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4 《虔诚的回忆》：生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
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费尔南德》
把一方小毯子盖上，母亲费尔南德的身边大约没有米歇尔，温暖与柔情都仿佛只是自己完成的一个动作，对于费尔南德来说，这个在自己二十八岁时成为丈夫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注解了这个时代隐隐的伤痛，那次在饭桌上，她欣赏他的是一双骑士和锻工的大手，却没有发现左手中指第一个指节被切断的伤痕。米歇尔经历了什么，似乎被隐藏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费尔南德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找到超越女性的、虔诚的东西。
被忽略的伤痕，一定记录了某个时间，而且纯属个人的，就像我的出生，就像费尔南德的死亡，都在个体意义上逐次展开，却充满了无知，“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不透明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看见，甚至在生与死的出口上，连自己都会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茫然而盲目，便猝然而至。所以在那个费尔南德漫不经心打开一本书的夜晚，显示在时间屏幕上的面庞并非是我看见的，费尔南德似乎也只是隐隐地发现了生命的悸动，于是降生，打开了生之门，而米歇尔被切断而留下的伤痕永远在不透明的地方成为一种生命的标记。
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这个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以确定的方式被打开，而且具体到“将近早晨八点”这个时间，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出生，是扯开嗓子喊叫，是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这一幕一定是被母亲费尔南德，甚至父亲米歇尔所见证，长久的欣喜也罢，一瞬间的感动也好，对于玛格丽特自己来说，总是无知的，就像在卷首引用禅宗公案所问的那样：“在您的父亲和您的母亲尚未相遇时，您是什么模样？”
时间追溯到父亲和母亲没有相遇之前，大约对于个体之生来说没有了任何意义，它在时间之外，甚至在可能性之外，没有相遇自然不会有爱情，没有爱情自然不会有一千天的订婚旅行，没有订婚自然也不会有米歇尔在四十九岁时的第二段婚姻，没有婚姻当然更不会有他们让我的生命开始结合的那一次，生之偶然，就是以猝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时间里，但是一旦打开了门，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再次回溯历史首先是确认：“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这只不过是个体的身份的确认，甚至所有的小事“本身并无意义”，但是“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确认个体的身份之外，我们需要做的是另一种“创造”：“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克服身份的怀疑，是克服父母未相遇之间我们在哪里的不可知论？还是克服幼小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无意义？其实，当玛格丽特如此说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活着状态走向了构建式的创造时代，身为法国人的父亲，身为比利时人的母亲，列日这个城市的过往，埃诺定居时的故事，甚至那些和家族传承、改变有关的一切，其实提供了足以庞大的背景，但是所有的背景都在一些个体的历史交错中，个体命运的辗转中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却折射出一个时代。
就像“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的时候，一种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也打开了一种不透明的死之门：十八日晚上，费尔南德因为患上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告别了人世，那时，刚出生不久的玛格丽特还睡在摇篮里，之前，米歇尔关于费尔南德的体温和脉搏记录里却迷信似的缺失了十三号，或者也是在之前，费尔南德关于我的可能未来嘱咐丈夫：“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像是最后一句话，提到了修女，就是提到了宗教提到了信仰，提到了在超越生和死的信仰，她这样留下遗言的意义在于：“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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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70722·1399 |
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伟大，所以在玛格丽特为费尔南德专写的那一章里说：“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潜伏在那里的是一个受伤的形象，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如何看见了自己内心里的伤痕，如何在虔诚奔向上帝时却为又留下迷蒙的光线？又为何在有限构筑未来的时候连米歇尔那个被切断的伤痕也看不见？兄弟姐妹中的残疾和死亡或许是一个原因，父亲阿尔蒂尔和那慕尔那个女人之间的堕落行为或许是一个原因，甚至生下了十个孩子的母亲玛蒂而德在费尔南德十四个月的时候暴病身亡更是一个原因——母亲病逝的时候，“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这似乎也成为命运之一部分，但是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她的死之门留下的是关于一个虔诚女孩在时代中的挣扎。
她进入了寄宿学校，被热情的天性和安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莫尼克所吸引，为了她，费尔南德甚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胡乱答题”，把第一名留给了她；而在某种暧昧中，她突破了那种为女性订立的严格规矩，“还谈不上身体的完全接触，只在—次接吻或匆匆擦过的爱抚中发现了肉欲的快感，或是这快感的征兆。”在被人指责标新立异的时候，她甚至开始阅读让《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等母亲害怕的那些危险小说；她爱上了精致高雅的男人赫男爵，这个被虚构的姓和这个男人一样，其实是费尔南德的单相思，她的第一个亲吻和第一次被爱抚和那个穿着短裤的年轻森林管理员有关，“她委身于这狂暴的温情，这力量撼动了她的全身。”可是一切都最后都消失了，不是费尔南德对于爱的渴望消失，而是这两个男人一去不还，“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米歇尔的出现，并非是关于爱情和婚姻完美结合的象征，“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一段维持了15年的婚姻，一个已经叫有人叫他爸爸的男人，四十九岁的米歇尔成为费尔南德结婚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次自我牺牲，只不过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以旅行这种充满了自由和浪漫的方式发生的——他们在一千天的旅行中，感受到了某种不被束缚的感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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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尤瑟纳：每个人都有一张虔诚的回忆卡 |
这或者是最主要的，尽管失去，尽管矛盾，泪流满面之后还是开始了虔诚的生活，宣布结婚必须穿着丧服也毕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甚至最后成了被掐灭的玩笑。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即使世界是一个迷宫，也是以虔诚的方式活着，以及死去，一种关于生命的标志，其实是对于身后世界的意义，或者是创造另一个历史的意义，“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当玛格丽特如此评价母亲的死，在她心里这个和个体身份有关的生死之门就已经通向了整个时代。
在《城堡的巡礼》中，玛格丽特以一种返回的方式，“了解先人的过去”，那些家谱、地方志、费尔南德的回忆，都组成了零星材料，从零星材料展开的是一段被记录的历史，无论是享有教廷爵位的加蒂埃家族，还是保留着全景图的福雷马尔城堡，无论是让农民们仇恨的巴蒂斯特，还是那个外祖父母生活过的苏阿雷，即使伸入到具体的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种存在于时代的烙印也需要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梳理出来，“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这或者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个体的无奈在玛蒂尔德生下的十个孩子里成为一种命运的缩影，“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所以在那一段用材料构筑的历史中，不透明的生之门其实不是指向出生，而是生命，就像费尔南德，在女性的、虔诚的世界里，最后看到的只是虚无造作，从这个意义上阿尔蒂尔和那慕尔女人的堕落，却变成了自由选择，“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所以他在写给奥克塔夫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您被禁锢在我们中间的嫌恶心情……这是个悲惨的国度，一直没膝的污秽泥泞，人们都为一些与利益相关的事情忙碌，嘴里说着公斤、公顷、公尺、公分，或者是没收财产、订立合同、排空积水、挖掘矿藏；所有的人都在数字上举棋不定，筹划计算，没有一点空闲，也没有时间与人为善……
宁静失去了，工业开始吞噬，内心的虔诚失去了，变成了虚无，而阿尔蒂尔为什么给奥克塔夫写这封信？他称他诗人，而玛格丽特称他是“奥克塔夫舅舅”，作为远亲，奥克塔夫和弟弟莫雷却成为“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曾经佩服姨夫在生死面前的斯多葛主义，曾经沉醉在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曾经是一个时代很少的文人，曾经在窗户和书桌之间里构筑世界，奥克塔夫或许在弟弟莫雷的世界里找到了另一种和时代有关的虔诚之心。莫雷是自由的激情主义者，是爱好旅行的冒险主义者，是达尔文主义着，是爱情无所谓论的实践者，也是实证主义者，但是当他以自杀的方式决定了生死，对于奥克塔夫来说，就是生命的启示录：“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所以在他的笔下，触及灵魂的是那些“很长的菱形”，时间是“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精神是“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
沉睡或者唤醒，憎恶制度却无法成为斗士，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却还是特权人物，所以当他死去的时候，呼喊的声音里永远是一个孩子：“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的“虔诚的回忆卡”上写着其中一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虔诚中活着，是因为我站在地上，站在世上，站在生之门里，所以当奥克塔夫和莫雷这两个人成为“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其实个体的生死意义就在于他们站立在时代之中：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
而于玛格丽特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延续，“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于是有了作品《苦炼》，于是有了泽诺，“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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