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30《马与人》：撕扯着她的罗曼司之塔
我怀揣某种大胆而英勇的情绪，毫不迟疑地在信中提起了永远都不该向一个女性提起的事儿，而后用只有医生才会用的语气——说起了姑姑的乳房，我用的是复数。
——《一个现代派的胜利》
拥有大胆而英勇的情绪，信中提及了别人不敢提及的话题，用医生才用的语气，说出了复数的“乳房”，“我写完信后，双眼噙满泪水”，这是为自己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感动，而当姑姑读完了我的信，同样带着强烈的感情而颤抖，是为现代派的作为而感动，一个是写信的人，一个是读信的人，一个使用了复数的“乳房”，一个是长着复数的乳房，一个泪流满面，一个双肩颤抖，当姑姑对护士说出那句：“我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一些的。去叫律师来。”作者和读者完成了一次胜利地对接。
或者并不只是在文本意义上产生共情，当“去叫律师来”成为姑姑的决定，当我获得了一小笔梦寐以求的遗产，这更是现实中两个人的共同胜利，这种胜利改变了我作为办公室职员在芝加哥的生活，也改变了尚未结婚的我对实体女人的害怕情绪，更是让我想成为世上广受赞誉的画家之梦一步步得以实现，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坐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这家酒店里，手里握着笔，创造着我的财富。”但是，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是姑姑的那一小笔财产让我拥有了继续成为伟大艺术家的梦想，而不是我握着笔写下的一封现代派的信让姑姑默认我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个关键点也产生了关于现实和想象的不同指向。
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在芝加哥只是一个办公室职员，是我害怕实体的女人，是我度过了许多无趣而困倦的夜晚，而理想是我要成为画家，“起初我是一个印象派画家，后来是成了立体派画家，再然后是后印象派画家，再然后还是个旋涡派。一次又一次，在我想象的生活中，作为一个画家，我完全被这场运动迷住了。”所以写那封信并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写“胸脯”而写复数的乳房的现代派，就是我解决现实困境的一种办法：让姑姑感动，让姑姑觉得我可怜，让姑姑“去叫律师来”，于是，我的理想实现了，而理想之实现也意味着告别了芝加哥的无趣、困倦以及害怕女人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胜利，一个现代派的胜利，一个能勇敢说出复数“乳房”的现代派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却又回到了作者这个文本主体上来，或者说，这个胜利在故事的讲述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谎言，一种用想象构筑起来的谎言——因为我不是现代派画家，因为我得到了姑姑的遗产也不会成为现代派画家。
一切只是想象的胜利，而这个想象是我讲述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故事的胜利，“鉴于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要对你述说一则与我本人有关的离奇故事——当然，你必须明白，这是用一种完全间接的方式讲述的——因此，我就先提供一些有关我的情况吧。”离奇故事，而且是用“完全间接的方式讲述”，它提供了足够多的想象空间：复数的“乳房”，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酒店，以及那一笔梦寐以求的遗产，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以间接方式讲述的离奇故事里，是不是意味着故事本身和想象一样，成为一种现代派的“创作”？同样在将故事，同样在写作，同样像是对现代派的想象构成的故事写作，《成为女人的男人》也是一个可能是谎言的文本。
写作的人是汤姆·米恩斯，他进入赛场当过马夫，他和我成为了朋友，他后来离开了芝加哥，他把当马夫的那段经历看成是自己的高光时刻，并写下了它们，于是写作和赛马成为了他谈论的两个话题。似乎是汤姆为我开启了写作之路，而我的写作一样是以将故事的方式书写的。我写了我的经历，我的生活，我的渴望，我当马夫时的遭遇：父亲死后，我不再是药店的店员，母亲带着钱投奔妹妹而去，只留给我四千美元，十几岁的我去了芝加哥，当上了马夫，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汤姆，“说实话，我想我爱上了汤姆·米恩斯，他比我大五岁，虽然当时我不敢这么说。”当然在汤姆走之后，对我影响更大的人出现了，那就是黑人伯特，而且我对怀特也有了某种暧昧的情愫，这种情愫之所以暧昧，一方面我几乎无法和女人说法，爱上汤姆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在美国，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上另一个男人，这是一种禁忌；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伯特是黑人，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太多了，“和一个黑人在一起，你不可能像和一个白人在一起那样，和他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反而感觉到孤独，开始质疑所谓的白人“现代派”隐含的启示，甚至认为白人所拥有的的、反复琢磨的、非常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对于禁忌的突围就在于写作，就在于想象：我在酒吧里喝酒时，转身过去看见了镜子中自己的那张脸，但那已经变成了女人的脸，“就是这样。那是一张姑娘的脸，一个孤独而又害怕的姑娘。那时，她还只是个孩子。”想象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己，而这种自我异化式的想象也变成了突围，因为在芝加哥，我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感受到了城市的孤独，甚至渴望当一段流浪汉的冒险来化解这种不适和孤独，遇见汤姆，遇见伯特，遇见镜子中的自己就是没有归宿的流浪感觉，所以我写作，所以我想象，所以我“成为女人的男人”，但这些看上去就是一场梦境，一种欺骗，所以在那个恐怖的梦境中，我摔倒躺在一匹马的骸骨旁的时候，我开始了自我的救赎，“我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男人，就是我自己。并且，据我所知，我一直就是这样。”而这个梦，这个故事，这个“成为女人的男人”的芝加哥寓言正在被我写成文章，“你看，我现在坐在自己家里写这篇故事，妻子杰西正在厨房做馅饼或别的什么东西，此时的我可以相当公正地看待整件事了。”已经拥有了妻子，已经有了温馨的家，就像在马厩里和马在一起的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最美妙、最甜蜜的时刻之一。
这也许是我的另一次胜利，和“一个现代派的胜利”不同，我在这里是打碎了想象而进入现实，而现实是对曾经现实勇敢的颠覆，但是《成为女人的男人》的故事诡异之处就在于，破除梦魇般的虚幻而进入美妙、甜蜜的时刻，看上去是多么不真实，甚至是在我一遍写作时一遍体验者温馨，是不是有可能：我所描写拥有妻子杰西的幸福生活，是不是也是我虚构的小说场景？也是我对无趣而孤独的芝加哥生活的一种文本式解构？那么我还是女人，我还是陷在白人和黑人的隔阂社会中，我还是感到不适和孤独——这依然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却被现实无情解构的所谓“现代派的胜利”。
| 编号：C54·2220516·1832 |
而这是不是舍伍德·安德森在《马与人》小说集中惯用的写作技巧？技巧是为主题服务的，写作的写作，想象的想象，谎言的谎言，舍伍德·安德森预设的这一切到底是揭开怎样一个美国现实？书写怎样一种美国文本？题辞是“献给西奥多·德莱塞”，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德莱塞》——这是唯一一部收入其中但不是小说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代表着舍伍德·安德森写作这部小说集的意图。西奥多·德莱塞老了，而且已经去世了，这两种状态指向了两个现场，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德莱塞老了，但是在过去他写下了灰色、阴冷和感伤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在世上一直存在着。”德莱塞去世了，所以后来人会写关于他的书，以及和他有关的书，“而在他们所写的书中会体现出许多德莱塞缺少的品质。”是德莱塞缺少的品质，也是写作者缺少德莱塞的品质，“那些追随他的人将会获得德莱塞不具备的许多东西。那是西奥多·德莱塞身上神奇和美好的部分，是人们因为他，才会具有的东西。”德莱塞拥有他们现在都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们拥有德莱塞的时代没有的东西，但是德莱塞却是唯一的永恒，因为，“那些追随者将永远不用面对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将穿越清教徒所避讳的荒蛮，那条路德莱塞曾独自面对。”
德莱塞独立面对过的那条路，是穿越清教徒所避讳的蛮荒而行走的路，是身为一个作家独自面对的路，德莱塞是因为蛮荒而进入，是因为避讳而冒险，这就是德莱塞身上的神奇和美好，这就是对德莱塞致敬的意义，“沉甸甸的礼物悬头上，/此物平凡无奇，还是极好无比？”舍伍德·安德森引用了这句送礼时的顺口溜，就是表达了礼物具有“极好无比”的意义，德莱塞也是如此。对应于《前言》部分，切好提出了德莱塞文本用以解决的现实之困：我只想着吃苹果，苹果的形状吸引了我，但是当我的双手朝向这个欲念之物，只好以缩回的方式终结我的欲念，“我坐在房间里，面前就有一个苹果，时间就这么流逝着。我把自己推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没有欲念，或者说欲念在产生之后被抹去，世界就变得空无一物。那个苹果具有的象征意义，就是欲念，而欲念意味着禁忌，所以在禁忌面前，手只能缩回来，但是德莱塞具有的意义就是穿越清教徒所避讳的蛮荒，就是勇敢闯入禁忌而展开冒险，所以舍伍德·安德森也需要在致敬中寻找德莱塞的神奇和美好，“在他面前，我常有/如临纯种马般/神清气爽之感。”即使伸出手是也还会有迟疑，“这双颤抖而迟疑的手，是否能让我真切感受到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
黑暗中的现实里，隐藏着什么？是更邪恶的邪恶，是令人害怕的害怕，还是穿过蛮荒之后的神奇和美好？和《成为女人的男人》一样，发生在芝加哥，关于写作的故事是《芝加哥的哈姆雷特》，芝加哥的汤姆，写作的汤姆，当然他也成为用横木杀死了总是向上帝祷告的父亲，于是，汤姆也成为了“芝加哥的和姆雷特”。“我们这些生活在湖区工业城市的人都患有鼻炎，只要类似的天气持续一周，我们就会咳嗽、打喷嚏。”就像芝加哥的天气一样，汤姆所讲述的故事里到处是咳嗽、打喷嚏的反映：18岁时在父亲的农场里，面对的父亲第二段婚姻里的女人和孩子，当然也面对在祷告中“与上帝独处”的父亲，甚至以为汤姆不洗脚而被清教徒的父亲所鄙视，于是在愤怒中汤姆拿起了横木杀死父亲，他赤裸着身体洗干净了自己，“那天晚上，在月光下，我真的净化了自己。”从农场逃离，来到了芝加哥，汤姆开始酗酒，“威士忌酒瓶就像女性。”他和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在一起，一个二十七岁的已婚女人，一个十九岁从乡下来的男孩，他们在俄亥俄州的谷仓里，在深深的阴影里完成了结合，“这种结合与身体有关，但同时又与身体无关。这件事只能靠感受，而不能用理性来理解。”德国人找到了他们，汤姆再一次上路，后来汤姆说在想象中看见过一个女人，但是他不是那个她，她是现实中完全陌生的女人，“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但我看不出她的年龄，”那个女人在汤姆的世界中沿着小径行走，穿过低矮的灌木丛，走上光秃秃的小山丘，“可我一整天都坐在树林里的那个树桩上，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女人像那样走着，有力地向前走着。然而，你看，她已经变成了碎片。”
那个梦中的女人出现，又变成了碎片，就像自己在杀死父亲自己洗净的身体，就像对美国城市的幻想，就像俄亥俄州谷仓里的深深阴影，都是汤姆回忆的一部分，是想象的一部分，也是文本的一部分——它以故事的方式被讲述被听到，“他讲得就像他离家出走的故事一样，是以一种零碎的方式讲述的。这个故事，就像我刚才讲的故事一样，是在长时间的沉默间隙断断续续讲出来的。”故事的故事，一样穿过那条清教徒所避讳的荒蛮之路，一样在禁忌的世界里伸出缩回又伸出，那么，谁制造了蛮荒？谁制定了禁忌？《一个男人的故事》，威尔逊从山区来到芝加哥，关于他过去的故事，是不真实的，它是许多矛盾的汇合，但对于威尔逊来说，一切都是故事，都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故事，有时候人们喜欢直截了当地讲故事，而不会插入任何报纸上常见的美女继承人、冷血杀手或诸如此类的谎言。”
这是威尔逊对待故事的态度，也是他对待生活、对待女人、对待自我的态度，他和舞台上的女人在一起，他的女人后来被人害死了，他们怀疑威尔逊是凶手，但是对于威尔逊来说，他对案件本身并不感兴趣，“法律是他的身外之物，他拒绝承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就像拒绝抽烟一样。”女人其实是被戏院里的另一个人杀死的，他得到了清白，他知道自己没有罪，但是失去了女人，失去了爱，对于威尔逊来说，这才是一种谋杀。当威尔逊讲这起《一个男人的故事》，故事指向的是那条蛮荒之路，那条禁忌之路，“你看，在他找到那个女人之前，他就是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游荡。”游荡的世界周围是一堵高墙，“人们亲手建造了这些墙，现在站在墙后，他们隐约能感到墙外的世界是温暖的，那里有阳光、空气、美好的事物，事实上还有生命——同时，由于他们内心怀揣着一种疯狂，这些墙就不断地被建造得更高、更坚固了。”游荡的世界还有越来越深的井，“井在不断变得越来越深，挖井人的声音在底下越来越模糊一并且，光线、生命的温度越来越稀薄，因为人们都在盲目地拒绝相互理解，我想。”高墙和深井将世界围起来，这是威尔逊诗歌文本里的蛮荒和禁忌，也是现实中困住每个人的牢房。
但是，舍伍德·安德森给了这个被讲述的故事一种力量，“他身上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产生了影响，就像对那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女人，以及那个跪在地板上的灰尘中，不知其名的驼背女孩所产生的影响一样。”这是属于威尔逊的力量，而威尔逊本身呢？是不是在这高墙和深井中迷失了，故事的故事也应该有一种力量，“难道就没有可能，在理解之后，产生一种力量，从而把胳膊伸到海里，把威尔逊这个人再拉回水面吗？”威尔逊在诗歌的世界里逃逸，用诗歌寻找突围的力量，“再拉回水面”是赴死还是重生？那个在《久未使用》中的梅就被冲进了海湾，卡在被淹没的树根中间就没有“再拉回水面”，因为一个人的她没有如威尔逊的诗歌，没有抵御禁忌的力量，更没有在那个夜晚向她伸出来的手。
俄亥俄州的彼得韦尔镇，埃格利家的三男三女中，梅年纪最小，在家族中她获得的声望都谁都要高，但是母亲的去世，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这两件事情成为她从高处跌落的起点，而采摘浆果时被杰罗姆拉进浆果地里的经历则完全将她推向了低谷。“他们在离开人群前，杰罗姆把手搭在梅的腰上，她则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这不堪的一面被人看见，之后被人议论，连梅的姐姐莉莉安也骂她做出了“下贱”的事。梅被孤立，是因为她闯入了那条清教徒所避讳的蛮荒之地，但是新来的莫德找到了她，主动提出了那件事，言语中没有鄙视而是想知道真相。于是不是镇上禁忌系统成员的莫德，和被孤立的梅，开始说起了浆果地，说起了杰罗姆，说起了故事。
“他摊上的麻烦和一个女人有关，或许到了某一天，整个镇子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而现在只有我知道。”这就是梅对莫德讲起关于浆果地里的故事，杰罗姆摊上了麻烦，他喜欢上了有夫之妇，所以要杀了那个男人，这是隐秘的事，只能在浆果地里说，“我劝阻了他。我阻止了一场谋杀。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和那个人进林子了吧？”杰罗姆对梅说起自己和女人的故事，梅对莫德说起自己和男人的故事，在故事的故事形成的环套中，是不是掺杂着想象？是不是有着谎言？但是正是这想象和谎言让梅活了过来，因为终于有人听她将故事了，“她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接受生命，给予生命，与一切生灵合一。”但那的确是一次撒谎，通过撒谎梅进入了新世界，一个无限释放自我的世界，“如果她被围在墙里，被拒于俄亥俄州小镇的生活之外——厌恶且害怕镇子里的人——她就得走出小镇。人们不会真正注意到她，不会试图理解她，他们不会让她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人们都在撒谎。”
对莫德说出的谎言让梅进入了新世界，而莫德在梅的谎言中也看见了新世界，梅用谎言为基石建造她的罗曼司之塔，“她要建一座高塔，一座她可以站在上面的高塔。”莫德也在梅面前说出了谎言，“他是铁路公司总裁的儿子。”有个年轻人想要娶她，而且诗歌总裁的儿子，莫德沿着梅开启的大门登上了罗曼司之塔；莫德在罗曼司之塔上登得越高，反过来又让梅开始想象浪漫情人，“我知道会有一个人，我愿对他至死不渝。”梅和莫德，被谎言开启了想象之路，想象又垒高了谎言之塔，双重的谎言变成了摆脱现实的力量：这里的人也在说谎，这里的人建立了禁忌，这里的人制造了流言，这里的人孤立了他们，所以他们必须以故事、想象和谎言的方式为自己编织生活——但是，建造的罗曼司高塔不正是一堵高墙？不正是一处深井？不正是将自己囚禁起来的牢房？悖论世界是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在露珠酒店的舞会上，六个从彼得韦尔镇来的年轻人遇到了梅，其中的希德曾和埃格利家族吵过架，还被罚款，于是喝了酒的他开始报复梅，而梅在恐惧中落入了河水中：手上抓着的是莉莉安帽子上的羽毛，尸体被卡进了树根中间，第二天才被农夫和雇工发现。
一次死亡，一个意外，无辜的梅就这样成为了牺牲品，但是当她用谎言编织故事，当她用想象构建生活，当她活在自己的高墙和深井里，和俄亥俄州韦尔镇的人有什么区别？但是“撕扯着她的罗曼司之塔”的除了她自己，还有那些禁忌，还有清教徒的蛮荒——在舍伍德·安德森这唯一一部和女性命运有关的小说里，梅的死亡终究还是成为了一种对时代的祭奠，“我只知道，如果这项帽子曾经是美丽的，那么几天后，当一个男孩看到它的残片被一个溺死的女人抓在手中时，它的美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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