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10《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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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筹海篇》

从弃笔从戎,到参谋前线战事,再到奋笔疾书;从初成的50卷,到增补为60卷,再扩充到百卷本——魏源和《海国图志》都完成了一种转型,到1852年,包括14种历代史志、70余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各种奏章以及搜集的材料、自己的考证的《海国图志》终于完成,成为近代史上最早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此时,距离1840年英国侵略者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发动鸦片战争只有12年,无疑,魏源著述《海国图志》看起来更多是为了一种“近利”的目的。王茂荫阅读此书后,认为《海国图志》“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书中所介绍的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所以他在《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就呼吁要重新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人怀抵制之术而日兴奋励之思,则是书之法出,而凡法之或有未备者,天下亦必争出备用,可以免无法之患。”当时的左宗棠也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说:“鸦片之蛊,痈养必溃,酒后益酲,先事图维,罂粟之禁不可弛也。”

无论是王茂荫认为“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还是左宗棠“窃有俟于后之读是书者”,都指出了《海国图志》的现实意义。但是魏源著述此书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一时之需,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此书是因为“以夷攻夷”而作,因为“以夷款夷”而作,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开拓视野的一次宣言,更是当时中国和世界对话的开始,其本身的逻辑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便是“夷长技”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用鸦片战争打开国门的侵略者本身存在着高于中国之技,这是对世界形势的一种判断;第二个维度便是面对“夷长技”的态度,那就是“师”,师便是效法,便是学习,便是取长补短,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有“师”的态度尤为可贵;而这种态度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具有明确的任务,那就是“制夷”,以夷攻夷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以夷款夷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而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战争侵略者的“制夷”——“长技”是夷之存在的客观现实,“师”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制夷”是最终要取得的成效,“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这一宣言构筑了中国和世界对话的三层维度。

在三层维度里,如果说“制夷”立足于长远,是一种战略性的目的,那么“师夷长技”则是面对现实的迫切需求,是一种战术要求:对于夷之长技,要如何学习?要学习什么?《海国图志》在文本意义上本身就具有“师”的特征,在《海国图志原叙》中,魏源介绍了此书征引的材料,一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所译的《四洲志》,第二则是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第三种材料则体现了“师”的意义,它们是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的《合省国志》,另外还有《外国史略》《欧罗巴洲总记》等篇章,这些外国人的著述被魏源引用,就是一种学习的态度,“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所以对于《海国图志》来说,开创新的意义首先在文本的选择上,“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以西洋人谭西洋”更为直接,也终结了自我封闭的体系,魏源认为,加上夷图、夷语,此书“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在文本意义上还有另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标志,那就是图表的使用,正如书名一样,对于各国的介绍,首先就是“图志”,“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惟是诸志多出洋商,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图表呈现了一个更为直观的世界,也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具象化。《海国图志》卷三集中展示了各种地图,其中有《东南洋各国沿革草图》《西南洋五印度沿草图》《小西洋利未亚洲沿革图》《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草图》等大洋大洲的总体地图,也有《汉魏唐西域沿革图》《元代疆域图》等历史流变图,更有《地球正背面全图》等全域世界地图,而在微观展现上,更是不同角度的地图,比如关于朝鲜,有《朝鲜国北界图》《朝鲜国中界图》《朝鲜国南界图》等,关于俄罗斯有《俄罗斯国全图》《亚细亚洲内俄罗斯国图》等,可以说图无巨细,宏观和微观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世界图景。

编号:H68·2220413·1824
作者:[清]魏源 编著
出版:岳麓书社出版社
版本:2021年08月第1版
定价:498.00元当当210.20元
ISBN:9787553812656
页数:2245页

地图之外,还有器物图,有火轮船图、火轮舟车图、铸炮铁模图、炮圈图、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西洋圆形炮台图、润土炮台图、攻船水雷图等等,图中还详细记述了武器的尺寸数据。另外还有各类表,卷七十一是《南阳西洋各国教门表》,列举了各国宗教;卷七十二是《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呈现出中西方立法的异同;卷七十三是《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以对照的方式详述了同一时间中外纪年的不同,比如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冬至,即西洋耶稣降生,而大清道光二十一年为西洋千八百四十一年。图表之运用,对于《海国图志》来说,也是填补了空白,“古有表沿革,无图沿革者,图经表纬,图横表纵,左之右之,互相体用。然以表书史所习、足目所及之中国可也;以表侏离不经、汗漫莫穷之外国,则表自表、图自图,自非专门之士,鲜不一龃而一龉,千殽而千赜矣。”魏源认为这样的编写体例就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功用,“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图表成为“师”的经纬,那么,《海国图志》如何在“师”中真正发挥作用?魏源面对有人对这本书是否具有“制夷”作用的疑惑,他认为,“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海国图志》是兵机,是有形之兵,而更重要的是兵本,是无形之兵,这就需要解决人心之积患,“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人心之积患就是“愤与忧”,所以魏源提出了去除人心之患的方法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瘫、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人心之患需要人才,需要做实事、建实功的人才,而人才之所得,就在于有“师”的态度,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就在于能站在世界的角度考察中国之形式——而这又必须回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最关键的部分:“师夷长技”。

如何“师夷长技”?魏源在通篇《海国图志》里,其实将“师”的内容分成几个层次。第一种层次当然是对世界的了解,《海国图志》编写世界各国地理、风俗、物产、气候、宗教、历法,便是此种目的,它将中国从孤立状态解放出来,从东南洋到西南洋,从小西洋到大西洋,从北洋到外大西洋,从亚细亚洲到利未亚洲,从欧罗巴洲到墨利加洲,呈现了地球各国的历史和总体面貌。而要在海国中建立“师”的态度,魏源又细分出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的层次,这个层次集中在对西方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从第八十五卷开始,魏源更是辑录了国人对这些武器的介绍,安庆府监生方熊飞写有《请造战船疏》:“战船之修,宜及此时,亡羊补牢,三年蓄艾,未为迟也。迨夷匪荡平,即以此船巡洋缉盗,武备张而不弛,遐方畏而胥怀,长治久安,在此一举。”靖逆将军奕山等的《造炮工价难符例价疏》上云:“查军营器械必须整齐,枪炮必须坚利,方足以壮军威。办理防堵善后,炮械尤须制造精良。”除了这些奏折文书之外,还有造船、火轮、铸炮等的实用性技术介绍。

在器的层次之上,则是术的介绍,而魏源的《筹海篇》便是战术的阐述。《议守》则专论守的意义和方法,在他看来,“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守的意义何在?“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魏源提出的观点是“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所以守是关键,他认为守的策略有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为什么不直接在海口抵御?甚至为什么不直接在外洋制敌?魏源认为,不管是海口还是外洋,都是以已之短攻其之长,其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要达到“奇功”,就必须守住内河,“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

魏源关于守的战术思想是一种诱敌深入,“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他从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地作战的实例来说明他的战术思想;同时,他认为在守中要贯彻纪律意识,要出奇制胜,“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奇也。”要人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在关于守的论述中,魏源还从具体现实出发,提出了用兵贵在调兵的主张,“调兵者,选调本省之兵而已;募兵者,选练本省之人而已。远调不如近调,远募不如近募。”

魏源: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而在《议战》中,魏源认为只有在守之固的基础上才能外攻,“内守既固,乃御外攻。”而攻又分为陆攻和海攻:陆攻重点在印度,海攻则“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而攻就在于武器的精良方法之得当,“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在《议款》中,魏源则考察了中国“款夷”的原因,“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以夷款夷是事变之后的举措,魏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杜绝鸦片的危害。但是不管是守还是战,或者款,都是一种战术需求,而真正“师夷长技”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思想,而这种战略思想便是对形势的判断。

“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夷情就是对夷本身的了解,也是对各国“制夷患”的经验分析,更在于从世界的形式分析制约之法。当时的夷重点就是指英吉利,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辑录了《英吉利国总记》《英吉利所属斯葛兰(岛)[地]附记》《英吉利所属爱伦国附记》《英吉利国广述》,还增补了新加坡人所撰的《英国论略》:“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屿也。其南大岛曰伦墩国,北岛曰苏各兰国,两国共名英吉利。”还引用了歙叶钟进蓉塘选录在《寄味山房杂记》中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英吉利不见《明史》,入本朝始通于中国。考地图,在中国西北百余度。其国东西马行约二日,南北六日。余地散处各州岛屿,与邻国分市,相距有数万里者,悉航海以通往来。”当然这些也都是对其地理和历史的描述,魏源选录这些文章的目的便是指出英吉利崛起的原因,“至显利七代王(亨利七世建立英国都铎王朝),娶依来西白剌为国郡,始革世袭之职,皆凭考取录用,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然后从职官、军伍、政事、王宫岁用、杂记等方面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了英吉利的“夷情”。而在《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魏源指出了认识夷患的重要意义,“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制夷之法,“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而在“制夷患”中,魏源结合各国的历史和做法,总结了它们的经验。越南在“安南光中王冲幼被篡事”之后,光中王既感谢欧罗巴的扶佐,又羡慕欧罗巴的兵法,“遂仿造兵船、火器,训练国兵。”从越南的兵制、兵船、军制介绍之后,魏源认为,“以现有炮船三百艘,大兵船一号,在阿细亚洲诸国,罕与匹敌,是以兼取安南、东京及干波底阿国,并合三国而统一之。”而缅甸在乾隆三十四年的老官屯之役中,“专以大木立栅自环,为不可败,有时英吉利兵亦为所遏。”由此魏源认为,“故上兵之纪律敌莫能御,中兵之纪律敌莫能侮。”从缅甸抗拒夷兵之法“知我之所以守”,从安南扎船之术“知我之所以攻”。在介绍外大西洋弥利坚国的历史时,魏源认为,“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梟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而且在建国后,弥利坚国开始了变,“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所以在对各国地形的介绍中,魏源更是贯彻“筹夷情”的形势判断。在《西南洋五印度》中,魏源分析了五印度的战略性地位:东印度是英夷驻防重镇,又与当时中国的属国缅甸、廓尔喀邻近,“故英夷之逼中国,与中国之筹制英夷,其枢纽皆在东印度。”南印度“有佛兰西、弥利坚、葡萄亚、荷兰、吕宋(指占领马尼拉的西班牙)各国市埠环列”,英吉利在此有鸦片产地,所以魏源认为,“故我之联络佛兰西、弥利坚及购买船炮,其枢纽皆在澳门与南印度。”中印度是英吉利和俄罗斯相拒之所,中间隔着即兴都库什山,“故我之联络俄罗斯,其枢纽在中印度。”所以综合来看,五印度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不悉东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廓夷,虽有犄角捣批之策而不敢信也。不知南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佛兰西、弥利坚,欲行购造兵船之策而未由决也。不知中印度、北印度之情形,则不知联俄罗斯,方询俄罗斯国都与英夷国都远近,不知其相近者在印度边境,而不在国都也。”《海国图志》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战略思维,“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今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而志西洋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

从器到技再到形,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在战术和战略上形成了统一,无疑,身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魏源,在其思想中还存在着中国中心说,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中,魏源认为,“自生民以来,际天所覆,大一统之国惟中国。”在这大国之外,则是九夷八荒——将西方侵略者成为“夷”,本身就是一种对外敌的蔑称。但是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打破了国人孤陋寡闻的状况,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他所提出的“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等战术思想,更是为当时如何对付敌夷提供了方法论。但不管是魏源还是《海国图志》,只是那个时代的灵光一现,从器到技再到形,却最终没有能形成“道”,也未能走出宿命,正如左宗棠所言:“异学争鸣,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炽,以儒为戏,不可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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