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5《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原来那不是死亡
她走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更没有哪怕是半句感谢，感谢我为了我们的快乐夜晚付出了那么多，就这样消失在纽约亚马孙雨林一样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的阳光之中。
——《睡美人航班》
从法国戴高乐机场到纽约的航班上，“睡美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登机前她如仙女般的身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惊鸿掠过，坐在位置上打开盒子拿出药片的动作有条不紊，调整椅背后戴上眼罩的动作从容优雅，而入睡之后没有发出一声叹息也丝毫没有变换过姿势。漫长的八个小时十二分钟的旅程，她是作为一种美而存在，“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于是，在“睡美人航班”上，我每次礼貌地举起酒杯都向她致辞：“祝你健康，美人。”然后一寸一寸地仔细欣赏她。
但是我和她没有过对话，甚至在航班抵达之后她醒来然后下了飞机，没有对我说再见，也没有任何一句感谢，然后就这样消失了？对于我来说，这是遗憾、无奈还是莫名的生气？八个小时二十分钟，她始终在入睡状态中，“睡美人”就是一个处在睡梦中的美人，她进入的怎样一种梦境而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实际上，与其说是她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不如说是身为欣赏者的我进入到美好的梦境之中，“她的睡眠是不可战胜的。”更是我不想让这个梦醒来，即使中途没有过对话，即使离开没有一句感谢，即使我留下了遗憾，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全程做梦的际遇，是不是也是一种美好，而当她“消失在纽约亚马孙雨林一样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的阳光之中”的时候，这个梦才被唤醒——梦让我感受了美好，拥有了自由，重获了青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睡美人航班》是小说集中几乎是唯一一部直接和睡梦有关的小说，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者本小说集就是从梦获得的灵感，这就是“梦中的欢快葬礼”：梦见的是自己的葬礼，那些曾经一起的拉丁美洲朋友们在葬礼上相聚，很多还是阔别已久的朋友，葬礼结束后人们纷纷散去，而梦中的我也想陪他们一起离开，但是有个朋友却阻止了他，“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朋友说完和其他人离开了。这句话让马尔克斯意识到他参加的是自己的葬礼，葬礼的确可以让失散多年的朋友重聚一起，但是葬礼同时意味着死亡，而且是自己的死亡，他们活着而离开，你只能从葬礼进入真正到死亡状态中，“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但是即使分开了，对于梦中的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欢快的体验，就像《睡美人航班》一样，彼此也是陌生人，但是至少给了自己一种美好的回忆，甚至是自由和青春，如此，葬礼和梦境异曲同工，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逃离，都是对一种美好的构筑。
但是这个“欢快的葬礼”以及和朋友分开的感悟，带给马尔克斯的是另一种体验，那就是“自我身份认同感的觉醒”，《睡美人航班》是从法国飞往纽约然后回家，“欢快的葬礼”是和多年不见的拉丁美洲朋友相聚，对于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来说，现实就是一个“异乡”，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奇闻异事就是一种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开启一次回家的旅程，“幸运的是，对于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来说，被扔进废纸篓，它们应该会有回家的轻松感觉。”这些故事的原型五个是新闻报道和电影剧本，一个是电视连续剧，一个则是接受采访时的录音，其他的或者就是马尔克斯自己经历的事，而那个“梦中的欢快葬礼”当然也是一个故事，如此构筑起来，马尔克斯就是寻找一种自我认同和归宿感。但是，当故乡变得虚幻，当那些曾经生活过的欧洲城市也早就变了模样，记忆成了幻象，“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要进入到那个找到自己的梦境中，是不是时光的流逝带来了另一种幻灭感？
实际上，马尔克斯的梦境和异乡构筑了两种层次的叙事，一种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推入到了虚幻的梦境中，它是幻灭的现实，是自我的迷失，甚至变成了噩梦；另一种则是可以寻找到那些留存的点点滴滴的梦境，它让自己看见并不曾远去的身影，这才是欢快的梦。噩梦出现在《山魔》中，卡达克斯的春天和秋天是迷人的，与世隔绝就像是一个欢快的梦，但是被称为“山魔”的陆地风却将这个美梦变成了噩梦，瑞典的那个小伙子几次从这里落荒而逃，并下定决心不再回来，就是害怕狂暴而顽固的“山魔”，“起初是间歇性的爆发，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直到最后驻扎下来，没有片刻停顿，没有一丝缓和，它的凶猛暴烈之中似乎有种超自然的东西。”它是自然灾害，更是超自然的恶魔，但是比“山魔”更令人害怕的是其他瑞典人身上“欧洲人的自负”，他们认为小伙子是被非洲人的迷信蛊惑了，意识强行要把他带回卡达克斯，最终小伙子从行进的车上纵深跳入了万丈深渊，他想要逃避山魔的恐惧，却无法逃离另一种死亡。
回不去的卡达克斯对于他来说就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对“山魔”的恐惧中变成了异乡。和《山魔》不同，《雪地上你的血迹》却是一个异乡制造的悲剧。漂亮的少女娜达和比利已经举办了婚礼，他们开车前往波尔多，那里有他们已经预定好了的新婚套房，“他决心当晚到达，不管是狂风还是大雪都不能阻止他。”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都有些不同寻常，比利是她见过的第一个赤裸男人，缠着铁链的手挥出的那一拳让娜达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力量，他的手骨折了，娜达把他送到了医院，于是两个人相爱了。这是两个高贵姓氏之间的结合，但是比利顶着的是残暴愚蠢而恶劣名声，所以当他们结婚，娜达的父母很是失望，“谁也不明白他们相爱的真正原因，谁也不知道这段出人意料的爱情是如何开始的。”
| 编号：C65·2240707·2147 |
和名声有关，但又和名声无关，别人对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并不认同，但是他们却在爱的世界里自我认同，而他们的爱是以不断做爱的方式表达的，即使在结婚后，他们会在飞机卫生间里做爱，而在这段开往波尔多的旅途中，娜达甚至还挑逗着比利，“我刚好在想，在雪地上做一定很刺激。”他们新婚之旅更像是对他人的一种逃离，而逃离的目的地是自己的世界，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噩梦，娜达戴着婚戒的手指在流血，而且血始终无法被止住，娜达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想要找到我们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跟着雪地上我的血迹就行了。”血留在雪地里成为被找到的线索，这本身就是对自我世界的一种破坏，在血流不止后比利将娜达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娜达被推进了医院救护室，那个夜晚，比利是在急诊入口处的车里入睡的——这个噩梦就这样被开启了。在他后来想要去医院寻找妻子，才发现根本没有留下信息，等到他最后见到娜达，已经是娜达的葬礼了，“葬礼于周日下午两点举行，距离比利·桑切斯蜗居的旅馆陋室只有两百米，那时他正因为对妮娜·达肯德的爱受着孤独的煎熬。”
他们相距不远，但是医院隔开了他们，生死隔开了他们，那一场葬礼对娜达来说是死亡，对于比利来说这是噩梦，“他只想找个人用铁链暴打一顿，以报复自己遭遇的不幸。”实际上这一场悲剧以幻灭的方式上演，并非是两个人遗憾的交错，而是有另一种不认同他们的无形力量，最后他们真的成为了异乡人，“他离开医院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雪片正从空中落下，没有血迹，柔软洁白，像是鸽子的羽毛，而巴黎街头一片欢腾，因为那是十年来第一场大雪。”这是一个不被认同而在异乡消失的噩梦，同样经历了这个噩梦的还有《“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的玛利亚，在一个下雨的春日傍晚，独自开着租来的车前往巴塞罗那和丈夫萨图尔诺碰面的她，遭遇了车子抛锚，浑身被淋湿，幸好看到了一辆巴士开来，她叫住了车想要找到可以联系到丈夫的电话，大巴车上的人将她带到了一个地方，玛利亚没有找到电话，她进去的地方是一个精神病院，而且她也被当成了精神病人——因为是墨西哥人，语言不通让她无法交流；因为年轻漂亮，被人误读了身份；因为想要打个电话而情绪激动，院长没有犹豫给了她一个编号——于是，玛丽亚鬼使神差地被推进了噩梦中，甚至之后再也没有走出。
的确，之后她打了电话，也联系到了丈夫，丈夫也去了医院，但是当玛利亚说自己在这里生不如死的时候，当她希望丈夫证明自己一切正常时，萨图尔诺并没有相信她，就像他不相信这个曾经抛弃了三个男人的女人会真的因为爱自己而结婚，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妻子，他还会定期去看她，给她带上一些烟，后来他和别的女人结婚后还让人给玛丽亚带烟。因为车子抛锚？因为错上了大巴？因为情绪激动？玛丽亚的一生就这样被改变了，而这就是不被认同的极端——异化：在雨中狼狈的她被看做是个神秘女人，因为急切想要打电的激动情绪被认为是典型病症，包括丈夫对她的不信任终于使她变成了被抛弃的人，还有精神病院里想要侵害她的女看守被反击而骂她是“婊子”，这都是对一个异乡女人的异化，没人知道玛利亚被关进医院时的疯狂，被当成病人时的绝望，被侵害时的恐惧，而最后那座精神病院也变成了废墟，“像那个阴郁年代的丑陋遗迹一样被摧毁了。”被抛弃、被异化的玛利亚也消失地无影无踪。
超自然的“山魔”，雪地上的血迹，打个电话变成了再无法离开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是马尔克斯所呈现的噩梦经历，而且这些噩梦都以相同的悲剧收场：死亡，甚至无声无息得就像他们曾经并不存在一样。他人的不认同就像是牢笼，囚禁了那个想要自我认同的自我。但是在这几个噩梦之外，马尔克斯也讲述了相反的那些梦。同样是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人，出现在《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中，这个有着圣母名字的女人曾经却是一个妓女，“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曾接待过无数男人，哪个钟点都碰到过，这次竟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在她刚过完七十六岁生日的时候，“确信自己将在圣诞节前死去。”为了准备这场死亡，她选购了墓地，她在墓地上种上了花草，她让自己的宠物狗诺伊熟悉线路，好让自己去世之后让它来看望自己……但是在他死去之前，她看到了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学生被枪杀，他在墙上写下了“自由的加泰罗尼亚万岁！”在和伯爵聊天的时候，新闻上说到三个巴斯克分裂主义者被判处死刑，伯爵认为这是西班牙永恒的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被枪毙了。因为领袖是个公正的人。”
在自己准备死之前却听到了他人之死，对于玛利亚来说，对死亡反而有了新的认识，她怒斥伯爵的说法，理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公正的妓女。”一个接待无数男人的妓女，却在政治态度上重新界定了自己，而且她还请人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墓碑，将逝者的名字写上去放进了墓地。在那个雨天返回的途中，他遇到了同样来墓地的年轻人，说着加泰罗尼亚语，于是玛利亚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的脸被仪表盘的光映成了绿色，头发又短又鬈曲，侧影像一尊古罗马铜像。”坐上他的车，发现他在偷偷看她，回家之后他问能否上去，玛利亚一句“悉听尊便”便打开了门，而当她听到身后他发出的脚步声和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的喘息声，“她意识到，等待了这么多年，在黑暗中忍受了这么多痛苦，都是值得的，哪怕只是为了经历这一瞬间。”在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中，死亡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我的天。原来那不是死亡。”
这个是玛利亚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从墓地回家，也是从死亡返身，认同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回家的轻松感觉”，这个妓女的身份无关，甚至在认同中，妓女也可以是公正的圣女。《圣女》是马尔克斯的另一篇小说，马格里多的妻子早已入土为安，妻子墓穴的旁边是自己夭折的女儿，但是在她死后十一年迁移坟墓时，马格里多却发现棺木中还有新鲜玫瑰的气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孩子的容颜没有任何改变，而身体完全没有重量。躯体经久不腐是圣女显灵的征兆，这就是神迹，于是马格里多来到罗马，希望焚帝冈能够认定这一奇迹，能够将他的女儿定为“圣女”。但是没有人接受这个所谓的圣迹，他一次次被拒绝，而有人提议他去找电影导演，圣女的故事也许可以拍成一部电影，结果导演以这个题材没人会相信为理由拒绝了；而后来对他更为打击的是，刚即位的教皇竟然驾崩了……“圣人们活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马格里多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句话的背后即使对“圣女奇迹”不被认同的无奈，也是对于他人拒绝的嘲讽——以“我”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这个故事，二十二年后我又和马格里多相遇，这时的马格里多老了不少，满脸也写着疲惫，而且这期间竟然有五个教皇去世了，“不朽的罗马开始显露出颓败的征兆，而他还在等待。”不被认同者一个个死去却不是奇迹，他们的死亡更像是“意外”，但是马格里多却依然在等待，而在我看来，他才是真正的圣人，“不知不觉，通过女儿不腐的身躯，他为完成自身加入圣人之列这项无可非议的事业已经奋斗了二十二年。”
和《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将妓女和公正并置在一起一样，马尔克斯也在这里将失意者和圣人并置在一起，去除了身份，这无疑是一种自我认同的重生，而这种重生无不表达着马尔克斯对政治、宗教的嘲讽态度。文集中的第一篇小说《总统先生，一路走好！》更是直接把一个被推翻的“总统先生”当成了重生者。一个七十三岁的总统，在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早已经失去了被认同的机会，所以对于他来说只有一种命运，“心里想着死亡。”因为疾病他要进行一场手术，对于手术，就像对于疾病一样，他并不抱有幻想。总统走向死亡，其实是一个政治隐喻，他曾经拥有权力，他曾经一呼百应，他曾经傲慢无礼，即使被赶下台，也传说卷走了财产。无疑总统作为过去的身份标识，是政治腐败的标志，“一片被想象成积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没有一丝爱意的大陆，一群习惯了劫持、强暴、黑幕交易、欺骗、尔虞我诈的人。”而到了流亡的暮年，被疾病折磨，总统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他感觉自己再不能被救赎。
但是他却遇到了荷马，一个救护车司机，在医院里兜售服务时遇到了总统，他还编造了自己曾是总统的支持者的身份，这让总统一下子恢复了活力，总统主动提出来去他家，见到了荷马的妻子拉萨拉，现实的拉萨拉看不起总统，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混蛋。但是在这场交往中，无论是总统还是荷马夫妇，他们在慢慢熟悉之后对彼此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在总统手术期间，荷马垫付了医药费还将他抬到了八楼，后来总统去了日内瓦，荷马夫妇而和其他人将总统送上了火车，回来才发现总统留下的一封信，信里有一枚亡妻的婚戒和换表，这是对他们的感谢，而总统在术后重生中也完成了救赎，这不仅是自我救赎，也是他人认同中的救赎，“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和一个有尊严的祖国，他想回到故乡，投身革新运动的最前线，哪怕只能落个没老死在病榻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名声。”从异乡回到故乡，从死亡变成重生，如果这也是一个梦，那一定和马尔克斯一样，是一个带着回家轻松感觉的“欢快”的梦，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焕发希望，“原来那不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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