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6《出山记》：只是地理意义的迁徙
在那场“怀斯曼的凝视”中，焦波就坐在我后面的嘉宾席上，当中国纪录片导演和怀斯曼进行线上交流的时候，身后的他却在接听电话，声音近距离传来，似乎干扰了“大师的对望”。这一个细节让我对焦波的印象再次打折，实际上，2015年观影了他的纪录片《俺爹俺娘》，就感觉他是在用纪录片这一形式消费亲情，不管是1998年的摄影展，还是之后从30年拍摄的12000张照片整理出来而出版的摄影集，不管是2007年在央视播出的20集纪实连续剧《俺爹俺娘》，还是2003年30分钟的纪录短片《俺爹俺娘》，焦波一直在围绕着“俺爹俺娘”在做文章，“俺爹俺娘”也成为他的一个IP，所以当时我在影评中说：“摄影集和电视剧都在公共意义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唤醒了很多人被忽视的亲情，这或者也是焦波希望达到的效果，当‘俺爹俺娘’这四个词成为飙泪的共有记忆，成为子女偿还感情的催化剂，实际上也在照片、电视中把亲情物化了，甚至完全成为了消费对象。”
而这次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焦波又携带着已经被一次又一次消费的“俺爹俺娘”来到了展会现场，在展示厅里，“焦波影像作品展”正在举行，除了门口和墙上布置的那些“俺爹俺娘”照片之外，“凝视怀斯曼”的会场就是这次焦波系列作品的主会场，除了播放2016年重新打造的纪录片《俺爹俺娘》之外，还有纪录片《老窝》《出山记》的播映，还有名为“脱贫哭上不被遗忘的远方”的焦波纪录电影研讨会，摄影作品、纪录片、研讨会共同诠释了展会“中国乡村·时代影像”的主题。即使从以前的30分钟变成了88分钟，即使焦波从主演变成了导演，即使焦波满怀热情地邀请观众作为“父老乡亲”在观影后对纪录片提出中肯的评价，但是在这个被一次次消费的IP面前，我还是放弃了对《俺爹俺娘》的二刷，放弃了对已经被物化的亲情的观望。
《出山记》的播映是此次焦波作品展的一个部分，一方面今天下午纪录片节实在没有其他吸引人的主题论坛和观摩电影，另一方面9月刚好从贵州施秉归来，对于这一部关于脱贫主题的纪录片，还有着某种观感上的契合——焦波镜头对准的也是贵州这一扶贫大省。位于大山深处的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是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而其中的大漆村则是石朝乡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村庄。极贫乡里的极贫村，就像那层层阻隔的大山，当焦波用镜头挖掘这里的脱贫故事，似乎在一种沉浸式的记录中探寻走出去的方法，“出山记”的重点在于“出山”，当脱贫仅仅是“出山”，是不是意味着扶贫只是寻找告别旧有生活方式的一种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或者，“出山”只是简单的人口易地搬迁？
| 导演: 焦波 |
要出山，必定是因为困囿得太深，是因为走出去是一种巨大的困难。的确，在大漆村，通向外面的道路有限，而且很不发达，尤其是最深处的申学科家，几乎没有一条从里面通向外面的道路，当父亲患病需要上医院检查时，申学科便招呼自己的两个叔叔，然后三个人轮流背着父亲，从高山上一步步走下来，在几乎没有道路的山坡上行走，在几个小时之后才看见大路，从这一条路搭车才能去往医院所在的镇里。交通不便影响了就医，而这也是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所以申学科的儿子不愿待在这里，很早他就去了外面打工。除了申学科之外，另一家申学王则依靠着自己的薄田和几头牛维持着生计，祖传的老宅已经破败不堪，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申学王只能贱卖自己家的牛，在这样一种贫困的生活状态下，儿子申周面临工作和结婚的困扰，所以他渴望能改变现状，能走出大山。
申学科一家，以生病的父亲求医受困，说明了“出山”的重要意义，而申学王一家，则以儿子申周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构筑了“出山”的必然性。焦波选择这两个典型贫苦户作为叙事的主角，实际上是在展示观念的冲撞：申学王不想离开老家，即使贫困也认为自己的根在这里，而申周不想重复上一代的命运，他把未来的一切都构筑在“出山”之上；而对于申学科来说，观念来自于自身，尽管父亲求医他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在易地搬迁中重新选择这个家。正是在贫困户观念还没有解放的时候，焦波适时地对准了前来做工作的乡支书申修军，也开始了“脱贫哭上不被遗忘的远方”的宏大主题宣传。
《出山记》电影海报
可以说，焦波在纪录这两个脱贫故事的时候，的确把重点放在他们观念的冲突上，要想使得“出山”成为他们自己的必然选择，需要的还是对自身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塑。但是，焦波显然并不想探讨脱贫背后深层次的困境，不想聚焦根深蒂固观念的形成原因，甚至不想寻找脱贫在物质之外的精神需求，而硬生生地拍成了一部只为主旋律服务的电影。一方面，片名叫“出山”，其实并不只有离开是脱贫的不二选择，“进山”也是一种途径：申学科不想易地搬迁，面对村支书申修军的苦口婆心，他甚至开始动怒，而这样极易走向极端的冲突最后反而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那就是修建公路，即使通往村子的道路是路况极其复杂的悬崖，但是最后的大道还是修到了申学科的家门口，也正是大路修通，申学科儿子的婚礼在热闹喜庆与和谐中完成了。
进山也可以“出山”，而真正落实了易地搬迁脱贫政策的申学王一家，当离开了不舍的老宅，当住进了务川县的公寓，“出山”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变成了另一种困境，申周说自己有扶贫的岗位可以就业，父母也可以在房子下面开个小卖部，但是他们根本无法融进这里的生活：在超市里，他们看不懂商品的标签，2元的牙刷以为是20元；过马路时不知道红绿灯规则……或许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不适应，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适应，但是当他们在一起吃饭是，申学王和妻子说想在屋顶养几只鸡，这是令人发笑的对话，却也是某种讽喻，仅仅是搬到了新居，仅仅是完成了脱贫，但是他们还在原有的生活规则之中，他们的观念根本没有“出山”，就像举行易地搬迁仪式之后，那些搬迁户坐上了开往遵义和务川两个方向的中巴，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即使看见了今后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也没有什么兴奋——大巴载着他们从大山深处走向城市，他们其实更像是复数的物，被搬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焦波把重点放在政策落实前后矛盾冲突中，而做这项工作的关键人物就是申修军，但是当申修军变成政策的执行人，实际上他也脱离了这一片乡土成为政治性人物。他总是走村串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做群众思想工作，几乎被人打了他也毫无怨言，但是在住院之后回到家里，妻子甚至也不理解他，认为他将家里的事情全部推给了自己，是一种不负责任，申修军生气地说：“我在外面也要被骂，回家来还要被吼。”而他的弟弟本来符合政策，但是因为哥哥是村支书，所以被人指指点点最后他也索性放弃了——在妻子和弟弟眼里，申修军说不上崇高，甚至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扶贫上尽心尽力的他却在私人问题上陷于道德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抽离了属于小我的那部分，而成为大我的一个符号，这种断裂感也许就是扶贫过程中把人最后变成搬迁的物所产生的异化问题。
出山是出，进山也是出，这或者就是一种辩证思维，只不过在“出山记”的主旋律主题中，焦波记录了冲突和矛盾，却也制造了脱贫的假象——在纯地理空间的迁徙中，何来真正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又何处寻找把根留住的那片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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