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08《天伦之乐》：家是出发的起点
这是1919年的泰晤士河，1919年的伦敦街头，1919年的普通英国家庭，镜头从俯视到移动，再到拉近，大卫·里恩用具有标识意义的视角，最后从一扇窗、一扇门深入到“家”里，这是故事叙事的起点，而沿着这一空间轴线展开的是“1919年至1939年的伦敦家庭故事”，空间的时间化，在电影的最后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是1919年的普通英国家庭，1919年的伦敦街头，1919年的泰晤士河，从推远到平移再到俯视，在时间的闭合和空间的对应中，故事缓缓合上。
“1919年至1939年的伦敦家庭故事”，横跨20年而形成的闭环叙事如何归于“天伦之乐”这一主题？英文名“This Happy Breed”，其实隐匿着时间延续的主题线索，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在20年间经历的故事，这是从父辈到孩子赓续的“快乐”故事，但是不管是1919年，还是1939年，都无可避免笼罩在一个更为残酷时代背景下，这一时代具有的关键词便是“战争”。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节点，旁白：“经过四年的战争，人们回到了故乡。”歌声在伦敦街头响起，这是战争结束之后人们重归秩序的开始。但是，战争的阴影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立即散去，它甚至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弗兰克的妹妹西尔维娅刚搬进来的时候，就说自己的背痛，身体之痛只是一种表象，她的丈夫在战争中丧生，寄居于哥哥弗兰克家里，她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摆脱战争带来的创伤，在这间屋子里和弗兰克的岳母弗林特太太不断引发的争论，其实就是这种战争后遗症。弗兰克曾经在前线作战，战争结束后他复员回家，回到了故乡的他和其他经历过战争的人一样，对战争有着特殊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怀念那些战友，他认为战争对他个体的成长来说意义深远，搬进17号房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邻居鲍勃，而鲍勃同样经历过四年的战争，两个人遇见，特殊的身份让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当伦敦的街头举行士兵回归仪式的时候，弗兰克带着全家观看，夹道欢迎的他自豪地对妻子埃塞尔说：“这就是我的部队。”后来他还和鲍勃参加了复员军人的聚会，佩戴勋章的他们沉浸其中，“我们的兵团是世界上最棒的。”西尔维娅甚至讥讽她哥哥是个“好战者”。但是另一方面，经历了战争的弗兰克对战争本身也保持着警惕，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慢慢聚集起来，他发问的是：“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
“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的疑问对应于20年的现实，其实更多是对战争留下的创伤的思考。埃塞尔在弗兰克刚回家的时候，就说起熬过的这四年就是一直担心丈夫再也回不来了，她举例说自己的邻居父子就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鲍勃也是复员而回家的军人，他告诉弗兰克的是，自己曾经在1917年中了毒气，虽然现在基本康复了，但是也留下了胸闷的后遗症。西尔维娅失去的丈夫，邻居战死的父子，鲍勃的后遗症，这些都是过去四年战争留下的阴影，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接下去的生活是身体慢慢康复，心灵渐渐得到抚慰的时间。但是从1919到1939年这个时间段，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都在发生着改变：1924年在温布利举行了大英帝国展；之后经济大萧条，街上店铺的告示是：“此处店铺全部关闭，重开时间另行通知。”伦敦的火车站空空，工厂空空；之后街上爆发了游行，弗兰克的儿子雷哲参加了游行，头部被石块击中而受伤；1929年美国百老汇歌舞表演进入伦敦，开启了“唱歌跳舞畅谈”的奇妙之旅……
| 导演: 大卫·里恩 |
在这其中，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散，新的战争似乎正在酝酿，在雷哲举行婚礼的时候，正在等候汽车的弗林特太太说了一句：“天有不测风云。”而那个司机载他们去教堂之后还要去参加一场葬礼；而在雷哲发生车祸失去生命之前，埃塞尔就对弗兰克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仿佛一切都被预感了，接着是全国广播国王病逝的消息，在街上有人鼓吹德国希特勒的演讲，1935年议会选举的投票，保守党获胜的消息，以及1939年大家谈论德国“不好的预兆”……经济大萧条、国王病逝，保守党议会选举获胜，德国纳粹上台，这些关于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通过弗兰克阅读的报纸、街头的广播、人们的议论而成为这20年的背景，但是当社会发生动荡，小小的家庭也无可避免被卷入其中。
1919年和战争有关，1939年也和战争有关，当大卫·里恩让两个时间端点形成闭环，具有延续性的家庭叙事在阐述“快乐的人”这一主题时，无疑将围绕家庭这一情感支撑点。1919年，经历过战争的人回家，家是他们回归的终点：从泰晤士河到伦敦街头，再到深入一户家庭，这是家的叙事的真正展开，那扇紧闭的门终于从外面被打开，弗兰克一家人搬进了这个还散发着湿气的房子，当空空荡荡的房间被各种家具填充，当家庭的每个人成为这里的主人，当这里重新有了笑声和争吵，一间房子才真正成为一个家。弗兰克和埃塞尔无疑是这个家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将家作为回归的终点，也把家作为每个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这种从回归到再出发的过程，完全体现在父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上。
《天伦之乐》电影海报
弗兰克和埃塞尔有三个孩子，瓦尔和山姆结婚，他们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处在稳定的关系中，这是对弗兰克和埃塞尔关系的一种继承。雷哲却是一个具有反叛思想的人，他参与了那次街头游行，导致头部受伤，弗兰克和雷哲进行了一次对话，弗兰克经历过战争，但是他对雷哲的这种行为提出了批评，“今天我发现这个国家正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英国人——像疯子一样欢呼雀跃，只因为惊恐得到了安抚。事实上我感到很恶心，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胆识就此学到一课，我们再也不要像这样去向任何人委曲求全。”他认为和体制进行斗争是错误的，所以给儿子的建议是：“社会的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这就是我们的分内事。”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普通人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实际上在保守的观点中隐含着一种家庭观，只有把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当成分内事，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之后的雷哲也不再冒失，后来他和菲利斯走进婚礼殿堂便是对父亲关于“普通人”言论的一种实践。但是雷哲在车祸中丧生，对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无尽的伤痛——里恩用了非常特别的空镜头来衬托这种悲剧性的氛围：瓦尔跑来看到西尔维娅和弗林特太太在家里，便告诉他们说雷哲出事了，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然后瓦尔走向了庭院，空镜头里是从房间到院子的门，是院子的草坪，是草坪上的篮子，是传来孩子的声音，之后才是弗兰克和埃塞尔慢慢走进镜头，低着头的他们沉浸在悲痛之中。
传统型妻子的瓦尔，从冒失到回归的雷哲，都是基于家庭情感而演绎了故事，而经历最为坎坷的无疑是奎妮，鲍勃的儿子比利喜欢上了她，她也爱着比利，但是当水手的比利告诉她两年后有钱了就娶她为妻，奎妮却拒绝了，“我担心不能成为水手的妻子。”她感觉到这段被提前预知的婚姻“不适合”，是因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太多”，她告诉比利的是自己讨厌这里，讨厌这里的生活，“因为太普通了。”不想甘于平庸的奎妮拒绝成为水兵比利的妻子，爱好跳舞的她后来便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比利得知后希望她为了家为了自己回头，但是奎妮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在那个暴风雨之夜选择了私奔，当弗兰克和埃塞尔看到奎妮留下的那封信，陷入绝望的他们一方面反思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选择了不原谅，埃塞尔就对弗兰克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不原谅奎妮违背家庭伦理的行为，其实就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意义。而在若干年后，当比利已经从水手变成军官，又成为了皇家驱逐舰的一员，准备为国作战的他也重新让奎妮回家：他告诉弗兰克和埃塞尔，奎妮私奔之后被那个男人甩了，她一个人流浪，又寻找工作，最后终于开了一家茶馆，而现在，“她就在这儿。”当弗兰克欣喜地从比利家里把奎妮带回家，此时的奎妮已经是比利的妻子，“你这个坏姑娘！”在为母的埃塞尔发出这样的感慨，母女终于深深拥抱在一起，离家出走的奎妮也以最合理的方式回家。
三个孩子，构筑了1919年至1939年家庭生活的三个侧面，不管他们想要得到什么，还是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最终都以回归的方式走进了家，而这个家作为全部情感的支撑点，更是他们面对未来未知生活的起点：当居住了20年的房子再次被搬空，埃塞尔回头看了一眼，“看上去房子搬空会更大，但是这里却变小了。”变小是因为这里寄托着太多的伤感，但是弗兰克却搂着她说：“只要我跟你在一起就好。”20年，是一个国家的变化，是一间房子的变迁，是一个家庭的变动，但是“只要我跟你在一起就好”所传递的就是家的归宿感，就是家的纵深性，就是作为普通人变之不变的情感，就是“This Happy Breed”中永恒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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