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5《与弗里茨·朗一席谈》：“独”眼看电影
我讨厌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如果导演在拍摄了一部作品后，他们的作品根本表达不了他们的思想，导演还要在访谈中向观众解释影片拍摄动机，这样蹩脚的导演根本不应去拍电影……
一句话并没有说话，但是纪录片却戛然而止，时间停止在第48分钟，而整部纪录片的时长是140分钟，48分钟只占了三分之一，这种“结束”当然是视频上传的原因，而这也意味着威廉·弗里德金对弗里茨·朗的“一席谈”在进入“1975”章节之后变成了一种断裂，而电影基于时间轴展开的弗朗茨电影人生似乎也被推向了一种未知——仅仅距离访谈一年后的1976年，86岁的弗里茨·朗便走完了他传奇的人生。
这种时间的断裂当然不是一种预言，从前一章节的1933年直接跳到1975，也像戛然而止的纪录片一样，被抽离的中间部分也和技术有关。断裂、终止、抽离，在另一个意义上似乎在印证着弗里茨·朗在这次访谈中对电影人生的回顾充满了太多的戏剧性：1917年-1918年是纪录片的第一个章节，弗里德金的镜头对准弗里茨·朗家里的那只钟，就是对于时间的强调，人生就是这样被时间连接起来，从离开家自暴自弃到进入布拉格的餐厅饮最喜欢的马提尼酒；和朋友合作开始写剧本卖钱；一战爆发时参军入伍，受伤后获准休假，遇到了梦中情人，却因囊中羞涩而放弃；舞台剧导演彼得·奥斯塔迈尔邀请他出演一个角色，得到了一千先令的报酬；埃里克·波玛答应将他从奥地利军队中弄出来，然后让他去德国写电影剧本，波玛的承诺没有兑现，奥地利却发生了革命；开始投身电影，写剧本思如泉涌，之后亲自拍摄，1925年《大都会》根据妻子的小说改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乌法公司发生矛盾，公司撤走了投资；1931年拍摄《M就是凶手》，塑造了“社会公害”型人物；1933年拍摄《马布里博士的遗嘱》，因为在最后喊出了反纳粹的口号，被纳粹请去，在去见戈培尔的时候，预感到了不妙，想到了离开的计划，但是戈培尔没有提到那句口号，反而传达元首的想法让他为国家社会主义拍摄一部电影，弗里茨·朗没有拒绝，在离开戈培尔的办公室后马上想去银行取钱，但是银行已经关门，只好拿走了家里的钱，让仆人汉斯去买了一张去比利时的火车票，然后和妻子分完了珠宝，赶往火车站，坐上了火车开始了逃离；到处都是穿黄制服的纳粹士兵，弗里茨·朗装睡，把珠宝和钞票藏起来，纳粹进行检查，唯独他的那间卧铺没有进来，最后终于平安抵达了比利时，也告别了在德国担惊受怕的生活……
| 导演: 威廉·弗莱德金 |
从1917年第一次看电影到1933年逃离德国，弗里茨·朗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遭遇，其中有着太多的变故和偶然，尤其是被戈培尔接见、在火车上完美避开纳粹，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按照弗里茨·朗的说法，这就是命运，“我本来不相信命运，但后来慢慢地改变了看法，命运并非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命运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生。”当然最后选择逃离就像是灵念式的召唤，他没有迟疑就选择了这条正确的道路，这的确可以看作是弗里茨·朗对命运的主动把握。但实际上弗里茨·朗所提到的这些细节也有过争议，是否他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难辨真伪是不是就是弗里茨·朗在强调命运的自我创造时，也在表达人生也是可以被创造的？或者说，弗里茨·朗以回忆的方式在创作另一部人生电影？
“与弗里茨·朗一席谈”，弗里德金把镜头对准弗里茨·朗，以固定机位拍摄坐在沙发上的弗里茨·朗，就是把讲述的时间全部交给了他，但是这里有一个隐喻性的表达：镜头前弗里茨·朗戴着眼罩，“独眼龙”的他看着镜头，但是在镜头的前景里，出现的是弗里德金的模糊的后脑勺，它若隐若现，有时出现有时不见，而当这个黑影出现时，脑袋微微偏离的弗里德金露出的是眼镜的左边镜片，而且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这整合正面弗里茨·朗的眼罩形成一种呼应，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部，一个是清晰的，一个则是模糊的，一个是戴着眼罩看不见，一个则戴着眼镜看见——看见和看不见构成的不仅仅是对话的呼应，而且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立，而在访谈过程中，两人就在问和答之间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微妙关系，弗里茨·朗在作答时几乎没有笑容，在驳斥弗里德金的观点时甚至还带着一些情绪，在这个意义上，狭小空间里的对话就变成了正在发生的访谈式电影。
在谈到《大都会》时，弗里德金认为这是一部前瞻性的电影，弗里茨·朗却说自己很讨厌它，弗里德金问：“这部电影和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弗里茨·朗在说出“我不知道”后，又说出了讨厌它的原因：这是改编自妻子的小说的电影，他不喜欢妻子的那个观点：“只有良心才能成为大脑和手的桥梁。”弗里德金之后问他会不会将它拍成有声片的打算，弗里茨·朗似乎很反感这个有些幼稚的问题，“先拍默片，然后拍有声片，如果再回到默片的路上，就会失去电影的节奏感。”当谈到《M就是凶手》时，弗里茨·朗也否认了这是一部谋杀的电影，而是关于“社会公害”的电影，选择彼得·洛作为主角也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他这么老实的人会杀害孩子”，社会公害不是用暴力杀人，“我反对在电影中展示暴力，我也讨厌暴力”，《M就是凶手》其实真正揭露社会公害的是最后一个场景，法官说“根据法律”宣判，之后的镜头就是三位母亲，然后他们对社会进行了讨伐：“这不会令我们的孩子起死回生，我们必须更小心保护我们的孩子。”在弗里茨·朗看来，最后的这句呼声才是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但是这个画面被剪掉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种行为也是对电影的公害。弗里德金问他在德国的电影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悲观的世界观？弗里茨·朗非常严肃地说：“当你在电影中涉及到一种社会公害，你没有掌控权，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现实。”
对电影的理解，对社会的批判，对制片人的讨厌，对暴力的否定，弗里茨·朗与其说在完整回忆自己的电影人生，不如说在和弗里德金的问答中寻找某种情绪表达，这种情绪表达是一种独特、独立的“独”眼看世界的方式，而对面的弗里德金在引出话题时又不断被弗里茨朗纠正和辩驳，这是不是让最后那句戛然而止的话具有了某种针对性，他说的是自己，说的是电影导演，是不是也在提醒采访他的弗里德金？而在说到坐在离开德国的火车上装睡时，“我想起了对演员说的一句话，要是你想演得好，就要真正变成你演的角色。”装睡是在演戏，逃离是演戏，人生是演戏，这充满了情绪表达而展开的对话是不是也是在演戏？
《与弗里茨·朗一席谈》电影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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