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7《受戒·大淖记事》:过的日子时好时坏
陈小手出了天王寺,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故里三陈·陈小手》
这是汪曾祺小说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篇,大学时老师介绍汪曾祺,就提到了这篇小说,他用某种方言抑扬顿挫地还原了团长的那段话,再加上掏枪射击的动作,小说最后一幕被如此“表演”出来,这一种反转便深深留在了记忆之中。现在的阅读基本不涉足除诗歌之外的中国当代文学,但是在大学里对此有过一段时间的热情,茅盾文学奖作品、先锋派小说,几乎没有落下过,而当现在偶然买到了这本“汪曾祺精选集”,打开了汪曾祺的作品世界,却发现原来我没有读过任何汪曾祺的小说或散文——除了老师在课堂上介绍《陈小手》之外。
这的确有些意外,《陈小手》带来了某些触动,按理说应该找来汪曾祺的作品来读,但实际上不管是大学阶段还是现在阅读成为日常生活,汪曾祺的作品依然是陌生的——或者曾片段的、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读过一些文字,但是印象却是模糊的,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风格,记得陈小手,却始终没有进入其中。这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或者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总体上恬淡的,是质朴的,是中和的,但是也会有诸如《陈小手》这样最后呈现出紧张冲突的大反转。在《故里三陈》中,《陈小手》充满了戏剧性,首先是一个男人成为了产科医生,这是非常特别的存在,“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他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所以男人和女人的禁忌就被放在了一边;再者是团长的老婆遇到了生产问题,所以团长去请了陈小手,而且命令他既要保住大人也要让孩子活下来,否则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对于陈小手来说,职业变成了生死的考验;第三,陈小手终于凭着自己高超的技术完成了接生的任务,团长也践诺给了他二十块现洋,本来以为陈小手成功、团长满意,故事就走向了最后的圆满,不想在陈小手走出天王寺后,团长一枪把他打了下来,这是暗枪,团长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容不得一个男医生为自己的老婆接生,那句“日他奶奶”就成为陈小手最后命运的写照。
一波三折的戏剧性,是《陈小手》都有的,其他两则故事一则是《陈四》,里面也有戏剧冲突,身为瓦匠的陈四在表演时被称为“向大人”,而且是“向大人”不二的人选,但是因为遇到了一阵雷暴雨陈四的演出迟到了,他被会首的乔三太爷抽了一个嘴巴,还被罚当众跪了一炷香,后来还气得大病一场,从此陈四再也不踩高跷了,他还是当他的瓦匠。陈四没有被暗枪杀死,而是做回了原来的职业,成为了原来的人,即使他之后开始糊灯,也只是一种爱好,生活平平淡淡。另一则是《陈泥鳅》,陈泥鳅是那种叫“黑屁股”的救生船上的水手,“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对于钱,陈泥鳅没有特别的嗜好,也布置产业,也不积蓄,有多少就赚多少,赚多少就花多少,后来因为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没有人能将卡在那里的女尸拉出来,只有陈泥鳅有这个本事,他拉出女尸之后,就拿了十块钱的报酬,说了声“得罪得罪”就走了,但是这次他不是去赌场,也不进酒店,而是直奔孤寡老人陈五奶奶家而去,救人的钱给了陈五奶奶和她的孙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陈四被人欺负了重做瓦匠,陈泥鳅做完了事把钱给了孤寡老人,和陈小手相比,他们很幸运,但是结局也显得平淡——“陈小手”这样的反转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像陈四和陈泥鳅这样有些风波但最后归于平静的故事。除了《陈小手》,收录其中的《天鹅之死》更不太像汪曾祺的小说,这是一篇带有象征性的小说,跳舞的白蕤喜欢上了天鹅,更喜欢乌兰诺娃扮演的天鹅,但是天鹅死了,“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草原一片白茫茫。”后来白蕤考入了芭蕾舞蹈学校,成为了《天鹅之死》的天鹅,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来转业她还隐隐感觉到曾经骨折的左腿发疼,在玉潭渊她听到了枪声,一只天鹅就这样被两个青年的猎枪打死,而另一只天鹅因为自己的爱人死了,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撞死了坚冰上。乌兰诺娃的天鹅死了,舞台上的天鹅受了伤,玉渊潭的天鹅殒命,“天鹅之死”无疑就是汪曾祺对那个时代发出的控诉,“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
控诉太过直接,并不像汪曾祺的风格,而他几篇表现那个时代生活的小说,似乎都有着控诉和嘲讽的味道。除此之外,《晚饭花》的几篇小说也散发着淡淡的哀伤,《珠子灯》讲的是一个悲剧故事,大小姐嫁给了二少爷,按照习俗屋里要挂六盏花灯,后来二少爷加入了革命党,接受了新思想,再后来和大小姐订婚之后让她把小脚放了,二少爷死前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是大小姐还是一个人过,那六盏花灯也再没有点过,大小姐在屋子里躺了十年后来也死了,只有女佣在锁着的房间外长长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属于大小姐而还是幽居的生活,她被困在里面,但是那珠子滴落的声音分明是她内心的一种渴望。《晚饭花》同样是关于女性命运的,李小龙在巷子里看见了很好看的王玉英,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里当录事,李小龙就经常经过去看她,但是王玉英最后许给了别人,那个叫钱老五的人“不学好”,风流倜傥,还和寡妇相好,但是王玉英嫁给了他,命运并没有改变,于是李小龙看见王玉英的背影,感到气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大小姐和王玉英都没有能改变自己,她们成为了命运齿轮上的那个人,而另一个故事《三姊妹出嫁》则没有这种悲戚的感觉,秦老吉卖混沌,把三个女儿都养大了,后来三姊妹许给了不同的男人,皮匠、剃头匠和买糖的,成了三姊妹的丈夫,虽然收入有多少有,但是秦老吉告诉他们:“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在三个姑爷回门的那天,秦老吉办了一桌酒,特意包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而三个女儿出嫁之后,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在卖混沌,“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虽然最后那句话让人感觉到忧伤,但是整篇小说还是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也许汪曾祺眼中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有起伏,有变化,有问题,有遗憾,但终归趋于平静。
编号:C28·2240826·2172 |
《大淖记事》也是一个有矛盾和冲突的小说,“大淖”指是一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水和陆地就像大淖的生活一样,被隔开了,“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一边是老锡匠和他的侄子十一子,他告诫十一子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另一边则是挑夫的生活,黄海蛟是挑夫,他和莲子生下了女儿巧云,后来莲子和唱戏的跑了,黄海蛟就把巧云照顾大了。但是命运发生了改变,黄海蛟挑重担的时候摔了下来摔断了腰,巧云反过来开始照顾这个不能行动的爹。十一子和巧云后来认识了,十一子也经常找巧云,两个人一起干活,旁人都说他们是两只鸳鸯,但是配不出对,因为一家要招养老的女婿,一家要接当家的媳妇,他们就像天上飘着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后来的命运又发生了急转地变化,号长敲响了巧云家的门,然后破了巧云的身子,巧云为了残疾的爹还是隐忍着,只是她遗憾没有将身子早一点给十一子。号长后来要赶走那些锡匠,让十一子不再走进黄家的门,不碰巧云的身子,小锡匠咬着牙没有答应,差点被活活打死,后来巧云照顾十一子,给他煮了一碗尿碱汤。十一子慢慢好了起来,但是受到的屈辱不能这样忘记,于是锡匠们开了会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他们交出号长,之后还进行了游行,“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终于,号长的到了严惩,巧云也终于和十一子在一起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
《大淖记事》中充满了斗争精神,这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并不多见,正是由于这篇小说,汪曾祺获得了“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碗“尿碱”从此让汪曾祺名扬文坛。可以看出,《陈小手》中的戏剧化的反转,《天鹅之死》对时代的控诉,《晚饭花》中的悲剧性情愫,《大淖记事》里对于命运的抗争,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一个面向,在这里他的情节构筑是曲折的,情绪流露是强烈的,主题表达是有力道的。而另一种面向则是平淡、从容和质朴的,即使小说,也在这种淡淡的情绪传递中发现日常之美。《受戒》其实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境遇,明海的家里田少,三个哥哥就够钟了,所以他的人生就只能选择当和尚,虽然是生活所迫,但是汪曾祺对于这种选择的无奈却化在朴实无华的句子里,甚至明海的舅舅说起那年闹水灾,很多人被淹死了,善因寺的方丈就在那里做法事,俗称“放焰口”,水灾、死亡也都用简单几句话描述了,而且“避重就轻”说的是念经要有好嗓子。一切的重压都仿佛失去了重量,“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而且当和尚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也可以将来还俗。
汪曾祺: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
明海成了和尚,但是他认识了一个叫小英子的女孩子,第一次在船上遇见小英子就剥莲蓬给他吃,后来他也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再后来明海要受戒了,受戒就是烧戒疤,就是入门的真正仪式,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一句话,“不受戒的是野和尚。”当明海受戒了,再次坐到小英子的船上,小英子忽然对他说,“你不要当方丈!你也不要当沙弥尾!”这是对受戒的否定,但是小英子绝不是要让明海成为野和尚,而是对他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也大声地回答:“要!”从不要到要,其实命运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受戒的意义也完全被消解了,仪式让位于情感,形式让位于纯真,这就是生活并不起眼却一场珍贵的一种美,汪曾祺在小说最后描绘了折中美感,“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异秉》的故事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冲突,王二为了家人的活计摆一个熏烧摊子,后来扩大了经营,搬进了旁边的保全堂里成为了半个店铺,发达了之后就可以自由听书,还能好年玩牌九时不犹豫。保全堂里有一个学做了一年多生意的陈相公,他在初一和十五都要给赵公元帅和神农爷烧香。后来有个叫张汉的给大家说起了命运,“他又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秉赋。”王二说自己也有异秉,“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张汉一听拍了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而此时他们发现陈相公就在厕所里蹲着,“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完全像一个让人好笑的小品故事,没有大的冲突,也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感慨,“异秉”或者就是每个人的并不特殊的生存哲学,和命运有关,但是命运也完全是日常生活。《岁寒三友》讲的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人的故事,一开始三个人的生活都很拮据,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改善,而且还都交了好运,但是沉沉浮浮,三年后由于各种原因生活遇到了困难,甚至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王瘦吾的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都倒给了王伯韬,自己还生了一场大病,陶虎臣的鞭炮生意在县政府和驻军“严禁燃放烟花鞭炮”的公告中彻底没戏,而且女儿被人奸污,陶虎臣甚至要上吊。两个人的命运其实都和那个时代有关,也都走向了悲剧,但是汪曾祺却将这种压抑的悲剧转变为另一种生活,靳彝甫卖了自家的三块田黄,然后给两位朋友救急,所谓“岁寒三友”就是坚不可摧的友谊,就是患难共度的真情,“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那种恬淡、质朴、从容,正是汪曾祺发现的人性之美,生活之美,它同样和命运有关,和时代有关,但是却又在隐忍、中和中变成生活本身的叙事,就像《岁寒三友》中写道:“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过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无论是好是坏,总要生活下去,这就构成了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凝聚着汪曾祺对美的发现。小说如此,散文更是如此,《人间草木》中的山丹丹每年开一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所以带回到遥远的呼和浩特,老堡垒户也是相信它能活下来,“能活。这东西,皮实。”路边捡枸杞的两个老人,在汪曾祺看来就是能寻找生活的趣味的人,“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而玉渊潭的槐花落了,也是那些养蜂人迫于生活迁移了地方。“人间草木”,草木是人,人也是草木,汪曾祺在寄情中看见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几篇就是对昆明的回忆,《翠湖心影》从翠湖的记忆开始,1939年在这里读大学,去图书馆,还“穷溜”,直到1946年离开,“一别翠湖,已经三十八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是很想念翠湖的。”还有《昆明的雨》,昆明的雨中有仙人掌,有菌子,有杨梅,有缅桂花,每一种东西都能让人回到记忆之中,“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除了昆明,汪曾祺另一类写的较多的就是和吃有关,吃不是简单地填饱肚子,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品味,《五味》中汪曾祺写到了山西人喜欢吃醋,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四川人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夹芋泥蒸,苏州的甜不及无锡,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浙江人很喜欢吃咸菜和咸鱼……从吃还引出了和贾平凹在南宁吃“老友面”,台州的同学往包子里倒酱油,昆明时和贵州同学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故乡的食物》既和吃有关,也在吃中感受到浓浓的思乡之情,从“炒米和焦屑”写到高邮“端午的鸭蛋”,从“虎头鲨·昂嗤鱼·砗螫·螺蛳·蚬子”的水产到“野鸭·鹌鹑·斑鸠·鵽”的野味,在写到“咸菜咸菜慈姑汤”的时候,除了对这道菜的介绍之外,还说起了以前到老师沈从文家拜年,他们就做了“咸菜慈姑汤”,沈从文说了一句:“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汪曾祺现在想来,“格”就是沈从文的语言,对什么事物都将格,包括慈姑和土豆,“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还有就是在《异秉》中汪曾祺写到的一种野味叫“鵽”,这个字很多辞典不收,《辞海》里有,但是注释成“鸟名。雉属。即‘沙鸡’”,汪曾祺觉得不对了,他说沙鸡吃过,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不是鵽。在汪曾祺看来,“鵽”不仅仅是一个词,一种命名,也不只是野鸟,而是一种味道,一种记忆,“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鹩更香的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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