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04《圣蛛》：神圣而罪恶的现实
“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消灭一个不检点的女人……”少年阿里在模仿了父亲杀人过程后说，而一部电影的长度也差不多2个小时，当16个女人在2个小时内死于“圣蛛杀手”之手而被消灭，当一个女人在2个小时之内的叙事中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杀手绳之以法，2个小时对应的是两个维度：杀人的过程和电影的文本，一种通往罪恶，一种则是揭露，一种叫“圣战”，一种则是拯救，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呼应的状态？
不妨首先从电影叙事来看，在片名出现之前是长长的序曲，序曲就是两个小时的杀人样本：女人在镜子前换衣服，裸体的背部是几块淤伤，换好衣服后对着正在熟睡的孩子说马上回来，然后出门，之后进了洗漱间换了鞋又化了妆，在广场附近，有出租车直接拒载，因为司机说他从来不载妓女，女人在和不同的客人干完之后坐上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车主带她到房子里，但是在进门之前女人说自己不在状态，于是想要离开，男人不由分说用头巾将她的脖子扼住，女人拼命挣扎，“我还有孩子……”男人没有放手，女人在绝望的目光中死去，男人用摩托车最后将她抛尸于荒地。
序曲不到十分钟，作案的过程也仅仅只有几分钟，但是几分钟也成为2个小时杀人的浓缩，杀人的男人就是圣蛛杀人萨伊德，女人是妓女，也吸食毒品，晚上的交易似乎是她维持生计的来源，但是当她死于萨伊德之手，那个睡梦中的孩子将永远失去母亲，孩子之后的故事在电影里成为了空白，这也是女性死亡带来的空白。这是第一个女人之死，之后的15个女人均死于萨伊德手下，电影在复数般的女人之死中，只选择了几个典型人物：格索拉也是在广场坐上了萨伊德的摩托车，然后萨伊德将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在趁妻子法蒂玛和孩子不在的情况下，用同样的方式扼死了咬了一口苹果的格索拉，萨伊德在处理尸体的过程中，差点被后来回来的妻子发现，但是她最后还是顺利抛尸，而在发现尸体的现场，警察发现格索拉已经有了身孕；另一个被萨伊德杀死的是一个胖女人，萨伊德完全用同样的方法想要置她于死地，但是女人强悍的身体让他费了不少周折，在被杀死之后还发出了诡异的笑声，而在抛尸中，由于体重原因，萨伊德从楼梯上摔下，在运上摩托车时，车子发生倾倒，最后还是完成了目的，但是因为手受伤，在处理第17个女人时，他终于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也导致他的罪行暴露。
成为他目标的第17个女人，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女人，就是阿尔祖·拉希米，她是一名记者，是在听闻发生在伊朗最神圣的城市马什哈德“圣蛛”杀人案之后前来调查的，当她终于决定诱捕萨伊德的时候，她成为了杀手的第17个杀人目标。如果萨伊德没有受伤，拉希米很可能是她成功完成任务的再一个受害者。诱捕当然是一个计划，在广场坐上摩托车的时候，拉希米后面还跟着马什哈德当地媒体的朋友沙里菲，但是萨伊德的摩托车开得太快，沙里菲的汽车竟然跟丢了；去了萨伊德的住所之后，拉希米在卫生间准备好了那把刀，当她面对萨伊德的时候，双手在不停颤抖，这提高了萨伊德的警惕，他认为面前的女人根本不是妓女，或者就是一个新手；在准备扼死拉希米的时候，萨伊德受伤的手被撞到，这使得他在痛苦中松手，拉希米拿出刀让他开门，但是萨伊德在开门一刹那夺走了刀，之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但是拉希米还是躲开了，接着她对着窗户大喊救命，萨伊德举足无措，拉希米趁机逃离，而萨伊德的罪行也由此暴露，第二天他就被带到警察局。
杀人过程是电影叙事中最暴力的部分，但是阿里·阿巴西显然并没有完全讲好这些故事，那些女人的死似乎太过容易，竟然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拉希米的成功逃脱又充满了偶然，她假扮妓女在广场接到的第一个“客人”竟然就是萨伊德，这种钓鱼式“诱捕”的成功率抬高，也免去了拉希米身体付出的代价，如果她是在成为“妓女”之后才真正找到凶手萨伊德，对于最底层女性命运的体验会让她更有代言权；在萨伊德作案的现场，拉希米孤身一人面临着同样的死亡，只要萨伊德再谨慎一点他就能在2个小时之内再次完成使命，但是仅仅是自己的失误，就让他最后走上了不归路，这一段叙事也缺少可信度……如此，阿里·阿巴西几乎是在讲一个预设好的故事，一切的偶然成了必然，一切的过程都归结于结果。
| 导演: 阿里·阿巴西 |
杀人现场的暴力，无辜女性的死亡，无非是在解构“圣蛛”的意义，被杀者都是女性，尽管她们吸毒、卖淫，但都是为生活所迫，当她们被杀，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连带着对孩子或家人的戕害。所以，“圣蛛”的片名就指向了一种反讽和悖谬，按照萨伊德的说法，他杀人是为了清除肮脏的街道，是为了净化这个世界，所以他把杀人说成是“对邪恶发动的圣战”，但是当杀人行为被神圣化，当神圣化的使命消灭了生命本身，这不也是一种邪恶？只是对于原教旨主义者的萨伊德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悖谬逻辑。这是一种宗教对世俗的异化，萨伊德毫无罪恶感的杀人，是这种异化的体现，但是阿里·阿巴西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展示这种异化，他甚至故意淡化宗教的影子，想用另一种视角还原萨伊德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当他杀死索格拉的时候，竟然将脸凑到她那里，并说了一句：“对不起，真主。”在拉希米最终逃离，萨伊德自己将脸蒙起来，倒在沙发上竟然哭了起来；当他被捕入狱，从监狱的窗口伸出手，借住了从天而降的雨水，并用雨水洗脸……不管是对女性下意识的亲近，还是失败之后的哭泣，或者是用雨水洗脸，都是在人性的意义上的某种忏悔。
但是人在这里必然被涂抹的，阿里·阿巴西甚至也将拉希米也从单个的人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女人，从而凸显了电影对社会的投影。死去的都是女人，是最底层的女人，拉希米来到马什哈德，也见证了整个社会对女人的另眼相看，她订了酒店的房间，但是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却因为是女性而被取消了单独住房的权利，拉希米说自己是记者才允许入住；她和同行的沙里菲谈论起这个案件，沙里菲告诉她，这里的水太深，让她不要再卷进来了；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甚至在她面前说“殉道者是真主定下的”，所以他们的死是真主的安排；在警察局，警察似乎含糊其辞，对案件也在极力回避，在宾馆里，警察局长找到她，还表达了占有她的想法，在拉希米的反抗中，他留下的是“你也是一个妓女”……从酒店对女性的拒斥，到广场上对妓女的鄙视，从男性同事对她的警告，到社会权力机构各种男性对她的威胁，承担为女性发声使命的拉希米是就是一个女性的符号，所以她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男人……”
《圣蛛》电影海报
从宗教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这是阿里·阿巴西在这部电影中试图打开一个更大的窗口，男人和女人的对立呈现的是社会整体对女性的压迫，当社会患上了可怕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是牺牲品，只能是受害者，底层出卖身体的女性被“合法”地杀死，像拉希米这样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女性也受制于这个社会，而更为荒谬的是，女性又称为这个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萨伊德的妻子法蒂玛在萨伊德隐秘作案的时候，曾怀疑他将女人带回家，这是基于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根本不具有对丈夫的约束权，她在家里也只是一个“女人”，但是当萨伊德的案情公开，她极力支持丈夫，她甚至对儿子阿里说：“你爸只是在惩罚不检点的女人，她们都是坏女人，她们罪有应得……”而阿里作为男人，在这样的教育中也承担起了作为男人应有的职责，在萨伊德狱中对他再教育的加持下，阿里也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在最后拉希米观看采访的录像时，阿里就在家里“演绎”了父亲圣战的全过程，并且让自己的妹妹扮演妓女，从引入到扼喉到抛尸，从现实变成了模拟，但是模拟的录像带具有更大的伤害性，因为妹妹扮演妓女，自己扮演杀手，“圣蛛”的悖谬性在这对兄妹中成为了现实。
不仅家里的妻子、儿子、女儿成为了这个寓言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社会上的公众也表达了对“圣蛛”的支持，他们形成的力量把杀人的萨伊德奉为英雄，无疑，在支持者中也一定有女人。所以“圣蛛”从宗教层面变成了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背后是有更大的权力系统在维持，当萨伊德被判处死刑，他的好友哈吉来到狱中，带来了拥有权力的哈哈尼，哈哈尼和哈尼很明确表示，明天的行刑让萨伊德不要害怕，“没事的，这只是一场表演……”并告诉他到时会有车将他接走。行刑那天，萨伊德面无惧色地走出了牢房，拉希米不解地问：还有鞭刑没有执行，于是狱警又将萨伊德带走，牢房里传出了鞭子抽打和犯人疼痛叫喊的声音，但是萨伊德根本没有被鞭刑，鞭子只是落在墙上，萨伊德微笑着大喊疼痛，这的确是一场表演；在萨义德要被带到行刑室的时候，拉希米想让自己在场，但是被拒绝了，在拉希米不在场的情况下，行刑正在变成一场“表演”——但是正当大家以为一切都会按照哈吉的计划实施的时候，萨伊德却没有等来带走他的车，他看到的是那根套住他脖子的绳子，他发疯似地叫着“哈吉”的名字和“救救我，伊玛目阿里”那句话，但是迎来的还是最后的死亡——表演解构了处罚，而背后更多的表演解构了表演本身，哈吉和哈哈尼才是真正的表演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更高的权力，是政治角力的一部分。
不检点的女人被杀，其中凸显的是宗教意义的“神权”；社会上女性受压迫，其中凸显的则是父权和男权的统治；最后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个体的命运受制于政治，它的背后则是君权，在这个被神权、父权和君权统治的社会里，“圣蛛”所折射的是现实一种，所以电影的社会或政治意义大于文本意义，而电影本身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也被凸显出来：扮演拉希米的主角是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她在16年前就被男演员偷走私密性爱视频，遭到对方恶意散播，还被极端民众死亡威胁，扎拉的经历就像是电影的一次现实版上演，“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站在今晚的台上，尽管我热爱电影，但这也是一个美丽中带着许多羞辱的故事。”而当她以勇敢、反抗的女性形象塑造获得戛纳最佳女演员，伊朗文化部也公开发公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电影永远在现实中存在，阿里·阿巴西说：“电影应该去展示一些东西，而不是隐藏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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