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4《饭泡粥》：写这么多诗为谁呢
我把
自己两个字
单独圈了出来
——《相当于再见的失败》
作者：竖，一个字，差点把“竖 著”看成是作者的名字，因为不了解，也因为不熟悉，即使通过“年代诗丛”主编韩东、封底推荐人杨黎，大约可以知道“竖”作为诗人的定位，但是扉页那简简单单的介绍又把“竖”还原成一个“独自”的存在：竖，1972年生于上海，写诗、画画、异想天开——1972年和上海，标注了和生命有关的时间和地点，它们是具体的、履历式的、可查证的存在，而写诗会有诗歌留存，画画会有画作问世，但是“异想天开”属于灵感一现，最后烟消云散，“天开”之后是“天合”，最后大约只剩下自己所想象的“异想”存在，就像被自己命名的“竖”，大约也只是一个放在扉页上的署名而已。
不见原名，就是放弃了和1972年、上海一样具体的、履历式的、可查证的存在，而且对于竖来说，这种把自己“单独圈了出来”的作为直接抵向了彻底的解体：封面上似草书的“竖”是狂放的，是“异想天开”的，但是这一个成为字符的名却在中间被生生剖开了，一半的一半，距离尚远，基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完整的汉字，而在中间“竖 著”又醒目地安放着。这是剖开的竖，这是重置的竖，而且是和他人“横刀夺爱”不同的“竖刀劈人”，狠狠一刀下去，仿佛听到了劈开一瞬的清脆声音，又传来放置中间时的滴答回声——解构之后的重构？摧毁之后的命名？那么，当竖说把自己“单独圈了出来”的时候，是要潇洒地删除？还是要重点地圈定？
“自己两个字”当然不是和诗人有关的“竖”，也不是容易混淆的“竖 著”，“自己”就是非命名的自我，而且指向的是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每个人/都只会/为自己才这么哭”，异想天开的竖为什么变得如此敏感而多情？竖又被什么羁绊而无法潇洒无视？因为他触及到了作为真实的自己必须拥有的感受和体验：“理解/是多么多余/狗，是多么友善”，所以那个“自己”既成为一种删除的目标也成为圈定的对象，这便成为竖混杂的写照，就像这本诗集的书名，“饭泡粥”既是饭泡粥，也是粥泡饭，看上去既像如粥的饭，又像如饭的粥，“泡”是黏着，是联结，是互动，是混杂，却再也找不到饭和粥固有的特性。
“理解是多么多余”，这可以看做是竖对关系的一种无奈和拒绝，这种无奈和拒绝或者是放弃了理解，或者是无法理解，它呈现为饭和粥在“泡”之前本来的距离。而人与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这个世界之间，在竖看来，距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们所构成的就是成为问题的关系。三只鸭子离铁轨很近，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但是由此构成了和“火车的关系”；一条臭水河，本来很臭，但是因为居住在它周围的人的关系，“它变得越来越有人的味道”，它反而拉近了河和人的距离，“于是大家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河/不在家门口”还有木棉花开了，“像我不知道它名字的时候/一样/开了”（《木棉花开》），知不知道名字，它都会如期开放；塞进打印机的纸可以没有一个字，但只要直接点打印，那么打印纸会吐出一张白纸，“这让我喜欢打印机”（《一日见闻》）。实际上，距离呈现的可能是近距离，也可能是远距离，不管远近，只要有距离就会产生关系，但是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距离构建的关系之有，而是一种没有距离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变成了空无，就变成了零度。
三只鸭子、臭水河、木棉花和打印机，都是一种物和物的零度关系，而在人的层面上，竖也在不断消解中建立了空无的距离和零度的关系。“她站在马路对面/我在马路这边”，马路对面和马路这边构成了一种距离，在共同等车中建立了关系，而且这是富有诱惑力、铺设了异想天开可能的距离和关系，但是在隔着马路的情况下，“她往那个方向/我，没有方向”，即使在车启动时她正透过车窗向我的方向张望，即使我再心里说“我在这”，但是和“杨絮飘飘”一样，距离越走越远，关系始终在不可能的空无里。相遇如此，结婚也如此，两个人离开了，再怎么看再怎么想要“突如其来的东西”，最后也都相互无关，“而现在/很多人里/没有我/又有什么关系”（《结婚》）；邻里关系呢？竖异想天开自己家有一扇隐蔽的门，“可以直通邻居家”，但是从这家到那一家，都没有人，即使最后对我友好的人，他们也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所谓隐蔽其实是公开，于是也就没有了真正里和外、你和我的关系。
| 编号：S29·2250406·2276 |
“距离/打消了/利害关系/示我们/以/亲切”（《蒲公英》），这是一种虚设的距离，对于我们来说，最后只能走向“锁在身体里的平静”，距离成为一种零度的状态，也就没有了距离，当距离被消弭，关系也变成了虚设，这就是竖对“理解是多么多余”的一种无奈和拒绝。但是，这种回归到身体里平静的锁住状态，在竖那里又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在零度的距离和空无的关系中，竖试图用“竖刀劈人”的方式制造距离、产生关系，更像是把饭和粥混杂在“泡”的状态里，而成为一种解饥的事物。表面上不羁、无所谓，竖的内心里却在乎着关系，渴望着理解，甚至还有很强的理想主义，“随意/自然/无谓/却与你/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在这种理想主义的诗人情怀里，竖又想通过一种解构的表面化方式羞于承认理想主义，他装作潇洒、冷酷，他摆脱语言，他鄙视命运，却在极力寻找微弱的爱。
这样的矛盾在竖的几首“在路上”诗歌中得到了体现。《地铁从公主坟出发》中的竖乘坐的是地铁，毛毛曾经对他说，从公主坟开始的几个站点名字连起来就是“死路一条”：公主坟、万寿路、五棵松、玉泉路、八宝山……这“死路一条”也是隐喻着和毛毛在两年前的分手，但是分手过后并不是如地铁站点一样走向死亡，而是“闭着眼睛，在车厢里/幻想它会带我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于是最后一站就变成了“苹果园”，“苹果园，多好的名字”；在《长途车》上竖首先是一个乘客，必须上车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一个人留在车站/干吗”，但是上车之后没有座位，连扶手也没有，后来发现家人也都不在了，见到的女孩也下了车，最后车上只剩下了我和司机，诡异的是司机竟然也顾自己下车了，他把车交给了我，“他说：/这辆车是你的/你来吧”，可以说，竖在这里已经把所有关系都推向了无，连自己作为乘客也被取消了，但是在取消之后却有了一辆车，即使不会开车也可以向前，也可以平衡，“我笑了出来，眼泪/流到了脸上”。他把这种让人流泪的感觉就叫作“无边无际”；《走》则是竖独自走在路上，他直走，水平地走，却感觉往上走，而且还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继续走又感觉越来越窄了，之后拐了个弯，之后又被绊了一下，之后停住了，“这时，我突然出现在第一次被绊的地方”，接着发现在第二次被绊的地方，但是这不是重复，从往上到往下，从直走到拐弯，从第一次绊倒到第二次绊倒，看起来无聊，甚至只是取消了意义的走本身，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一通走的意义何在/它的形状是A”（《走》）。
乘坐地铁是发现“死路一条”之后的苹果园，长途车中自己成为司机感受到了无边无际，无聊地行走中书写了A的形状，对于竖来说，在路上绝不是把一切推向死寂、冷漠和孤独的状态，而是在空无、虚幻、零度中寻找着意义，这就是在表面消弭距离和关系中暗暗地在构建关系，甚至这种关系让竖感觉到安全。而竖不止是在地铁、长途车和行走中在路上，他也和朋友、家人、自己走在路上，他也在这被不断解构的关系中寻找安全感。《？》是一首以疑问的方式表达人生困惑的诗，“题目/要不叫谜面吧”，而实际上在这个不想命名的谜语中，竖展示的却是多样的人生经历：那是98年的春天，在音像店做售货员的我和朋友李轶非、姜为力、孙杰在一起，四个人过着花生喝酒、抽《大前门》的香烟，看帕索里尼的电影《一千零一夜》，桌子上是商务版的《权力意志》，听“地下丝绒”的唱片，这样的生活无聊吗？迷惘吗？虽然姜为力食物中毒打针，李轶非跟我提议一起离开上海，我感觉生活就像怀孕的少女，“可她还没准备好”，但是在烟和酒、诗和歌、电影和哲学以及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不正是“一切开始色彩斑斓”的美好时光？在《橡皮酒吧》里，一只老鼠死了被埋在酒吧门口的一棵树下，当尹丽川说她怕老鼠的时候，我说“我怕死”，而且还对站在门口的杨黎说：“杨黎/我希望你不要死”，而杨黎也同样说了一句：“我也希望你/不要死”，人不是老鼠，人更不是被埋没的死老鼠，那和杨黎互相说不死的背后不是苟活，而是激情和理想。
对待家人也一样。我爸因为喉癌住进医院，我妈却跟我说：“巴不得伊/早点死忒”，我爸摘了栀子花送给我妈，我妈却是喜欢的，“我妈接过去/闻了闻/塞到了胸罩里/自言自语似的说/勿晓得有虫伐？”我去父亲那里，门关着，父亲喝酒喝高了，我进去之后他给我倒水盛汤，我却说什么都不用，而他执意要为我做这些，看上去父子关系有些隔阂，但是“执意”的背后不正是亲情？父亲后来去世了，家人安排了骨灰撒海，“我怀疑《告家属书》上写的/撒海水域/可能没到真正的海/只是靠近入海口/在长兴岛/和横沙岛之间”，这是一种社会表现出的冷漠，还有所谓的骨灰，“并不是粉末状的/而是骨骼状的”，这也让我不悦，但是家人在那一刻也都哭了，而最后一点骨灰吹进了我的鼻子，“像是在教训我”，回到家听到的是《大海啊故乡》，“这歌之前/我从没听他们放过/爸/你安排的？”（《海葬》）
人生路上有朋友，有家人，不管坐地铁也好，开长途车也罢，这条路上有很多让人迷失的东西，也总是有很多让竖渴望甚至拥有的情感，所以这个把饭和粥泡在一起的故事背后是重构的关系，口水诗淹没不了竖内在的、传统的人文关怀，这也使得那个被单独圈出来的自己成为了理想主义的化身，而这或者也是竖所隐约看见的“田园”，“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哪个朝代/我们都会很快认出/这众生的/田园”，看上去田园已经荒芜，但曾经繁荣，看上去已没有了道路，但留存着本来就是为了开辟，这就是诗歌的世界，“写这么多诗/为谁呢”（《田园》），给曾经一起喝酒的李轶非、姜为力、孙杰，给在橡皮酒吧门口的尹丽川、杨黎，给朋友，给家人，给自己，“那是/比空气/还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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