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落

编号:C28·2021109·0652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海上花开

编号:C28·2021109·0651
作者:韩子云 原著 张爱玲 注译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5年8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4页

《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合为《海上花列传》,描写十九世纪末上海英租界的妓院生活,是韩子云用苏州话写成,1894年首次印行,1926年以标点版重新面世,70年代张爱玲译注为国语版。同类的小说在当时就有很多,但以这一部写得最好,胡适称这是“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鲁迅先生亦评定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秀英道:“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
——《第六十回 吃闷气怒拼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兜心脚》

不是上册和下册,是“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似乎是独立成册,编号便也分列为两本,但是当花开、花落暗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副标题为“国语海上花列传”,似乎又必然归之为一个整体。其实在这种分列或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张爱玲注释”似乎成为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甚至把“韩子云著”退缩到一个隐秘的位置。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里说的一句话,不知道其人是谁,胡适通过检索资料、走访相关人员、笔记调查,才最后确定作者即为自号“松江颠公”的韩子云。考查韩子云不用真名,一种说法是:“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署一别号完全是随意的,其实并不属实,署名为“花也怜侬”,其实只是写在第一卷里,作为缘起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甚至“花也怜侬”也是作为小说人物而登场。而从韩子云自身的经历来看,这个名字也有着自己对于命运的某种怜惜。韩子云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性,曾宦游京师,只是后来应试不及,铩羽而归后淡于功名,除了为《申报》撰稿之外,也是匿居妆阁中,“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海上花列传》即为当时所做小说,只是“印全未旧”,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

自身经历造就的悲叹之外,小说家身价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也正由此,韩子云几乎是隐匿的方式写作了《海上花列传》,而且在语言上运用地方特色明显的吴语,似乎也是一种“沉默”。但是也正是用地方方言写作,胡适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故将其称为“吴语文学第一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并认为,如果方言文学的杰作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的兴味,如果能提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这本书一颗说是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

用吴语来写作,韩子云自然是一个开创者,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第一书”也是对于他语言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的一种赞誉,胡适还提到结构上突破《儒林外史》的合传传统,用“穿插,藏回”之法来叙述,以及塑造了“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等个性人物,也的确是小说的一种成就。但是,说是一次“文学革命”似乎有些夸大了,甚至把通俗官话里的人物称作是“不自然的活人”,只有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显然是以偏概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张爱玲注释这本书,便是毫无价值了。

“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存了这本书。”张爱玲的说法也是过谦了,“替大众存了这本书”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以翻译的方式来保存,似乎也不再是“吴语第一文学”,甚至在语言的转换中,文本也已经脱离了原作者韩子云的语境,如此,这是一次重新的刻写,似乎是新的作者和新的文本了——那里面讲着国语的人物岂不是和胡适说的那样,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所以张爱玲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突破地域的局限,具有普及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柱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古典名著似乎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但是,“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但是,另一方面改写或翻译成国语,又失去了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即使在书中还保留了某些原著里的词,比如“口娘”,是吴语中的“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娘”,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但是普通话里没有代用的字眼,所以只好保存原音;另外,比如果盘叫“围签”,高级妓女叫“长三”二等级女叫“么二”,有妓女的鸦片馆叫“花烟间”,妓院里摆酒或请客打麻将叫“做花头”,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但是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普及。

或许,对于韩子云的这本书来说,方言的意义更在于传达一种特殊的情境,在一种吴侬软语中更能营造柔情、细腻,甚至勾心斗角的氛围,而这和作者书名“花也怜侬”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而种种的情境,种种的氛围,在一开场的缘起里就已表明,“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从一个梦开始,那一片花海便在眼前,而这个梦的怪异之处,不是“花也怜侬做了这个梦”,而是被梦拉进了梦里,这一种双重的结构,和名字所传递的“怜惜”之情一样,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起所止。”

“花海”不是如海一样的繁花世界,而是花是没有根蒂的花,海是具有冲激之力的海,所以有了沦落,有了汩没,有了随波逐流,而那分明是这些妓女的共同命运,也是被这个梦所夹裹,“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干丈,直坠至地,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海属于梦中之所,而那个叫上海的地方,却已经变成了现实,正如“海上”词序颠倒而成为上海一样,其实这也并非是真实的上海,而是另一片海,另一个梦——所以,在那里发生的恩怨、争斗,那里传递的怜惜、无奈,甚至悲情,也都是一个梦,一个花海中的梦,一个花也怜侬的梦。

坠落在“上海地面”,甚至是“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其实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如梦中的花海存在,一切都是沦落汩没和随波逐流,而另一方面则是交代了时代背景,“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这也是《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标记所在,海上通商才有了烟花的“日新月盛”,才有了颠沛流离的“狎邪者”,张爱玲在后记中说:“《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在里面的每一个客人,似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长做一个妓女,还是为她赎身,甚至娶她,没有钱量如何办到,而他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吃鸦片、打围签、玩麻将、看戏文里度过,连妓女的等级排列也都打上了商用的符号,一等妓女叫长三,是因为她们那里打茶围是三元,就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而二等妓女叫么二,就意味着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

那一次赵朴斋就问小村:“你们打牌,一场输赢要多少?”小村告诉他,如果牌不好,会输两三百洋钱,赵朴斋便问:“哪来这么些洋钱去给他?”小村说:“你不晓得,在上海这地方,只要名气做大了就好。你看了面上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不过名气大了点。要是没有名气,还好做什么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那儿也没用。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点名气哩,两三千洋钱手里拿出拿进,没什么要紧。”沈小红是常年做王连生一个人,但是王莲生却又找了张蕙珍,王莲生告诉她,沈小红开销大,“爹娘兄弟有好几个人在那儿,都靠她一个人做生意。”所以关于沈小红要嫁给他,王莲生是连连摇手:“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不多二千光景,今年更不对了:还债买东西同局帐,一节还没到,用在她身上二千多!你想,我哪有这些洋钱去用?”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当那次看到塌床上躺着两个人“搂在一起”,王莲生便以“倌人姘戏子”为由大闹,将保险灯、玻璃方灯、衣橱玻璃面都敲得粉碎,暗地里还告诉张蕙贞要娶她,为此,善卿就问他:“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没什么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了你,也算一桩作孽的事。我们为了玩,倒去做作孽的事哩,何苦呢?”而几年下来单做王莲生的沈小红自然不服气,“我是单做你一个,你就没娶我回去,就像是你的人,全靠你过日子。你心里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称心的人在那里。这时候你为一时之气甩掉了我,我是不过死了就是了,倒是替你不放心。你今年也四十多岁了,儿子女儿都没有;身体本底子单弱,再吃了两筒烟,有个人在这儿陪陪你,也好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你倒硬了心肠拿自己称心的人冤枉死了,这以后你再要有什么不舒服,谁来替你当心?”但是终究王莲生是娶了张蕙珍,留下沈小红独自悲苦,也落得“婊子无情”的臭名。

女人对于自身命运的解脱,是依靠着有钱的男人,而其实,有钱而叫局,有钱而赎身,有钱而娶人,女人似乎也在着金钱世界里成为弱势群体,那个别号龙池的马师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齐韵叟花天酒地,“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而书中唯一说出了一句普通话的赖公子,是豪门之子,出任的是水师将官,只要他不如意便带着些流氓门客,砸光了东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商户,“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赍送张挂。不多时,掌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

对于那些沦落封尘的女子,更希望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生死恋似乎是不多的真情流露,李漱芳多年来也是只做陶玉甫一人,只是命运多舛生出一场大病,最后也是魂归西去,当听得去世的消息时,“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在坟前,也是如此,“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生死之恋是情深意笃的表现,但是陶玉甫三番五次昏死过去,也只因为他知道这一段恋情终归没有好的归宿,就像钱子刚说的,“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倌人做大老婆,场上下不来。”

客人可以为妓女赎身,可以娶她,但是永远无法成为大老婆,或者说永远被家人看不起,苏冠香的命运如此,周双玉的命运也如此,即使在肉体关系之外真有灵魂意义上的情爱,到后来也被冠着“倌人”的名字永不翻身,所以“花也怜侬”,所以没有根蒂,所以随波逐流。这一场梦之开始和呈现,在“通商”之所的上海演绎,一个是交代了世情,另一方面也悲叹了命运,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完整地体现在赵朴斋和妹妹赵二宝身上。花也怜侬跌落到上海,就是碰到了刚到上海找舅舅善卿的赵朴斋,这是一种“进入”的开始,十七岁的赵朴斋在上海的花花世界里进入妓院,吸食鸦片,但是本来身上没钱,所以只好依靠善卿,而善卿为了自己的利益,渐渐泯灭了所谓的亲情。

一开始,赵朴斋被两个流氓打了,却找善卿,善卿却让他快点回去,“上海地方你也不要来了!”后来善卿再次遇到赵朴斋,却是长衫也不穿,才知道缺了饭前,铺盖衣裳都被押着了,善卿再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回去?”赵朴斋想从舅舅那里讨点路钱,被善卿啐了一口:“你这人还有面孔来见我!你到上海来坍我的台!你再要叫我舅舅,给两个嘴巴子你吃!”之后赵朴斋去拉车,又遇到了善卿,赵朴斋没脸见人,拉了空车没命地飞跑西去。善卿便托人报于巡捕房,要“拿他的人关到我店里去,不许他出来”,又写了封信给赵朴斋的母亲洪氏,“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直至后来来上海的洪氏、赵二宝欠下钱无法还清,善卿也是不出手相助,并留下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坍我台!你就算没有我这个兄弟!”

也正是善卿当初写给洪氏的那封信,使得十五岁的妹妹赵二宝踏上了命运多舛的那条路。本来是为了去上海找赵朴斋,不想一进入这个“花海世界”,也难以逃脱命运:学会了吃鸦片,结识了施瑞生,认识了那些倌人,最后便落堂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赵二宝从乡村进入上海,从普通少女成为烟花女子,一步步上演着“花也怜侬”的悲剧。后来做的客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史三公子,这似乎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连赵朴斋也是极力巴结管家小王,而小王也告诉他:“三老爷倒喜欢你妹子,说你妹子像是人家人。倘若对劲了,真正是你的运气!”

史三公子喜欢赵二宝,并要娶了她,或者是赵二宝自我的想象,她对母亲洪氏说:“他说先到家里同他嗣母商量,还要说定了一个,这就两个一块娶了去。叫我生意不要做了,等他三个月,他预备好了再到上海。”也或者是史三公子的谎言:“你放心!倘若我自已想娶三房家小,那是恐怕做不到;这时候是我嗣母的主意,再要娶两房,谁好说声闲话?索性跟你说了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在那儿,倒是我偷懒,没去说。这可回去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了,我再到上海接你回去,—块拜堂。小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一定到的了。你放心!”赵二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跟你的了,随便你娶几个人老婆小老婆,你总不要扔掉我!你要扔掉了,我是……””而最后史三公子留给赵二宝的一句话是:“还有什么不成功:除非我死了,那就不成功!”

似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死了”,当三个月过去,当赵朴斋去寻他,这个“一定到”的承诺最后都化为了空无,甚至变成了他在扬州早已娶亲,而可怜的赵二宝已经欠下了三四千的帐,在善卿的绝情里,在赖公子的暴力中,赵二宝已经走投无路,“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像所有曾经有着美好寄托的烟花女子一样,再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明天。而最后如一种幻觉般听见弄堂里的锣鼓声,看见了拥楼而上的管家,那一句“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二小姐快点去”便重新将她拉回到希望之地。

只是哪有什么痴情之恋,哪有什么史三公子,哪有什么锣鼓声和管家,“可不是瞎说!史三公子死了好久了,你怎么会不晓得?”秀英的这句话无疑将她重新打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的确如誓言所说是死了,虚幻的爱情死了,而那些管家也变成了鬼怪,“吓得二宝急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一场梦,却是噩梦,而一个人,也早成为了“花也怜侬”。从梦开始到梦结束,起先是梦中之书,最后是书中之梦,终归是飘零,是沦落,是汩没,最后有人醒来,也是善莫大焉,正如韩子云所云:

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编号:C38·2021005·0644
作者:(法)克劳德·西蒙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610页

1985年,克劳德·西蒙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克劳德·西蒙的原则是:“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他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使他的语言富有魔力,然后,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

也许我在大白天里睡着了,也许我一直在睡觉,只是眼睛睁大着,在五匹马单调的马蹄声中摇晃着。这些马的影子不是完全以同一节奏前进。因此嘚嘚的蹄声以相互交替、你追我赶、重叠的方式出现,有时混成一体,好像只有一匹马在走,但接着又重新分开,重新解体,似乎又重头开始彼此追赶等等。
——《弗兰德公路·第三部》

睡着之前是肉体,睡着之后是身体,而醒来之后呢?是尸体。就像那五匹马,四个骑兵,从那里撤退,却始终在一条迷途的路上,最终是看见死亡。别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有时候就如一种影子一样,笼罩在公路上。相互交替的声音,你追我赶的行动,不断重叠的方式,最后一种集体的行动变成了一个人的行动,五匹梦游的马变成了一匹马在走,他说:“像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去。”

镜子的这一面,镜子的那一面,谁能从肉体看见身体,谁能从身体避开尸体?一面镜子是时间的间隔,是婚姻的阻隔,是战争的隔阂,但是他终归是带着还有温度的身体走进了那个房间,“在她身体深处,花蕊展开。”那里有黑色的喷泉,那里有湿透的花朵,那里有白皙的肉体,那里最后都是沉寂。肉体和肉体,就如镜子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本来是以梦为马的方式进入其中,走过去,在一种交错的肢体中深处一条腿,“这东西舔着我的脸。不管怎样,我的双手,我的舌头能触到,认出是她,我确信不疑了。”

确信的世界里那种欲望如何避免恐惧?关掉灯,脱掉鞋子,但总是想起八点钟的一班火车,想起明天回来的丈夫,科里娜说“放开我”的时候,是希望回到四年有关的婚姻?回到三个月前的相遇?而那一种留在身体里的痛最后变成了佐治的那个问题:“大约是几点钟了?”那条公路终于在没有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东西向的记忆,五月的下半月,马上的影子,四十度的角度,还有砂砾,还有树木,还有屋顶和谷仓,还有四个人的移动和部队的示意图。大约是几点了是对于存在的确认,还是为了回到战争的噩梦之中?其实在这肉体的世界里,时间早就被分裂成词语,分裂成痛感,分裂成再也无法组合成四个骑兵和五匹梦游的马。

那里只有一个马尸,凝结的血不是出自一只动物,一只被屠杀的牲畜,而是“人在大地的粘土肋部所造成的亵渎神圣、无法补赎的伤口”,看见的时间里,其实没有任何出路,布吕姆死了,瓦克死了,队长雷谢克拔出军刀来挥舞,像是对于战争的态度,但是最后却用枪朝着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拔出军刀来挥舞,因为这时他大概已完全死了。”可是,在壁炉边朝自己开枪之前,他是把衣服全部脱光的,四年的婚姻,和科里娜的关系到最后变成了必须秘密结束的那个开头,让所有的可能变成意外事故,让所有的现实都变成可乘之机,甚至像被免除军官的职责一样,从四年的时间里解放出来。但是解放的意义却在于迷路,“他的骑兵队几乎等于整个团最后剩下的全部人马,也许还有个四散在荒野各处被打落马的骑兵”,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方向,都在死亡中看见了恐怖,“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四位骑兵和五匹梦游似的马,不在前进而是举起脚又原地放下,实际上在公路上并没有移动。”

克劳德·西蒙: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

像是绝望的撤离,本来就是以死亡的方式记下时间,甚至战争带来的死亡也绝非是一种壮烈,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的自杀行为无论如何是对于灵魂的一次亵渎,可能就是在自己擦洗手枪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吃了一颗子弹,这是一种传闻,它被称为暧昧,散发着桃色新闻的味道,风格相似房间里的那幅名为《突然被发觉的情夫或被诱惑的少女》的版画。死亡是意外,还是传闻?不管怎样,那种生命意义之外的遭遇就像那个四年的爱情一样,充满了虚假的味道,依格莱兹亚说,他头一次远远看见柯里娜时,就以为是雷谢克从中学里带到外面走走的小孩子或少女,“出于父母的宠爱,把她打扮成一位成年女人的样子”,爱情不是充满奇遇,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暧昧,而在这中暧昧里,灵魂在何处?“愚蠢或聪明支配我们的行动、仇恨、热爱,一旦这一切消失了,我们的肉体、面孔仍然继续表现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灵魂。”

谜一般的死亡,或者也叫作愚蠢或聪明的行动,或者也可以叫做灵魂的救赎,但是,“大约是几点钟了?”那一种被关闭了灯的夜晚,何来肉体触摸之后的兴奋,何来身体完好中的高潮?布吕姆说:“除了肯定要死外,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吗?”没有什么可以触摸得到,没有什么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只有死亡,子弹穿过脑袋的死亡,血从不无补救的伤口流出的死亡,以及再也不能醒来的死亡,壕沟边沿都是死人,死马,先烧毁的卡车,放弃了的大炮,而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当撤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当从敌营越狱再次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时间是不是成为身体里的那口钟,会敲响一个房间暧昧的时刻?

依旧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佐治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裙脚,她的腿肚,还有那穿拖鞋的双脚,“全都是倾斜的,好像她全身往后倒”。而和已婚的科里娜约会,本身就是隔开了真实的现实,“我求求你,我的丈夫会回来,我求求你,放开我吧,不要这样。”她的声音是单调的、机械的,以及恐惧的,但是她没有移动,没有移动的身体像是公路上那五匹没有移动的马,永远在梦游状态中原地踏步。没有前进,没有后退,没有深入,没有退出,佐治的世界里只有虚无,“死和生同时把他们忘记或推开或拒绝或吐掉,似乎都不愿要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似乎不是在时间中活动,而是在一种灰色的没有体积的甲醛中,在虚无中,在不明确的期限中活动。”像一匹马,“不知不觉中变成类似动物的东西。”

连死亡的恐惧都不存在,“大约是几点钟了”还有什么意义?两个人活着两个人死去,之后一个人死去,之后所有人都死去,“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在这死亡面前,时间当然已经不存在了,“昨天、刚才、明天都显然不再存在了”,而衬托战争、回忆战争,甚至丑化战争的欲望还能击败时间?“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一切都死了,起先的爱情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肉体的一时需要,而在骑师之后的爱情,也变成了满足不再睡去的需要,但是马的世界早就解体,爱的世界也必然充满沉闷、空洞的声音,“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弗兰德公路》早已经睡去,爱情和欲望早已经睡去,而那五匹梦游的吗却忽然合成一匹马,在世界中驰骋,它被命名为“莎莱玛”,那一年是1789年6月,“他所在的第七炮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巴黎。”一匹马开始了一段传奇,他曾经是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曾被选入国民公会,但也曾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后来有成为革命人民代表,进入公安委员会,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甚至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而枪决帕奥利党首领也成为他值得炫耀的革命事迹,他曾参加过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役,曾在施特拉尔松围攻战中奋勇前行,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一生或者可以简述为这样一个最后的终点:“他六十岁,监管着宇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而在这个被记录的时间里,“当天傍晚就死去了。”是的,他曾经看见过死亡,他为发妻的坟墓撰写了墓志铭,也为自己雕刻胸像。

这是一种叙述,而在另一种叙述里,他却分明站在审判席上,“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开始。”“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部队?回答说是因为觉得服军役无聊。”“1793年回到法国。问他回来后到过什么地方?回答,在家里。”1792年到1793年,是短短的一年,但是从离开到回到法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他过去是射石炮炮手的队长、山岳党的议会代表、弒君者、共和二年的将军、退任的大使、过去被尊称为“阁下”的人,但是回来之后,却“像是一件废物,一件被拒收的东西,一件被扔掉的废品”,而且在最后的《判决》里清清楚楚写着:“由第二十师的军事法庭执行判决对名为L.圣—米歇尔的炮兵军官处以死刑,此人曾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逃亡国外。”这份“以团结一致的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做出的判决将他变成了一个睡着的人,变成了一个犯人。

还有什么斗争?但是那经过的战争和镇压,逃亡和革命,是印在一个人的历史中的,还有那些致桑伯尔河和牟兹河队的人民代表们、总指挥莫罗将军、总司令布律纳的信,清楚地述说着他在这些历史中做出的种种决定,战争所带来的结局是:“在他们看来,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前途、他们担心害怕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杀。”杀是一种瓦解,瓦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瓦解的前奏,瓦解危险的威胁,最后的瓦解,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瓦解被确认为已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任何团结、任何纪律都不存在了。”可是,在那和鲜血、死亡相关的瓦解里,和火焰、爆炸相关的袭击里,一切都被震动成了碎片。

被判决的人生,被震动的历史,其实在和战争有关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过去,变成了历史的某一片段,“所剩下来的一切,同这个墓志铭一起,都已淡忘、被废弃了,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少了那个似乎以她的存在而得以证实其合法的人,显得更加空阔荒寂。”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一部小说里,那生与死的人也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可以在书的封面或招贴画上见到的寓言人物,或者在纪念性建筑物上也有这种人物装点在那里,掩盖在或环绕在这种人物身上的标志和物品是具有象征性的也是有意义的。”美国作家来到西班牙,不是看见了历史,而是见证了同样恐惧的现实,“左右为难的问题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死亡与可供燃烧的木柴之间”,甚至,死不是意味着清白和光荣,而是要死得屈辱,死得可笑,“在死之前和在死的四周还要举行一种本身就是侮辱性和损害死者名誉的仪式”,死亡变成一种讽刺,没有勇气,没有荣誉,只有都像凶手的每个人。

但是,让—雅克·卢梭说的:“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被引用的那句话,被作家阅读的这一本书,以及被体现为灵魂一部分的农事,在这个战争的历史里也和那些写给总指挥官、给总司令、给人民代表的信一起寄出的信,也写给仆人巴蒂,米兰,共和九年雪月十七日:“亲爱的巴蒂,现在已到二月份了;要吩咐路易·谷岱叫认真管理好全部葡萄藤,包括小径树林里的和北屋里的在内。”米兰,共和十二年风月二十日:“亲爱的巴蒂,青草生长的时节快要到了。现在需要好好地把种种金花菜的园地、草场,种苜蓿的田地里的小石清除。”佩皮尼扬1809年4月5日:“亲爱的巴蒂:春天来到了,我忘记在最近一封信中吩咐您要在四月十五之前斫伐树木;如果在洛斯埃尔还有不长的树木,那就宁可把它们斫掉。”

是的,他是农民,他们在和战士谈论工具、垫草、粪肥、麦秸、燕麦,还有马,“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一个农民,如何表达对事物的喜爱,如何照料那一块土地上的作物?《社会契约论》,维吉尔的诗,都构成了一种成长的信仰,而在战争中,那些死亡,那些漂泊,那些苍老,那些革命,指向的是无规律的变化,指向的是一种宿命,两次战役、两次出差、两次带兵或两次选举之间,对于他来说从来没有过永恒的存在感,而那片土地,那些植物,一个月接着另一个月,一个季节接着另一个季节,在不断地成长,“像钟表的指针在钟面上在同一的数字上回转那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所以他需要的是像植物一样,从欧洲各处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从一处死亡跑到另一处死亡。

像一个农民,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战争和农事,“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葡萄田、同样要重新搭建的篱笆、同样要检查是否安全的围墙、同样要包围的城市、同样要渡过或防守的河流、同样的防御工事下面定期要挖的同样的战壕”,那么所有的那些信都归结为一种命令,在斗争状态中保持向上的姿态,保持不死的强力,“不论要他们记录战事计划或播种的指示,致部长的信或种植土豆的吩咐,提升或授奖的建议,出差的汇报,他都用一视同仁的声音:

我想,在李子树区田里还剩下的一些香料植物,已用大犁翻过很久了,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您要马上命人去做,以便让寒气焖一焖土地,过了五月不会有哪块土地休闲,要使一切都生长得好。

一九八四

编号:C38·2021005·0643
作者:(英)奥威尔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定价:11.10元
页数:278页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写于1948年的一本反映极权统治中政治寓言小说,为了强调极权政治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的迫近,他把“一九四八”颠倒了一下作为书名。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而对于这种批判,孤独是最好的办法:“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生了下来,我还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实在东西能够同时占据我所占据的空间。”

 


《一九八四》: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

数字不是游戏,数字是规则,是渗入国家生活的标准,是不容改变和怀疑的思想,它统治一切,包含一切,剥夺一切,它就是一切。二加二等于五也并非是算数意义上的重新定义,不是创新,是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的绝对权威,它颠覆的不是二加二的等式,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种自由,一种覆盖在二加二等于五之下的自由,“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不是容易的事,它却在那些“神智不健全”、没有自由的人身上,那些和温斯顿一样写着不被允许的日记的人身上,问题从来不会迎刃而解,从来不是在设计枪炮飞机时可以暂时接近真理和自由,是的,枪炮飞机不是独立在国家之外的技术生活,它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所谓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到最后也成了“他热爱老大哥”的归顺。是的,就像枪炮和飞机不是属于战争的武器,从任何时候开始,数字的真理只是属于数字本身,和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思想无关。

数字里的存在是战争期间“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是“纪录司人人都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两次睡觉,一次睡三小时”;是古旧美丽的东西招疑的时代四元钱的珊瑚,或者是在四月间天气寒冷的时候“钟敲了十三下”,他们准确无误,他们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之外,他们是个人生活的体现,可是那个在纸上写下的决定性标题,却像二加二等于五的规则一样,让人感到疑惑:“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

“相当有把握地知道”和“大致”、“或”等字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肯定的否定,这是否定的肯定。关于个体的出生,是纤小笨拙的字体,后面还加上“四月四日”,但是四月四日的记叙却是“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当一九八四年从个体的生活变为一个时代的纪年的时候,字体被无限放大,粗壮代表着不容改变的权威,一九八四割裂了个体的出生和过去,割裂了从此开始的时间序列,割裂了被命名的轴线,一九八四就是一九八四,独立、权威、唯一的一九八四——和一九四八年没有任何关系。

脱离在现实之外,脱离在时间之外,一九八四的世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而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地理意义的三个国家,却并非在战时状态下走向征服,走向毁灭,“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保持社会结构不收破坏,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天地里不受外来危险的震动,就像真正用酒的和平一样,永久的战争也在创在着和谐稳定,这种“战争即和平”的思想就是一九八四年的思想,就是二加二等于五的思想,就是容不得自由的思想。

乔治·奥威尔:生于“一九八四”

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无关紧要,战争打得好打得不好,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这种战争状态,维持二加二等于五的生活,那就是要有一个党,一个寡头政治,一种极权主义,在大洋国的哲学叫“英社原则”——即英格兰社会主义,这与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崇死”“灭我”原则如初一则,也就是说,不管是大洋国,还是欧亚国、东亚国,都只是一九八四世界里相同的国家,都市在极权主义,都是“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

“战争即和平”只是党的三句口号之一,另外两句是: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论是自由和奴役,不论是无知还是力量,在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党,一个绝对权威的党,一个消灭个体的党,“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党就是要消灭独立思考的二加二等于四的思想,从而在整个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消灭个体,违背每个人的意愿,当然最主要是违背集体的意愿。党所设置的四部,其目的就是要是个体的人消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除掉名字,否定存在,然后是遗忘,是消灭,是化为乌有,是真正的不存在,而唯一剩下的便是党。

所以党要扼杀人的本性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党叫你不要相信耳闻目睹的东西,也就是要相信而家二等于的规则,在党的规则下,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党内女人从来不涂脂抹粉,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如此等等,就连温斯顿的日记,也是一种秘密。对于党来说,“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而这种权力是目的就是权力,而在他们看来,权力是集体的,也就是“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控制人的权力,所以不能有另外的声音,有另外的思想,甚至另外的性欲。

“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所以对于温斯顿来说,和妻子凯瑟琳的关系仅仅是维系一种生育的工具,或者在生育中保持着对党的忠诚,额啥的性本能已经在党的权力制度下边的不正常和肮脏,凯瑟琳提起性生活用两种方式来飙到: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所以对于在日记中寻找自己的温斯顿来说,那个曾被自己用石块打中的裘莉亚,当她用“我爱你”三个字表达爱意的时候,温斯顿身上人的本性被激发了出来,他曾在纸上“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所以对于裘莉亚的这三个字,是回归到破坏者的身份,这里有革命,有反抗,更有人性中的欲望,“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而这样的梦时时让他想起自己的现实,想起无法摆脱的生活:“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而裘莉亚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她的一句““我都不在乎”消解了一切。其实,裘莉亚作为一个女人,并不是单纯以爱的名义来到温斯顿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规则之外的反叛:“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那曾经在十六岁是就同男人发生关系,而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与其说这是裘莉亚的自我牺牲,不如说是为了一种政治目的,从党员的内部分解,而他对于温斯顿的发现,是在寻找反对者,寻找自己的同盟,她告诉他:“他们要你永远充满力量。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而用欲望来解构欲望,用欲望来反抗欲望,温斯顿和裘莉亚肉体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除了对于性本能的控制和剥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还有着对于语言这一言说权利的剥夺,不仅“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而那些党员呢,“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所以思想的控制从言语开始,在《新话的原则》中指出:“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话分为A类词汇、B类词汇和C类词汇,除了单独表示生活中单词的A类词汇和科学技术的C类词汇外,最主要的便是B类词汇,“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而对于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比如:任何一词都可以加一前缀“un-”而有否定意义,或加一前缀“plus-”而加重语气,外可加前缀“doubleplus-”而更加重。而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几个例外,所有字形变化都遵循同一规则,比如,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收尾,所有复数都加“-s”或“-es”,形容词比较级加“-er”,“-est” 不规则形态“more”,“most”则被取消。主持进行新词编写的赛麦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最后形式是要消灭词汇,“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也就是说,和其他的语言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词汇量会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也越小。”就如赛麦说的那样:“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用词语来控制思想,词语减少也就意味着思想的单一化,思想的单一化必将带来行动的单一化,所以在党内,一切的思想警察大行其道,这里只有揭发只有监督只有惩罚,诗人安普尔福思因为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而受到牵连,派逊斯的思想罪是因为说了“打倒老大哥!”而被自己七岁的女儿揭发,而曾经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果尔德施坦因因为“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最后变成了叛徒、变节分子,被判处死刑因为神秘地逃走而不知下落。

这里有小说写作机器,有电幕,有仇恨周,有忘怀洞,有党内有少年侦察队,“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他们是党的最小组织,却拥有着和思想警察一样的权力,少年侦察队的男孩会对党内的人说:“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而对于一九八四的党来说,雄踞在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没人见过老大哥,但是人人却逃不过老大哥的眼睛:“老大哥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老大哥无处不在,这是温斯顿的恐惧,也是所有人的恐惧,“老大哥存在吗?”“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在这样充满压制充满监督充满死寂的世界里,会有反抗吗?或者说温斯顿、裘莉亚以肉体的方式进行的革命会有意义吗?其实,对于温斯顿来说,“看到了我爱你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划算了。”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革命是激发个体的欲望,是活下去,“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所以虽然有兄弟会,有革命的火苗,但是对于温斯顿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用怀念过去的方式来让自己忘记未来,忘记现在,因为党控制着现在和未来,“温斯顿,那末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温斯顿的回答是:“在记忆里。那末,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纪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只有记忆是属于自己的,包括自己死去的母亲。但是如何去恢复记忆,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乌托邦的难题:“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在。”

很明显,在一个被抹杀个体的时代,寻找历史寻找记忆是天方夜谭,在思想严密控制的党内,这是一次冒险,他是人类的精神监护人,但是在这个被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儿女、朋友的时代,谁会是那个受苦的人?谁会是最后一个人?或者说谁会是那个提出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主义的人?当计划被暴露,当行动失败,裘莉亚和温斯顿被捕的时候,他们的过去也就死了,他们肉体的放抗和回归也死了,“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出卖了你,”他说。“为思想警察的混乱?为老大哥的死掉?为人类?为将来?”所谓的干杯都是一种嘲讽,而“为过去”实际上也是一条死路,“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其实只是在这个链条里的一环,他无法逃脱强大的党的规则,无法逃脱老大哥的眼睛:

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

而在招供之后,他又成为了一九八四的一个被消灭、被否定、被遗忘,被化为乌有的个体,最后他又回到了现在回到了一九八四,回到了二加二等于五的时代:“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是的,时间早就停止了,“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小说的兴起

编号:C11·2020903·0639
作者:(美)伊恩·P·瓦特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定价:6.50元
页数:378页

瓦特说,18世纪古老的叙事文学最后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小说”,这本书是我们讨论英国18世纪小说时几乎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他把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有经验”,而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和艺术特征——即对“个人”的关注,以及有意识地采用“形式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小说的兴起》: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

形式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一个笛福和理查逊确实予以承认的、通常是小说形式中固有的前提的叙述式体现:这个前提,或者说是基本常规,就是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
——《第—章 现实主义和小说形式》

形式关涉的是人物,是情节,是结构,甚至是语言,缘何成为十八世纪出现“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的本质?为何可以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当伊恩·P·瓦特用几乎是自创的“形式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十八世纪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为代表的作者写就的小说时,其重点并非在形式上,而是在现实主义上,这个从哲学演绎而来的流派对于瓦特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它体现的是人物个性化、环境特殊化、事件具体化,以及词语和现实的一致性,或者更具体来说,它以一套全新的叙述手法革新了小说创作,虽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文学教条或目的”,但是形式的独特性已经使小说成为小说,“而在其它文学样式中如此罕见,以至它可能会被认为是这种形式本身的象征。”

这是“小说赖以体现其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瓦特的这个说法至少点出了小说真正的本质,那就是对生活的叙事,这也就回答了十八世纪的这种文学样式为何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所以对十八世纪的这些小说,在形式意义上,首先就需要对“小说”进行“行之有效的定义”,瓦特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吗?如果我们象通常所做的那样,假定它如此,假定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为其肇始,那么它如何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呢?例如,它如何区别于古希腊的、或中世纪的、或十七世纪法国的那些散文虚构故事呢?这些差异为什么出现于彼时彼呢?”从词语上来定义,此前的小说叫fiction,含有虚构的意义,此后便被叫做novel——在词语的宽泛解释上,就已经具有了创新性,而十八世纪的这些小说在哪些方面具有创新的形式?

瓦特借用了十八世纪之后出现的“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来解读“小说”的特征,这个1835年才首次公开使用的术语来源于美术,特指勃朗特绘画中“人的真实”,之后被杜朗蒂主编的杂志《现实主义》1856年创刊号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术语献诸公众。绘画中定义“现实主义”,它所反对的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诗的理想”,所以,之后的逐渐被使用所反对的就是理想主义,而对于小说来说,“现实主义”也可以成为区别于先前虚构故事最明显的特征,“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是什么生活,而在于它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生活。”

三位小说家出现在同一时代,当然不是因为天才的偶然性,而是出现了“文学和社会环境方面的有利条件”,而这个有利条件其实就是小说产生的背景,结合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瓦特认为,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者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而哲学现实主义的这些特征和小说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具有相似之处:它拒绝普遍性的、类别性的、抽象性的观点,而用以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感性知觉的客观实体,也就是所谓的“现实”。

借用哲学和美学的形式主义,回到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现实主义特征其实显露无疑:它们的情节不再取自神话、历史和传说,笛福开始对自传体回忆录模式“完全屈服”;特殊人物开始演化那个由传统搭建起来的舞台,他们被置于一种新的文学全视图之中;专有名称首先得到充分确认,它们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特殊性的字面表达;时空环境从普遍性过渡到特殊性,从而使得理念也具有特殊性,“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能是个性化的。”具体而言,笛福小说展现了“一幅个人生活的画面”,理查逊的小说事件都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详细时间表里”,菲尔丁则探讨了时间问题,就像《沙米拉》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所揭示的那样,“我听到他走进门来了。你瞧,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呢,正象帕森·威廉说的那样。喏,他现在躺在我们俩中间了……”“现在时态写信”就是把环境的详细展示和事件的具体化呈现在同一时空里,它的真实性和特殊性改变了以前虚构故事中的含混、笼统状态,这也使得“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的具体表达。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说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或者说,小说产生本身具有怎样的时空特殊性?瓦特把这一时期的小说用“形式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定义,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产生的背景上,那就是历史主义的情境,在瓦特看来,读者大众的趣味变化和小说的兴起具有重要的联系,十八世纪,文化普及变得广泛,人们获得学习阅读的机会增多,很多人有了闲暇的时间,“这种智者和缺乏教育者、纯文学与宗教训诲之间的妥协,或许是十八世纪文学的最主要趋向,而且这种妥协在本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新事物中找到了较早的表现形式,这就是1709年《闲话报》和1711年《旁观者》的创立。”而《君子杂志》将家庭生活的实际资料进行改良,与娱乐相结合,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同时,书商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降低了写作的格调,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读者群的改变;另外,批评界也发生了变革,整个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它使得多元的批评出现……

读者大众的趣味变化,其实在深层原因上是中产阶级的强大的自信,但是小说成为这一种新形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终端的需求,瓦特在考察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小说时,结合他们作品中的形式革新,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鲁滨孙漂流记》为例,瓦特将其解读为个人主义的滥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小说所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正是因为社会已经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他们成为了严肃文学的主体,同时,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具有了多样性,小说才能在叙述中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而这个主体在笛福那里就是具有个人主义的普通人。

个人主义为什么出现?瓦特认为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个则是新教的普及——这两个原因造就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发展了新的文学样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克鲁梭无疑就会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她本身即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冒险家,他讨厌被社会束缚,他寻求利益最大化,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驱使下,他才拥有了个人的灵活性,瓦特甚至认为鲁滨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原型,“享乐是服从于资本的,享受的个人是服从于攫取资本的个人的。”另外,鲁滨孙的冒险也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经济专门化成为可能。而在鲁滨孙的漂流过程中,清教个人主义也充分表现出来,而这种清教个人主义正体现了宗教的世俗化倾向。所以笛福在鲁滨孙身上所体现的个人主义使得这部小说改变了古典时期的书写模式,“现代人的视野主要被互不相干的特殊性、直接领悟的感觉和自主的个人所占据。”

笛福的另一部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在瓦特看来,也是杰出的作品,主人公已不再是传统的流浪汉,她的犯罪就像鲁滨孙的旅行一样,“根源是经济个人主义这一原动力”,“看来,笛福在小说史上的重要性,是与他的叙述结构方式有着直接关系的,这一叙述结构方式体现了清教主义和根源于物质生产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很明显的问题是,世俗的、经济的观点是支配性的合作者,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通常被认为是小说兴起中第一个关键性人物的,为什么是笛福,而不是班场。”把笛福视作是小说兴起的关键人物,就在于他所表现的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世俗个人主义的结合。但是瓦特认为笛福只是在对情节、人物和总体结构上具有创新性,但是在聚焦人际关系上,显然是不足的,而小说真正要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必须在整个结构中表现出和社会的共时性,“只有当小说家的目光集中在人物和人际关系上,并将其视为整个结构中的基本因素,而非仅仅视为增强所描述情节的逼真的次要工具时,只有当所有这一切都与支配性的道德意图相结合时,小说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

确立这个范式的是理查逊,在他的小说《帕美拉》中,他以“求婚”这个单线行动解决了情节问题,不进解决了人际关系中的结构问题,更在道德层面上奠定了小说的社会视野,“理查逊就能反映他的时代的实际生活,还能把一个私通事件扩展成一部比笛福的任何作品在容量上都大得多的小说。”用现实的方法表现情人关系,其中的日常生活问题、社会等级问题、观念冲突问题,都在帕美拉和B先生的故事中“负担起文学结构的整个重量”,同时,关于婚姻问题也折射出女性地位和男女道德关系等深层社会问题,“《帕美拉》中所表现的女性角色的概念,是两百年来我们的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

理查逊在《帕美拉》中用男女情爱故事编织了小说具有的社会结构,而在他的小说创作上,也在个人主义的具体情境中启动了“感伤主义”这一流派的流行,他谈论的是“头脑清楚的逃亡者”,他们是不同寻常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展现中,从家庭生活进入到个人的隐秘世界,这就是理查逊的独特之处,“究竟是什么力量影响了理查逊,使他赋予了虚构故事这一表现主观和内心的倾向?”瓦特认为,承载这一功能的便是“书信”:书信是私人性的,又具有社会流通的特性,一方面理查逊描述的人物有着对于特殊环境的深深恐惧,就像《克拉丽莎》中的农村姑娘,她的堕落完全是“我对城市及它的那种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展现其内心世界的时候,就是通过书信来表现她的恐惧;另一方面,书信本身的流通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当时的英国邮递也发展已经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所以在小说中,书信揭秘了内心生活,也映照了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完全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经验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使它成了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期望和抱负的一种主要的影响。”

在关照理查逊的小说创作中,瓦特认为在《克拉丽莎》中,他“创造了一种集叙述样式、情节、人物和道德主题于一体的文学结构”,书信揭示的内心世界和人物关系,沉闷而恐怖的环境营造、娴熟和细致的人物性格刻画,都体现了新的创造里,尤其是在《克拉丽莎》中,理查逊还解决了许多小说中的形式问题,“并以当时最高的道德和文学标准将一种新的形式引进到故事的叙述之中”,其中的无意识和死亡,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具有极大的悲剧性,“克拉丽莎的悲剧似乎显然反映了清教主义精神的灵性及其惧怕情欲的综合的效果,这种效果遏止着性冲动的发展,不让其超乎于孤独癖和受虐狂的阶段。”也使得理查逊的小说在十八世纪成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典范。

而对于菲尔丁,他的小说创作实践更多在时间意义上体现“史诗性”,这是对文学趣味日益增长的混乱状态采取的“严厉措施”,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理论:史诗的情节具有一种逼真和奇异的独特性,“这对自相矛盾的伙伴得以愉快配合的方式,曾绞尽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的脑汁”,而在菲尔丁那里,变成了一种创新。而在史诗理论之外,他成为小说家得益于《汤姆·琼斯》,瓦特认为,在《汤姆·琼斯》那里,菲尔丁明显已经突破了理查逊对个人苦难的描述,个人已经不再是被动者,而是成功地适应了社会,这使得不仅在情节上还在人的价值上实现了突破,“他把小说转变成了一种交际性的、实际上是友善的文学样式。”而最终也在叙述技巧之外具有革新意义:“一种对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产生了影响的关于人类事务的可靠的智慧。”

笛福小说中的个人主义,理查逊对结构的重视以及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之间的重构,菲尔丁的史诗性叙事和人物价值上的突破,都使得小说具有十八世纪特有的形式,一方面社会发展影响了小说的表达,另一方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又地体现了社会深刻的变化,显然小说之新绝非只是形式上的,更不仅仅是单一的现实主义,所以十八世纪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风景,沂摩莱特、斯泰恩和范妮·伯尼等人的小说都超越了平庸,后继者们无论在技巧还是在社会背景的展现上,都呈现了一种延续性,虽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流派,但是瓦特却将其命名为“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具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

即使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在叙事技巧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但是在小说成为小说的独特性上,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和当时社会、文化、宗教共呼吸的命运就是进入到“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的状态中,所谓创作反映现实,也是让文本成为共时性的产物,所以站在历史主义的情境之中,瓦特对十八世纪的三位作家在小说中的独特贡献提供了两个价值坐标:

为创立在近两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明显的价值,以及另一种同样重大的价值,那种价值就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独立的创新者,他们的小说为这一样式提供了三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对其后来传统的本质上的多样性作出了极为完整的概括。

欢乐家园

编号:C28·2020819·0636
作者:阎连科
出版:北京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474页

此为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之一,阎连科的视角是在离开农村生活之后进行“回望”的,那里的贫穷、落后、愚昧和封闭使他焦虑不安和感到痛心疾首,似乎他已经找不到归宿,而在集子里的小说中,阎连科一直在寻找自己感情的归宿,在批判中安身。

蛇为什么会飞

编号:C28·2020628·0630
作者:苏童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2年4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289页

苏童似乎在沉寂之后想寻找叙事的突破,但似乎苏童所要做的不是消灭隐喻,消灭象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平面的苏童,蛇为什么会飞呢?只有一个答案:如果一条蛇能够飞翔,那它就不是蛇了。唯一飞起来的人是美男子梁坚——他从“我们的世纪钟上”跳了下来,再无资格在有关蛇的意象里继续貌似人类的生活。全书结尾处那条身份模糊的飞蛇,出现于克渊开始亡命的时刻,他自然也无法逃脱前定的宿命。

一个人的圣经

编号:C44·2020429·0625
作者:高行健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00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394页

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作者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认同,就像高行健,他只能走在异乡的路上。《一个人的圣经》被认为是《灵山》姐妹篇,刘再复称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他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跋时说:“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大时代的悲剧性诗意。”它“不仅把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灾难写得极为真实,而且也把人的脆弱写得极其真切。”

檀香刑

编号:C28·2020322·0623
作者:莫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518页

《檀香刑》所寻求的是一种民间声音的统治,叙述者按照猫腔这一地方小戏的节奏讲述刽子手赵甲的完美技艺和戏班班主孙丙奋起抗德的悲壮举动。民间的声音绵延不绝,渗透到历史粉饰层的里面,使历史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莫言把“檀香刑”当作一种精神符号,他借赵甲之口说出了内在的意图:“这行当(指刽子手——笔者),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就尽了”。檀香刑的完美设计恰恰象征着大清王朝的回光反照。莫言对酷刑细节的精雕细刻,不仅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也暗讽了延续几千年的“看客文化”。

追击·时间之战

编号:C67·2011203·0610
作者:(古巴)卡彭铁尔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60元
页数:250页

卡彭铁尔新巴罗克主义风格的代表之一,他的新巴罗克主义风格主要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与语言风貌两方面:“一切都在变形,回到了初始的形态。”在《时间之战》中,卡彭铁尔对时间作了堪称是神奇的处理。他完全颠倒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顺序,以“逆时针”的时序描述了庄园主堂·马尔西亚尔的一生。人们阅读的过程便是这个老人死而复生的过程。而在他的《追击》中,他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他大胆地运用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结构方式,叙述了一个古巴学生在背叛革命后被先前的同志追杀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彭铁尔的新巴罗克主义风格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艺术表现方式,成功地开了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创作的一代新风。

 


《追击·时间之战》:上面的将军闭着眼睛

 

在时间的非时间中,使我产生了烟鬼吸完鸦片后的那种飘飘欲仙的幻觉,仿佛厄尔佩诺耳,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然而,你爱大使夫人——她叫塞西丽娅。她有一对洁白、柔软的胳膊,能满足你的需要。
——《避难权》

时间是“另一个星期一”,是“一个可作星期五的星期一”,是“周五:周一或周四或下周二”,当从“星期日”开始的叙述在“时间的非时间”中展开的时候,为什么星期五会变成星期一,为什么周四会变成下周二,为什么“某日”成为“无论何时”?仅仅因为一场政变?仅仅是获得了避难权?当时间变成非时间,国家也变成了非国家,在出逃到的大使馆里,当马比利央将军将宣读告全国书,当两国边界在争斗中最终达成一致,曾经自己国家的总统秘书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大使,和平之后是战争?战争之后是另一次和平?

“他的新国籍很快被这边认可了。下星期二避难者就要向马比利央将军递交国书了。”两种身份的转变,是两个国家的纷争,是两种时间的交替,周一、周二、周三的时间序列里,再无那个开始的星期日,这是对于自我的背叛?两国的边界搁置在那里,在避难的生活中再无回去的可能,这样一种转换对于一个身处政治漩涡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1928年的《泛美大会公约第2条》清清楚楚写着:“对因为政治原因而请求避难的外籍人员,只要符合国际贯例和国家法律,都应给予人道的保护与容忍……”当政治避难变成人道保护,“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就变成了一种合理的借口,其实再无国家,再无政治,再无总统,再无国界,有的只是“飘飘欲仙的幻觉”,有的只是露出洁白、柔软胳膊的大使夫人,有的只是满足需要的各种欲望,从国家层面、政治身份的自己变成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时间的非时间,国家的非国家,就变成了当下,即使有着星期一的提醒,有着星期三的工作,一切只不过是重复的开始:“星期三有星期三的事情。然后是星期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同样的日期,同样的工作。”

谁需要确定的时间?谁需要归宿的国家?谁需要明确的身份?“时间之战”打响的时候,洛佩·德·维加不是在质问吗:“这是什么长官?这是什么时间之战的战土?”是和时间打一场战争?谁是面对时间的战士?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拓展新的大陆,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开创一个新时代,新大陆指向空间意义,新时代指向时间意义,无论是新大陆还是新时代,都需要一批出身入死的战士,需要一个指挥的将军,需要一个统治的王,甚至需要一个上帝。《先知》里的瓦比斯汉族和西里斯汉族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干戈相向,那一艘闻所未闻的巨船用各部族砍伐的木头制成,它将穿行在茫茫大海之上,将带领战士们击溃敌人,但是当造物主说:“捂住你的耳朵。”在一声持久的惊雷声中,为什么船上的动物都丧失了听觉?先知和造物主,他们是为了发动战争还是为了拯救人类?“让人们在大地重新繁衍,让女人将棕榈籽撒遍山川。”那一处的大地归于你我?那一处的山川会有生命?当动物失去了听觉,人还会看见先知后面的上帝?

而且还是五位船长,“果然是世上有多少部族就有多少上帝。”每一个部族都有上帝,每一个部族都有巨船,每一个部族都建立了时间,无法统一的世界,再也没有同一的时间和大陆,“于是人群分裂了,发生了战争。”其实战争的目的不是趋向统一,而是多元的上帝导致了战争,当曾经捂住耳朵的阿马利瓦克说:“我想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他看到的是浩渺无边的大海,和曾经滔天浑浊的洪水一样,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于是拯救人类变成了一个传说,它在天地的界限消失的地方,在动物们丧失了听觉的地方,在浪费时间的战争中消失。

《仿佛是在黑夜》。作为武士的我也感觉到了浪费时间,于是不是捂住耳朵,而是用头盔捂住了脸,“我的头盔饰是我精心制作的,可以和乘坐特制快帆船的指挥官们头上的名家手艺相媲美。”一种精致的身份象征,却遮住了看见世界的脸,“仿佛是在黑夜”的战争里还有谁会成为战士,还有谁会成为敌人?亚加门侬王派来的五十艘黑色帆船,是为了夺回海伦,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征服西印度也不是为了找到天堂,而是在屠杀中把愚昧的印第安人赶出天堂,“我们利用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把我们固有的麻木不仁、贪婪吝啬强加在他们头上”。当然没有先知,没有造物主,一切只不过是阴谋,而武士我站在海滩上,两腿夹紧树干,骑坐在无花果上,“因为在我看来,树干具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女人味儿”。这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当树干变成女人,当夹紧变成充满欲望的动作,一个即将投入战争的武士,是不是寻找个体的意义?

那里有希望把童贞和情感献给我的未婚妻,那里有为我感到自豪、把我称作英雄的赤裸女友,一个武士,甚至不需要征服就可以满足欲望,就像因为在我看来,树干亚加门侬的队伍不费力气就可以征服西印度,“把众多可怜无知的罪人变成基督徒是个崇高的使命。”但是我怯弱了,我退缩了,“不敢开垦她、占有她、战胜她、把她压在床上。在她的乳房上留下牙印、使她的秘密自豪地流血、用啄脏的黏液玷污她、将她变成真正的女人。”女人不是食人女魔,不是亵渎神灵的污秽,当没有了先知,没有了造物主,捂住脸的世界里没有新大陆,没有新时代,只有一个连本能都丧失了的战士。“仿佛是在黑夜”带入的是一种自我的沦丧,而胡安却寻找黑暗之外的光明,当他告别那些疲惫不堪的水手,当他离开长期受到折磨的病人,扛着两个鼓沿着埃斯卡尔达河走向圣雅各的时候,他以相反的方式把自己当成了朝圣者。

朝圣是因为有上帝的指引,当经历了三次战斗,当遭遇了炮火,当一个生命再次浪迹天涯的时候,就是为了一种救赎,“他每天早早起床上路,以期在奉告祈祷的晚钟敲响时投宿某一圣屋。”因为罪孽深重,他听到过路德教堂里传来的驴子叫声,“犹如撒旦魔王的笑声”;他看到过未被砸死的秃尾巴老鼠,瘟疫在军中蔓延;他听说过公爵为了一个迷人的声音而放弃了离开安贝雷斯。种种的一切,都使得胡安承担了人类的罪孽,而去寻找神圣的新大陆,他的诺言是:“亲吻耶路撒冷捆绑大使徒的绳索。”可是在这条“圣雅各之路”上,有拯救自己的上帝吗?只有描绘了天堂的印度佬,于是在和人们一起向新大陆迁徙的过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他在交易所名册上登记了自己的新名字,他敲响了当初惩罚异教徒时的鼓声,他那拐杖钩上的葫芦上装满了美酒,新大陆在眼前,那只不过是另一个地狱,那个印度佬说这里是天堂,“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点点金子早已塞进了个别人的指甲缝。”甚至这里还有被烧死了加尔文教大胡子,还有杀死魔鬼的由费利佩国王领导的战斗——和曾经的大陆有什么区别?异教徒、宿命论、贫穷,诸如此类,无非是一种传说,于是朝圣之路变成了放纵生活:“他们重又看到了酒馆和白葡萄酒、撅屁股的黑女人和混血女人,重又闻到了盐水、焦油和树脂味儿。”

卡彭铁尔:在时间的非时间中

非时间的时间,非国家的国家,非信仰的信仰,非救赎的救赎,在是与非之间,在正与邪之间,在魔鬼与上帝之间,是自我和非自我,《回归种子》里的卡佩雅尼亚斯侯爵堂马尔西亚尔以逆向时间的方式找寻生命的种子,从最初胸膛里挂满勋章的死亡,到后来背叛了他的笔墨官司,从和夫人的离婚,到投入女人的怀抱,从酒后发现时间的逆转,到生日晚会别人为他庆祝小了一岁,从拥抱肉体寻欢作乐,到产生了玩的念头,“回归种子”是不是走向生命的本真状态?但是在倒置的过程里,时间的逆行只不过是一种表象,或者只是寓言,渐渐从堂马尔西亚尔世界里脱离的是权力,他不再签字,不再受法律约束,不再婚姻中挣扎,但是去除了这些依然难以逃脱另一种诱惑,女人的肉体让他把戒指熔化在首饰店,饮酒作乐中拽下了镶嵌着珍珠的吉他、圣诗集和曲管,在神学院中开始喜欢自然不喜欢理论——但是他的面前是一个父亲:“父亲是可怕的、至高无上的。对马尔西亚尔来说,他是上帝的上帝,因为他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他更喜欢天上的上帝,因为天上的上帝从不找他的麻烦。”最后是回归到湿润、漆黑、柔软、一片沉寂的地方,那是“恢复了生命的悸动”。但是当泥土回到了泥土,当住宅变成了荒地,生或者就是另一种死,而死亡被改写的时候,谁还会相信时间发生了改变?那只不过是一个循环,一个从死到死的循环,一个从来就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又有谁能相信他说的一切。因为太阳总是由东向西运行,时针也还从左到右地转圈(转得慢一点是因为有人闲德没事儿干),把一切统统导向死亡。”

时间之战,没有敌我,没有胜负,没有新时代也没有新大陆,是“一个可作星期五的星期一”避难政治,是“我想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的先知传说,是“离开各自的主人,自由自在地走了”的影子哲学,是“湿润、漆黑、柔软、一片沉寂”的循环宿命——当时间之战无法拯救生命,无法寻找上帝,无法回归生命,那四十六分钟的“追击”又有什么意义?“《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并献给尊贵的勒布克维茨亲王殿下,路德雏希·范·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作品序号53……”当一个在剧院买票的男人读懂了意大利文的说明,似乎看见了《英雄交响曲》背后的“英雄情结”,是的,当聋子砸烂了伟人的塑像,当朝它脸上吐唾沫,当发出了垂死的哀号:“亲王:你是亲王,只因为你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却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男人就看到了即将成为英雄的自己。

曾经的生活里是黑咕隆咚的棚屋,是面目全非的墙壁和桌布覆盖的鸟笼,是“像头驯顺、受苦的牲口”的老人,是“毫无顾忌地教他闻她腋下的汗臭”的妓女,贫穷、失恋、毫无地位、痛苦,这就是生活,为亡灵守灵时,那个“闪光的镀银烛台仿佛华丽、明亮的神龛”,摆放在破烂不堪的家具中间,“把贫穷彻底地、夸张地暴露在人们眼前”,而疾病更是把他排除在外,““滚出去,这是个病鬼,臭不可闻!”卑微的生命迷失在世界里,生与死或者都不会是大事,“上帝啊,不能引起注意;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周围是道道人墙。”但是上帝在哪里?曾经喂过奶水的老太太已经蜷曲地死去,生命仿佛断流一般;读了《卡拉特拉托之书》,才知道上帝早就抛弃了自己……人群之中,谁能发现自己?找寻一种救赎的力量,无非是自我的放逐,但是当《英雄交响曲》的小号取代了《圣约书》的悲鸣,男人似乎找到了那个上帝:

……脉搏撞击着躯壳;腹中在翻江倒海;心脏高高地悬起,—个根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胸膛;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击打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浑身痉挛;口腔和鼻孔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我胸闷气促,刚刚吸入的小口空气在心头令人窒息地淤滞后又随即大口大口地吐出,经过这种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我成了瘪塌塌的泄气皮球;

分号,分号,还是分号,一种情绪的渲染和激荡变成无止境的回味,即使痛苦,即使窒息,即使痉挛,却也是重生——就在这个时候,绝望的他决定学习音乐,音乐敞开了世界,是音乐里有英雄的影子,那个朝伟人吐唾沫的聋子复生了,“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变成了宣言,于是在那个革命的时代,他走在了游行队伍中,他看见子弹钻进了人们的肉体,他向曾经用一本装着炸弹的书除掉政敌的大人物致敬,最后,“在耸立着总统铜像的宽阔大街上举枪射击。”

这是英雄的行动,这是神圣的革命?起初是正义、英勇和崇高,当一幢幢房屋在爆炸声中燃烧,当一个个达官贵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饮弹身亡,当—辆辆汽车不翼而飞被大地囫囵吞食,当一枚枚定时炸弹隐藏在一束束罗勒、一件件衣服和一只只装满传单的面包篮子或一箱箱被偷喝过啤酒瓶里,这是一个大审判、大判决的时期,但是谁来判决?革命背后的手在哪里?“行刑队拿起枪,将他带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执行枪决。面对尸体,我忽然意识到结果一个性命竟是这么简单。”毁灭,死亡,是沉寂之后的沉寂,一种生命被涂抹上英雄主义色彩之后,其实已经远离了最本真的意义——审判别人,也会被别人审判,追击别人,一定也会被别人追击。

“然而,必要的、正义的、英勇的审判背后,是没完没了的争权夺利。幸免于难的、安然无恙的和心怀不满的开始了更加冒险的交易——内讧:分门别户、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公报私仇,互相倾轧,同室操戈,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被抓捕,被威胁,在权力世界里根本没有新时代,根本不是新大陆,当他们说要动他的命根子,他终于提供了名单,终于成为了背叛者,终于从英雄变成了小人,变成了最终的逃亡者——依然回到了人群中,依然在人墙中消失,依然听到了《英雄交响曲》,可是四十六分中还没有过去,子弹就射进了身体,没有人听到枪声,也没有人看见鲜血,“它回响在胜利之后,再一次被胜利,被愈来愈强烈的欢呼声所淹没……”

不是英雄的英雄之死,上帝不在身边,自我已经湮没,身上唯有一张假钞,“是假的,上面的将军闭着眼睛。闭着眼睛的都是假的……”那个女人曾经这样对他说过,闭着眼睛的将军看不见革命,看不见英雄,看不见时间之战,也看不见追击而来的子弹,假的钞票,是这个虚假社会,虚假人生的缩影,当人死去,也是闭着眼睛,但是闭着眼睛不是最后的终结,警察说:“这可是物证。”看不见的证明,悖反的存在,就像非时间的时间,非国家的国家,非上帝的上帝一样,而在交响曲正在响起的追击中,它还是一个非英雄的英雄。

奥拉·盲人之歌

编号:C57·2011203·0609
作者:(墨西哥)富恩特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60元
页数:258页

拉美的贫困与落后同欧美的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富恩特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以比较的手法观察与思考拉美不发达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说过:“我希望给我的人民幸福与进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别忘记,历史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容易受骗的可悲的人们,尽管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好一点的社会。”在这两部小说中,富恩特斯就是希望能找到幸福的秘方。


《奥拉·盲人之歌》:要想再生,必先死亡

后来我在给外公的信中增加了一段内容:“请你快点来接我回去吧。我觉得庄园里更讲道德。让我慢慢对你说吧……”
——《道德》

阿尔贝托的信没有发出去,对外公的那些话只留在纸上,信件的私人性为那些话永远放在隐秘世界里创造了条件,但是当一封信没有寄出,没有被收件人看到,是不是意味着着那个可以交流的读者缺席了?或者说,是外公庄园里的生活缺席了,更进一步讲,是那个将教徒比作凶猛“黑鹫”的外公缺席了,甚而至于,是作为华雷斯共和党人的外公所谓的道德生活缺席了。

外公骂教堂是黑咕隆咚的,骂堂娜卡西尔达是个“老信徒”,骂信教的人是糟蹋花草的兀鹫,还倚在花园的栅栏上挥舞着拐杖,这是信仰不同造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后成了关于自尊,关于是否具有道德性的冲突,外公会在牧师经过的时候掀起姘妇的裙子,在牧师仓皇出逃时哈哈大笑;会赶进城去用拐杖将记者的胳膊肘敲碎,因为记者在报纸上说外公是“山野村夫”;会用口水咒骂阿尔贝托的三个姨妈,“跟你们没任何说的,丑八怪!我还得留着唾沫干别的事呢。”作为一个华雷斯共和党的人,一心希望别人对他尊重,但是当信仰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所谓的咒骂和武力反倒变成了一种不尊重?

童年时的阿尔贝托,一直生活在外公身边,他听惯了外公的咒骂,看过外公挥舞拐杖的样子,也总是见到他从来不梳的头,当然,在外公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一个长期和外公同居的女人米卡埃拉。这是一种道德败坏?或者在信徒眼中就是这样,而当姨妈们将阿尔贝托从庄园里接走,他们就烧掉了我身上的脏衣服、臭鞋子和臭汗衫,并找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头当法式西语的老师,为了我在假期后能步入正规学校,内贝迪塔姨妈还每天午带阿尔贝托去教堂,强迫他坐在硬板凳上。

一个生下来母亲去世、四年后父亲去世的孩子,其实丧失了某种至亲的爱,和外公住在一起,也许是在童年生活里能找到一种叫做自由的东西,就像外公养着的那只鸟,“我梦见外公的小鸟一起展翅飞翔。它们自由了:蓝色的天空出现了道道闪电般的、稍纵即逝的橙、红和绿色。”但这个梦是在离开庄园之后做的,是在生病的时候做的,和梦一样,大仲马的小说成为了渴望自由生活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想回到外公的庄园,“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儿的幽禁生活。”

但是当姨妈为自己送饭送水,替自己量测体温,看着自己服药,似乎让阿尔贝托找到了一种母爱,尽管还叫她姨妈,但是在阿尔贝托眼里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女人,“浑身上下又细又白;眼睛也大多了,而且充满了光亮。她身上白嫩极了,唯一不好的是她有时会叹息、会哭泣。”一种爱的回归,是对于童年缺失的弥补,所以写给外公那封信,虽说想要回去,但并没有发出,一种犹豫,是关于自由和道德的选择,或者是自我和爱的两难——因为无法抉择,所以信既没有立即寄出,也没有说从此不寄,“我尚未决定是否将它发出去。”

一种抉择似乎永远留在了以后,而关于自由和爱,关于信仰和道德,也将成为人生一个永远的话题,在可能与不可能中走向不同的方向。依然是一封信,寄出和未寄出,也将人生带向了两个端点,“一个纯洁心灵所产生的种种无意识选择会比恶习本身的种种有意识组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引用雷蒙·拉迪盖《奥热尔公爵的舞会》里的这句话,并不是在纯洁心灵和恶习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而是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错失本该拥有的东西,克拉乌迪娅不断给胡安·鲁伊斯写信,一个在墨西哥,一个在瑞士,他们的信件似乎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但是当因为空间而隔开,似乎再也无法走在一起,

“胡安·鲁伊斯,亲爱的,是谁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失去的已难追回。你瞧,我不强求你什么。”原先是瑞士式的自由,有银手镯,有草帽,有柠檬冰激凌,有青铜雕像,这是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但是在诸如克里斯蒂妮、孔苏埃洛、索纳丽、玛丽·法兰兹、英格丽特等女人名字包围的生活里,是不是曾经的一切都仅仅变成了回忆?即使胡安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失去,“我百无聊赖,感到自己是一座建筑在沙丘上的大厦,一有风吹浪涌,就立即土崩瓦解,把一切还给大海:童年、游戏、我们的海滩、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友情——多少人羡慕过、追求过这种胜似兄妹的友情”,但似乎再也无法回来了。

“克莱尔怀孕了。”似乎是他在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而克莱尔也在写来的信里说“我怀孕两个月了”,但是这孕育新生命的希望为何会被“三个星期后,克莱尔自杀了”所取代?流产了,婚礼取消了?或者还有更隐秘的事?当在枕头边找到最后的信,生命真的已经戛然而止了,于是信件变成了纸片,在寒风和浓雾中翩翩起舞,“胡安·鲁伊斯,我想它们会飞到你常去潜泳的莱芒湖,去寻找一片属于它们的海市蜃楼。”也是信,而且发出,像纸片一样来到胡安身边,但是当一切逝去,纯洁的心灵也早已在恶习的有意识选择中和纸片一样随风飘散。

逝去的东西是永远逝去了,而最为悲伤的是在过去逝去的同时带走了现在,《娃娃女王》里的我以为记忆是“足以容纳幻想志海的辽阔海洋”,却只不过是小得可怜的树丛,四年前瓦尔迪娅就死了,找到的阿米拉米娅还是那个以前的她?“令我惊讶的是,我脑海里的她并不符合现实中轻盈、好奇、不住地东张西望的活生生的她。”只不过是一个娃娃女王,指纹留在脸上,记忆在雨水的冲刷下落入了泥泞的雨地;《两个埃莱娜》里的维克托在四年之后的婚姻里听到埃莱娜说:“如果三人婚姻能给予我们以康健愉悦,使我们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话得更好,那就是道德,对不对?”看过那部叫《祖与占》的电影,对于婚姻的另一种想象其实是道德的解构,但为了所谓的康健愉悦,就用两个埃莱娜来完成新的定义——那个已经结婚22年的堂娜埃莱娜是不是另一个镜像?“大伙儿都说您和埃莱娜长得像姐妹俩”,一定不是相像的问题,而是在4年和22年的婚姻故事里寻找另一种超越道德的借口,“毫无疑问,我的另一位埃莱娜,我的补充,正在温暖的床上把我期待:惶恐不安,眼圈发黑,双目睁圆,白皙、成熟、肉感的躯体散发着芳香,一如热带雕花立橱里的衣裳。”

非道德的实践变成道德的理由,是不是一种冒险?而当“两个埃莱娜”成为隐喻,谁又是里面那个被困住的人?童年的阿尔贝托在姨妈非宗教的爱里忘记了外公的庄园,回去和不回去的选择变得无意义;胡安。离开了墨西哥的一切“纯洁的心灵”,和谁结婚也变得不重要了;而逝去的娃娃女王、四年的婚姻,如假尸一样成为被抽空的存在,道德和不道德早已不是应该选择的东西。在如此的困境中,似乎人人都成了“盲人”,看不清真正的意义,“我们无法战胜/这些伤残的身躯,/这些贫穷而又赢弱的盲人。”《真爱之书》作为题辞,就是把那个逝去而找寻不到,失去而不再回来的世界放置在了镜子里,有人想象,有人虚构,有人感怀,最后都如不寄出的信一样,看不见的缺失是一种贫穷,是一种羸弱,是一种伤残。

仿佛死亡。但是“奥拉”就是一个拯救者?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甚至是微弱希望——的幻想之母?蒙特罗仿佛是从黑暗中穿过来,然后就看到了奥拉,看不清完整面目,“比无声无息还要无声无息”,但是却“打破了笼罩在两人之间的沉寂”。第一次出现的奥拉,就像活在蒙特罗的幻想之中,而这种幻想是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甚至去除了面对夫人时的不安。那扇门走进去,是一只即刻消失在黑暗中的兔子,以及像是活在历史中的妇人。蒙特罗看到广告去找夫人,是为了那月薪四千比索的薪酬,而其实,是将自己拉进黑暗中,一个“惯于钩沉索古、收集无用资料的历史学家”,像是活在沉寂的历史里,而夫人招人的目的就是为死去的丈夫略伦特将军整理手稿,而且按照夫人的意思,“必须付梓出版”。

略伦特将军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死亡,所以他一定活在历史之中的人,当那些手稿被捆扎在一起,便是作为历史档案而存在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略伦特将军、收集资料的历史学家蒙特罗、幽暗的房子,甚至那只跳进黑暗中名叫萨加的兔子,都是历史维度里的存在物,都进入了再无法逃脱的封闭世界里。但是,当眼睛没有习惯黑暗而看见的奥拉,是不是就是一种将人从历史中突围的力量?手搁在裙兜里,人是年轻的人,还有着女人独有的魅力,那件绿衣服似乎就是希望之所在。蒙特罗就是在看到奥拉的那一刻,想到要从这历史的泥沼中走出来。

而其实,越想要出来,就越需要深入其中,越深入其中,也就越难以脱离。奥拉之出现,仿佛是一道光,带领自己走向现实之美,但是奥拉之存在,是夫人提供了黑暗的背景,她总是那样双漆跪地面对着供奉圣像的墙壁,而那里的圣像有基督、马利亚、圣塞巴斯蒂安、圣女卢西亚、天使长米迦勒,除此之外还有那个怒不可遏的魔鬼:“其所以眉开眼笑,是因为床头灯照耀着如此古老的板画:用三叉戟刺穿有罪人的皮肉,把锅里的沸水倒在有罪人的身上,以及强奸女人,酗酒,享受着圣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由。”魔鬼和圣像放在一起,或者魔鬼本身就是作为圣像而存在,一定会让人想到死亡,想到罪恶,而夫人如此虔诚,是不是也是向死亡祈祷?蒙特罗看到天井里锁着无数只猫,它们在火焰里翻滚、挣扎,散发出浓烟和刺鼻的焦肉味儿——一场梦,像是那个跪拜的魔鬼的投射,而这个房子无疑掺杂着太多的阴森气息。

而其实,夫人告诉他:“我们被包围了。四周造满了高楼,挡住了我们的光线。他们想强迫我们卖掉这幢房子。除非我们死光了。对我们而言,这房子到处都是值得纪念的东西。除非我死了,否则他们甭想撵我走。”黑暗是因为遮挡住了光线,祈祷是因为被占有了权力,这是现实的黑暗,这是现实的可怕,所以夫人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抗争现实,那只兔子在她看来,就是“忠于自己的本能”的象征,是“自然的和自由的”的符号。似乎出现了一种选择:逃离黑暗,让历史重建光亮,这是对于逝去的一切的突围;回到现实,是被阻挡的阳光,是被占有的空间,是不是应该回到历史?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悖论,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控制一切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欲望。略伦特将军参与战争无非是一种征服欲,而写就下来就是把欲望变成了文本,当蒙特罗翻译整理出来再出版,就是把历史的欲望介入到现实;现实中房子的光线被占有,这是他人的另一种征服欲,甚至是所谓的文明对于自由的戕害;而夫人整天跪拜着圣像,是将圣像物化,是另一种世俗宗教里的欲望,而蒙特罗在第一次看见奥拉,就对神秘的奥拉发生兴趣,一定也是欲望使然,甚至在他的梦中,奥拉逐渐展露出身体,像一道光,照见了黑暗中的欲望。

所有的欲望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里展开,双向、双重的欲望,即使对历史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虚构,所以,过去和现在重合,所以梦境和现实重合,所以魔鬼和上帝重合,所以夫人和奥拉重合:

睡梦中,她站在你的面前,她之所以叫喊是因为有人当中扒开了她的绿色塔夫绸裙子,于是
那个光秃秃的脑袋
转向了你,双手拽着破碎的裙子,微笑着,牙齿上重叠着老太婆的牙齿。

一切就如略伦特将军回忆录的最后一句“孔苏埃洛,以前魔鬼也曾是个天使……”一个女人集合了善与恶,美丽与丑陋,便是想象的欲望和现实的欲望的混杂,而当这一场梦进入到蒙特罗的世界里,奥拉就变成了孔苏埃洛夫人。一切早有了预示,当踏进这扇门的那一刻,门牌就在现在和过去中混淆,旧门牌的41号变成了现在的924号,现在的815号就是过去的69号而当蒙特罗进入其中,阅读故事,展开想象,甚至在梦中和奥拉在一起,那么这种混杂也让现实的自己成为历史中的他者。奥拉穿着绿色塔夫绸晨衣,裸露出洁白的大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但是随着欲望的深入,她在变老,头发开始蓬松,脸色开始苍白,再继续,眼睛出现了老太,鲜红的嘴唇黯然失色,再继续,“仿佛天井里的植物,愣把蜂蜜和苦水搅在了一起。”

于是当奥拉问他:“即便是在百年之后,费利佩?即便是我死了,你也永远爱我?”蒙塔罗肯定地回答:“永远,永远。我起誓。无论什么也不能把你我分开。”这是梦中的誓约,也是真实的故事,当手稿的最后一叠被打开,里面掉出来的是泛黄的照片,时间是1894年,地点是奥斯曼大街35号,女人是绿眼睛的奥拉,而男人呢?“照片有点儿模糊不清:奥拉已不如前一张照片年轻,但看得出来,是她,是他,是……你。”“摄于我俩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照片上是奥拉,也是孔苏埃洛夫人,是略伦特将军,也是蒙特罗——当1894年就是现在,历史渗入了现实,而当一切被置换,蒙特罗也变成了那个活在历史中的略伦特。

“要想再生,必先死亡……”死去的历史,死去的战争,死去的丈夫,甚至死去的照片,死去的手稿,一切都已经死去,而再生是不是真的就是脱离了死亡?“是……你”你,第二人称单数,在被叫出的时候,对面一定有一个活在此时此刻的我,我和你构成的结构是对话式的,而当蒙特罗以“你”穿越历史和现实,那个我是不是作者富恩特斯?——他要给历史中的“你”带来怎样的自由世界?黑暗之幻象,梦中之幻想,以及旧照片、旧手稿里的标注,在被物化的欲望世界里,只有死亡,为了再生的死亡,为了复活的死亡,为了欲望满足的死亡:

男人的狞猎与奋斗,女人的是非与梦想;女人是幻想之母、神灵之母,具有非凡的洞察能力和欲望与想象无休止飞翔的翅膀……神灵犹如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诞生、死亡……
——朱尔斯·米舍莱

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编号:C55·2011203·0608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30元
页数:221页

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弗的最后十年的生活是与酒连在一起的,在小说中,卡佛就像马斯顿一样,处在某种“威胁”之中,这威胁既来自身边的人,又来自遥远的地方。身边与远方,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呢?从身边,从远方,对马斯顿说,不断传来“威胁”的消息,这是邮递员罗宾逊眼中的马斯顿:“每天,我都能瞥见他仍在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看,他就显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莫雷尔的发明

编号:C63·2011203·0607
作者:(阿根廷)卡萨雷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89页

博尔赫斯在序中说:“阿多尔福·比奥伊·卡萨雷斯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幸运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用幻觉、幻想和象征(而不是超现实的假定)谱写了一部新的、充满奇迹的《奥德赛》。”莫雷尔是一个神志不清,不断产生幻觉的人,而正是这种幻觉使博尔赫斯认为小说“给我们的大陆、我们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莫雷尔的发明》:最要紧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

如果有谁(根据我的这份报告)发明一种能使存在失而复得、离而复合的机器,我要请求他找到我和福斯蒂妮,让我进入她意识的天堂。那将是一种仁慈的举动。

最后一页,最后一句。1992年出版,2001年购买,2019年阅读,三种行为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间里,但是当时间经历了过去抵达此刻,为什么书还是那本书?为什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为什么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还是这一句?时间无法改变文本,实际上是无法改写被一个作者写下的文本,就像“我”在日记本上写下的那句话:“当我想到这白纸黑字可能成为我的遗言时,心中充满了惆怅。如果我真该这样死去,那么至少得让我证实,当我最终被人发现时,已不再有谁说我是在撒谎,也不再有谁相信对我的判决是公正无误的。为此,我要把这份报告附在莱奥纳尔多的护照上,看看世人是怎么对待这一切的。”

最初的日记被写下,是一种意识的记录,当它再次被翻开被阅读,时间发生了改变,是不是意识也在这种改变中成为另一种需求?白纸黑字是一种证明,证明此时此刻的想法,所以称之为“日记”,它以明显的“*”为标志,在一次又一次地记录中完成生命在时间中的样子,但是为什么日记会成为“遗言”?又为什么在记录之外试图达到证明的目的:证明我不是在撒谎,证明判决并非是公正的,甚至要向世人证明我的所做所为是正确的?所以,日记的意义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现在,甚至超越了个体的死亡,它要在更远的将来,成为一种文本:独立于时间之外。

而这是不是为了走向一种永生?而永生的目的只能揭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必须在时间中死去,“我想我们之所以失去永生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的生死观迄今未改。我们搜肠刮肚,想方设法,企图保住我们活生生的躯体,殊不知最要紧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每个人都不可能永生,都会成为时间中的死者,但是生与死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肉体的存在的寂灭,而是要在意识中成为存在,也就是从日记到遗言再到证明的目的:从肉体束缚中逃离出来,在不死的意思里达到永恒,完成证明。

文本指向永生,如此,可以在文本意义上把我分成两种状态:肉体死亡之前和肉体死亡之后但意识不死。这两种状态是以什么作为标志的?还原到日记意义上的文本?“我写日记,是为了记下这些令人费解的怪事。”要写一本《幸存者的自卫》火《马尔萨斯颂》,而且就从“今天”开始记录,因为记下日记是因为我没有溺死,没有闷死,没有因为绝望而“而惨然自尽”——正是因为不绝望,所以不管是肉体还是意识都是活着的。所以以此的标记,一个人肉体没有死去,这个没有死去的肉体包含的时间不仅包括记下日记的今天,也包括今天之前的过去。

在日记里,我总是想起已经发生的过去,“不妨将我的生前经历概述如下:我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童年,每天下午几乎都在帕拉伊索大道度过;然后是被捕前那些无关痛痒的岁月;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逃亡生涯;最后是上岛以来的可怕遭遇……”这是最简短的回忆录,有童年,有被捕的岁月,有逃亡的经历,有可怕的遭遇,而这些回忆似乎又带向了“今天”: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小岛上?据我的回忆,是因为在命运悲惨的情况下,在走投无路的命运里,说服了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把我带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神秘海岛”。

这是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第一次绝望,而其实每次绝望都指向了肉体寂灭的死亡,所以当我踏上小岛的那一刻起,完全可以假设,我已经在绝望中死去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不公正的判决中,无论是逃亡还是送进监狱,其实都是一种死亡,而小岛似乎变成了死亡之前的一种幻觉:这里有博物馆,有教堂,有图书馆,有游泳池,有图书馆,还有神龛、陶俑、绘画、钢琴,如此种种怎么可能是一个无人的小岛?

这只是在物质意义上证明逃亡小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其实,在我的日记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指向了虚无:岛上为什么突然提前到来了“仲夏”?图书馆内的藏书为什么完好无缺?为什么那天岛上的所有照明设备都骤然亮了起来?为什么会看到神秘的登岛者?而且会出现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的千古奇观?幻觉出现了,而真正的幻觉就出现在那些神秘的登岛者到来之后,这里似乎就暗含了一条线索:只有他者的侵入,在自我意义上的意识才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神秘的登岛者,都在我之外,还有那一个女人,她总是在下午坐在岩石上观看日落,“然而,她的出现,在我冥冥厌厌的内心深处点燎了希望之火。”所以,幻觉像希望之火占据了意识层面,我起先是观察她,接近她,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的计划是,抢先一步赶到岩滩,摆出一副凝神观看夕阳的架势。她,或者惊讶,或者疑惑;渐渐地惊讶或疑惑转变成了好奇——共同的志趣或嗜好使我们的关系朝着可人的方向发展,她问我叫什么,我们成了朋友……”但是我的种种努力都无法走进她的世界,当我冒失地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没有任何反应,也对我视而不见;当我对她说:“小姐,请听我说”的时候,她依然无动于衷;甚至我指着旁边的大胡子,大声地用法语说:“留胡子的女人,福斯蒂妮夫人!”也依然没有改变什么。

比奥伊·卡萨雷斯:创造了拉美文学的“幻觉”

所以,我浑浑噩噩地得出两种结论:一是由于我近来一直在吃草根,据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善于配制一种难以入口的植物根汤,人一旦喝了这种东西就会长时间出于梦幻状态;第二种可能是,我认为一切的事的确发生了,也就是说登岛者的确闯入了小岛,并且让我在意识里产生了对他们的抗拒,也让我在女人面前点燃了希望之火。两种结论,我认为一种是事实,一种是记忆,当它们并列在我的意识里的时候,似乎我还是清醒的。

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清醒越来越趋向于幻觉,那个叫莫雷尔的人出现了,那个女人被叫做福斯蒂妮,而且他们总是重复出现,也就是在他们重复登岛的时候,天上就有了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就像西塞罗在《诸神的自然》中说的那样,“听我父亲说,在图迪塔诺和阿基利奥辖区曾经出现过两个太阳。”“从此以后,夜有二月,昼有二日。”这个“从此”是一种时间标志,其实在真正意义上,不管是幻觉,还是记忆,都指向了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我”早就已经死了,死后出现的幻觉,死后出现的意识,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永生。在保留了意识的死亡状态中,我推测了这些怪异现象发生的原因:一种是我传染了可怕的瘟疫,“不速之客,音乐和福斯蒂妮统统是梦魇的产物,是幻觉。梦魇还使我丧失知觉,看不到死神的逼近”;第二种可能是因为沼泽和视频的匮乏使我成为了隐形人,所以那些不速之客看不到我;第三种可能是梦,第四种可能是我遇到了鬼魂,“他们生前可能是好友,死后又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瘟疫带来的幻觉,还是隐形,不管是梦,还是鬼魂,其实都脱了肉体的意义,也就是说,种种原因都存在于意识里,而意识之存在就消灭了肉体的生,甚至在第四种意义上,不是他们是鬼魂,而是我本身就是鬼魂,就是幽灵,“这个想法使我欢欣鼓舞,因为它艺术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幽灵超越了生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凌驾于被不公平判决所劫持的肉体世界。所以超越在本质上是死亡的证明,“我的死亡日期可能是在法警进入我那又臭又脏的粉红色牢房的前几天”,或者是在上岛之前,“当时我驾着小艇,冒着烈日,浑身瘫软,全无知觉,很可能是死亡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死亡已经发生,但是超越死亡的意识没有死去,所以有了人迹罕至的小岛,有了可以让我继续研究的图书馆,有了不被人打扰的教堂和博物馆,有了自娱自乐的游泳池——如此种种,都在脱离那个让我痛苦的世界,让我寻找到自由,也是对于不公正判决的弥补。而在这些幻觉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神秘、优雅,甚至性感的女人福斯蒂妮,她虽然和那些登岛者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她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或者也是在弥补死亡之前的种种不公正。

所以,登岛者、莫雷尔、福斯蒂妮,甚至大胡子,都在进入我的意识世界,都在营造另一个灵魂世间——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曾经严格以每天为序的日记变得模糊,“*”错乱在各种幻觉里,也就意味着物理时间渐渐过渡到了心理世间,而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变成了自我的虚构——一种完全和肉体、和时间无关的虚构,而这个虚构的标志物便是“莫雷尔的发明”。在那个大厅里,在众人之中,莫雷尔说出了自己的发明,那写在黄色绢纸上的文件中说:“我的秘密在于我自作主张地把你们拍摄成了照片,当然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照片,是我的最新发明,我们将借助于它而获得永生。这一周的生活就是这种照片的原型,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已被悄悄摄录,并已经存入一种能使之不断重复的存储盘里。”

把人的一切拍成照片,利用类似于镜子的复制器械,把人复制下来,然后可以每天重复,这是让时间失去意义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死亡,就是走向永生:

通过我的机器,你们可以听到千里以外某人或某物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打开收音机收听某个波段的音乐;如果我打开嗅觉开关,你们还可以闻到远在天边的马德琳头上的茉莉花香;如果我打开触觉开关,你们则可以触摸她的头发或任何一个部位;倘若我打开所有开关,那么马德琳就会完完全全地出现在你们面前。当然这是另一个她,从镜子里分离出来并被赋予了她的声音、她的体温以及她整个可感、可闻、可视的躯体。这个她和真实的她一模一样,同时存在。假如换成你们自己,则你们会以为这是你们的化身或者化装、模仿得维妙维肖、真假难辨的神奇演员。

莫雷尔的发明是以永生的时间取代物理的时间,以照相里的影像取代肉体的生命,但是,“为了复制生命,我发明了生命复制机。须知,我复制生命而决不创造生命。”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人的灵魂到底在何处?重复的生命其意义在哪里?莫雷尔说重复是“永远感到新鲜、快乐”,因为所重复的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和愉快心情”,也就是把最好的部分复制下来,每天重复就是在重复新鲜和快乐,而正是这种复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的缺失,“我复制生命但不创造生命”,灵魂不可重复,不被创造的生命也只是简单的、机械式的循环,最后还是会取消新鲜和快乐。

所以,莫雷尔的发明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如何创造生命。而对于我来说,创造生命的唯一形式就是和福斯蒂妮在一起。我想要推翻那些形象,捣毁那些机器,撕烂那个胶卷,我闯进了莫雷尔的机器房,准备用他的发明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命体,但是我发现墙上的窟窿不见了,洞口被人堵死,也无法凿出一道小缝或者一个小洞,我就像被自己围困住了,和那个虚无的福斯蒂妮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其实,真正打破幻觉、寻找灵魂的办法,是让自己彻底死去,然后分裂为两种状态,就像在一个舞台上,一种状态是演员,另一种状态则是观众,“我感到自己被关在那沉入大海的潜艇里,感受着着被窒息而死的滋味,同时我又像舞台上的英雄,临危不惧、死而后已。”自我拯救,自我超越,所以肉体之死必然发生,彻底发生,这就是所谓的绝望——第一次绝望就是最后的死,不公正的判决将我带向了肉体之死的境地,所以我才会在幻觉中,在创造中,在梦里,带着灵魂,带着时间,带着我对福斯蒂妮的爱,再造生命。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走进了这另一个世界,我的形象和福斯蒂妮密不可分,和海恩斯、多拉、阿莱克、施特弗尔、伊雷内等人(甚至该死的莫雷尔)难弃难舍。”肉体在那里腐烂,坏死,病变、脱落,而我则和福斯蒂妮一起,而且为他人提供了证明,“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形象陪伴着福斯蒂妮。我不再把她视作不速之客,旁人则会把我俩当作一对卿卿我我、难舍难分的恋人。”那时,其实分裂的我也是观众,看着“我”和女人福斯蒂妮在一起,以永远的影像方式存在着,在另一个我的永生意识里一起走向天堂。

从肉体到意识,从形象到灵魂,从绝望到希望,都是在取消时间的意义,都是在制造公正的证明,都是在抵达灵魂的天堂,所以那些法律、机器、文明、疾病,都变成了我们必须弃绝的肉体世界,如此说来,不是他们侵入了我的世界,是我侵入了他们的世界,也不是莫雷尔单独发明了机器,而是我就是莫雷尔——另一个我,另一个将我置于死地的我:“也许我死后会莫雷尔同处一个地狱,而我又深深地爱恋着福斯蒂妮,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杀人或自杀。”

狂欢节的忏悔

编号:C38·2011203·0606
作者:(德)卡尔·楚克迈耶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80元
页数:167页

楚克迈耶的小说有着德国古典主义的特色,在《狂欢节的忏悔》中,我们读到的是一起发生在狂欢节上的谋杀案,调查此案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这过程中,各色人等出场,使故事在神秘气氛中逐步展开。


《狂欢节的忏悔》:揭下假面具的时刻来了

“因为不管谁谋杀了他,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而更坏的是,是我给了他生命。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难道我应该让只有穷人才不道德、不诚实的假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儿子……”

“是我给了他生命”是开始,“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是终结,当生命的意义在被预设的结局里走向死亡,这是不是早就注定的一个宿命?而这种宿命也在这个从星期六开始的狂欢节里上演着,这是星期一,是三天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潘内萨将和卡塔琳娜扮演王子和公主作最后一次“出巡”,但这最后一天却是潘内萨忏悔的开始,起点是为了走向终点,终点是在忏悔中寻找起点,“狂欢节的忏悔”就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解读着关于父与子,关于爱与被爱的寓言。

当潘内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教士会会员杭利策博士面前忏悔,当他说到死去的斐迪南是自己的儿子时,一个被遮掩的道德假象慢慢浮出了水面,周六那个龙骑兵士兵被刀刺死在教堂门前,他是去教堂忏悔?而在同一天晚上,一个被怀疑为凶手的人被捕。在周一的谋杀案调查中,无论是首席检察官克拉森博士,还是刑侦局长迈兹贝希尔,都无法得出最后凶手是谁的结论。而当案件被搁置下来的时候,潘内萨却对神父说:“我是凶手,是我害死了他。”

害死他,不是用那把带着M标记的匕首插进了费迪南的身体,而是因为自己生下了他却把他推向了必然的结局,在神父面前忏悔并说出自己是凶手,那时的潘内萨的身份是父亲,被害者是儿子,但是这种父与子的关系,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讲述出来,就像忏悔是内心隐秘的一次坦白,只有在面对自我的良心时,这种关系才变成真相。当父与子处在隐秘关系中,他们的身上必定有着一种面具般的标签:潘内萨是富人,是上层的代表,而且是狂欢节的“王子”,而斐迪南是穷人,是前往非洲的雇佣兵,是后来的龙骑兵战士,这是一种隔阂的关系,甚至是对立,就如潘内萨所说,穷人意味着不道德、不诚实,而当在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父与子关系的恢复,却让自己这个父亲也贴上了几乎相同的标签:“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

这是一种家族隐秘的标签,当斐迪南从博伊姆勒太太的肚子降生之后,这种标签就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被溺爱,游手好闲,总是敲诈潘内萨,之后因为逃脱违法行为的惩罚而离家出走参加了雇佣兵,当潘内萨给了他生命,斐迪南身上的标签似乎就难以去除,其实,对于斐迪南来说,身上的标签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潘内萨的儿子,是潘内萨放纵欲望的结果,当他结婚开始一种上层人的体面婚姻时,他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和克洛蒂尔德,也就是我的妻子之间并没有夫妻感情可言,从根本上说,她永不会真正成为我的妻子,她仍然是那个被娇惯的、任性的、养尊处优、只关心自己的小姐。”这是不诚实的婚姻,也是堕落的开始,当充满野性的特蕾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难以抵挡她的诱惑,即使她是一个仆人,““她身上有野性的疯狂,有种可怕的诱惑力。如果今天说她是一个女巫,那时她便是一个能使人发狂的小妖精。”欲望的世界里,那一颗种子就成为堕落的标记;但是这个在特蕾莎嫁给下人博伊姆勒而成为博伊姆勒太太之后,对于斐迪南来说,就变成了穷人,他无法颠覆这个标签,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宿命面前,斐迪南开始了反抗,但是他的反抗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寻找另一种掩盖的标签,甚至变成了更大的不道德、不诚实。

因为无法总是在潘内萨那里敲诈,所以他走上了盗窃,因为盗窃,他犯了罪,因为犯了罪,他离家出逃,最终他变成了远赴非洲的雇佣兵,“他说,非洲是个地狱,雇佣兵连狗屎都不如。”本来和朋友伯纳德说好一起逃走,但是最后伯纳德死在战场上,于是斐迪南和他换了衣服和身份,这是斐迪南的一种改变,他变成了“伯纳德”——一种面具生活开始了,这是斐迪南的第一次“死去”,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潘内萨也证实,他早已经死去了:“我起誓,作为下凯德利希的地方长官和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我曾经见到并鉴定过有美文件。此事毫无疑问。斐迪南当雇佣兵时在瓦道·阿什拉阵亡。”斐迪南用改变的身份“死而复生”,当他在星期六的“红科普”酒吧找到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克莱门斯的时候,开始了第二种“面具生活”。特蕾莎生下了两个孩子,她对于他们的态度迥异,斐迪南聪明,克莱门斯老实,而骨子里特蕾莎根本看不起克莱门斯,甚至认为一直以来克莱门斯在憎恨斐迪南,当斐迪南被人杀死在教堂大门前的时候,特蕾莎甚至怀疑克莱门斯是凶手,当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克莱门斯讲述了那天斐迪南找他的经过,斐迪南告诉他:“我得找一个人算帐,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个人得一辈子养活她。”那天他穿走了克莱门斯的军装,成为了“龙骑兵”的一员,这是他再一次改变身份,从当逃兵的雇佣兵变成了龙骑兵,但是这却把他推向了死亡。当克莱门斯在调查中说出了真相的时候,带着偏见的博伊姆勒太太不相信他说的一切,甚至认为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当克莱门斯要发誓的时候,博伊姆勒太太恶狠狠地说:“他不能发誓,生下来就缺一个宣誓手指。”而在后来克莱门斯没有了嫌疑回到家里,博伊姆勒太太却骂他是该隐,当克莱门斯拿出自己的两个金币作为安葬费的时候,她又尖叫道:“犹大!收起你的血腥钱吧!”

斐迪南换了身份变成了伯纳德,而自己却变成了在战场上的“阵亡者”,他和克莱门斯互换身份,变成了龙骑兵一员,不道德、不诚实的品行就是他戴着的一个面具,而他最后的死亡也是面具生活的必然结果。曾经他就是戴着面具成为了潘内萨儿子让马里埃,他不仅以“让马里埃”的身份骗走了表妹薇奥拉的首饰,而且还欺骗了她的感情,致使他怀孕。也正是这种面具生活,最后他死在了罗尔弗的匕首之下。罗尔弗的母亲是下层妇女,是“发泄性欲的牺牲品”,当丈夫抛弃了她,“她当时已经有孕在身,恶狗把她的衣服撕成碎片,把她的身体咬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生下了罗尔弗,而在山洞里出生的罗尔弗“像只小狗”,而且不会说话。这个残疾的可怜孤儿被薇奥拉的家人收养,在薇奥拉的照顾中他长大,而他对薇奥拉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喜欢我超过世上所有人。”也正是假让马里埃的到来,使得罗尔弗产生了仇恨,“罗尔弗对他的仇恨随着我的热恋不断增强。我知道,他曾经打过罗尔弗一次,因为他深夜到我房里来被罗尔弗拦住。还有一次在大花园一个隐蔽的凉亭中,我委身于他,窥视我们的罗尔弗以为他对我施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那天薇奥拉带着他去潘内萨家里的时候,罗尔弗发现了斐迪南,终于那把刻着M符号的匕首插进了斐迪南的身体。

不断变换身份的身体终于倒在了忏悔间的门口,在那一刻,他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不诚实、不道德的穷人,也是一个堕落的“儿子”,但其实这一切的悲剧之源也仍是那个戴着面具的父亲潘内萨,他拥有财富、地位、名誉,他是狂欢节的王子,是镇上的权力之父,但是他的内心里却充满了欲望,对于特蕾莎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婚姻的一种弥补,所以他在特蕾莎之后还会爱上了薇奥拉的同学卡塔琳娜,潘内萨对神父说:“我爱她,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一个是狂欢节的王子,另一个是公主,他们所谓的爱,其实就像狂欢节本身一样,是一种堕落的“面具文化”。

三天的狂欢节,人们都带着面具,小丑“亚巴斯”在那里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但是谁都不知道面具后面的那个人是谁,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相遇,他们却陷在狂欢节面具世界里,“有时,她突然转身,睁大眼睛盯着一位化装的男子或小孩,好像希望辨认出某个人似的。”而在那次彩车巡游中,已经向神父做了忏悔放弃了对卡塔琳娜之爱的潘内萨,看到的还是遮掩了本来面目的面具:“透过面具上的小孔,他们默默地注视对方的眼睛。卡塔琳娜的面具在眼睛和嘴的开口处都已潮湿。他不知道那究竟是眼泪还是呼出的热气浸湿的。”戴上面具,就是遮掩,就是隐蔽,当面具成为狂欢节的道具,狂欢节就是一种试图掩盖堕落、罪恶的“面具文化”狂欢秀。

狂欢节从潘内萨的父亲时代开始,潘内萨的父亲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效忠宫廷,获得过世袭的贵族头衔,自称为封·潘内萨,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成为了狂欢节筹备委员会主席,他把筹备狂欢节活动以及各种礼仪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钱财,而用金钱打造的狂欢节实际上就成为彻底放纵自己的节日,“各个阶层的人,不论高低贵贱、老少贫富,都轻松愉快地参加这一盛大的节日娱乐活动,并常常打破常规,混在一起,彼此互换角色。”白天是看热闹,开玩笑,而当夜色降临之后,“他们的血便沸腾起来,狂欢活动也就增添了寻求刺激的成分。人们追求异性,放纵自己,希望逮住一个陌生女人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或者亲吻姑娘们漂亮的脸蛋。”

在面具的遮掩下,在黑夜的隐蔽下,堕落放纵的生活开始了,而正是这种所谓“追求高尚的精神享受”,却慢慢变成了小市民的庸俗消遣和闹剧,是“遵命取乐”,甚至以一种“近乎宗教礼仪的秩序”取代了信仰,所以在狂欢节前夜的周六,教堂里却异常冷清:“狂欢节的星期六似乎未能招来更多的忏悔者。即使在饰有玫瑰花环的圣母祭坛前,也只有几个老妇人在躬身等待晚祷。”这是一种讽喻,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而当命案发生之后,当宿命的真相被揭开之后,“揭下假面具的时刻不知不觉到来了。”揭下面具是为了看清那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期望一种爱,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终于在一起,“他不再是那个被痛苦的思念所折磨、所苦恼,在巨大的忧虑和担心中煎熬的青年,那个在大厅里四处彷徨寻觅的幽灵,而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一位恋爱者和占有者;一位勇敢的骑士。”被误解的克莱门斯终于和罗莎姑娘在一起,“抱着她,怀着热切的渴望,深深地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在爱的感召下他放弃跳进莱茵河自杀。甚至对于潘内萨来说,也在神父面前说到了一直想要的爱,“摆脱一种没有爱、不被人爱的生活。”但是这种所谓的摆脱并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在面具文化中隐藏自己“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所以神父对他说:“谁不想摆脱束缚他的一切?一个不称职的神父想脱去他黑包的长袍,因为职务上的担子,上帝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但是,他必须继续穿着它。”

“必须穿着它”更像是一种责任,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当潘内萨放弃对卡塔琳娜,在面具的小孔中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似乎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爱也披着虚假的面具,甚至是一种悲剧之源,博伊姆勒太太对斐迪南之爱,罗尔弗对薇奥拉之爱,都在爱的名义中走向了一种变形生活,就如薇奥拉所说:“我过去不懂得爱,现在我懂了,它是一种可怕的、毫无怜悯的暴力。”不管是虚假之爱,还是面具文化,对于放纵的狂欢节只有唯一的一种救赎之路,那就是忏悔,在忏悔中揭下面具,在忏悔中承担责任,在忏悔中回到应该的自己:“我觉得良心是在我们身上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而仅仅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样—种结果就毫无价值。”

帕洛马尔

编号:C38·2011203·0605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80元
页数:167页

39个片断构成了一个孤独失落的现代人,“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善、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在呓语中,卡尔维诺写道:“既然帕洛马尔先生现在已不再要求世界给予他什么,他的心情应该感到轻松,而且应该发觉世界也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世界已不再需要关心他了。”

八月的周日·缓刑

编号:C38·2011203·0604
作者:(法)帕特立克·莫迪亚诺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243页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六十年代回归现实主义潮流中产生的一位成绩卓越的作家,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经常获得者。他追求朴实的文体,并十分着意于小说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在作者精心安排的叙事顺序中凸现无疑。看上去自然的不经意的叙述,事实上隐藏着作者极其精妙的安排与雕琢。在小说中,相互错乱的回忆象隽永的流水缓缓地重复地流过,我和幻想中的爱人重新拥吻在一起,“在这些八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再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八月的周日·缓刑》:现在,我们可以动身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
——《缓刑》

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就是时间的标志,它在走动,它在变化,它是具体的,它一定标志出了我十岁时在巴黎郊区的村庄生活,也一定显示了我二十岁时回到街区写作第一本书的遭遇,当然,也证明了让·D.自己在多尔代恩街时期的那段7年坐牢经历,时间就在那里,在手表的表面画出一个循环的轨迹,从最初的秒开始,组合成为一圈的分,分组合成一圈的时,时组合成一天,一月和一年。

如果手表是确定的,那么时间一定也是确定的,十岁时,二十岁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但是当时间变成了历史,当历史变成了记忆,是不是手表会变的不确定?是不是像美国篷车一样会有一天不出现,或者会像让·D.一样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当我和弟弟住在巴黎郊区那个村庄家中的时候,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在某种回忆中走向了另一个出口。母亲在外地巡回演出,父亲总是奔波在布拉柴维尔,他们缺席在这个家中,或者说,这个家本来就是真正的家,它其实只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临时之处。

所以十岁构成了一个缺失的时间体系,除了父母不在身边之外,花园深处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前药剂师上吊自杀的那根平台上的绳子,以及“他们”溺死在河里的传说,都组成了关于一种缺失的死亡意象,“在花园的两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二棵梨树。”当死亡在另一个时间里发生,这充满生机的果树是不是对于死亡的遗忘?在那个村庄的家里,有约莫40岁的小埃莱娜约,有在马戏团的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以及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白雪,似乎也像那些果树一样,在我缺失的时间里围成一个圈,成为生活中新的注解。还有经常来的弗雷德、罗谢·樊尚,以及让·D.,都充实了巴黎郊区的缺失岁月,甚至阿尼还在贞德学校的老师面前自称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旅行的间隙来看我的父亲,他们所组成的是一种新的时间,那里也有秒分时,也有年月日。

可是,贞德学校把我开除了;可是,阿妮总是离开,弗雷德的侄子说:“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可是,真的学校对面的别墅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可是的可是,让·D.的敞篷汽车也没有开来,这个曾经做过七年牢的男人,似乎谁也没记得他为什么坐牢,而和别墅有关的“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科萨德侯爵完全是一种想象,他们是神秘的,神秘意味着在时间里成为一个悬念,所以即使有秒分时,即使有年月日,也只不过停留在表面的标志,“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20岁。”

二十岁,和十岁时相比,只不过记忆的延长,只不过是缺席的继续,阿妮还在卡罗尔哭泣,不是一整夜,是整个一生;报纸上关于空中杂技演员埃莱娜·托克遭遇的严重受伤事故也是小埃莱娜生活的重现,“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而白雪的不辞而别意味着我们要住到对面房子里,之后一切就变成了空白:“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时间,空的记忆,当我正在格雷齐沃广场的顶楼房间写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时间被写进了书里,成为文本的一部分?

当戴帽子的宪兵走进来,对我们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的时候,时间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问,“在哪里”看上去是关于空间,关于方位的,但其实是关于时间的,那个在2月的晚上发生在马里尼翁街的事情是不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父亲被捕了,警察颁布的新命令是:“禁止犹太人在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没有证件也是犹太人,也是被禁止的对象,即使父亲利用月色昏暗和囚车前警察的疏忽逃跑了,但是当这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定发生在无法逃避的时间里,所以当宪兵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他们死了。”死了就是让时间停止,让时间消失,让时间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

死了,在时间之外,而死了又回到了那个缺失的意象里,又回到了坟墓、绳子和溺死的河,变成了卡罗尔的哭泣,空中受伤,军队征用的别墅,又回到了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记忆,就像时间在表面上走动,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它只是一个循环,甚至是在从十岁到二十岁的延长中成为一个“缓刑”——当战争,当命令,当军队成为时间里具体的参照物,一切都无可逃避。而《缓刑》之前的《八月的周日》呢?这也是一个时间,七年前的尼斯,40年代的房屋,那个夏天的海滩,也在表面显示出秒分时,显示出年月日。

“正是从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起,我们感到了某种模糊的犯罪感和我们应当回避一些事情——但不很清楚是什么事情——的信念。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尼斯是应该成为终点,时间的终点,感情的终点,逃避的终点,以及那颗南十字星的终点,但是终点是死亡还是缓刑?“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七年后当在尼斯的甘必大林荫大道遇见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的时候,时间仿佛又回来了,那里有西尔维娅。但是目光和目光是不同的,就像时间和时间是不同的,死亡和死亡也是不同的。西尔维娅是说?如果回到七年前,她是不是坐着晚上10点的大车来到尼斯的女人?是不是带着那颗价值150万法郎的南十字星钻石的女人?是不是称为“维尔库尔夫人”的女人,那么和我共同打算来到尼斯然后去往国外的西尔维娅到底是谁?

西尔维娅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维尔库尔是谁?我是不是就是被叫做“亨利”的摄影师?这里可以用时间画出三个不同的叙述场景,一个是重新相遇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这是七年之后的重逢,里面没有西尔维娅,或者没有直接出现的西尔维娅,她在维尔库尔的叙说中:“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有这种可能,我没有和西尔维娅(维尔库尔夫人)结婚……我的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当然,她在我的否定中,“我不想和您谈论西尔维娅。”当维尔库尔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西尔维娅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必然是一种分叉的叙述,维尔库尔说的西尔维娅是谁?我想到的西尔维娅又是谁?或者并不是西尔维娅,连我自己也不是同一个人,“我不叫亨利。”所以维尔库尔抱歉地对我说:“原谅我……我把您与另外一个人混淆了……”所以后来他寄给我的信中说:“请放心。您将不再听人谈到我。也不再听人谈到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不是同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最后维尔库尔也消失了,这个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的男人,后来我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个七年后的时间里,西尔维娅、我和维尔库尔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很可能时间是虚构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是虚构的,曾经说起过的瓦尔-德-马恩省、马恩河畔也是虚构的,当这一切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七年就变成了在表面上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的那块手表。

而且,在这个虚构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南十字星钻石。仅仅显示在某个出错的时间里?但是为什么维尔库尔会写下纸条,那字迹不是证明了时间?“最惊人的是,他把这句话写给我,而这正是他还活着的一个具体证明。”一条线索,其实出现在七年前西尔维娅到达的那个时间里,“在另一个晚上我曾经从这座平台看到维尔库尔斜背着皮包从附近走过。他最后消失在从我们面前逆光走过的人影中,西尔维娅和我觉得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如此衰老……”一个冬日的星期日傍晚,不是八月的周日,也不是西尔维娅到达第二天的周日,但是周日和周日,维尔库尔和维尔库尔,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第二种时间开始了,它以“过去在下午”作为叙述的开端,“过去”和“下午”将我带向了回忆,本来只身在那些照看孩子的父母中间,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当维尔库尔成为身后的跟踪者,过去的下午就变得让人不安,来到尼斯,应该是放弃了以前的一切,然后从零开始。这是保证时间安全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维尔库尔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其实,真正如幽灵一般的是西尔维娅那颗南十字星钻石,在刚到尼斯的时候,在一家法兰西书店里,我看到了一本名叫《宝石传记词典》,在“南十字星”的词条里记载了和这颗钻石有关的故事,它曾被拍卖、被盗,而和它有关的人或者被绞死、被谋杀、被枪决,以及失踪。

刚到尼斯,被写进文本里,这是不是一种预言?而预言本身就是对于之后时间的一种证明,它从历史出发,就像从七年前出发,必然抵达现在的时间,就是归零的周日。所以那个在后面的维尔库尔、关于南十字星的预言,以及尼斯本身,都成为了一种预兆,“我们重新嗅到了房间里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当我结束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回来时,我们经常感到这种潮湿和霉味注入我们心中的孤独感。
”还有滑进我们生活的美国人尼尔夫妇。只是在一次用餐时认识,他们便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还开车邀请我们去那幢别墅,“可是说来也怪……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过面……”偶然滑进生活,却是曾经见过面,这又是一个预言,而当这些预言在周日的时间里蔓延开来的时候,一切都成为无可逃避的缓刑。

当我后来再次去往尼尔夫妇的那幢房子的时候,那里的人告诉说,这是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一座房屋,30年代的时候,这座称为“蓝色城堡”的房子属于一个名叫维尔吉尔·尼尔的美国人,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公司的所有者,当战争爆发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妻子虽然还留在法国,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蓝色城堡被查封,后面便成为美国使馆。和房子一样,曾经载着我和西尔维娅的那辆车子也不是尼尔的,他是孔代-若纳先生的车子。这些故事就是孔代-若纳告诉我的,而他对于这个错误,用了一个让人不安的词:“一个幽灵的故事……”

是不是又如预言一样?时间从现在回到了一年前,从一年前回到了三十年代,回到了战争时期,但是谁也没有在场,包括南十字星的传说,包括蓝色城堡的过去,甚至包括七年前我们身后的维尔库尔,他就是那个弗雷德里·维尔库尔?就是没有和西尔维娅结婚的维尔库尔?就是写给我纸条的维尔库尔,就是法兰西皮革公司职员的维尔库尔?多重身份,他已经变成了多维度时间里的人物,所以在那个八月的周日,那个尼斯,在一种确定的时间空间里,关于维尔库尔,关于蓝色城堡,关于南十字星,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

南十字星在西尔维娅的身上,南十字星价值150万法郎,南十字星被尼尔看见开始介绍客户,一种虚构慢慢解构了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尼斯不见了,七年后的时间不见了,甚至西尔维娅也不见了,它被科科-比施高级餐厅、被晚上要去往的戛纳代替,而当我下车购买了一包烟而返回的时候,那辆尼尔开着的车不见了,西尔维娅不见了,南十字星也不见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只有预言,只有虚构,没有车牌,电话无人接听,而那个尼尔根本不是尼尔,他叫“保尔·阿莱桑德里”,只是一个“坏朋友”:“尼斯是座危险的城市,人们在尼斯有时会遇见一些坏人……”

从七年前到七年后,从确定的尼斯到虚构的尼斯,从熠熠发光的南十字星钻石到被预言的南十字星钻石,只留下我——我是谁?亨利?西尔维娅的情人?或者一个摄影师?当时间再次回到那个八月的周日的时候,一本名叫《河滩》的画册成为寻找线索的证明,我在结识西尔维娅几天前拍摄的照片,是在马恩河畔的餐馆平台上,背景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维尔库尔,另一个是以尼尔的名字和我们打交道而实际上叫保尔·阿莱桑德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坐在平台上,为什么会进入我拍摄的照片里?也是预言?“看见他坐在马恩畔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仿佛从一开始起,虫子就已经呆在水果里。”

虫子早在水果里了,就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结局,预言是用来印证的,所以当西尔维娅在海滩上出现,当我认识西尔维娅的婆婆和丈夫,当我拍下照片,当我们开始携带南十字星准备离开,其实一切都无法改变,它更像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故事——关于战争,关于死亡,关于逃避,关于那些被毁灭、背叛的生活。西尔维娅的婆婆维尔库尔夫人说起的电影艺术家艾莫,“据说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一道街垒上被一颗流弹打死了。”还有那个本来可以行使的河湾,还有丈夫,还有马恩河,曾经它们都是阳光里的一部分,但是闲杂一切都改变了,“它们带来厄运……我的丈夫死于马恩河边的一次无法理解的车祸……我的儿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结果成了个阿飞……而我呢,我将一个人在这死气沉沉的景色中衰老下去……”而那个电影艺术家也根本不是被流弹打死的,“有人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这不对……这是一种灭口……是由一些在战争期间经常去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人干的……他认识他们……。”

时间其实回到了那个确定的战争年代,回到了和生命有关的存在状态,回到了一种带有忧伤甚至悲痛的回忆里,时间是一个幽灵故事,虫子早就在时间内部了,所以当最后西尔维娅拿了南十字星离开丈夫离开家和我一起开始了逃亡,是不是也像那些战争、死亡一样,成为对于时间、对于生命的背叛,是不是要承受一种缓刑的痛苦?“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他争吵……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西尔维娅和南十字星钻石,将我们带向罪恶的体验中,而这种罪恶反倒在那个虚构的蓝色城堡、虚构的尼尔、虚构的维尔库尔中,变成一种结束。“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

动身,即使从七年前的时间离开,就是从尼斯的梦想中离开,就是从战争的阴影中离开,“我们的惶恐不是来自和这枚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宝石的接触,而是来自生活本身。”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南十字星的预言和背叛,但是当它消失在虚构本身里的时候,逃避的时间让我们脱身,让我们离开,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里再没有被区别的时间,被区别的西尔维娅,被区别的维尔库尔,被区别的历史和现在:“在这些8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战时之恋

编号:C38·2011203·0603
作者:(法)弗朗索瓦斯·萨冈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10元
页数:203页

一个女人陷在两个男人之间,没有最后的目标,只有无穷尽的犹豫。在萨冈的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感情往往是社会造成的,这部小说出版于1985年,小说表现的主题却是在40年前的二战期间,灵与肉交织的矛盾在萨冈看来也只有通过社会来解决,而最后主人公奔赴抗战前线就是萨冈的心灵归宿。


《战时之恋》: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

她的一生都是假像所造成。是出于好奇而不是爱情她有了第一个情人;是出于不慎和无知而不是母爱她怀上了吉哈德的孩子;是为了委曲求全而不是为了分享他的生活她嫁给了吉哈德;是由于一次偶然事故而不是由于计划或反感她流了产;是为了不使吉哈德难过而不是由于她喜欢奥地利她才来维也纳安家;是由于好意和礼貌而不是出于情欲她有了情夫;是出于生活的激情、对生活失望的激情她忍受了精神上的沮丧;是由于胆怯和善良而不是对生活的热爱她才没有自杀;是由于害怕孤独而不是爱他,她才让吉罗姆爱她;是因为害怕去美国这一陌生国度她才留下采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不是因为要勇敢地反抗纳粹的残暴;是由于疲劳而不是由于倾慕与温柔她委身于吉罗姆;直到现在,只有一件事是出自她自愿:与夏尔同床共眠,是出于肉体的欲望,是因为她喜欢夏尔,因为夏尔那富于传染力的欲望。
——《第十二章》

这是她人生的分界点: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婚姻,曾经的生育,以及曾经参加的抵抗运动,都变成了对自己的误解,甚至都成为了虚伪的存在,而当她醒悟过来,一生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她可以为了爱情而拥有爱情,她可以对生活充满热爱,她可以勇敢地反对纳粹,她也可以用赤裸的身体唤醒欲望。当撇除了活在曾经里的自己,一生的假象都消失了,而消失之后她的面前就站着一个英俊的、善良的、纯真的、亲切的男人夏尔。

一生的转折,是因为一个男人出现而改变,对于艾丽丝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酝酿已久的感情得到了唤醒?是不是真的可以彻底抛弃所谓的原则站在本性的高度上?是不是可以真实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样一次抛弃假象的觉醒,就像是在抛弃曾经的爱人吉罗姆,从吉罗姆到夏尔,作为人生不同标志的两个男人,艾丽丝最后关于人生的转变其实是对于男人的选择,就像这一次她用菲薄的、微不足道的肉体作为礼物报答了吉罗姆,却最终走向了属于夏尔的方向,选择就是一场战争,“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习俗与她的本性之间阴险而激烈的斗争。”而当做出这个选择,当真实面对夏尔的爱,艾丽丝是不是这一场持久战的胜利?

这是内心有关爱的战争,而在外部,世界也笼罩在战争中,战争总是以某种残酷的方式上演,战争总是要失去一些最珍贵的东西,“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对于艾丽丝来说,真正突然的战争不是和1942年有关的那场抵抗运动,而是内心持久战中失去和得到的选择。那是夏天,是爱情萌发的季节,当艾丽丝和吉罗姆以抵抗运动者的身份来到外省时,他们甚至暂时远离了战争,因为这是非占领区,德国铁骑还没有踏上这片土地,德国炮火还没有烧到这里,当然那一切的抵抗也暂时远离了生活——夏尔的出现,本身就带着非战争的诸多元素,他是一个和战争无关的符号。

和吉罗姆来到这里,找到了吉罗姆的朋友夏尔,1942年夏天属于艾丽丝的战争就这样突然爆发了——突然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之所以直接进入了心里,是因为艾丽丝第一次发现自己就是在虚假中活着。一边是吉罗姆,和他有关的记忆是下等旅馆的门,是昏暗的街,是车站站台,是临时住房,是刚解开的行李,是凄凉、肮脏、陌生和悲惨的形象,这一切“最终归结成抵抗运动的场景”,而吉罗姆带着她来到这里也无非是一个目的:说服夏尔,让这个多菲内地区的制鞋商牺牲自己的利益参加抵抗运动,“要他作好准备,他的工厂可能被烧毁,他的工人可能被枪决,他自己可能遭受严刑拷打,他的房子可能被烧为灰烬。如果他想保持我们对他的尊重,他就要敢于拿这一切去冒险。”在吉罗姆看来,这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担当,即使吉罗姆反对夏尔成为一个被一件并不高雅的事激怒的绅士,需要的是“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去冒生命危险的男人”,而当他把艾丽丝带来并将其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所谓生活,所谓的朋友,甚至所谓之后的爱情,都变成了一种政治。

而夏尔作为制鞋商,对国家的命运采取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他诧异于吉罗姆说纳粹的残暴,甚至反问“听说那些日耳曼人还是很有礼貌的,是吗?”而他和吉罗姆激烈地为贝当元帅的功勋、为占领者的良好教养辩护,只是为了更主动接近艾丽丝。所以夏尔在看到艾丽丝的第一眼就有了一种爱的冲动,他甚至想要向吉罗姆表露真情:“艾丽丝是我的,是属于我的,我需要她,我要她,我爱她。我想引诱她,更糟的是我想留住她。你把她带到这里来是疯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全力以赴。”夏尔的爱如此被激发,对于艾丽丝来说,这一种强烈的感觉也击中了她:她从夏尔栗色眼睛、丰满的唇和厚厚的鼻子中看到了更多的生命活力;当她和夏尔棕色的、男性味十足的、孩童般纯真的眼睛相遇,她感觉到的是“不掺和丝毫的含糊和傲慢”——甚至直接就问起了他以前的妻子。

这是1942年夏天突然爆发的战争,艾丽丝面对着两个男人的目光,面对两个男人的选择,从而为自己打开了一条解读人生的出口,“整整一年,她不停地逃;与吉罗姆东躲西藏;整整一年,她一直在担惊受怕,又很鄙视自已的恐惧。现在这一刻,她站在这间外省的房子格格作响的地板上,看着被两只狗在夜里踩得嘎吱嘎吱响的沙砾小路,她忘记了在黎明时分踩在这沙砾上的可能是另一双脚,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外省、非占领区、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切构成了艾丽丝抵抗生活之外的风景,她的好感是自由地流露,而在吉罗姆那里,让夏尔保持对他的好感本身就是政治的目的,但这政治在两个人的真切的目光中转变为欲望之下的爱情。

而其实,夏尔对战争的拒绝有着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想杀人……也不愿被人杀,我不愿意再看到这些。”这是夏尔的态度,那个曾经一生奔忙的人,那个曾经照顾母亲养活兄弟姐妹的人,那个希望啃完法律书籍能出人头地的人,却在持续了三天的战争中死去,留下最后一句话是:“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很遗憾,桑伯拉先生。”战争夺走了这样一个爱生活的人,夏尔总会想起他的死亡,所以他拒绝杀人也是为了远离战争的残酷,远离死亡本身。而当他得知艾丽丝的丈夫是犹太人,被关进过集中营,虽然艾丽丝并不爱他,但是参加抵抗组织的她也面临着被追捕的可能,而追捕被关进集中营就意味着走向同一条路,所以夏尔也拒绝了吉罗姆和艾丽丝的计划,“您冒的危险要少多了,我不想让他们把您关进集中营,而且我绝不会让他们这么干。”

拒绝是为了让她留下,而对于艾丽丝来说,和两个男人的距离渐渐拉开,一边是把一切都政治化的吉罗姆,一边则是坦诚的夏尔,她无疑向着夏尔靠近,但是内心来说,她坚持认为不是夏尔改变了自己,而是自己被某种内在的东西唤醒了。当三个抵抗组织成员落入德军的魔掌,吉罗姆建议去巴黎营救,他作为营救的主力和其他组织成员汇合,而夏尔则和艾丽丝在巴黎打探消息——巴黎之行对于两个人来说,是最后靠近的机会,在这里他们虽然是作为抵抗组织相关人员而出现,在这里他们也遭遇了德国兵的盘问,甚至最后在冲突中被关了进去,但是他们还是被保释出来了,而两个人相通的房间成为他们走向彼此心灵的通道,他们终于开始爱着,“伴随着肉体的满足而来的平静心境使他们感到这是最亲近的时刻,在这难得的时刻,心灵长时间地分享着肉体的感觉和平和,情人们此时可以没有慌乱、没有崇拜,没有痛苦地互相抚摸所爱的肉体,心中有种奇怪的同情感。”

没有慌乱,没有痛苦,当然也没有虚伪,在肉体和肉体的相融中,在爱情与爱情的交汇中,艾丽丝把假象的过去都抛弃了,她找回了自己,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爱,找回了生命中的真实和自由——这一点只存在于夏尔身上,而吉罗姆在她看来,是有着双重人格的存在,“吉罗姆身上同时存在两个人,一个随时准备受诱惑、被人爱,要笑,要倾吐心声的人;另一个忧心重重;冷漠苦恼的人……”吉罗姆的双重人格,其中的一面其实就是夏尔,善良、纯真、亲切和真实,也正是在这一面上唤醒了爱情,所以吉罗姆反而成为了反面,成为了情敌——只有在夏尔的世界里,她才感到什么是幸福,才感到什么是自己付出和得到的幸福,“一切都很美好,幸福永远是清白无罪的,这一点她始终是清楚的;正是她失去幸福的时刻使她陷入深深的绝望。这个地球上只有不可原谅的不幸。”

爱情是爱情本身,幸福是幸福本身,当艾丽丝终于要留下来,吉罗姆走向了“外面的世界遍地死尸”。死亡的对立面是活着,幸福地活着:夏尔和艾丽丝住在那块未被侵略的地方,那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地方。而当吉罗姆被捕的消息传来,艾丽丝还是选择启程离开此地,她给在里昂的夏尔留下了一封信,她希望自己能在15天后回来——当时两个月后夏尔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实际上,当艾丽丝选择了夏尔看上去选择了真正的爱,但是当吉罗姆被捕之后她又为什么启程进入政治化的生活?“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艾丽丝就是在这样一种战争状态下面对夏尔和吉罗姆,但是当她去除了虚假的生活而走向真实,却并非是一种决然,她对吉罗姆的定位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对夏尔的定义是一种自由的人:

艾丽丝体验到一种归己所有、归己占有的感觉,过去她从未有过,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且为了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独立,她总是鄙视、拒绝这种感觉:这种占有的感觉在艾丽丝身上复苏,也许正是因为夏尔这个男人是那么自由,是那么毫无做作的自由,是那么独立,又是那么孤独,尽管他很善交际;他是那么不受生活的奴役,他在生活的享乐中又是那么孤立;这个男人是那么充实,那么敏锐,那么完美,那么稳定,与她以前的情人截然不同,他与她认识的和爱过的人是那么不同,与脆弱的吉哈德、与脆弱的吉罗姆相差甚远,与所有那些具有双重人格、只会自我折磨、需要艾丽丝而且为了艾丽丝敢于舍弃一切的男人不同。

在这样一种对比中,艾丽丝做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自然人为将吉罗姆和夏尔放在对立位置上,就像战争中有敌人和战友,而这种选择也是对于艾丽丝内心的呼应,或者说,吉罗姆和夏尔代表的正是艾丽丝的两重人格,所以在离开吉罗姆投身于夏尔的怀抱之后,她自己也陷入到内心构筑的二元对立中,所以当她留下一封信而启程,是暂时选择了吉罗姆的生活,但是最后艾丽丝在没有回到夏尔身边,在这样一种无一逃脱战局的形势下,故事走向了一种几乎完美的结局:“不再固执己见的夏尔·桑伯拉毅然参加了抵抗运动。”这是一种自发的、自由地选择,是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的行为,而这一行为本身和吉罗姆当初的选择又有什么区别?

一切又回到了夏尔出现之前的生活,一切又走向了内心的那场持久战,一切都还没有走出1942年夏天的那个预设,“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

爱物

编号:C28·2011029·0596
作者:马原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459页

这里的小说都有西藏式的叙事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原是属于西藏的,那种迷幻,那种梦境,使他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美,总是恰到好处地让你流血。《爱物》是马原文集的第三卷,内收短篇小说36篇。

上下都很平坦

编号:C28·2011029·0594
作者:马原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定价:8.00元
页数:241页

读马原的小说你必须密切注意每一个文字,不让它们轻易从视线中消失,因为一不留神,你就会落入马原的圈套。“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就会发现大路笔直,上下都很平坦。”《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里他还是表现他的知青生活,但那种生活背后却总是有一个影子扰乱我们的阅读,在并不笔直的大路上寻找出口。