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22《符号学理论》：语言是我自己的总和
如果符号学是一种理论，那么它应该是一种允许对符号学现象进行持续批判干预的理论。
——《走向文化逻辑学》
“如果”并非是一种假设，而是将符号学引向一种理论的强化，符号是一种话语，符号学就是一种话语表达的学科，当人们说话，就会涉及到他们为什么说话，以及如何说话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决定了他们未来的说话方式，由此，翁贝托·埃科给予了符号学一种理论上的“持续批判干预”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方法论，它关涉的就是符号学家的批判和干预能力：他能不能对他的对象和范畴提出疑问，他是否具有对理想的符号生产者提出公理化、高度形式化方法的能力，或者说他是不是能够关注受变化和重组影响的社会现象——因为符号学从来不是“水晶般不变的模型”，而是一个交织的网络，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现象的批判和干预理论就是对变化和重组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和参与。
埃科在说话，在表达，在对符号学进行阐述，他就是把符号学看做是一种理论的符号学家，就是在对交织的符号学网络进行批判和干预，“无论如何，我都难以否认，这决定了我自己的说话方式。”从最初研究视觉符号学与建筑学的《视觉交流符号学札记》到从认识论角度对结构主义进行长篇讨论的《缺席的结构》，埃科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就是在对符号学现象进行批判和干预，而这一次他尝试将指称理论引入符号学框架，并试图在符用学和符义学之间建立联系，更重要的便是对“符号学”的概念和经典符号类型进行批判——埃科是不是以不同的“说话方式”构建符号学批判理论？
但是批判和干预的理论之前，埃科对符号学的阐述是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阐述的，在他看来，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有一个边界或阈值问题，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在于对边界和阈值采取一种态度：或者是承认，或者是假设，或者是尊重，或者是超越。他认为，符号学的边界或阈值有三类，一类是“必须通过纯粹的暂时性协议来设定”的边界，这就是“政治边界”，它分为“学术”界限、“合作”界限和“经验”界限；另一类则是由学科本身的目标来确定的，这是“自然边界”，索绪尔和皮尔土对符号的阐述都是在“自然边界”中进行的，它是符号学方法无法超越的界限；第三类则是认识论的边界，它不依赖于符号学对象的定义，而是依赖于学科本身的理论“纯粹性”的定义，也就是说和符号学家的“说话方式”相关，而指导他这样说话而不是那样说话，就在于能不能对符号学现象进行批判和干预。
埃科所要探索的就是理论的可能性与社会功能，它涉及的是两种符号学现象，一种是表意，另一种则是交流，所以埃科把符号学理论分为符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符码理论指向的是表意符号学，符号生产理论则为交流符号学所需，两者不是语言和言语、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符形学与符用学之间的区别，埃科主张克服这些表象的区别而去勾勒符码理论，该理论甚至考虑到话语能力、文本构造、语境和环境消除歧义的规则，从而提出一种能在其自身框架内解决诸多符用学问题的符义学。而符号生产理论考虑的现象范围更广，它涉及到语言的共用、符码的演变、审美的传播、相互交流行为的不同，以及为了指称事物或世界状态的符号使用。在埃科看来，表意系统是自主的符号学建构，它通过抽象的存在模式，独立于任何使之成为可能的潜在交流行为，但是表意符号学却是交流符号学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个自主、独立和抽象的系统，就不可能建立交流符号学。
在对符号学阐述的时候，埃科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法，他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是一切可以被视为符号的事物，而符号也是在表意上替代别的东西的一切事物，这种替代性是符号的关键所在，即使这个个别东西不存在，即使符号代表它的时候不必实际存在于某处，所以符号学原则上就是“研究一切可以用来说谎之物的学科”，因为符号具有“说谎”的功能，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用它来说出真相，所以符号不是用来诉说什么，而是一种替代，“谎言理论”在埃科看来就是一般符号学“至为全面的刚要”。那么，在表意系统所构成的符码理论中，符号是如何“说谎”又如何说出真相的？
| 编号：H46·2231004·2012 |
“每当存在人类社会公认的这类联系时，就有了符号。”表达系统的元素通过符码指派给被表达系统的元素时，前者就成为后者的表达形式，后者也成为了前者的内容，当一个表达和某一内容相关联的时候，符号就产生了，所以实际上，符号就是符号-功能体，它是两个相关元素的关联体，而符码并不是真正在组织符号，而是在交流中符码提供了产生作为具体事件的符号的规则，经典的“符号”概念就是将自身融入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关系网络中。所以符号是一种关系的联结，符码制造了规则，那么在这个符码规则里，就必然存在“谎言”，“每当有谎言，就有表意。每当有表意，就有可能利用它来说谎。”当然，在这里符号学就有了另外的阈值，那就是表意条件和真值条件之间的界限，意图语义和延伸语义之间的界限。
“谎言理论”在表意中的运用，其实指向了符号学在语义角度的研究目标，内容就是目标而不是指称物，而内容“必须被界定为文化单位”，它可以是一个集群，也可以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单位系统，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埃科认为，“符号学主要关心作为社会力量的符号。”而要认识文化单位的存在，就必须把语言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这里，埃科引入了皮尔士的“解释项”，每一个定义都是语言上的新讯息，它的意义必须通过定义前一种表达所承载的文化单位的其他语言来阐明，由此形成的阐释系列就是解释项链条，在这里埃科区分了解释项和解释者，符号在准心灵中所产生的东西，就是解释项，而这个准心灵是解释者，解释项是保证符号有效性的东西，而解释者可以缺席；另外，解释项也是一种再现体，而且为了确定符号的解释项是什么，必须用另一个符号来称呼这个解释项，而另一个符号又具有用另一个符号来命名的解释项，以此类推，一个无限衍义的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是符号系统基础的唯一保证，它保证的是符号系统能完全依靠自己的方式来核查自身，所以，语言就是一个自明系统，“语言是由相互解释的连续的规约系统来阐明的。”
解释项的观念使得意义理论成为一种严密的科学，从而和指称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同时，解释项把符号转换成其他符号，把定义转译为其他定义，把词语转成图像，把图像变成直示符号，把直示符号转为新的定义，把新的定义转为命题函项，把命题函项转为例句，“通过这种方式，解释项向它的成员提出了一个不间断的文化单位链，构成其他文化单位，从而翻译和解释它们。”在解释项的观念里，还有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实体把目标定为即不依赖于意义，也不依赖于符号载体，比如“盐”是“氯化钠”的解释项，“氯化钠”又是“盐”的解释项，在特定的场景中，一把盐也可以成为“盐”的解释项……所以埃科认为，解释项的定义在符码理论中发挥作用，包括了三个符号学范畴：它是符号载体的意义，它起到了“同义词”的作用；它通过对文化单位的内涵分析和成分分析，以“解读”的方式进入到不同语境中形成不同的“义位”；文化单位保持着开放性，也就意味着能被新的符号载体系统表述——埃科还将解释项放在符号生产理论中，作为符号生产理论框架中的一个范畴，解释项界定了许多命题和论证，它们对既定的符号进行解释、发展和说明，从而使得解释项对事实判断做出判断。
解释项将符码连接转换成符号，符号翻译和解释文化单位，那么符码就是一种双重实体，一方面在表达和内容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则建立一套组合规则，符码理论所构筑的符号-功能体就需要编码，而编码无疑需要编码环境，这就是语境。在这里，埃科将整个系统看成是复杂网络，“它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子符码，其中一些强而稳定，另一些则弱而短暂，比如大量的边缘性的内涵耦合。”而这也提供了编码的可能性：语义空间的流动性使得符码的变化具有过程性和瞬时性；符码理论解释了一个人如何拥有允许他消除歧义、形成和解释给定讯息或文本的权限；符号的生产和解释活动，滋养和丰富了符码世界……如此，埃科提出了附加编码和不足编码，附加编码是语言运作的一系列文本和人修辞的规则，它是从现有符码发展到更具分析性的子符码；不足编码则是在缺乏可靠的预先建立的规则之下，某些文本的宏观部分被暂时假定为信息中符码的相关单位，它是由不存在的符码发展到可能的符码，当单位缺席，它需要的空白通过预测来表达，也就意味着预测所表达的可能是可以说的，可能说的，必定会说的，甚至是从未说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码和语义世界并不处在同一性之中，符码理论所揭示的是符号生产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表意系统的符码理论打开了符号复杂和不可预见性的空间，而表意符号学是交流符号学的必要条件，那么交流符号学所构建的符号生产理论又是如何让符号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符号生产理论的目的是交流，而之所以是一种“生产”模型，就在于符号的“发声”是一种劳动：它是生产信号的劳动，是选择信号的劳动，是组成表达链的劳动，是分离表达单位的劳动，劳动的生产方式是一个三重过程：它是形塑表达连续体的过程，是把形成的连续体与其可能的内容联系起来的过程，是将符号与实际事件、事物或世界状态联系起来的过程。在符号生产理论中，埃科阐述了不同的生产类型，但是重点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创造的审美文本”，另一个则是“修辞劳动”。
之所以成为审美文本，关键就在于“创造”，这个创造是对符号的主动建构，在埃科看来，审美文本关涉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那就是“表达操作”，这种表达操作所释放的是对内容的重新评估，它产生的是一个异质的、高度原创的符号-功能体，在整个过程中，不管是审美的发送者还是接送者，所从事的都是复杂的解释劳动，“这样，审美文本就再现了一个由多样化的交流行为所引发的高度原创性回应的网络。”在这里，埃科特别之处，借用雅各布森提出的理论，当信息是歧义和自指时，它就具有了诗性功能，而埃科将诗性功能成为“审美”功能，也就是说，审美的对象之所以具有美学意义，就在于它是歧义的、自指的，尤其是歧义，埃科把它看做是审美经验的入门，它不指向一种确定的含义，它不在一种规范的层面，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样逃离了理性的思考，从而成为了“不可言说”。
在更深的意义上，歧义之存在也将审美文本突破单一的层面，将外延转化为新的内涵，从而改变最初的解释项，“其内容从来就不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被接受，而是作为其他事物的符号—载体被接受的。”而这就是符号在美学意义上充分表达，“艺术作品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式花园，允许人们走许多不同的路径，而这些路径的数量，是随路径的纵横交错而增加的。”审美交流解构了确定的公式，将其变成不能预见所有可能的结果，同时它的开放性又变成了结构的东西，“因此，审美文本的符号学定义，为非结构化的交流互动过程，提供了结构化的模式。”同样在“修辞劳动”中，埃科也认为修辞学虽然是一种“合理的”互动技巧，它由质疑所控制，受制于逻辑之外的许多条件，但是当符号的生产理论运用到修辞学中，修辞学中对给定的可能前提的选择、三段论的处理和修辞格的表达都可以进行必要的“乔装”，隐喻和转喻修辞手法便是“乔装”的形式。
无论是审美意义上还是在修辞学中，符号的生产理论都在“劳动”中释放了社会力量，而它本身也是社会力量，“因此，符号学也是一种社会批判形式，因此也是众多社会实践形式之一。”社会批判的主体是谁？在涉及符号学主体的时候，埃科认为符号活动是经验主体赖以交流的过程，所以主体是经验主体，它是符号活动被定义和分解的主体，而人在他看来，就是符号，每一种思想也是符号，所以批判也好，干预也罢，人作为符号，在表意、交流之外，更有着生产的力量，“因此，我的语言就是我自己的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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