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6《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没有任何清白的阅读
我想以一个寓言作为结束。我们知道狮子强于驯狮者，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文学的死亡也许有助于狮子的觉醒——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结论：政治批评》
最后的寓言故事，故事的主角一个叫狮子，一个叫驯狮者，驯狮者制造了牢笼，驯狮者发布了命令，驯狮者控制了狮子，看起来，驯狮者在和狮子的关系中是主动者，但实际上，狮子的力量强于驯狮者，但是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很明显，狮子在这组关系里时强力者，却在驯狮者“执导”的层面上将这种关系倒置了，正是因为关系的倒置才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一切的原因归结为一点，便是：狮子被驯化了。
因为被驯化了，所以狮子不知道自己才是强力者，因为被驯化了，所以驯狮者可以将其控制。当特里·伊格尔顿在结束时引用了这样一个寓言，其义何在？很明显，那头更强大的狮子就是“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文学，而是更具时代意义、更具文化特性的文学，当文学成为驯狮者驯化的产物，伊格尔顿所希望的便是要让狮子觉醒，那么，怎样才能唤醒狮子让它不再被驯化？答案也是明确的，那就是文学理论，只有文学理论才能让文学挣脱出驯狮者的笼子，只有文学理论才能让狮子醒来拥有自我意识，更关键的是，只有文学理论才能让狮子成为拥有自身力量、超越驯狮者的存在——那么，在面对驯狮者的时候，文学理论何为？
在这之前已经阅读了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当理论遇到的某种悲观现实，站于“理论之后”的伊格尔顿也是让文学返回到理论之中，而这本书无疑还是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前”或“理论之中”的时候，那么伊格尔顿为什么一再强调理论的意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并非是一种关于理论思潮的阐述，“文学理论”也并非是“文学的”理论——理论不是文学的附属，而是一种建构的力量：是理论释放出文学的力量，是理论挣脱文学被驯化的结果，当然也只有理论才能启示文学的真正意义，这样的建构从伊格尔顿关于这本书的三篇序言中可以窥见。
在“序”中伊格尔顿说：“本书打算向那些以前没有或几乎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较为全面地阐述现代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在这里似乎是一个静态的固定词组，是一种知识的代表，但是他之后就指出之所以要阐述“文学理论”，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对理论的“敌视”，“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所以构建文学理论不是传播一种知识，而是对于“敌视”的敌视，解除文学理论被压抑的现实。在“第二版序”中，伊格尔顿则强调了“文学理论”的定义，它不是“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理论从文学这个狭窄视野中挣脱出来，无论是书中的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都出现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也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伊格尔顿界定了理论的作用：将文学作品从“文明化的感受力”对其遏制中解放出来，并使其成为一种“至少原则上人人都能参加的分析的方法之一”，虽然伊格尔顿所定义的文学理论还是一种方法论，但是很明显那种解放文学作品的态度就是这个寓言故事中对驯化的抵抗，对狮子的唤醒；在这里，伊格尔顿还强调了正确的文学理论，不是精英的激力所形成的，而是得益于民主的激力，“就此而言，如果文学理论确实沦为不可卒读的华而不实之辞，那它就背离了它自身的历史起源。”而在这本书出版二十五周年后的2007年，伊格尔顿在纪念版序言中深化了“文学理论”的指向，在他看来，文学理论不是为文学作品提供研究方向的方法论，而是去探究文学本身和文学制度本身的性质和作用，探讨经典性这一概念本身，甚至是为了质疑有关“表达意义”本身的观念论，他指出，文学理论就是一种话语，而且是关于“话语的话语”，这种话语保持的是它的批判姿态——对文学理论敌视的批判，对文学作品回避的批判，对文学被驯化的批判，“一个批评家可能会谈论一个文学人物的无意识，一个理论家则更可能首先去问‘人物’是什么，以及文本是否也能有某种无意识。”
用文学理论的批判精神将文学以及文学作品从被驯化的世界中解脱出来，让文学如狮子一样发挥其应有的力量，那么首先就必须知道“文学是什么？”伊格尔顿的“导言”就是以此为标题，在回顾文学的历程之后，他认为文学不是“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时性，更重要的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可以说，这才是伊格尔顿真正对文学价值的界定：它从来没有远离时代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从社会中逃逸出去，也从来不是对现实的逃避。对于他的这个观点，他从18世纪英国文学的兴起进行了例证。
18世纪其实是“文学”一词“发明”的时期，那时的乔叟、蒲伯觉得它还很陌生，它也被狭窄化为“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之上，但是那时的小说兴起所提出的标准是“优雅”，优雅在伊格尔顿看来就是取决于意识形态，因为只有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价值和趣味才具有文学资格，里巷谣曲、流行传奇故事，甚至戏剧都没有这种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就已经是“浸透价值判断”的一种存在；随着布莱克、雪莱等人对文学创造性和想象性的发展，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同样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它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学的能量和价值改造社会，这是想象力对文学的主权和自律；浪漫主义中的“象征”在18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美学理论的中心，它和文学作品本身成为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理想模式……如此种种，伊格尔顿认为，英国文学的真正成熟就是因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和种种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马修·阿诺德，他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承担起这一意识形态任务，让“英国文学”成为了一个学科。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伊格尔顿的切入点就是“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学的这一意识形态任务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继承，英国文学的传统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是“人文”的教育方法，直到1930年代，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社会形成的精神本质，那些剑桥大学的文学研究者对工业资本主义最使人平庸化的种种特征，发动了斗志昂扬的、论战性的猛烈攻击，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理论让英国的社群走在文明本身的最前列。和阿诺德一样，瑞恰兹将文学提倡为一种可以重建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且他在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分裂、经济衰退、政治动乱年代还继续着这项工作。但是在50年代之后，美国新批评却在“文本细读”中让文学走向了孤立，文学作品被“物化”，他们把诗变成了“崇拜偶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新批评是对技术专制主义的一种否定，但是最后却重复了这种技术专制主义。
文学变成了“诗”，诗变成了“崇拜偶像”，意识形态变成了技术专制主义，“这就是说，小说在这里可能被当成了任何东西，但却就是没有被当成小说。”文学被关进了笼子，而这个笼子，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从三条线进行考察，一条线是从现象学到诠释学再到接受理论的“文学理论”。胡塞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面临意识形态的危机时发展了现象学，他希望通过一种“绝对自足的科学精神”，让陷入危机的欧洲科学得到精神的再生，现象学就是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胡塞尔现象学的努力是在直觉认识的事物中寻求安慰，被悬置的“事物本身”也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而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现象学将作者、创作条件和读者置之不顾，这种全然“内在”的阅读隔绝了外在之物，看起来客观和公正，却是唯心主义、本质主义、反历史、形式主义的。胡塞尔之后的海德格尔拒绝从先验主体出发，而是从人之存在的不可压缩的“被给定性”出发，“此在”让人与世界的对话变成一种听，伊格尔顿认为，“他的作品既代表着与历史的遭遇，也代表着对历史的逃避；这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他与之调过情的法西斯主义。”
| 编号：H21·2231106·2026 |
之后的赫什在《解释的有效性》中甚至认为文本只能有一种解释，对作品的阅读只能是一种“会解”而不是意义，也就是说，作者的意义是作者自己的，文本的意义也不应该被社会化。到了伽达默尔，他认为文学作品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来不会被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作品的语境转换，新的意义便会产生。而接受理论更是强调了读者的作用，阅读变成了一个复杂运动的过程，按照罗曼·英伽登的说法，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组“纲要”，“读者必须将它们予以实现。”——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出现了三个阶段的成熟形态，浪漫主义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新批评关注的是作品阶段，而诠释学、接受理论则转向了读者阶段。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诠释学到接受美学，文学理论在改变，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文学也需要改变，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文学价值都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它也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反应，必须和社会、历史交织在一起，“形成着并支持着所有这些理论的总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或多或少的确定解读。”
文学理论的第二条线则是从结构主义到符号学再到后结构主义。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在1957年写作了《批评的解剖》，他创造了一种更“科学”的系统，从而有力地实现了文学类型的“总体化”，发现了文学历史具有的集合性结构，“文学的种种模式和神话把历史压缩为同一者，或基于种种相同主题的一系列重复性的变化，从而超越历史。”在伊格尔顿看来，弗莱所强调的是文学的乌托邦根源，他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恐惧，对历史本身的极度厌恶，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批评，而在同时，真正的“结构主义”理论开始出现，按照杰姆逊的观点，结构主义就是“从语言学角度重新理解一切事物”的尝试，这一理论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无疑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实践者，他们“结构地”看待文本，悬置其对于所指物的注意而考察符号自身，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诗性”就存在于“那被置于与其自身的某种自觉关系的语言之内”，语言的诗性活动，就是为了“提高符号的具体可触性”。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混合在了一起，而叙事学则将叙事研究革命化了。
在伊格尔顿看来，结构主义代表了对文学毫不留情的去神秘化，破坏了文学人文主义的经验主义，不顾个别思维的奇情异想而展开自己的“具体逻辑”，所以他把结构主义说成是“令人毛骨悚然地非历史”，和现象学一样，把物质世界完全关闭在我们的门外，主体变成了系统本身，所以它是“反人本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对待意义更为彻底，它把能指从所指那里分开了，“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一个符号不是什么，那么它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在它自身之内。”“解构”就是他们的文学理论，按照德里达的观点，语言都是超出准确意义的“剩余”，都在逃离限定它的意义，它以“写作”的方式拒绝对文学和非文学作绝对的区分，而罗兰·巴特更是将作品变成了“文本”，文本“是……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把自已的屁股露给政父”——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我们已经离开麻斜·阿诺德很远了”。而考察后结构主义产生的背景，伊格尔顿认为这是因为1968年制造了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的混合，后结构主义将自己看成是话语的囚徒，因而无法合理地提出某些真理主张。
第三条线索则是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从意识到无意识，从压抑到升华，文学理论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是巨大的，伊格尔顿在其中发现了文学具有的“意识形态”，拉康的欲望理论指出欲望是一种不可能占有的实在，而且是从“他者”那里接受来的，这个他者将产生欲望的语言关系、性关系、社会关系都卷入其中；弗洛伊德自己作品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丰富的传统”，则是政治-精神分析工作，也就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幸福问题；阿尔都塞按照拉康那个“想象的”重新思考意识形这一概念，拉康理论中儿童与他的镜像关系发展成为阿尔都塞理论中个别主体和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对于精神分析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伊格尔顿认为，我们要求了解的是一个社会究竟能容忍多少压抑和迟迟不来的满足？为什么人们有时准备忍受压迫和侮辱，这种屈从的可能崩溃之点又是什么？精神分析具有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思考文明的本性，而这就是伊格尔顿以文学理论的力量将其从“文明化的感受力”对其遏制中解放出来的目的。
三条线索并不够构成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全部，而伊格尔顿对于三条线索的解读就是为了重新提出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学理论的要义何在？有没有比代码、能指、阅读主体更重要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伊格尔顿用了“政治批评”的结语，他认为，将政治拉进文学理论中，就是为了阐述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涉及种种权力关系的政治，其构筑的历史包含着文学理论的历史，或者说，文学理论是具有政治性的，“本书所勾勒的文学理论大部分都不是向这个权力系统的那些假定进行挑战，而是加强了它们”，文学是文学，文学又不单单是文学，文学理论是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表意实践，是一种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改变它们”。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就像文学理论的属性一样，是开放于社会的，是横亘于历史的，没有谁会以中立或“清白的阅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别的，而就只是这一时刻，即这些实践被迫首次把自身作为自己的探究对象的时刻。”
即使在“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潜在意义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但是伊格尔顿相信那只曾经被驯服的狮子会醒来，会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吼叫，因为这是狮子回归自身、文学回归自身、理论回归自身的内在需求，“如果文学今天仍然要紧，那主要是因为，在很多保守成规的批评家看来，在一个分裂破碎的世界上，文学乃是少数这样的地方之一，这里某种普遍价值感仍可得到体现，在一个污秽卑下的世界上，这里，罕见的超越之光仍可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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