陶喆 / 胡世山 / 徐筠轩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语言: 国语 片长: 85分钟

如果撇开道德评价，撇开娱乐花边，撇开从坠落到堕落的误解，如果从2015年的现实返回2002年的“11号产房”，或者是一次真正的Runaway，2002年的向往和期待，甚至迷惘，都是一种理想主义，7月的加州阳光下，陶喆终于完成了专辑的制作，在两年半时间之后重新推出专辑，在他看来是一种缓慢的成长，是一种精致的成熟，是一种坠落的预演状态。而在回顾这一张专辑制作的经历时，他或者能看见那个不断在音乐道路上成长的自己，所以叫做“11号产房”，叫做降生，叫做生命。

有一种东西叫音乐，它其实就是生命的艺术表现，需要蜕变，需要供给，需要哭声，香港出生，台湾成长，美国经历，对于陶喆来说，这是生命在地理意义上的转移，不同的房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环境，他可以前进，可以回望，可以辗转，实际上，地理意义的转移带来的是某种视野的转换。出生之后陶喆受到的是家庭的熏陶，父亲和母亲，民谣和平剧，不同的声音带来不同的撞击，也给了陶喆对于音乐的第一次理解。而也就那时候，他知道了猫王，知道了约翰·列侬，知道了披头士，知道了摇滚。对于音乐，陶喆说，不是强迫，是从内心开始的喜欢。这种喜欢就是一粒种子，在身体里发芽，就如受孕的细胞，在体内慢慢变成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在某一时刻降生。

这样的状态，是The Moment，是刹那的感觉，突然却也是必然。而在美国长大之后再回到台湾，实际上可能已经用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音乐，台湾民谣经历了罗大佑、李宗盛、伍佰的时代之后，陶喆似乎成为另一个开启者，前“侠客”唱片统筹杨璞璞对陶喆返回台湾的评价是：“他心里有些门是被撞开的。”他给了陶喆一个身份：革命分子，西方长大看中国，他其实想要革命，她对《黑色柳丁》的评价是，音乐里面有一种真正的痛，所以陶喆实际上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愤世嫉俗必须是反对，杨璞璞把他发行唱片称作是”一件事情必经的仪式“，而这个仪式就是成年礼，而乐评人叶云甫说：“我还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摇滚的创作者，他是不断地反叛他以前的作品，然后重新去想他接下来要做的音乐。”而陶喆自己对于此的说法是逃脱，从前的创作更多是一种文字或者技术上的企图心，而在《黑色柳丁》里，开始远离那些“技术上的龟毛”。

《11号产房》海报

技术和文字，只是一些从属的东西，对于陶喆来说，音乐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意味着更高的理想，也意味着更难的逃离。他把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称作毒，毒是外在的入侵，毒意味着并发症，而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这样的毒，这不是病毒，而是注入身体之内必须排除掉的那些东西。尽管在生命的过程中有刹那的拥有，也有维他命和蛋白质的营养，但是最大的毒却是自己。自己如何选择，自己如何成长，自己如何拒绝，都可能在这种希望和拥有，排斥与挣扎中走向不同的方向。所以在否定和肯定中，陶喆一直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他希望拥有成功，却害怕被簇拥着签名，他表现得自信，却容易陷在某种悲观里，他想要自由，却也必须妥协。《I'm Ok》其实不是OK，而是不OK，大家给他带来惊喜的33岁生日不是收获满满的庆祝，而是迷茫和劳累，所以这样一种矛盾，使得陶喆陷在“一生是长还是短”的疑问中，上帝七天造人，生命十个月孕育，当面对自己的音乐，面对自己的歌迷，面对自己的朋友，面对自己的成长，是喜悦还是遗憾？就像父亲在1983年买的那辆凯迪拉克，本来是奶奶的一种希望，而等到车子到手了之后，却是奶奶遗憾地离开，而现在因为在无法行驶不得不捐掉。

生命和音乐或许就像那辆凯迪拉克，拥有有时候就是失去，所以陶喆一直把自己叫做乐观主义者，不是保持一种无忧的状态，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无奈体悟，“我常常会说，上帝给我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很乐观，我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当作是一种笑话，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笑话。”人生不是舞台，人生是一场喜剧，就像伍迪·艾伦的喜剧，“充满了讽刺，充满了灰色地带，充满了矛盾。”所以在这样的喜剧世界里，他努力做了很多事，却对于六年后的40充满了迷惘；所以他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说自己长得太丑了，却想要在音乐和人生中创造美好；所以他不追求音乐的感官化、偶像化和商业化，却在台湾五大外资唱片公司夹击下陷入某种挣扎……“被掷入海的娃儿产生了涟漪，社会如何接纳他？”这是他在《11号产房》里第八个段落的注释，而其实也是他矛盾的注解，但即使矛盾，也需要在降生之后面对“持续变化的状态”。

至少是听到了哇哇的哭声，至少是可以自己呼吸，至少“11号产房”里已经宣告了独立的开始。“11号产房”的数字意义是7月11号陶喆的生日，也是第三张专辑里的11首歌，前者指向生命状态，后者指向音乐本体，所以在“11”的数字世界里，是陶喆的音乐生命。录音助理及制作统筹朱敬然，音乐制作人王治平、Jim Lee，前“侠客”唱片的杨璞璞、金瑞瑶，作词家娃娃，乐评叶云甫，录/混音工程师Craig Burbidge，他们都是陶喆的合作伙伴，也见证了他在音乐上的成长和开拓，他们把陶喆比喻成狐狸、日历、蛇、E-mail，而陶喆却把自己叫做“流浪者”：“可是我觉得或许我就是一个drifter（流浪者），我就是永远是在流浪的，什么时候我会找到一个家，i don`t know，maybe是我结婚生了孩子了，可是我觉得寻找自己的自我跟认同，那是一个终生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永远在寻找永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神是什么，知道我的宗教是什么，我知道我的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可是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会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东西，会去动摇你的自我，跟你的很舒服的那个safty zone（安全地带）。”

陶喆把自己定义为“流浪者”，定义为“troubled water”，流浪是“持续变化的状态”，“troubled water”则是一种莫名而缺失方向的流动，所以在陶喆的内心深处，那种Runaway的状态在2002年以及之后成为对于现实和矛盾的反抗态度，《Runaway》的MV里，陶喆唱着“麻痹的神经”，唱着“无尽的公路”，唱着“甩开一切无所谓”，但是那音乐的世界里，是行走，是速度，是方向，是流动，是转换，是前方，而最后是掏出的一把黑色的枪——枪声最后响起，却是一片烟花盛开的世界。

枪声和烟花，革命和唯美，暴力和胜利，或者也是一种诡异的矛盾，无论是子弹还是烟花，都在那天空里成为一种飞行状态，但是陶喆想要的自由坠落在哪里？当2002年的音乐已经远去的时候，当现实的2015年到来的时候，“一生是长还是短”的疑问里，或者坠落真的变成了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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