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8《大劫案》：反抗社会的一条“捷径”
银行抢劫案对于香港电影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题材，而发生在1970年代的抢劫案，似乎也为楚原设计情节构筑了一种原型：1974年香港发生了宝生银行抢劫案，香港有线电视开先例地直播了当时劫匪与警方的对峙画面；1975年8月香港恒生银行发生七百万元的大劫案，运钞车在红磡隧道行进时被劫匪抢走巨款——楚原的这部电影上映于1975年9月，虽然真实的劫案发生在前，但是半路被劫持的情节似乎不谋而合，也可以说电影是对刚刚发生的这起抢劫案一种影像式再现。当电影以如此“精确”的方式再现“大劫案”，大劫案本身的现实意义其实已经被凸显出来。
但是楚原并不真正再现劫案本身，而是通过表象的劫案深挖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就从非法、违法的预设中得到了突破，它被赋予了一种“合情”的内核：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大劫案，就在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被现实逼迫得走投无路，都陷入了铤而走险的绝境，而抢劫银行的500万元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大劫案轰动这个社会，它是以一种集体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社会认知意义上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犯罪，但是当这个集体性、暴力性表述转而变成每个个体的命运关切，就从法的层面走向了情的层面，但是当大家在铤而走险中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那么他们的“苦情戏”真的能实现一种道义上的拯救？
从前面几十分钟的动作戏，转而变成每个人讲述自己不公遭遇的控诉戏，这种转变在楚原的设计上显得有些突兀，而突兀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成为导演的一种人为设计，这就是楚原从表现走向背后的一条捷径，关键是和他们以抢劫银行改变自我命运这样的“捷径”设计一样，这真的能唤起一种情感上的共鸣？现场一起实施抢劫行为的一共有6个人，在被警方追捕的过程中，其中的五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陈九仔和马如龙失联之后，绑架了女孩珍妮，在河边两人是绑匪和被绑架者的身份，但是当珍妮问他：“你生出来就是贼吗？”这个问题一下子让陈九仔破防，“我不知道生出来是不是贼，但我知道我生出来就没有爸爸。”他回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从小就和弟弟妹妹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而他去找母亲，母亲给他的一句话是：“我还要做生意。”当自己工作找不到，就跟着马如龙开始了在片场跑龙套，但是马如龙因为一次拍戏而摔残了腿，他再也无法拍戏，终于在玻璃房里认识了可以提供他们帮助的麦光，不想他们落入了虎口，麦光根本不是让他们得到所谓翻身的项目，而是抢劫银行，但是不去抢银行又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难题？
| 导演: 楚原 |
陈九仔的故事当然引出了马如龙的遭遇，这个以“无影三脚”在电影市场树立了威望的武打明星，在发生事故之后再无法站在舞台之上，他的梦想破灭了，而且因为房子欠下了债务，对于他来说，抢劫银行就成为了唯一的赌注。陈九仔和马如龙之外，参与抢劫的还有李国超和李国成兄弟，他们之所以走上不归路就在于李国庆因为吸毒欠下了大量的债务，身体的折磨让他再无法回头，李国超记得母亲去世前对他交代的话，以“照顾”的方式和李国成一起加入了犯罪集团；黄菲腊曾是一名赛车手，在赛场上驰骋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那时他还拥有了和歌手芳婷的爱情，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事故让他告别了赛车场，女友芳婷更是被查出癌症，为了实现芳婷想要环游世界的愿望，他也只能瞒着她加入了抢劫团伙……
四个人的故事揭示了抢劫案背后的悲惨人生，楚原不仅赋予了他们一种“合情”的内核，而且让这种合情的故事更以比金钱更为珍贵的情感为线索展示出来，它们是国超和国成之间的亲情，是黄菲腊和芳婷的爱情，是陈九仔和马如龙的友情，更有在逃亡过程相遇陈九仔和珍妮的一见钟情，甚至牵出了珍妮表面富足但是内心悲苦的人生：母亲和小白脸在一起，父亲有一个女秘书，所以家里看起来热热闹闹自己却孤零零一个人，这就是家庭感情缺失造成的人生悲剧。亲情、爱情、友情和一见钟情构成了这些个体被逼无奈却想要维持的东西，而在情感故事的演绎中，楚原更是将其看成是一种对社会反抗的动力，陈九仔对珍妮说：“我们一样可怜，被世界遗忘了。”马如龙在警察说你已经走投无路时嘲笑说：“走投无路？我早就走投无路了。”芳婷并不知道自己患病的现实，黄菲腊对她说：“上帝有时候不太公平，不要相信他。”国成对哥哥国超说：“我没有欠这个社会，而是社会先欠着我……”
自己被社会逼得走投无路，社会让自己陷入了命运的深渊，正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对立，使得楚原在揭示背后的个人命运时，社会就成为了一个发泄不满、制造不公的容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合情而且变得合理，一个最明显的预设就是：他们看起来是抢劫银行的坏人，但是骨子里都是“好人”，尤其是在陈九仔和珍妮为躲避追踪来到了一间小屋，起初主人阿牛对身为银行劫匪的他们恨之入骨，但是在妻子阿英临产的时候，陈九仔和珍妮冒着危险帮助他们，让阿牛完全改变了态度，在被命名为“九仔”的孩子降生之后，警察包围了屋子，陈九仔和珍妮走向了警察，在冒险逃离时被警察乱枪射死，阿牛大喊：“你们杀错人了，他们都是好人啊！”
也许只有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苦情戏，“好人”才成为非法律意义上的判定，但是当劫案发生，不管他们有怎样合情合理的诉求，都不能称为“好人”，楚原无非是在这种预设的捷径中将他们和社会对立起来，社会是坏的，所以他们才是“好人”，而在整个劫案中，真正为坏人背锅的就是组织者的麦光和想要独吞者500万的“老板”，而这个老板不是别人却是探长的儿子，当最后水露石出，“老大”面对着探长父亲说，这五百万可以过一辈子了，再不用付出努力，显然这才是罪恶的“捷径”，探长终于拔出手枪打死了儿子，在一种亲情的毁灭中维护了正义。社会和个体的对立，非法和合情的对立，以及善与恶的对立，楚原用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创造了一种个体反抗的捷径，在这种捷径中，连同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也都变成了不义的代表。
《大劫案》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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