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24《保卫马克思》：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
当尼娜走出大门去迎接光明时，她还不知道她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也许她会失败。但我们至少知道，她将走向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是金钱的世界，但也是制造贫困并使贫困意识到“悲剧”的世界。
——《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
出走，逃离，尼娜看见的光明是外面制造的光明，它甚至就是一种黑暗，因为当它离开这个黑暗和贫困的世界，她将投身的是纸碎金迷的世界。这已经不是一个“尼娜出走之后”的社会学问题，如此义无反顾，对于她来说，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但是很明显，尼娜的逃离，不是为了一种达到，而是为了离开，或者说，不管外面是光明还是黑暗，不管是金钱主宰还是继续贫困，她只是为了告别那个充满谎言和幻想的世界，那个虚度和停滞的世界。
甚至她在离开之前把满腔怨恨泼向自己的父亲，而父亲是为了她的贞操杀了那个窥伺她甚至占有她的坏小子杜加索。难道杜加索不该丧于尼娜的父亲之手？难道尼娜的父亲所为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我们的米兰》，意大利贝尔多拉西的剧本，米兰批科罗剧团将其搬上舞台，1962年7月开始在民族剧场演出。和剧情本身的疑问一样，在《我们的米兰》演出之后，巴黎评论界对其进行了责难，但是在路易·阿尔都塞看来，贝尔多拉西的剧本具有深刻的寓意，它不仅制造了戏剧的辩证法，而且在意识的破灭中引向了真正的意识辩证法，它通过戏剧本身的结构完成了批判，“真正的批判只能是内在的批判，而在成为有意识的批判前，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和物质的批判。”
内在的批判表现在一种历史的真实性。贝尔多拉西的三幕剧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米兰，那里有失业工人，有小手工业者，有乞讨者，有妓女，有受警察追捕的小偷，游乐场的矮木棚、算命摊、马戏团以及其他诱人的场所构筑了戏剧的人物和场景，“他们也不再是我们神话中的意大利人了。他们属于无产阶级的最下层。”在戏剧所呈现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恰恰是一个没有发生历史事件的时代，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虚度的、停滞的时代，这是戏剧真实性所体现的“缓慢”的时间结构，它成为没有促使情节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的非辩证时间。但是，在这个缓慢的时间结构之外，则是冲突的时间，是冲突走向“悲剧”的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的悲剧性也并非是尼娜所遭受的命运劫难：她从马戏团帐篷的破缝里聚精会神看小丑的表演，坏小子杜加索窥视着她，并开始打她的主意，最后导致的冲突是父亲将杜加索杀死了。
父亲是为了保护她而杀死了杜加索？但是这个关于恶的死亡并不是尼娜命运的改变，当她开始仇恨父亲的谎言和幻想，仇恨父亲为了虚构的神话而死去，她只身逃命的行为才真正制造了这个悲剧的时间结构，离开黑暗和贫困投身于纸碎金迷的世界，在社会学意义上尼娜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甚至在人格意义上跌入了可能更为悲惨的泥沼，但是阿尔都塞将这个悲剧时间结构的出现看成是一种“颠倒”，在通过旁白、侧面和在舞台一角表现中开始了批判，而这正是戏剧所应有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意识的辩证法，它所批判的是尼娜父亲的意识以及他的情节剧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批判为真正辩证法的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里，阿尔都塞把情节剧意识和剧中人物的意识放在同一性中建构，在他看来，情节剧意识和剧中人物的存在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情节剧意识就是从外部强加在一定环境中生活的人，但是辩证法需要的则是从内部进行的批判：当尼娜走出大门就是走向在她看来是光明的世界，就是走向她自己选择的真实的世界，这是一种批判父亲的意识之后的意识；到那时这个外面光明而真实的世界又是一个金钱的世界，也是制造贫困并使贫困意识到“悲剧”的世界——尼娜抛弃父亲所代表的的意识，就是抛弃这种意识具有的虚假辩证法，尼娜走向悲剧世界，就是去体验和研究另一个世界，而这种从内部建立的悲剧时间结构具有的批判意识是真正辩证的。
从阿尔多拉西的剧本所隐含的意识辩证法，阿尔都塞想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结构的内在分离性和不可克服的相异性是这些剧作的显著特点。”在他看来，布莱希特在《大胆妈妈》《伽利略》中推翻了传统戏剧的结构，为了让观众产生一种真实的、能动的意识，布莱希特打消了任何想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充分地发现和表现自己的念头”，也就是说，布莱希特放弃了用自我意识的形式来表达剧本的意义和潜在意义，或者说，布莱希特和尼娜一样以怨恨父亲的方式逃离“缓慢”的世界，从而离开了被自我意识形态所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剧本把主角连同主角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虚假辩证法统统消灭了。”只有让自己投身于另一个世界，并在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生动关系，意识的辩证法变成了戏剧的辩证法，变成了真实的、正在发生的辩证法，“这种新意识是尚未完成的意识，它在这种未完成状态、这种由此产生的间离状态以及这种源源不断的批判的推动下，通过演出而创造出新的观众。”
从贝尔拉多西的剧本，到皮科罗剧团的演出，再到布莱希特的理念，阿尔都塞书写了“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只是探寻戏剧中的意识辩证法，而是希望在批判中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序言》中阿尔都塞开宗明义了自己的转身的必然，像尼娜那样从黑暗和贫困中走向光明和真实，是不二的选择，那么，那个尼娜的父亲在哪里？谎言和幻想又制造了怎样的父亲意识？序言的题目叫“今天”，站在今天的位置上，阿尔都塞首先看到的一定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历史，必须以回望的方式看见，另一个则是未来，也只有从历史的死胡同中脱身才能以探索的方式看见——这个“今天”的视角，其实提供了三个维度，一个是阿尔都塞自我的审视维度，当“今天”的法国没有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当法国哲学自大革命后到“今天”一直贫乏，当“今天”的哲学不研究哲学，而挥舞起“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当“今天”的我们在一味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再从事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成为牺牲品，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岌岌可危，我们必须转身，必须逃离，必须像尼娜那样完成一种意识的“颠倒”，“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
| 编号：B83·2220219·1815 |
站在“今天”的位置要转身，另一个维度则是“保卫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转向科学的马克思，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保卫马克思，其实就是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就是从历史中转身投身资本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所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建立了关于“今天”的第三个维度：马克思正是从历史的死胡同中转身开始了批判，从而完成了“认识论的断裂”——阿尔都塞借用了自己的老师加斯东·巴什拉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他认为，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马克思先是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后来又抛弃了它们，在特殊的差异性上完成了认识论的断裂。他把这个断裂的位置确定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马克思自身来说，他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声明：“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当然在这部著作中，阿尔都塞考察了马克思批判而“颠倒”，“颠倒”而创立的内在轨迹。由此，马克思从历史到“今天”的发展路线呈现出一种真正的辩证法：断裂之前是意识形态阶段，断裂之后是科学阶段，断裂之前是旧理论旧信仰，断裂之后是新哲学。
“今天”的三重维度为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动力，批判是消灭，只有从名义上得到哲学的真正死亡，哲学才能回到真实中去，从而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这就是批判的双重行动，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批判的死亡和死亡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真实历史中是如何进行双重行动的？阿尔都塞从“认识论断裂”的确切位置考察马克思的转向：从1845年往前推，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继承和决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就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宣言”的接受，在《哲学改革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的原则〉序》这两篇文章中，费尔巴哈认为，新的理论发现将把人从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人在这场革命中需要觉悟起来，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
阿尔多塞认为，费尔巴哈是在向人类讲话，“他撕破了世界史的面纱，破除了迷信和谎言，发现了人的真实，并把它交回给人。”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就是人的解放和革命的宣言，这一哲学宣言也让青年黑格尔派走出了理论死胡同，推翻了黑格尔哲学和一切思辨哲学的“新哲学”，使被哲学搞得头足倒置的世界重新开始用脚走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时的新黑格尔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而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也浸透了费尔巴哈思想，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马克思在著作中所使用的术语都来自费尔巴哈，“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但是，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思想，在阿尔都塞看来，也意味着同时开始了决裂，这种决裂不是彻底的，它是在旧概念的整体中赋予新的含义，比如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变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后被马克思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中；而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决裂，意味着对黑格尔批判的开始，但是，“其最后的理论前提而言，是十分不够的，甚至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后来所抛弃掉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所以阿尔都塞认为，费尔巴哈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信仰”的最后见证，“是马克思在抛弃这个借用来的形象并取得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前对照自己的最后一面镜子。”
从对费尔巴哈的继承和决裂中，从批判的不彻底中，青年马克思到底在“最后一面镜子”中看见了什么？《论青年马克思》中，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为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则是青年马克思是否已经是马克思的全部。”对于这场辩论，阿尔都塞从政治、理论和历史三重维度进行了解读，在政治维度上，对青年马克思的辩论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全部之间很容易造成历史的割裂；而在理论维度上，这种分析变成了分析目的论的方法，它违背了哲学的科学性这个本质；在历史的维度上，必须打破具体的人和真实历史双重缺席的状态，让马克思思想重新退回历史，退回真实历史，否则，“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而没有了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历史，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无疑，阿尔都塞对于“青年马克思是否是马克思的全部”的辩论也是一次“保卫马克思”的一次实践，那么青年马克思如何真正在和费尔巴哈的决裂之后完成认识论的真正决裂？如何实现一次科学意义上的“颠倒”？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二版跋中的一句话：“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立”中完成了颠倒式的决裂。马克思是在倒立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并在这个神秘外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合理内核——“剥去外壳怎么可能是一次颠倒呢？或者说，在剥去外壳的过程中，究竟什么东西被‘颠倒了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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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开启了一个新大陆 |
如何颠倒？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被神秘化了，要剥去这种神秘外壳有两层含义，一是剥去相对外在的成分，也就是神秘外壳的神秘形式，更重要的是剥去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具有黑格尔性质的第二层外壳其实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具有的核心是矛盾的一元论。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认为矛盾是简单的，尽管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会中，有着千变万化的现象呈现，但是黑格尔认为一切都可归结为简单内在本源，它是“一国人民内在本原的简单性的反映”，是一国人民最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所以世界历史由这种矛盾的简单本原的简单作用所推动，所以历史哲学呈现出万变不离其宗的辩证变化。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是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的，过去不是一个影子，甚至不是一个“客观”的影子，而是一个积极、能动、具有严密结构的现实，无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族传统，都是现实——所以很明显，马克思的多元决定的矛盾是对黑格尔的简单一元矛盾论的颠倒，是对神秘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而颠倒意味着去除神秘性走向现实性，“只有从社会的任何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这一观点出发。”
正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被颠倒，和《我们的米兰》中的尼娜一样，在意识的辩证法中走向外面真实的世界，在戏剧辩证法中“通过演出而创造出新的观众”——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在《关于辩证法》中，阿尔都塞更为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在颠倒中的决裂过程，而这种颠倒而决裂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问题”。这个特殊性问题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疑问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走向现实的实践，但是为什么还需要理论？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理论就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属于一定人类社会中“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理论实践不仅包括科学的理论实践，也包括先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在这里就有了断裂的痕迹，“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只有当科学同它过去的意识形态相脱离，“揭露科学的过去是意识形态，从而创建科学”，这样才会真正发生断裂。所以，阿尔都塞把具有科学性质的一切理论实践叫做理论，而这个理论是大写的，它是以各门科学现有理论实践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另一种则是带引号的“理论”，它是真实科学的特定理论体系，例如万有引力理论、波动力学理论等。
为什么要理论，就是因为理论是实践理论，是大写的理论，是辩证的理论，“他们需要有理论，即需要有唯物辩证法，来作为唯一能使他们在从事理论实践前初步确定其必备条件的方法。”正是这个大写的、实践的理论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管我们是要开创一种真正的实践，还是要在真正的实践领域中探索新问题，我们都需要有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行为就是一场理论革命，它将理论实践和科学研究中的“材料”加工成认识，从而开始更具广泛意义的政治实践。在这里，阿尔都塞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的主导结构，那就是矛盾多元论：矛盾是多元的，矛盾是复杂的，矛盾是有其结构性，矛盾还有不平衡的规定性——所以矛盾是发展的，矛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如果确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是研究事物本质中的矛盾，是事物发展、停滞、出现、变化和消亡的本原，那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的这个定义中，就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
从简单单一的矛盾论到多元决定的矛盾论，从意识形态阶段到科学发展阶段，从引号的理论到大写的理论，马克思在认识论决裂中所建立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和哲学的、政治的诸种主观主义形式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但是站在“今天”的阿尔都塞并没有完成“保卫马克思”的所有使命，因为“今天”出现了另一种主观主义，那就是人道主义——1964年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看见了“今天”的困境，十年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有一种形式，而现在变成了两种形式，一种叫阶级人道主义，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曾对人道主义做过语言，“共产主义……是由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但是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现，它其实变成了一种混杂甚至矛盾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但是人道主义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科学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的分野是马克思认识论决裂的标志，但是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又将其混杂起来，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再一次被“颠倒”了？
当初马克思完成认识论决裂，就是和哲学人道主义决裂，就是和唯心主义决裂，就是和主观主义决裂，所以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才拥有了辩证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出现，又使得哲学回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中，“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正好通过文字游戏而与资产阶级的或基督教的各种个人人道主义形式殊途同归。”而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的泛滥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越，它是“一种双重的无能和双重的危险的可能的历史征候”，它即使对哲学科学性的一次背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颠倒。双重的无能，双重的危险，当然需要双重的批判：批判历史意义上的科学之前的意识形态，批判“今天”科学之后的意识形态，“我批判的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各种后果。对于科学的知识来说，它们总是一种威胁或一种障碍。”
双重批判才是真正的“保卫马克思”，所以借用J.桑普汉1965年提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阿尔都塞一方面认为，这个概念中的“真正”只是一个修饰语，它依旧是消极的，不接受某些内容的情况下它没有提供新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意义在于一种科学的、真实的，现实的介入，“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而脚踏在实在的地上。”，因为，实在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象，是实践理论的真正所在，“在这广阔、生动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领域中，人类历史的各种事件从此就能被人的实践所掌握，因为这些事件服从于人们认识事件的概念。”由此人道主义才被赋予了实际指导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避免用任何只具有实际职能的字眼去不恰当地代替理论职能，而应使这些字眼在完成其实际职能的同时，从理论场所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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