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5《穆旦诗集》：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诗》1976年4月
诗，曾经高不可攀，千万卷名诗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堆积如山；诗，被写在那一张黄纸之上，等候后世之人前来探视——在漫长历史和个人简史之中，在宏大叙事和个人故事之间，诗都是火热的熔岩，诗都是澎湃的激情，都是对后世的激励与启迪，但是为什么火热意味着苦痛，为什么激情意味着自戕？最后是被灰尘覆盖而“变得冷而又冷”，最后在“沉默的苦痛”中成为一种见证：诗歌到底见证了什么？诗歌需要见证什么？
这是1976年的哀叹，沉默着，痛苦着，“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成为穆旦困惑之后的态度，诗歌不再是永生，它又遭遇了什么？实际上，1976年，穆旦仿佛是在诗歌中得到了新生：3月他写下了《智慧之歌》，当“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当树叶开始飘零，这并不是终结，因为枯黄堆积在内心，而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那里有青春的爱情，有欢腾的友谊，有迷人的理想，每一片叶子都成为了日常生活，而这就是时代生长出的“智慧之树”，“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4月他写下了《听说我老了》，人们都对他说“你老了，你老了”，但是还有一个赤裸的我不曾被人看见，只有那个赤裸的我，才能在内心的旷野之中“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有智慧之歌，有赤裸之歌，穆旦在1976年的时候也看见了曾经“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那些为了生活的坚强虽然都变成了“死亡之宫”，但是，“日程的铁轨上急驰的铁甲车，/飞速地迎来和送去一片片景色！”而对现实的批判之外，仍是一种渴望：“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沉没》）”
1976年的穆旦还在神/魔/人/权力中建造宏大的多声部结构，神在说话：“我不知度过多少胜利的时光，/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权力是病因，“你对我的无限要求/就使你的全身生出无限的腐锈。”魔在说话：“而且把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都从你那里拿出来做我的营养。”人在说话：“心呵，心呵，你是这样容易受骗，/但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真理。”那真理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天堂。”这是一种表象的“真理”，神和魔和人的言说，并非是对病态世界的一种嘲讽，并非是可以建立合理的制度，当权力是“不见的幽灵”，它腐蚀到各个角落，它用幻术越过誓言，“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神的变形》）”神的变形，会成为魔，会成为权力，而最后总是对人制造的痛苦——1976年是人在受苦，1976年是人在说话，1976年便不是沉默的历史。
对于穆旦来说，1976年找到了诗歌的新生，这一年写作的诗歌甚至比遭遇了不公正待遇的那十多年诗歌还多，在1953年回国之后的23年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也许是压抑太久，穆旦需要用诗歌说话，需要唱出智慧之歌，需要在赤裸中看见内心，即使在“神的变形”中审视权力的扭曲，人对苦果的品尝何尝不是一种言说？但是穆旦知道自己写下的无非是“一张黄纸上的几行字”，无非是火热的熔岩在灰尘中冷却，无非是用沉默来见证痛苦——几个月之后，穆旦溘然长逝，生命最后阶段中涌现出的诗歌，看起来更像是穆旦的一种回光返照，而这回光照见的可是诗歌本身的沉默，照见的可是诗人本身的苦痛？
收入诗集的第一首诗歌是刊载于《南开高中学生》1934年春季第二期的《流浪人》，那时的穆旦是迷惘的，“软软地，/是流浪人底两只沉重的腿，/一步，一步，一步……/天涯的什末地方？”天涯在何处，是16岁的穆旦对于未来的迷惘，腿是沉重的，脚是疲倦的，头是昏沉的，心是苦痛的，连“火热般的身子，熔化了”，但是这棉花似的堆成一团的身体，却依然需要一双脚的行走，一步是向前，一步也是向前，一步还是向前，在“一步，一步，一步”中构筑的是“流浪人”向前的态度。这第一首诗，第一种态度，第一次前行，可以看成是穆旦人生“火热的熔岩”的喷发序曲。他为什么要在如此的时代还“一步，一步，一步”流浪向前？因为他看到了必须前行的现实：三岁的孩子在那里啼哭，年轻的妈妈为生存奔波，“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两个世界》）”虽然是两个世界，但是必须活下去的“同一世界”；老木匠是孤独的，是寂寞的，“伴着木头，铁钉，和板斧/春，夏，秋，冬……一年地，两年地，/老人的一生过去了；/牛马般的饥劳与苦辛，/像是没有教给他怎样去表情。(《一个老木匠》”那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中国，“在你的光彩下，正义只显得可怜，/你是一面蛛网，居中的只有蛆虫”，这是“饥饿的中国”，“我看见饥饿在每一家门口，/或者他得意的兄弟，罪恶；/没有一处我们能够逃脱”，活着就是饥饿，扼住喉咙的还有道德、法律和贫困，“饥饿领导着中国进入一个潜流/制造多少小小的爱情又把它毁掉。（《饥饿的中国》）”
| 编号：S28·2210620·1761 |
当然，这也是一个多难的中国。一腔热泪对着鸟默然，“我们一同忍受这傲红的国旗在空中飘荡！”祖先们的血汗化作了青烟，四千年的光辉已经塌沉，只听到的是铁蹄声，那时敌人露出的凶焰，而喊出那不屈声音的子孙们，“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哀国难》）”国难当头，只有寂静，池塘里冲出几只水鸟，也是“飞上高空打旋”，当新的血涂着新的裂纹，似乎只剩下了哀伤。这是1935年的哀伤，而在1937年那屈辱的枪声响起，唤醒的是古墙的沉默，“古代的楼阁吞满了荒凉，/古墙忍住了低沉的愤怒；”古代的豪杰已经睡去，系过战马的古墙已经荒废，凯旋的车驾响在远处，原野的号鼓早就湮没，但是古墙还没有倒下，“晚霞在紫色里无声地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辉，/当一切伏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的是坚忍的古墙。”也正是在通货膨胀的中国 、饥饿的中国、多难的中国、沉默的中国中，才需要从此“一步，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
这是穆旦作为学生青春的燃烧。远处有一盏灯，有一把火，“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途，/我知道，虽然总有一天/血会干，身体要累倒！（《前夕》）”前方有鸟的歌唱，有云的流盼，有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我看》）”即使被关在园子里，也有“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园》)”这是穆旦作为行者的远足，“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他在三千里步行中“出发”，“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这是三千里步行中行走，“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噢！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这是穆旦作为士兵的战斗，“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
从南开大学的学子，到湘黔滇旅行团的行者，从西南联大的老师，到中国远征军的战士，这十多年里，穆旦见证了中国苦难，发出了中国呐喊，也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生死抗震，可以说，这是穆旦一生中最富激情的一端时光，而这充沛的情感关乎的是民族，是国家，是诗人的使命。1936年，他向着国旗肃立、致敬，“庄严的国旗要随着祖国，/屈辱地，向别处爬行/我们咬着一千斤沉重，/对她最后敬礼，含着泪心。”1938年他写下了《祭》，那是一条永不驯良的桑干河，是启发了祖国的桑干河，是复生了祖国的桑干河，“流吧，不断地流，不断地涌起波涛，/广大的山河在激跳着你的脉搏，/流吧，战死的男儿，你祖国的魂，/我们永远纪念你，不是泪，是自由的国度。”1939年，他歌唱这个战斗的时代，“O热情的拥抱！让我歌唱，/让我扣着你们的节奏舞蹈，/当人们痛哭，死难，睡进你们的胸怀，/摇曳，摇曳，化入无穷的年代，/他们的精灵，O你们坚贞的爱！《合唱二章》”1941年，他看到了已经起来的民族，“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1944年，他在希望幻觉又产生希望中“活下去”，“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谁知道时间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坠落在/于诅咒里成形的/日光闪耀的岸沿上”；1945年，他在甘地的战斗中得到了力量，“他竖起的是谦卑美德，沉默牺牲，无治而治的人民，/在耕种和纺织声里，祈祷一个洁净的国家为神治理。”1945年，他在欧战胜利日中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看看我们，这样的今天才是生！”
从屈辱的国到重生的国，从战斗的国到活下去的国，穆旦的国家主义个民族精神在诗歌中变成了一种武器，而这也是他个人生命的激情写照，《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描绘了一幅战斗画卷，当敌机疯狂轰炸守城不对，当难民们扶老携幼，“让我们记住死伤的人数，/用一个惊叹号，作为谈话的资料；/让我们歌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是小孩子，是青年人，是中年人，是老人，是妇女，是抛家而来的，是海外归来的，是逃难来的，“你们就要牺牲在炸弹下面的，你们就要失掉一切又得一切的人们”，但也是燃起“向黄昏里冲去”的“我们”，于是唱起了广东音，湖南音，江北音，云南音，东北音，河南音，北京音，上海音，福州音——“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种力量，“我们”是一个国家，“用粗壮的手，开阔条条平坦的大路，/用粗壮的手，转动所有山峰里的钢铁，/用粗壮的手，拉倒一切过去的堡垒，/用粗壮的手，写出我们新的书页”，头顶着夜空，夜空里有光，内心里有交响，在火炬行列在昆明，1939年就是从战斗中凝聚其力量的英勇的一年。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每一个青年人都背负着使命，那是无数个“穆旦”的青春，那时，“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O让我离去，既然这儿一切都是枉然，/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我要走出凡是落絮飞扬的地方，/因为我的心里常常下着初春的梅雨，现在就要放晴，/在云雾的裂纹里，我看见了一片腾起的，像梦。”当现实的洪流冲毁了人桥梁，他起先躲在真空里，“我已经渐渐老了，你可以看见我整日整夜地围着炉火，/梦寐似地喃喃着，像孤立在浪潮里的一块石头，/当我想着回忆将是一片空白，对着炉火，感不到一点温热。”但是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新鲜的空气透进来”，“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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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旦：我们躺下来没有救治 |
这是属于一个青年人的“玫瑰之歌”，从现实走向梦境，从真空投向熔炉，从我融入我们，“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但是战斗的、青春的、新生的一切，在穆旦的世界里，宏大叙事的背后总有另一个诗人，这是作为出行的学子、远足的行者、出征的战士之外的存在，1947年的《三十诞辰有感》中，穆旦看见的是一个“不见的主人”，“是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攻击和再攻击，不过酝酿最后的叛变，/胜利和荣耀永远属于不见的主人。”因为在青春的影子中重现发现的自己已在毁灭的火焰中，因为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现在已经无处可寻，因为在每一刻的崩溃中总有一个向下碎落的敌视的我，“和它肩并肩地粘在一起，/一个沉默的同伴，反证我们句句温馨的耳语。”三十岁的穆旦，看见了另一个自己，现在的自己，敌视的自己，以及沉默的自己——他到底看见了什么，自己是不是也看见了他？
“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地上。可是在我们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第二次蛇的出现，是第二种诱惑的开始：这是一个狂欢的季节，这是一条喧闹的街，这是一个百货公司，这是一次陪购，“无数年青的先生和小姐，在玻璃夹道里，/穿来，穿去，和英勇的宝宝/带领着飞机，大炮，和一队骑兵。”没有属于自己的路，只有飞蛾扑火般的存在，“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这是“蛇的诱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战斗的前方回到小资产阶级挥动着手势的后方，苦难被重新书写，不幸成为一种麻木，诱惑和享乐成为另一种渴望：这是另一个《漫漫长夜》，“然而总传来阵阵狞恶的笑声，/从漆黑的阳光下，高楼窗/灯罩的洞穴下，和‘新中国’的/沙发，爵士乐，英语会话，最时兴的/葬礼。”只有那些孩子们去战场了；这是对时代的《祭》，阿大在上海工厂里劳作了十年，“贫穷，枯槁。只因为还余下了一点力量”，一九三八年他战死于台儿庄沙场，“在他瞑目的时候天空中涌起了彩霞，/染去他的血，等待一早复仇的太阳。”但是在后方除了感叹，海慧寺喝酒，还是跳舞，“忽然他觉得自己身上/长了刚毛，脚下濡着血，门外起了大风。/他惊问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悲观论者的画像”，没有热，只有“冻结在流转的冰川里”，只有不可挽回的死和不可触及的希望，“我自己的恐惧，在欢快的时候，/和我的欢快，在恐惧的时候，/让我知道自己究竟是死还是生，/为什么太阳永在地平的远处绕走……”这是“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的时代，“因为你们知道的，在我的怀里/藏着一个黑色小东西，/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
战斗的另一面是喧闹，牺牲的另一面是诱惑，寒冷的另一面是浴火，而这一切的“我们”，又走在怎么的路上？“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千万人民，/悲惨，热烈，或者愚昧的，/他们和恐惧并肩而战争，/自私的，是被保卫的那些个城”，保卫那个城，战死那个城，是不服从，是不毁灭，但是那冷风造就吹进了“我们长住的/永久的家乡和暂时的旅店”，复仇是为了合法地将自己的安乐“践踏在被人的心上”，在我们和他们构筑的世界里，“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所以穆旦喊出了“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的疑问，而从“我们”到每一个人，都隐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这是1941年的《控诉》，那时的穆旦还没有成为远征军，那时的穆旦已经看见了“历史的矛盾”，那时的穆旦也开始了个体的“控诉”，以及“哀悼”：“O爱情，O希望，O勇敢，/你使我们拾起又唾弃，/唾弃了，我们自己受了伤！/我们躺下来没有救治，/我们走去，O无边的荒凉！（《哀悼》）”
个体的控诉，个体的哀悼，仿佛是穆旦一个“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的预言。当新的国家建立，当新的事业开启，当新的时代到来，在美国的穆旦痛斥西方的教育和文化，《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是揭露，“那只手呀，正在描绘战争的蓝图，/那图上就要涂满你的血肉！”《感恩节——可耻的债》是控诉，“有多少人饿瘦，在你们的椅子下死亡？/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而回来的穆旦呢，带着一颗贫穷地心，只为自己唱起“葬歌”，却不敢哭不敢笑，“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百家争鸣中想要“九十九家争鸣”，“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那么小心翼翼，那么畏手畏脚，那么讨好又那么无奈，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诗歌沉默了，诗人沉默了，只有破纸上的几行字，只有泪水和灰烬。
1976年终于开始说话了，穆旦在《春》里说：“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寂静的石墙内今天有了回声/回荡着那暴乱的过去，只一刹那，/使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在《夏》中说：“他写出了我的苦恼的旅程，/正写到高潮，就换了主人公，/我汗流浃背地躲进冥想中。”《秋》里是绿色的回忆，是青黄的微笑，是水的安恬，却也是冬的战书，而在《冬》里，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冬天使心灵枯瘦，冬天封住了门口，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从春到夏到秋到冬，从花的梦到汗流浃背的冥想，从水的安恬到冬的战斗，四季循环着，组成了完整而封闭的一年，一年又一年，便是穆旦看见了走过的那些人生：从“一步，一步，一步”的流浪人，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出发的学生时代，从“我们咬着一千斤沉重”的战斗，到“我们自己受了伤”的打击，在历史的矛盾制造的不同时代中，穆旦走来又走去，但是他终于体会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我改唱一首描写天空的颂歌，/声音晴朗、想感动洁白的云朵。//组成图案的白云闻声散开”，世界开始寂寞并且沉默并且冷漠，于是，最后的他作为曾经的歌手向时代向自我发问：“生活为什么这样对我？”
其实，根本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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