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6《俄罗斯套娃》：我们都在表演
“还能在哪儿？请听仔细。我说：‘在更好的机遇到来之前，应拔剑出鞘，擦亮剑锋，以迎接恺撒。’”
——《加图》
悲剧《加图》的第二幕，当达韦尔念出这句台词，他就像一个正拔剑出鞘的战士，迎接凯撒的到来，迎接一场胜利。在那一刻，达韦尔已经化身为剧中人的加图，舞台也变成了他的战场，而他所经历的一切，也正是“加图”所折射出的悲剧性。他曾经被看做是一个二流演员，他曾经被人遗忘，他从不涉及政治，但是有一天他终于站上了舞台，擦亮剑锋，拔剑出鞘，他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街上人们会喊出“加图万岁”的口号。
但是，戏剧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戏剧，后来政府逮捕了剧团的经理、导演和演员们，还查封了剧场，当最后几乎所有人被释放，只有达韦尔还被关着。在之后政治形式发生了改变，新政权允许《加图》再一次上演，达韦尔也再一次拔剑出鞘，但是在阿波罗剧院演出中，最后传来的是枪声，在巨大的骚乱中，达韦尔中断身亡，“很可能是被人从包厢射杀的。”达韦尔再次成为了加图：在剧中面对敌人的加图将剑刺向了自己的身体，弥留之际他还在为反凯撒人士的命运担忧，他也策划了逃亡计划，最后在和他们诀别之后死去，而现实中的达韦尔用舞台作为战场，最后死在了“敌人”手上。
加图死了，达韦尔死了，这是比奥伊·卡萨雷斯创作的小说《加图》的结尾，但是很明显，达韦尔之死在小说中构成的事件只是属于一种转述，那个转述者就是我，而比奥伊·卡萨雷斯用转述的方式就是为了突出和达韦尔相关的我的心路历程，达韦尔命运的变化也完全和我有关。一开始，我认为达韦尔就是一个只是效颦者的二流演员，这是对他演出能力的一种评价，而我所期望的真正演出就像在观看《战地之花》时一样，“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尖啸飞过。”后来我迫于生计整天在办公室忙忙碌碌，无心写作，只是零敲碎打地完成了第二部小说，我体会到的是夹着手稿四处奔波的艰辛，而此时的达韦尔也像销声匿迹了；在独裁政府时期，人们都选择了隐逸蛰伏，我也不例外，因为国家几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巡演的机会几乎没有，从不涉足政治的达韦尔更是离开了舞台；后来重新排演《加图》，达韦尔重返舞台，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我在新政权中身处要职，于是安排他担任文化领导机构的公职，但是达韦尔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只属于剧场只属于舞台，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戏剧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念着《哈姆雷特》的台词达韦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阁下，可否请你给这班演员安排个好住处？你听见没有，要好好款待他们，因为他们正是当代的简史，社会的提要。”
那一次重排《加图》，阿波罗剧院里除了观众，还有很多是独裁时期的官员和党羽，他们的目的不是看戏而是“要讨还失去的自由”，终于在加图把剑刺向自己身体的时候，剧场的骚乱射中了他的身体。从达韦尔默默无闻到销声匿迹，再到重返舞台再创辉煌，以致最后死在剧场里，达韦尔的确是为戏剧而生为戏剧而死，的确把自己当成了战斗的加图拔剑出鞘坚守自己。但是加图的悲剧变成达韦尔的悲剧，实际上衬托的是我的一种钻营。达韦尔把舞台当成战场，而以我为代表的生存者却处处躲避，明哲保身的背后是远离悲剧，按照我对达韦尔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在表演。”于达韦尔来说，表演是身为演员的自己的职能，他的表演是艺术追求更是人生目标，但是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演”却变成了一种见风使舵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缺乏战斗的现实里，达韦尔丧生在为利益出卖自己的政客手中，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加图》也许是比奥伊·卡萨雷斯这部小说集中最具政治性的作品，但是那句区分了苟且偷生者和真正精神战士的话“我们都在表演”却成为这部小说集的主题：有人在表演时拔剑出鞘，有人却以表演的方式明哲保身。《俄罗斯套娃》远离了明争暗斗的政治生活，它只是一个在茶余饭后讲起的故事。玛塞拉来到温泉地区艾克斯莱班，听说那天晚上有一场舞会，这是当地的大实业家卡扎利斯先生为其女儿夏黛安排的派对，玛塞拉没有收到舞会的邀请，但是他混入其中，而且和夏黛面对面跳舞，甚至最后和夏黛相爱了，婚姻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夏黛为了考验玛塞拉，让他穿着潜水服以及蛙人的脚蹼好面罩，深入被当地人认为污染的湖里——因为当地人认为卡扎利斯的企业污染了湖水，所以这是一次还父亲清白的举动，人潜入湖底而平安回来，就证明根本没有被污染。为了经受考验，玛塞拉嵌入了湖底，但是故事由此发生了转折。
当时玛塞拉潜入湖底的时候，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和夏黛的父亲卡扎利斯、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一起下潜，但是他在水底的时候却看见一个巨大的洞，从洞里游出的是巨型蓝色虫豸，而且就在玛塞拉的注视下，虫豸一口一口吃掉了卡扎利斯、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被吓得毛骨悚然的玛塞拉通过不停歇连续拉绳索才逃过一劫，但是从医院醒来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夏黛，前来采访的记者听到他所说的湖底恐怖事件之后，问的竟然是“在您的家族里，是否出现过精神病案例？”或者是：“您是否被关进过疯人院？”这令玛塞拉大惑不解。后来出院后遇到了夏黛口中所说的“叔叔”朗格勒里，朗格勒里告诉他的消息是：夏黛继承了她父亲的遗产，开始管理工厂，而朗格勒里也已经娶了夏黛——对于玛塞拉来说，失去了夏黛，失去了工厂，失去了遗产，那次舞会，那种爱情，那份誓约，都变成了一场梦。
| 编号：C63·2230721·1983 |
或许和潜入湖底看见的洞穴、蓝色的虫豸，以及吞噬那些人的恐怖景象一样，只不过属于玛塞拉的幻觉。的确，当玛塞拉接受夏黛的挑战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他就已经进入到了自我幻觉的世界，所以他被救上来之后记者会问他是不是被关进过疯人院。从现实转向虚幻，这是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一种写作风格，这个和博尔赫斯一起的作家就是以虚构人物的身份被博尔赫斯写进了短篇小说《寺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而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比奥伊·卡萨雷斯讲出了那句著名的箴言：“镜子和男女交欢都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而在现实层面，身为作家的比奥伊·卡萨雷斯却执着于对性和爱的描写，博尔赫斯说：“你有艳遇，我只有爱情。”帕斯说：“爱，对比奥伊·卡萨雷斯来说，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最全面、最明晰的领悟，它有助于了解这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虚幻。”所以当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小说被称为幻想小说，那么他是在幻想中构建艳遇的故事，还是用爱来反衬世界的虚幻？
回到《俄罗斯套娃》这部小说，玛塞拉闯入舞会认识了夏黛并且相爱，的确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艳遇”，而且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沿着“艳遇”的轨迹发展的，潜入湖底看起来是考验，实际上是一个笑话，所以最后夏黛嫁给了她之前在玛塞拉面前称不会嫁给他的朗格勒里。艳遇当然只是一个故事，但是通过艳遇被戳穿而成为笑话，揭示了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虚幻，也表达了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个虚构的比奥伊·卡萨雷斯书说出的箴言：男女交欢只是使人的数目倍增——增殖的背后就是一种虚幻。看起来玛塞拉是在潜入湖底的时候看见了幻觉，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的一部分，但其实，比奥伊·卡萨雷斯提出的问题是：到底幻觉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寻找幻觉的起点也许能够揭示出数目倍增的增殖为何会成为一种扭曲？一种讽刺？
玛塞拉看见了增殖的镜子，是从他毫无阻力闯入那场舞会开始的，因为这是他自认为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而他的命运在这里发生转折的暗示在于他曾经立下的宣言：“找一份了不起的依靠。”来到温泉之城艾克斯莱班，玛塞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结识这里的有钱人，而且这个目标非常坚定，正是在这个坚定的目标之下，他进入了增殖的镜像世界里。他在没有邀请函的情况下得到机会参加了舞会，巧合的是还和卡扎利斯的女儿跳舞，而且夏黛还对他一见钟情，之后认识了卡扎利斯，之后就说到了结婚，“一旦回过神来，他就意识到眼下的欢愉时刻只能将他引向两个决定命运的方向：胜利或溃败；换言之，要么走向婚姻，要么因资金匮乏被迫撤退：且不论哪个先到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改变了这一切。”所以具有强烈成功意识的玛塞拉为了赢得夏黛和巨额的财产，选择了冒险。
为了改变命运而拥有坚定的目标，玛塞拉进入到虚幻世界，这是一个宛如“俄罗斯套娃”的游戏，夏黛得到父亲送给她的礼物就是俄罗斯套娃，“里面套着几个一模一样的娃娃，就是个头小一点。即便打破了一个，其余的还能留下来。”幻觉也是如此，从最小的梦想开始，然后进入到大一点的梦想，然后是更大的一个，而相反的过程也一样，最大的，到较大的，到最小的，一模一样的娃娃被套在一起，游戏的意义就在于某种增殖。玛塞拉是自己编织了那个游戏，那个幻觉，而恰恰是他在湖底看见了吞噬人的巨型蓝色虫豸，才是他梦醒的时刻，“或许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静默中发生的，所以留下的记忆显得不太真实。”他呼救，他病了，他被当成精神病，当然最后失去了爱情，失去了财产——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一切，失去也是一个幻觉。
玛塞拉于是变成了“我们都在演戏”中的一员，而且他的演戏只给自己看，只满足自己的欲望，本质上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劳奇的会晤》中的我也在自己的舞台上演戏，一九二九我谋到了再劳奇拍卖行的工作，工作后的第一笔重要交易是和堂胡安·佩斯的庄园签署一项买卖牲口的协议，为此我必须赶到帕尔多。签下这份协议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也就在这种坚定的目标中看见了自我欺骗的虚幻世界。因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那天正好是圣诞节，旅客先生对我的提示是：“在我们欧洲，没人在十二月二十五号签合同。”在圣诞节签合同是一个禁忌，但是我似乎被迷障了眼，执意要去帕尔多。于是旅客先生要搭我的车，和我一起出发，途中出现了雷电和暴雨，而且我开车驶入了沼泽地，无论我如何努力，似乎都无法走出这条被旅客先生说成是“被诅咒的路。”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从雷电谈到了天空，从天空谈到了天堂，从天堂谈到了上帝。“每当出现今天这样的闪电，有些人就会往天上看，琢磨着在那些空洞中间是不是能瞥见上帝或天使。有人说见到过。”旅客先生这样说，实际上是在讽刺我，那笔协议，那张合同，仿佛就是我心目中的上帝，但是当我们抬头看天，除了闪电和雷雨，一切都是空空荡荡的，而这也是我欲望的写照，上帝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种虚幻。信仰的上帝和成为拜物教的上帝，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旅客先生却告诉我，“自从世界肇始以来，我们就和自己的神灵栖居在一起。您如实告诉我：眼下您是不是领悟了信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天堂就是思维的投影，它从来不是空空荡荡的，思维里占据着欲望，它就是欲望，思维里都是功利，它就是功利，而那条被诅咒的路也是天堂的投影，这是上帝的诅咒——而在我无法离开的时候，旅客先生却轻易开了出来，“还琢磨着能提点什么意见，而轿车已开始往前挪动了，缓慢却坚定，不知不觉间很快便开到一处平整坚实的地面上——无疑，那地方先前没下多少雨。”但是当我准备上车离开，却发现旅客先生早就不在了。
旅客先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像一个虚幻的存在，而实际上他反而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欲望，我的功利都变成我的演出一部分，演出的舞台就是我编织的一个虚幻世界，在那里只有成功，只有合同。“你的成功，那可悲的转瞬即逝的成功。”这是比奥伊·卡萨雷斯引用探戈曲《双手紧握》对成功所做的讽刺，当成功只是一种强加给自己的一种虚幻，那么它导致的是可悲。而这句引用的话在小说《三首小调幻想曲》中，三个故事似乎都是关于“可悲的转瞬即逝的成功”。故事之一《玛格丽塔或药剂的力量》是通过研制药剂的科学家之口说出的一个悲剧，他和自己的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只有两岁的玛格丽塔，这个孩子生着金发惹人怜爱，但是敏感纤弱，脸色苍白，于是我利用我的智慧发明了滋补制剂，“药效着实惊人”是对我一直以来成功的深化，“在荣耀铺就的事业之途上，我早已担任了实验室主管。我购置了自己的房产，生活也相当优裕。”当玛格丽塔服用了我的制剂，像变了个人，脸上有了鲜亮的色彩，人长高长壮了，饭量也让人满意——甚至变成了“令人不安地贪食”。
这就是悲剧，是我的“成功”让玛格丽塔走向了悲剧，但是我还在掩饰着什么，玛格丽塔最后的悲剧命运似乎被我轻描淡写了，但是最后一句话却揭示了双重悲剧：“我儿子那时还活着，他用尽力气说了最后一句话：‘错不在玛格丽塔。’”连同儿子都成为了成功的牺牲品。第二个小故事是《异味记》，星期四晚上罗伯托·拉文纳教授批改了学生论文之后，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是邻居，他是在剧团当小丑的贝南西奥，贝南西奥告诉教授他闻到了一股臭味，再三寻找怀疑是教授家里某个角落里可能有死去的小动物。高傲的教授当然拒绝被检查，他反而骂贝南西奥脑子有病，在争吵和撕扯中暴力升级，最后救护车把贝南西奥带到了精神病院。但是教授却在后来也闻到了丑闻，他这才感觉到贝南西奥当初并不是脑子有病，而且根据他的判断，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小动物死亡发出的臭味，而且是一种极强的传染病，但是当初的高傲已经让他无法回头，也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巨大的疲惫感压在拉文纳身上。”这就是“可悲的转瞬即逝的成功”。
第三个小故事《被征服的爱》是关于一次午餐的，男人和女友比希尼娅约好下个礼拜一起吃午餐，对于男人来说，这个约定十分重要，它是爱能否继续的保证，但是他想起自己已经和父母约好了，为了这次的成功，他通知父母取消聚会，而那时的父母已经在蔷薇花圃中等他了。对于男人来说，爱情和亲情需要取舍，而取舍是一种痛苦，即使在爱情中成功了，痛苦丝毫不会改变，于是作为旁观者的我评论说：“我无力再做解释。”三个故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药剂学家研制的制剂是成功的延续，却是悲剧的开始，教授的高傲是对成功人士的注解，却埋下了祸害；男人征服了爱是成功，但一样在付出代价中痛苦——成功转瞬即逝，成功是悲剧，成功就是一场虚幻，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编织虚幻，每个人也都在镜子里看见增殖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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