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30《清明》:清明过后是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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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的最后一座坟是在那年的冬至迁到公墓里的,在有些冷寂的山林里,面对职业迁坟者,面对“坟墓闯入者”,当最后站在从此再无隆起的土丘前,有一种“从此夜短,从此梦长”的感触,“最黑的一天如指尖划过”,我在那一天说:“最后一座坟墓,是必须被打开,必须被迁移,必须在喧闹中离开这一片山林。逝者安息,生者在列,在共同的仪式里,已经没有同一的时间,而出村的那条路,蜿蜒向前,从此再也不会有人转身,再也不会有人回村,因为这里空空:生者的记忆空空,最后的坟墓空空。”

但记忆不是被清空的,它只是被破坏了,连同坟墓本身。或者我在那时是有一种悲悯的感觉,虽然祖上的骸骨在仪式中又被安葬在了集体公墓,但是隆起的土丘所带来的存在感,是统一建设的公墓所不具备的,它书写着生命和土地的依存关系,即使作为逝者,长眠于此也关涉到一种情感依托,而公墓只是提供了一个安放的处所,它甚至只是变成了一种物的存在。但是当迁坟成为一种政策性的必然,甚至是一种环保意义上的革新,它是不是在缅怀方式上更趋向于对活着世界的关照?这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矛盾性的可能:它重新唤起了与土地的古老依附性关系?还是它的消失是现代性叙事的必然?

李宝玖似乎也处在这样一种矛盾性中,纪录片《清明》可以以这样的矛盾划分为两个阶段:迁坟前和迁坟中。迁坟之前是新年,从准备迎接新年,到走亲戚发放红包,整个村里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在其中,上坟是过年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在上坟的过程中,李宝玖提供了两个样本,一个是独自上坟的老人,它是李宝玖提供的一个个体样本,他在树林里的祖上墓地里点燃香火,然后磕头,完成了一种仪式;另一个场景则是一大批李氏子孙们去坟地祭祖,但是在去祖坟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和谐”的一幕:坟地被铁质的围栏围住了,上坟的路被阻隔了,面对这个障碍物,大家想徒手将其推倒,但因为围栏很牢固,大家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打电话质问,有人随后到来,说这里已经被“全王庄”的人买去了,要进行开发,里面的30多个坟不管是已经迁走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每个坟开发商都补偿一万元。

补偿款似乎并没有完全到位,祭祖大军在这个节点的唯一使命是上坟,于是大家穿过了围栏,在里面开始了一系列仪式,他们在每一个坟前点燃香火,最后是集体的磕头祭拜——当大家以集体性方式进行上坟仪式,的确带来了某种震撼性,这种震撼性画面也变成了电影海报。无疑,在展现这个迁坟之前的场景中,李宝玖倾注了某种情感,不管是坟地里那些高起的土丘代表着安葬着逝去的先人,还是集体性仪式具有慎终追远的真诚性,都唤起了与土地的古老依附性关系,在这种先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里,作为子孙们的祭祖活动,无疑带着敬意,也正因为有这种敬意,李宝玖捕捉的“迁坟前”镜头里的不和谐一幕,便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导演: 李宝玖
编剧: 李宝玖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片长: 74分钟
又名: 过年·清明 / This Too Shall Pass

这种矛盾的爆发是显性的,围栏代表着一种阻隔,围栏里面是祖先的坟地,但是现在却面临着开发,每一座坟补偿一万元似乎将这种慎终追远的感情物质化了;包括那个独自上坟的老人,他回来之后打开了锁着的门,后来又出门去把门又重新锁上,似乎也是这种被阻隔的呼应;在俯拍的镜头里,大型推土机和卡车进驻坟地,李宝玖再次给了村民们议论的镜头,其中讨论中出现了“乡长下令”“要扒房”等词汇,在摇晃的镜头里,村民们似乎对这种命令式的迁坟心怀不满……不管是开放商还是政府,对这一块坟地来说,都成为了解构性的力量,这种解构性就像那些围栏一样,在阻隔中破坏历史和当下,土地和情感的维系关系。

这种破坏一方面呈现着某种时代变革的境遇,最先镜头里出现的导航,从沧州高速路口下车的进入方式,镜头不断以彩色方式闪现的KTV场景,进村时两旁已经不认识的小楼房,以及亲戚们叫“李宝玖”的名字,当以一个“闯入者”的视角来关切时代的变革,有着对这片土地的某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也如围栏隔开了过去和现在承续性关系,而在坟地旁边,一列动车疾驰而过,更是代表着时代变革的巨轮已经滚滚而来。另一方面,在这种时代变革而凸显的矛盾中,村里人则代表着一种弱势,他们无法推开铁质的围栏,他们无法抗拒“乡长下令”的拆迁,集体祭祖的下跪式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代表着一种“臣服”。

《清明》电影海报

很明显,在迁坟前的场景展现中,李宝玖所要表达的关键词是无奈,是解构,甚至是悲悯。但是这种无奈、解构和悲悯的情感在“迁坟中”却有了断裂式的转变,他们不再质疑,不再抗拒,甚至不再议论,而是以实际行动变成了执行命令的迁徙者,虽然在迁坟过程中,还有动土之前的仪式,还有下葬之中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似乎变成了形式,它甚至变成了后辈们在自己行为面前对先辈的一次告慰,没有失去坟地的沉重感,没有祖坟被“连根拔起”的失落感,没有土地被置换的悲悯感,有的只是迁坟行为本身:他们按照坟头的分布,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的土,在露出棺木和遗骸之后,则用铲子等工具挖掘,然后连同泥土、骨骼、杂草一起装进准备好的布里,最后再放进棺木中。

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迁坟仪式所应具有的悲悯性,大家辨识着埋于地下的棺木、露出泥土的遗骸,在挖掘过程中,不管是挖掘机还是铁锹铲子,动作显得粗暴,在发现一些金簪子、门吊、大蓝砖等随葬物时,又变成了戏谑,全无面对祖先的庄重感,他们只是喊着“老太爷不怪咱”“住新房喽”,这些喊话无疑又变成了对自己行为的某种解释——李宝玖并无交代这些迁坟者是专业工作人员还是逝者后代的子孙,但是身份在这里变成了无差别的存在,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个工作,甚至当镜头对准迁坟现场,在事无巨细中展示被挖出来的遗骸,“客观化”的视觉呈现其实也是对祖上的一种不敬。

从动土前的仪式到下葬时的仪式,坟地被迁移代表着仪式的破坏和重建,在那一面烈烈作响的旗帜下,在隆隆作响的挖掘机里,在公鸡的鸣叫声里,在迁坟者的议论中,这种重建的仪式也只是完成了一个程序:滴下红公鸡鸡冠的血,安上“万古流芳”的墓碑,点着了子孙们准备好的纸钱和祭品,最后在俯拍中是一大块平等的新坟地——在整个迁坟过程中,不仅面对祖先的那种敬畏感不存在了,连先前被阻隔而失去土地的矛盾性也消失了,这种在悲悯和戏谑中的摇摆,似乎印证了李宝玖对“清明”迁坟这个承载了太多情感因素行为的扁平化处理,而其实,如果将迁坟现场的那些动作性镜头做一些省略,而集中于两个人物的特写,或许可以构建某种同一性:一个是双面镜片的老者,他无疑是李氏宗派里老一辈活着的代表,双面镜片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隐喻性,他面对这一片被迁移的祖坟,应该有更丰富的情感表达,或者叹息,或者凝视,或者垂目,但是在李宝玖给了他坐在未被迁移的坟地上一个镜头之外,再无延伸和深化;那个新年独自上坟的老人,后来因为大家不认得坟地了,把他又叫到了现场,他下车指着坟地的位置,在自己也找不到爷爷和伯伯的位置之后,他竟然捡起了现场的一些玉米棒子,说要给家里的鸭喂食,从新年时独自上坟,到锁上大门,再到这里指认坟地,老人身上应该有更多的故事性,对于迁坟行为本身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关于他的镜头在迁坟中也是一闪而过,没有在老人有些哀伤的目光中捕捉到他内心的任何心理变化。

迁坟前的不满、寂寥和被阻隔,在迁坟中都被淡化甚至戏谑了,于是一切只剩下客观的记录,只剩下行为本身,只剩下空洞的仪式,而在最后的完满中,这一个被命名为“清明”的迁坟事件,最后在轻松中走向了崭新时代,仿佛“清明过后是立春”,在“住新房”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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